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旭[1]2002年在《四川藏区可持续发展战略及教育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世纪70年代，在人类生存和发展总体环境不断恶化的挑战面前，国际社会开始全面反思工业革命以来的工业化发展道路及其经济增长方式，形成了举世瞩目的“未来发展研究思潮”，并于20世纪80年代演变成为可持续发展思想，认为发展应该是“既满足当代需要，又不对后代满足其自身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 本文以可持续发展思想为主线，以四川藏区经济、社会、科技、人、自然、伦理等整体的可持续发展研究为重点，在对四川藏区开发战略特别是传统资源开发战略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指出，四川藏区自民主改革以来，依托资源求发展，使藏区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低附加值的掠夺式的资源开发也使藏区自然资源逐渐枯竭，生态环境不断恶化，后续发展面临严重威胁。其深刻教训在于，这种传统的资源开发战略只重视自然资源的开发，忽视人力资源的开发；只重视经济的发展，忽视社会、科技、人、自然、伦理的发展；只重视局部的、暂时的利益，忽视系统的、整体的、全局的、长远的利益，致使作为自然资源开发主体的人缺乏保护自然资源和环境的意识，也无法在开发中提升自然资源的科技含量和经济价值。因此，在西部大开发的时代背景下，任何有关四川藏区的发展战略在制定和实施上都要吸取传统资源开发战略的教训，要以有利于经济、社会、科技、人、自然、伦理等整体的可持续发展为最高准则，要更加重视人的因素，更加重视教育的因素。 笔者认为，鉴于历史的教训和四川藏区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当前四川藏区最迫切需要开发的资源不是自然资源而是人力资源，最迫切需要发展的产业不是经济产业而是教育产业。只有教育发展了，人的素质提高了，四川藏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才有可靠的人才基础，才可能以最小的资源消耗获得最大限度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本文依据大量的田野调查资料和历史文献，充分肯定了四川藏区教育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十多年来取得的成绩，指出了存在的问题。认为发展四）！l藏区教育，重点在于发展藏区基础教育，加快藏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进程。关键是要解决四川藏区普遍存在的学生“进不来＼“留不住＼“学不好＼“就业难”四大问题。并在对“四大问题”形成的原因进行系统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解诀“四大问题”，促进四I！I藏区教育快速发展，进而推动四川藏区经济、社会、科技、人、自然、伦理等的可持续发展的意见和建议。 本文的特点在于：第一，所用数据和资料绝大部分来源于笔者和相关人”员的实地田野调查，具有较强的真实性。可靠性和说服力。第二，全文通篇贯穿了可持续发展的主线，观点明确，层次清晰，结构也较为紧凑。第叁，文章关于四川藏区教育“四大问题”的原因分析和对策建议具有一定的新意，也是对当前四川藏区开发研究成果的一种丰富。
陈巧妹[2]2017年在《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之民族性欠缺与补偿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近年来,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虽呈现出明显的加速趋势,但与之伴生的生态与文化问题更让人无法轻视,实现发展方式从掠夺性、资源消耗型到可持续性、生态型的转向迫在眉睫。为促成这一目标的实现,大量高素质、本土化的专业技术人才是必不可少的条件,而这也是职业教育越来越受到重视的原因所在。但不可否认,当下的民族地区职业教育难堪重任,其面前横亘着的诸多问题能否得到妥善解决也成为决定其自身发展与价值实现的“胜负手”: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失衡,民族地区人多样化发展的教育诉求没有得到回应;专业技术与民族文化失调,经济与人文价值愈益彰显的民族文化没有能够得到应有的关涉;一般化与本土化的偏废,民族地区独特的人才需求没有得到充分的考量。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之所以会存在这些问题,归根结底,是照搬中东部模式,过分关注一般意义上的职业性与弱化地方性、民族性特征两方面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民族性,是一民族在特定自然和文化环境中生成且明显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综合特性,表征在民族人经济、社会及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作为植根于民族社会的一种教育形态,必须要符合该地区经济、社会、文化以及人的实际发展之“潜在规定性”。基于此,从民族地区青少年及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出发,探讨职业教育民族性的“回归之路”便显得意义重大,而这也是本研究的归旨。本研究以四川藏区“9+3”免费职业教育为典型案例,通过扎实的田野调查,探明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民族性欠缺的现实表现,呈现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民族性欠缺所导致的人才供需错位、职业教育“亲和度”低、学生“双重不适”等诸多不利影响,并剖析其根源。继而,结合大量的文献工作,探讨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民族性补偿的教育机理,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具体策略。通过研究发现,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民族性的补偿具有现实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是民族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教育之为“民族”教育,在于其区别于“非民族”教育的典型特征,即“民族性”。这种民族性体现在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与该地区文化生态以及人的发展之间的密切关联和互动。