桑巴特问题的探究历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程论文,桑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桑巴特问题即“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是一个引起不同学术领域众多学者关注的著名论题。它不仅是美国史研究中无法忽视的重大问题，更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研究中富有魅力的难题。从20世纪初开始，无论是社会主义理论家还是自由主义思想家，许多学者都曾参与此问题的讨论，其中一些人还是拥有世界声望的著名学者。有意思的是，这个问题经过一百多年的争论至今仍然没有能够达成共识。更重要的是，它不仅涉及对美国社会发展、国家特性和对外政策的把握，而且涉及对发达国家社会变革与社会稳定的研究，甚至涉及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的未来等等，一系列根本性的和全局性的问题。毫无疑问，该论题具有极强的学术性、拓展性与现实性。但是很遗憾，这一重要论题在改革开放之前一直被排斥于国内主流研究的范围之外，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学者才陆续开始关注、介绍和讨论这一论题。回顾国内外学术界对这一论题的相关研究，有助于推动国内学者进行更广泛和深入的讨论。如有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
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是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必然产物，因此，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越是发达，就越能产生强大的社会主义运动。学界一般认为，美国在19世纪末期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按照上述理论预期，欧洲的社会主义者普遍对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抱有很大希望，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期一些著名的社会主义者，如德国的伯恩斯坦、考茨基、倍倍尔、英国的海德门以及法国的拉法格等都表达过类似的看法。①然而同他们的希望和预测相反，像欧洲那样影响广泛的社会主义运动在美国迟迟没有出现，而且20世纪的美国社会主义运动总体上是沿着日趋陷入低潮的方向演化的。正是这一似乎反常的现象激发了有关“美国例外论”②的长期争论。
事实上，美国的独特性很早就引起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注意。1851年8月，恩格斯在写给魏德迈的信中谈及美国的特殊性，“过剩的人口很容易流入农业地区，国家正在不可避免地迅速而且日益加快地繁荣，因此他们认为资产阶级制度是美好的理想等等”③。1851年12月，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写道：“像北美合众国那样；在那里，虽然已有阶级存在，但它们还没有固定下来，它们在不断地运动中不断更新自己的组成部分，并且彼此互换着自己的组成部分；在那里，现代的生产资料不仅不和经常的人口过剩现象同时发生，反而弥补了头脑和人手方面的相对缺乏；最后，在那里，应该占有新世界的物质生产的那种狂热而有活力的运动，没有给予人们时间或机会来结束旧的幽灵世界。”④虽然他们已经注意到相关的一些现象，但是并没有从理论上给予特别关注，毕竟他们研究的重点在欧洲。
此后几十年中，尽管在美国的德国社会主义者做了很多努力，但是一直没能吸引大批土生土长美国人的支持。1887年，在《美国工人运动》一文中，恩格斯写道：“美国的舆论几乎一致认为：美国没有欧洲式的工人阶级，因此，那种使欧洲社会四分五裂的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阶级斗争，在美利坚合众国不可能发生，所以社会主义是一种舶来品，决不能在美国的土壤上生根。”⑤在分析过美国的最新形势之后，恩格斯认为：“造成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之间的鸿沟的原因，在美国和在欧洲都是一样的；填平这种鸿沟的手段也到处都相同。”⑥换言之，恩格斯认为，美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并不存在例外，终将与欧洲的运动走上相同的发展方向。可是，后来的事态表明，美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并没有按照预期的方向发展。当时，恩格斯曾在信中严厉地批评在美国的德国社会主义者。1893年12月，恩格斯在写给左尔格的信中说他们“大多数不是优秀的”，“绝不是德国党的真正代表”等等，但同时也承认：“不能否认，美国的情况的确也给工人政党的不断发展带来十分巨大和特殊的困难”。⑦
对于美国例外论的难题，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有过一些初步的思考，但是未能给予全面系统的研究，所以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难题。马克思曾指出，美国体现了“资产阶级社会的最现代的存在形式”⑧。但是，由于美国社会“不是在封建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国家和一切以往的国家形成不同，从一开始就从属于资产阶级社会……并且从来未能用某种自我目的掩饰起来……资产阶级本身的对立仅仅表现为隐约不明的因素”⑨。于是，美国才具有一些特殊性。相比之下，恩格斯的回答更加系统一些，他从政治、文化和经济方面列举了美国的三个基本特点。首先，美国实行两党制，支持第三党的选票都会成为废票；其次，外来移民把工人分成两派，移民本身又分成一些小派别；再次，保护关税制度和日益繁荣的国内市场使工人处于欧洲所没有的兴旺状态。⑩其中第二点，恩格斯认为特别重要。除此之外，恩格斯还在其他地方论及其他两个阻碍美国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因素。一个是前面提到过的，即过剩的人口很容易流入众多的农场，另一个是德国移民中存在的宗派主义，他们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不认真学习美国的语言和了解当地的情况。在后续的研究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列举的几个方面，将会被后辈学者改头换面地予以表述，下文将会论及。至于恩格斯所说的最后一点，后来的历史表明，土生土长的美国社会主义者并没有比德国移民做得好多少。
使“美国例外论”闻名世界的是德国学者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在他学术生涯的早期阶段，桑巴特比较亲近马克思主义。在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出现之前，桑巴特被看作是马克思在学术界的拥护者，他甚至一度自称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11)他至少仔细地研究过马克思的理论，并在其著作《现代资本主义》第三卷的导言中对马克思明确地表达了钦佩和感谢。对于桑巴特在解读马克思理论方面的贡献，恩格斯曾经热情地称赞道，“维尔纳·桑巴特对于马克思体系的轮廓，总的说来做了出色的描述。第一次由一位德国大学教授，做到了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大体上看出马克思真正说的是什么……”(12)。1896年，桑巴特出版了一本小书《19世纪的社会主义和社会运动》。这本书一出版就获得了巨大的反响，五年内被翻译为11种文字，仅德文就出了4个版本。在这本书里，桑巴特回顾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思想家的观点，尤其是马克思的思想，而且还研究了英、法、德三国工人运动的历史。1905年在该书的德文第5版中，他又增加了上述三国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详细资料，以及其他11个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大略情况。在书中，桑巴特的主要结论是，社会主义运动是不可避免的，这场运动已经采取了唯一可能的形式。(13)这一版本的影响更大，后来被翻译成包括日语在内的17种语言。
这时候，美国的异常现象引起了桑巴特的注意。在桑巴特看来，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美国的工人阶级理应成为最激进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支持者，可是相对于西欧各国风起云涌的社会主义运动，美国既没有影响巨大的社会主义政党，也没有形成具有无产阶级意识并信奉社会主义的工人阶级，总之，这是一个没有社会主义的国家。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个问题激起了他“最强烈的兴趣”，他认为，“对于社会理论家和社会立法者来说，没有什么比认识这个现象的根源更重要的了”(14)。于是，他写了一系列集中研究美国的文章，发表在那个时代最有影响的社会科学杂志《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文丛》上面。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斯·韦伯正是这份杂志的编辑，两人在1904年就已经熟识。
1906年，桑巴特将在《文丛》上发表的几篇同主题的文章汇集成一本书，这就是迄今为止影响广泛的著作《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这本书以德文出版后，又陆续被译成多种文字。《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不仅成为研究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名著，而且还为对一般社会运动的研究提供了广泛的启示，甚至有关社会稳定的理论都是直接从这部著作所涉及的主题发展而来。(15)由于这本书的影响，“美国例外论”开始广为人知，并有了一个通俗的提法，即“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
二
对于这个问题，桑巴特在书中给出的解释主要包括以下几点：第一，美国工人基本认同美国的资本主义；第二，美国工人认同美国的政治制度；第三，美国的两党制能有效地抑制第三党的崛起；第四，美国工人阶级较高的生活水平消解了潜在的激进倾向；第五，美国社会良好的社会流动性为工人阶级提供了向上层流动的机会；第六，美国拥有广阔的边疆，为工人阶级提供了广泛的发展机会，起到了缓解社会矛盾的安全阀作用。
桑巴特的分析奠定了后续研究的基础，并为后人所称道。尤其是，他所采用的比较方法，以及所得出的几个重要结论，迄今为止在“美国例外论”的研究中都占据主导地位。但是他所提出的另外一些论点和不太严谨的论证也广受诟病。(16)在全书的结尾，桑巴特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所有这些迄今为止阻碍了社会主义在美国发展的因素都将消失或转向它们的反面，其结果是，在下一代人那里，社会主义在美国很有可能发生最迅速的发展。”(17)这一积极乐观的预期与全书的大部分论证相互抵牾，颇令后人费解。丹尼尔·贝尔对此有一种解释，他认为桑巴特“就像一位真正的学者，他不能容忍仅凭一点眼前的现实就否定理论”(18)。
对于“桑巴特之问”，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很快就做出了回应。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以后，卡尔·考茨基被认为是第二国际的头号理论权威，享有很高的声望。1906年，考茨基发表了《美国工人》一文。这篇文章并非仅仅是为了回应桑巴特，同时也是俄国1905年革命的产物。(19)因为这次革命发生在资本主义发展最落后的欧洲国家，而最发达的工业国家美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却一直相对沉寂。这是一个明显背离理论的事实，马克思主义者必须给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在文章中，考茨基对俄国、英国和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进行了比较分析，并研究了这些特点对三国工人运动的影响。
考茨基认为，在当时世界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的一系列国家中，没有任何国家方方面面的发展程度是相同的。其中有两个特殊的国家，代表了两种极端情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构成要素之一在这两个国家中都异常强大，即美国的资产阶级和俄国的无产阶级。在美国，资本的专制是其他任何国家都不能比拟的；与之相反，俄国无产阶级的反抗程度则远胜于其他国家。而德国介于这两个极端之间，它的经济接近美国模式，政治则接近俄国模式。这样，美国和俄国就昭示着德国的未来，它将具有半美半俄的特征。对美国和俄国的研究越多就越能理解这两个国家，也能更清楚地了解德国的未来。考茨基特别强调，如果仅仅把美国或者俄国作为单独的范例，只会令人误入歧途。
考茨基接着指出，俄国在当时的资本主义世界大国中是最落后的，如果不考虑资本家的组织程度，仅考虑工人阶级的反抗程度，认为俄国无产阶级将会昭示德国的未来，当然是一件奇怪的事情。这种看法似乎违背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念，因为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发展构成了政治的基础。“但是，这仅仅与我们的对手和批评者谴责我们的那种历史唯物主义相矛盾，他们把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简易的模型，而不是研究的方法。”(20)考茨基进一步解释了这一看似反常情况出现的原因。他认为，俄国的大部分资本家来自于外国，相对更加虚弱，而工人来自本土，所以很容易团结一致对抗资本家，无产阶级的强大超过了从国家工业发展水平看所应具有的程度；相反，美国相当大一部分工业工人来自于世界各地，工人之间缺乏凝聚力，而资本家却完全来自本土，所以资本家更强，工人更弱，他们的强弱都超过了从国家工业发展水平看所应具有的程度。值得注意的是，从他的论述中，看不到丝毫的经济决定论和单线历史发展观的影子。基于这一分析，考茨基认为，资本家和无产者来自国外的程度的差异，是美国无产阶级相对软弱和俄国无产阶级相对强大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21)
但是，考茨基认为这绝不是唯一的原因。另外一个原因是，俄国无产阶级充满了更多“革命浪漫主义”，而大多数美国工人仍然信奉“健康的现实主义”，这种观念使他们只应付最紧迫的和最实际的事情。观念的差异不是源于不同民族的特点，而是源于两个国家不同的意识形态发展状况。在这里，考茨基强调了观念对于历史发展的重要作用，通过比较分析美国、英国和俄国的资本主义，他清楚地阐明了经济发展水平、知识分子、阶级意识与历史发展之间的不同层次关系。
由于俄国资产阶级力量相对薄弱，资本主义处于较低的发展水平，利润远非丰厚，财富积累还处于初级阶段，资本家本身倾向于节俭的生活，没有太多闲暇消费与娱乐。而且资本主要来自国外，外国资本家倾向于消费母国的文化、艺术和娱乐等，而不是消费俄国的文化产品。因为资本家的影响力只限于他们自己的阶层，所以在俄国生产的剩余价值只能提高外来资本家对于母国的影响。正是因为这样，俄国的大多数知识分子比任何其他国家的知识分子生活水平都更低些，更多地独立于资本，更深刻地理解无产阶级，更强烈地反对资产阶级，更忠诚于自己的事业。俄国的资本主义在专制的框架中发展，无产阶级在非常不利的政治环境中学会了仇恨与反抗。知识分子阶层和他们的处境相似，把革命与反抗意识传播给他们。无产阶级以前模糊地感觉到和怀疑过的东西，现在变得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明确。他们认识到，改良没有出路，只有革命才能重建秩序。
相反，美国的资本主义高度发达，资本家积累了大量财富，除了用于个人挥霍，他们还养活了庞大的非生产性劳动者群体。而且美国是资本主义世界最自由的国家，美国人早已享有欧洲人经过激烈斗争才获得的政治和社会权利。在美国，知识分子起着联系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作用，许多无产阶级还进入到政治、新闻和法律等专业领域，有可能脱离贫困和提高社会地位。美国知识分子被富裕的生活所吸引，满怀着发财致富的梦想，他们没有传递给工人阶级有关阶级和阶级矛盾的信息。因此，美国社会非常不利于工人阶级形成坚定的阶级意识，更不要说产生变革整个社会的伟大目标。工人们更多地追求“实用的”目标，即在现存体制内短期可以获得的利益。至此，考茨基指出，正是因为缺乏“革命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政治观念的流行，美国工人运动在强度和方向上一直反复无常。(22)
最后，考茨基通过数据分析认为美国无产阶级正在贫困化，所以在全文结尾处提出，美国社会主义运动在下一代人那里或者甚至更早的时候就会兴盛，或许美国无产阶级能在欧洲之前夺取政治和经济权力，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社会。(23)虽然他的结论已经被史实推翻，但他对美国社会主义运动不发展原因的分析仍然非常有启发意义。
此后近一个世纪中，不断有学者旧话重提，纷纷发表自己的见解。一方面，这个问题是美国历史学家有关本国独特性的争论的重要来源。另一方面，美国的社会主义者也想知道他们难以发动群众的原因。同时，欧洲人也对这个强国又爱又恨，更想知道美国独特的经济和政治表现的根源。所以，每隔几十年，就有一些学者把这个问题翻腾出来品评一番。迄今为止，这个问题似乎已经变成一个可以无穷无尽地争论下去的“谜题”。
仅在美国学术界，从弗里德里克·特纳的“边疆学派”、路易斯·哈兹的“新保守主义学派”、约翰·康芒斯和塞利格·帕尔曼的“威斯康星学派”，以及进步学派的戴维·香农、约翰·拉斯莱特和新左派的詹姆斯·温斯坦，一直到利昂·萨姆松、迈克尔·哈林顿、丹尼尔·贝尔、塞缪尔·亨廷顿和西摩·李普塞特等等，都对这一问题有过深入研究。可以说，几乎每一本研究美国激进主义和工人运动的著作，都或明或暗地提出过对该问题的回答。所以，要想穷尽已有的相关研究似乎是不可能的。总体而言，他们对“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的解释基本包括以下方面：美国的民主制和两党制、缺乏封建主义传统、自由主义和美国主义、边疆的安全阀作用、较好的阶级流动性、中产阶级占多数、美国发达的市民社会、富裕与繁荣、工人缺少阶级意识和工人的个人主义、社会主义政党和主流工会的分裂、统治阶级的镇压，以及移民和宗教原因等等。这些学者的结论不一定都能令人信服，也有许多反对意见。(24)但是他们的研究本身，特别是所采用的视角和方法都值得思考和借鉴。
经过一百多年的争论，“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这一问题的相关研究成果极为丰富，所有可能的解释几乎已经穷尽，以至于后来者“鲜有创见”。(25)因此，总结性的研究开始盛行起来。
2000年，李普塞特和他的学生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师盖瑞·马克斯合写了一本新书，即《这里没有发生：为什么美国的社会主义失败了》。在这本书中，他们并未提出多少新的观点，只是回顾了此前学者们的相关论述，“通过此番审视，希望不仅提出一种美国社会主义失败原因的政治社会学解释，而且能够更深入地理解美国的社会和政治制度”(26)。他们认为，美国社会主义者失败在三个方面：第一，他们没能建立并保持一个强大而稳定的社会主义政党；第二，与其他说英语的国家不同的是，他们未能创建一个同主流工会联合起来的、独立自主的工党；第三，他们的政党没有能赢得作为主要政党之一的地位。为了解释这种失败的原因，他们利用历史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在国际层面上，将美国与其他国家作了对比；在国内层面上，分别从个人层面、城市层面和各州层面上作了考察，甚至作了时间跨度上的比较。考虑到逐一考察业已提出的各种解释不太可能，所以他们只是重点评估了那些他们认为最有说服力的观点。最后，他们提出，美国的价值观念、政治结构、异质的工人阶级和分裂的政党与工会这四大因素的交互影响导致了社会主义运动在美国的失败。而另外一些解释，例如，白人男性较早获得选举权、联邦制、立法机关的影响和政府的镇压等，看似很有道理，但却经不起仔细的推敲。(27)
虽然这本书视野开阔，对问题的探讨也较为深入，但是这绝对不意味着问题探讨的终结。近几年来，新的研究依然连绵不绝，但基本上仍属于总结性的研究，创新多来自于研究方法上的局部调整。传统的研究多依靠与欧洲的比较，特别是与西欧国家进行比较，后来扩大到与英语国家如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进行比较，比较的范围在逐步扩展，讨论的层次在逐步深入。
2007年，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教授罗宾·阿彻(Robin Archer)出版了《为什么美国没有工党》一书。该书认为，19世纪90年代的美国与同为新世界的澳大利亚具有最多的相似之处。澳大利亚工会在1891年组建了工党，而同期的美国劳联(AFL)却在为是否组建工党争论不休。通过将美国与澳大利亚做比较，阿彻教授发现，关于“美国例外论”的许多传统解释很难成立。他认为是镇压、宗教和宗派主义影响了美国的工人运动，而不是种族分裂与经济状况施加的影响。他的研究表明，19世纪末期澳大利亚的经济繁荣水平高于美国，从而排除了一种长期存在的看法，即美国经济矛盾的不足难以推动工党的建立。他还指出，正是广泛存在的政府镇压使得美国有别于澳大利亚，抑制了非熟练工人和半熟练工人工会的扩张。他的研究和李普塞特等学者的结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他坚持认为这些结论“颠覆了有关‘美国例外论’的许多传统看法”(28)。虽然如此，但他的研究也招致了诸多批评。纵观美国工人运动的历史，美国工会组织一向与民主党关系密切，而阿彻教授对此却予以忽视。在讨论美国的时候，作者重点关注实现工业化的北方和中西部各州，而忽视了南方各州。对于同时期发展达到鼎盛的人民党，他也只是略有述及。因此，批评者认为阿彻教授的结论有失偏颇。
三
迄今为止，国内学术界在“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问题上缺乏比较系统、深入的研究，尚没有讨论该问题的专著。除了将桑巴特的名著《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翻译出版之外，相关文献不是很多。国内学者的论述散见于一些有关美国政治、历史、文化方面的著作与博士论文中，这些作品至多只是辟出专章进行讨论。还有为数不多的几篇文章，基本上停留在介绍和述评的阶段，没有超出国外学术界讨论的范围。下面按照时间顺序分为两个阶段，即重新提出问题与分学科讨论阶段，将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的相关研究简要地介绍一下。
第一阶段是重新提出问题阶段。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各个学科的蓬勃发展，有关美国的研究在逐步深入。学者们发现，“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或者“为什么美国缺乏强大的工人阶级政党”已经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必须给予科学的解释，而不能用简单否定或一概排斥来代替严肃的论证。
老一辈美国史学家陆镜生先生的专著《美国社会主义运动史》属于这一领域的早期研究成果，该书于1986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在书中，陆镜生先生比较系统、全面、详尽地论述了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进程，时间跨度从1850年代初至1910年代末，即从科学社会主义开始传播到美国共产党成立这一重要历史时期。该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在全书的最后一章“美国社会主义运动史学述评”中，作者介绍了各个主要史学流派对于“美国社会主义运动为什么没能取得成功”这一问题的观点和争论。但是，作者并没有提出自己的分析，只是对“美国例外论”给予了彻底的否定和坚决的批判。他认为，美国并没有处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普遍规律之外，社会主义运动能否成功取决于主客观条件是否成熟。他特别强调，美国社会主义运动未能取得成功与美国社会主义注定会失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作者还对未来的研究提出了殷切希望，相信“只要坚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深入了解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事实，进行长期的研究，总是能够找到比较科学的答案的”(29)。由于这本书论题的范围所限，并未引起学界对于“美国例外论”的广泛注意。
1997年，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发表了《公平竞争与社会主义——“桑巴特问题”与“美国例外论”引发的讨论》一文，专门讨论“美国例外论”问题。该文一经发表，引发了较多的关注，尤其是得到网络媒体的频频转载。此后，秦晖教授又先后发表了《不患寡而患不公——关于“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的讨论》与《寓平等于自由之中——评李普塞特新著〈美国例外论〉》两篇文章，继续展开他的论述。在这些文章中，作者对西方学界有关“美国例外论”的研究进行了简要回顾与评述。作者谈到了就该问题存在的一些争议，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比如批评那些强调统治者的镇压是问题根源所在的看法、指出“烤牛肉与苹果馅饼”这种物质替代说的缺陷以及否定文化决定论等等。在作者看来，正是美国那种“相对的起点平等、规则公平的自由竞争气氛”，才是社会主义者看好美国和社会主义运动在美国碰壁两种现象产生的基本原因。(30)但是作者的这一结论并非基于对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内外环境的历史考察之上，而是对桑巴特、哈斯班兹、哈林顿、李普塞特等人观点进行归纳总结的结果。这样，他就忽视了一些相反的观点，比如如何解释美国社会主义运动在1912年之前迅速崛起的事实。而且从文章论证的重点来看，作者的目的不在于探寻这一特殊现象的根源，也不在于解释现实与理论的冲突问题，而在于提出他所主张的“在起点平等的基础上建立公平的竞争规则”。无论如何，这些文章引起了国内学者对“美国例外论”的关注，使一个尘封已久的论题进入国内学者的视野，此后相关讨论逐渐多了起来。
第二阶段是分学科讨论阶段。参与讨论的学者来自美国研究、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工运史等政治学和历史学的分支领域，他们的讨论基本上都是由各自学科范围内重要问题的研究延伸而来。这些研究成果各有侧重，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进展。
199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李道揆先生的《美国政府与美国政治》一书，其中政党一章的第四小节讨论了美国为何未出现强大的工人阶级政党问题。作者从美国工人阶级的状况、统治阶级的政策、工人阶级政党的状况几个方面展开论述。在作者看来，美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之所以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原因主要有：美国工业化过程中劳动力不足，工人经过斗争往往能获得境遇的改善；美国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以后，通过资本输出和外贸从海外取得了巨大的超额利润，从而可以收买工人阶级的上层，把工人运动纳入改良主义轨道；资产阶级的价值观为广大美国人所接受；二战以后工人阶级的构成发生变化，白领阶层和中产阶级成为工人阶级的主体，这些人的思想更倾向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关于统治阶级的政策，他认为镇压和改良双管齐下的政策削弱了社会主义政党。他还分析了工人阶级政党自身的问题，比如受到来自拉萨尔分子、第二国际和无政府工团主义的种种不良影响以及“左”倾宗派主义的干扰。现在看来，作者的分析总体上沿用了国外研究中的传统视角，但是他对美国的帝国主义扩张和统治阶级的政策的讨论，突破了自由主义学者的讨论范围。
2000年，美国研究所前所长资中筠先生发表了《论美国强盛之道》一文，其中也论及社会主义思潮在美国始终不成气候的原因。作者除了肯定欧美学者的观点之外，还提出了“时间差”和“反面榜样”的补充解释。所谓“时间差”是指，美国的发展落后于欧洲，欧洲的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矛盾激化的情况下兴起的，而当时的美国还有很大的缓和矛盾的空间；等到美国的矛盾尖锐时，各种改良措施相继出台，将矛盾缓和到可控的程度。所谓“反面榜样”是指，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产生了很多负面影响，比如大清洗和镇压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形象。后来，资中筠先生在2007年出版的专著《20世纪的美国》中又补充了一条，即实用主义传统与渐进改良的实践消解了社会主义主张。她认为，“美国的政治是高度实用主义的”，两大党虽然在选举中互相攻讦，执政后却实行大同小异的政策，而且为了选票往往会吸收社会主义政党提出的政策主张，当政者和权势集团总是在矛盾激化之前棋先一着，及时采取改良和缓和矛盾的措施。与此相反，社会主义者“对于不同的主张，甚至是分寸上的不同都难以妥协”，结果是不断分裂，“把精力消耗在派别斗争之中”(31)。
南京师范大学钱满素教授于2006年出版的《美国自由主义的历史变迁》一书中也有相关论述。作者认为，美国拒绝社会主义的原因很多，大致不外乎以下八点：阶级的流动性；对种族、族裔的认同对阶级阵线的干扰；中产阶级占多数；自由主义思想的深入人心，使美国对社会主义表现出明显的保守态度；美国的独立宣言承认革命的权利，美国宪法保障言论和结社自由；美国的制度提供了一定的纠正空间；美国历史上进行过社会主义社区的试验，如傅立叶式的法郎吉等，而在小范围内试验失败的理论很难对大众再有说服力；美国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自然资源，再加上成功的经济，使工人阶级有可能分享利益。(32)同年，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周琪研究员主编的《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出版。该书的第七章第一节重点讨论了“美国为什么没有社会主义”问题，作者回顾了欧洲社会主义者、美国社会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中国学者的不同解释。在结尾处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为什么美国历史上对制度的批判是通过进步主义运动，而不是像欧洲那样是通过社会主义运动来进行的”(33)。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一批涉及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博士论文相继问世，其中一部分已经出版成书。青岛大学的丁金光于2003年出版了《白劳德评传》，该书一反过去对白劳德大加批判的传统，给予了白劳德比较全面、客观的评价。书中也涉及“美国例外论”问题，作者认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一个长期的曲折的过程，尤其是像美国这样经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尚不成熟。因此，共产党人只能采取渐进的、改良的政策，开展合法的斗争，促使政府采取有利于人民的政策，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不断增长社会主义因素”(34)。2005年，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刘疆完成了博士论文《为何星火难以燎原：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研究(1919—1947年)》。该文通过对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研究，力图揭示共产主义在美国难以发展的更深层根源。华中师范大学丁淑杰的《美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出版于2006年，作者在对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曲折发展进行分析之后认为，这里既有外因的作用，又有内因的作用，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他将美国社会主义运动衰微的原因归结为，美国共产党没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美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2009年，中央编译局许宝友研究员的博士论文也包含许多相关的内容。《迈克尔·哈林顿的生平及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不仅涉及美国的社会主义运动，而且还介绍了哈林顿对“美国例外论”的思考。哈林顿认为，美国存在无形的群众运动，即社会民主主义传统，但由于历史原因，这种传统从来没有以自己的名字出现过。简言之，“美国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形式”。许宝友指出，以“美国例外论”来否定美国的社会主义运动是走极端，同样，以所谓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的普遍规律来否定美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也不是科学的态度。
此外，还有数篇涉及美国社会主义运动和“美国例外论”的论文，可谓见仁见智。1999年，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刘军的论文《“美国例外论”和工运史研究》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这一论题的研究状况，涉及了研究中的一些争议性问题，并指出“美国例外论”提出的一系列需要我国学术界回答的重要问题。2000年，郭更新、丁淑杰的文章《二十世纪美国社会主义的潮起潮落》主要论述了百年间美国社会主义运动存在的三个明显阶段，并在此基础上对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衰落提出了一些有启发性的解释。中央编译局赖海榕研究员于2001年发表了《资本主义起源与社会主义研究的界碑》一文，重点介绍了桑巴特的学术生涯、主要作品及其思想演变，并对其名著《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进行了评述。丁淑杰于2003年发表了《美国社会主义运动曲折发展的原因分析》一文，从内因和外因两方面对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衰进行了综合分析。2005年，中央编译局许宝友研究员在其论文《从桑巴特到李普塞特的美国社会主义例外论》中，除了全面介绍问题的来龙去脉，还指出了该研究的重要意义，并提出他对此论题的一些看法。同年，刘军研究员又在《北大史学》第11期上发表了《桑巴特命题的联想》一文，作者对这一命题的回答是，很多社会主义因素已经内化在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了。2010年，清华大学的赵可金和山东潍坊教育学院的刘明智共同发表文章《结构刚性与制度约束——试论美国社会主义的“生命力”问题》，他们认为美国分散的自由竞争的经济结构、中产阶级居于主导地位的社会结构、多元化的文化结构以及移民社会的传统共同导致的刚性结构，是美国缺乏社会主义的主要原因。因此，只要这一刚性结构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社会主义就无法在美国兴起。
除了以上重点介绍的研究成果之外，国内还有一些论及“美国例外论”的著作，但基本上都是只介绍了各种观点，没有进一步的研究，比如袁铎于2008年出版的著作《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研究》，还有刘瑜2009年出版的《民主的细节：美国当代政治观察随笔》等，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总之，国内的研究已经逐步深入，取得了不小的进展。相信随着参与讨论的研究者越来越多，该研究将向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方向发展。
四
从整体上看，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已经相当丰富。这些论著都围绕美国缺乏社会主义这一独特现象展开，所提出的主要决定因素几乎涉及美国国内生活的方方面面。粗略地归纳一下，这些因素可以分为三大类，即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方面。还有一种分类，将各种原因分为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美国历史学家埃里克·方纳指出，所有已经提出的解释，无论是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还是社会的、意识形态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原因，都具有某种说服力，然而也同样存在缺陷。不能像拌沙拉一样把它们简单地混合在一起，这样的答案不会令人满意。(35)先不论这些解释正确与否，仅仅把比较有说服力的决定因素放在一起观察就会发现，各个因素本身就处于密切的相互影响之中。另外，正如阿彻教授等人的研究所揭示的那样，当与美国比较的对象发生变化时，一些本来看似有说服力的因素就会失去解释力。更何况，这些争议本身又引发了更多的争议。(36)众多的争议使得“美国例外论”似乎变成了永无定论的论题。
科学史上许多争执不下的论题，最后都终结于研究者视野的转换，比如“日心说”之于“地心说”。从局部看似乎正确甚至无解的问题，放在更大的视野或者整体的背景下，立刻就能看出先前认识的谬误或者不足。后世学者的争议基本上没有超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所提出的研究思路，即都试图从美国国内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点出发。这就启发我们，需要从全球史和世界体系的高度来研究这一问题。
虽然既有的研究并不缺乏国际视野，进行多国比较研究已经成为主流，但是却恰恰忽视了全球或世界体系层面的影响。从整体的角度看，美国作为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世界体系的变化不可能不影响到美国国内。再者，“美国例外论”所谓的美国“独特之处”，如果离开世界经济体系的支撑，就会变得毫无意义。因为这些“独特之处”，之所以发挥了历史上未曾显现的作用，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比如“广阔的边疆”这个特点，桑巴特就认为起到了“安全阀”的作用。可是，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压力从何而来？没有压力，“安全阀”的作用又从何说起？再比如“移民社会”，没有资本主义的扩张，持续的大规模移民根本不会出现。
进一步而言，如果从作为一个整体或者体系的全球视角出发，还会发现隐藏在所谓“例外论”背后的“单线进化观”。关于世界上一切国家的发展都遵循某种普遍模式的看法，是建立在社会进化论基础上的。从18世纪以来，知识界在近代生物学与地质学进化理论的影响下，把人类社会看成一个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进化过程，认为世界上不同民族的历史演进遵循相同的发展模式。但是，从19世纪末开始，古典进化论就受到其他学派和学者们的批评。随着人类学家搜集的民族志资料越来越多，单线进化论的缺陷就变得越来越明显，因为仅凭一种简单的、普遍进步的单线框架无法解释复杂多样的各种文化。近半个世纪以来，不同的人类学理论流派都对单线进化论做出抨击，一些人类学家意识到不能仅用简单的发展阶段论来概括人类社会历史的复杂进程。(37)
诚然，古典进化论对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产生过很大影响，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也明显建基于社会进化论之上，但是他并未持有明确的单线发展观。事实上，马克思曾多次反对把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等同为一种公式或图式的做法。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马克思谈到米海洛夫斯基对《资本论》的曲解时说，“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38)
由马克思的论述可知，不能机械地、简单地理解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而是要深入地研究这些“例外”中的各种复杂联系，从中寻找规律性。应该说，“美国没有社会主义”这一问题的提出并非虚假的和无意义的。对它进行认真的研究，不但不会否定社会发展规律的存在，反而会大大有助于加深对美国乃至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规律的认识。然而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共产国际曾对洛夫斯顿等人所谓右倾的“美国例外论”展开过批判。国内有学者后来指出，共产国际的做法缺乏事实依据，尽管洛夫斯顿等人的确在思想和组织路线上犯有严重错误。(39)由于受共产国际和苏联理论界的影响，在改革开放之前的很长时间内，关于“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的看法在国内曾屡遭批判，被视为资产阶级史学家的无稽之谈和回避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错误理论，被排除在严肃的学术研究之外。
事实上，美国并非完全“没有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美国社会毫无例外地产生了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之间的矛盾，产生了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所以，也毫不例外地出现了社会主义运动。学界公认，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潮出现在1912年。然而，美国的社会主义运动的确呈现出一些迥异于欧洲的特点，即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并没有出现欧洲意义上的影响广泛的社会主义运动，“美国例外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成为一个有研究价值的问题。因此，所谓“美国例外”问题的正确表述应该是，美国虽然有过社会主义，但却未能发展成像欧洲那样的大规模群众性运动，反而很快衰落下去。表面上看，这似乎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预期。但是，究其实质，这种看似反常的现象非但没有违背马克思主义理论，反而是历史发展规律在特定历史时空下的表现。最明显不过的是，在全球化时代，一些以前被视为美国“独有的”现象今天已经变成大多数国家普遍存在的“常规”。总之，我们没有理由把这个问题长久地排斥于我们的视野之外，而是要正视和研究以求得对这一问题的科学解释。
注释：
①参见Seymour Martin Lipset and Gary Marks,It Didn't Happen Here:Why Socialism Failed in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 and London:W.W.Norton & Company,2000,p.17。
②“美国例外论”包含其他如“建国神话”等论题，桑巴特问题只是其中之一，不过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中，“美国例外论”就是指桑巴特问题。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92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93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7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89—390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70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170—171页。
(11)参见Abram L.Harris,"Sombart and German(National) Socialism",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50,No.6(Dec.,1942),p.807.
(12)恩格斯：《〈资本论〉第三册增补》，载于《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12页。
(13)参见Daniel Bell,"American Exceptionalism Revisited:The Role of Civil Society",Public Interest,95(1989:Spring),p.43。
(14)W.桑巴特：《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赖海榕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8—29页。
(15)参见赖海榕：《资本主义起源与社会主义研究的界碑：关于桑巴特及其〈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的述评》，载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1年第4期，第81页。
(16)参见许宝友：《从桑巴特到李普塞特的美国社会主义例外论》，载于《科学社会主义》2005年第1期。
(17)W.桑巴特：《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第214页。
(18)Daniel Bell,"American Exceptionalism Revisited:The Role of Civil Society",p.44.
(19)参见Daniel Gaido,"'The American Worker' and the Theory of Permanent Revolution:Karl Kautsky on Werner Sombart's Why Is There Soci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Historical Materialism,11:4(2003),p.87。
(20)Karl Kautsky,"The American Worker",Historical Materialism,11:4(2003),p.16.
(21)Karl Kautsky,"The American Worker",p.38.
(22)Karl Kautsky,"The American Worker",p.43.
(23)Karl Kautsky,"The American Worker",p.74.
(24)详细争论请见Eric Foner,"Why Is There No Soci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History Workshop,17(1984:Spring),pp.61-72。
(25)参见Seymour Martin Lipset and Gary Marks,It Didn't Happen Here:Why Socialism Failed in the United States,p.10。
(26)Seymour Martin Lipset and Gary Marks,It Didn't Happen Here:Why Socialism,Failed in the United States,p.10.
(27)Seymour Martin Lipset and Gary Marks,It Didn't Happer Here:Why Socialism Failed in the United States,pp.264-268.
(28)Robin Archer,Why Is There No Labor Party in the United State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7,p.243.
(29)陆镜生：《美国社会主义运动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24页。
(30)参见秦晖：《公平竞争与社会主义——“桑巴特问题”与“美国例外论”引发的讨论》，载于《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6期，第93页。
(31)参见资中筠：《20世纪的美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41—142页。
(32)钱满素：《美国自由主义的历史变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36—139页。
(33)周琪主编：《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33页。
(34)丁金光：《白劳德评传》，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7页。
(35)参见Eric Foner,"Why Is There No Soci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p.76.
(36)关于这一点，美国学者埃里克·方纳以及中国学者刘军、许宝友等人的文章已有介绍，此处不再赘述。
(37)参见周大鸣编著：《人类学导论》，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5页。
(3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66页。
(39)参见肖庆平：《共产国际反对美共洛夫斯顿派所谓“美国例外论”的斗争》，《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17辑，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95—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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