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只有真正面向民族地区,深度融入民族地区,合理开发和利用民族地区的自然和人文资源,充分观照民族地区人的特殊性及发展需求,才能获得发展的动力,并形成差异化、特色化的竞争优势,促成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另外,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民族性的补偿也具有现实可能性。主要原因有叁:其一,通过对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民族性及其生成路径的阐释、民族性欠缺的实然状态及原因的准确把握,可为民族性补偿标定明确方向。其二,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民族性补偿之教育机理的建构,即“为民族地区经济社会转型发展服务”培养目标的确立、与民族地区特色产业扶持相结合的专业设置、涵盖“民族性”与“职业性”的教育资源准备等,能为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民族性补偿提供“理论可能”。其叁,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实践策略的完善,诸如顶层设计和制度保障体系、经费保障体制、就业政策的打造,民族社区的实习实训、文化涵养等功能发挥,落实“以民族人为本”的理念、协调“社区——人”之间的发展关系、形成“社区——学校——家庭”教育合力等,可为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民族性补偿搭建“实践的通途”。
刘晓桦[3]2016年在《西藏牧区精准扶贫政策研究》文中认为贫困是世界性难题,贫困是由经济、社会、文化、民族、政治、地理条件等多种因素造成的。在我国贫困主要集中发生在西部地区,多数在农村或者牧区,而其中尤以西藏高原农牧区最为严重。精准扶贫作为目前解决贫困问题的一个研究方法,其主要通过设计科学有效程序对扶贫对象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的治贫方式,因此成为理解贫困问题的重要手段。本文通过对国内外贫困理论的对比研究,并对西藏农牧区扶贫工作现状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以及对西藏目前的精准扶贫政策进行了解读。同时以西藏地区的B县J镇作为具体切入点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分析了其贫困现状、政策执行以及阻碍原因等问题。四川藏区和西藏农牧区贫困问题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因此本文通过分析四川藏区目前精准扶贫的政策以及遇到的问题,并讲其情况与西藏牧区的现状相对比。通过多种理论分析,本文在最后总结提出了针对西藏精准扶贫的若干建议。
鄢杰[4]2004年在《民族地区经济跨越式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民族地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较为落后的地区，民族地区是一个具有特殊的社会经济结构和地域空间结构的民族聚居区。20世纪50年代，四川民族地区一步跨千年，从封建农奴制社会或奴隶制社会直接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生产关系的跨越，但是其生产力却没有实现相应的跨越。四川民族地区要实现对发达地区的经济赶超，必须通过生产力的跨越来实现经济的跨越发展。 四川民族地区社会发育程度低，市场化进程缓慢，资本积累能力弱，目前基本上还处于经济起飞前的准备阶段，其经济发展的特征表现为经济增长速度较快但经济增长的质量不高，国民收入并没有随着GDP的较快增长而同步增长，占民族地区人口绝大多数的农牧民的收入增长缓慢，其经济增长的内部潜力没有得到充分发掘，经济的增长长期以来主要依靠政府投资推动。随着对民族地区开发力度的加强和投入的加大，民族地区逐渐出现了一些新兴的现代工业部门，城镇建设步伐加快，现代信息技术逐步深入到民族地区的城市生活中，城乡经济、工农业经济之间差异日渐凸现，使得民族地区经济的二元化特征逐渐显露出来，民族地区正在从“非典型二元经济结构”状态向“典型二元经济结构”状态转换。 根据四川民族地区的空间区位条件、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情况以及社会稳定、生态保护和民族文化传承等的要求，四川民族地区在经济跨越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坚持经济规模扩张与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相结合的目标、坚持生态环境保护和各民族共同富裕以及民族文化保护的目标；四川民族地区经济跨越发展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的战略路径选择要以此目标为依据，采取非均衡协调发展、生态保护与经济协调发展、外部援助和内部的自力更生相结合、以及政府主导与市场导向相结合的发展道路，尽快实现经济赶超目标。 四川民族地区产业基本上属于传统产业，技术含量低，微观基础薄弱，产业素质较差，难以抵抗市场风险;其产业结构的演进呈现出不均衡的特征，各州相同产业演进速度差异也较大;产业结构(产值结构)与就业结构极不相称，劳动力转移困难，产业结构的合理化未能带动就业结构的合理化:产业关联度低，无论是叁次产业之间还是各产业内部各行业之间，都缺乏较强的关联度，产业发展过程中尚未形成合理的产业链条;从产业的空间分布来看，种植业、畜牧业、轻工业和重工业都表现出一种不均衡分布的特征，其空间集中度和资源的偏在性都很高;四川民族地区主导产业不突出，民族地区县域产业结构优化模式应采取主导产业与潜导产业相结合的多项组合选择模式。 四川民族地区城镇化演进十分缓慢，边际城镇化倾向低，城镇体系极不完善，城乡经济缺乏有机联系，难以实现城乡经济的互动与共荣。四川民族地区城镇化发展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在空间分布密度低，县域空间分布不均衡，大多数沿交通线或流域线分布等方面。四川民族地区城镇经济主要以商贸、餐饮、邮电、金融服务等第叁产业为主。城镇从业人员中行政人员和国有经济单位人员占了大部分。四川民族地区乡村经济基本上还处于自然经济状态，乡村生产条件差，乡村经济发展中投入的建设资金少，农村生产技术落后，乡村经济发展很不稳定，抗风险能力弱化;乡村经济缺乏专业化和规模化生产，农业比较优势难以体现和发挥;乡村经济的粗放耕作和放牧导致了土地资源和草场资源的严重破坏，影响到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四川民族地区空间分布低密度不均衡、规模小，经济功能不完善的小城镇体系，不足以带动广大的四川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在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中难 以起到增长极的作用。因此要发挥小城镇的增长极作用，带动乡村经济发展，一方面要完善现有小城镇的经济功能，同时还要增加民族地区小城镇数量，扩大小城镇规模，并在空间上进行合理布局，构建四川民族地区城乡经济新格局， 通过城镇经济和乡村经济的联动，实现城乡经济的共同繁荣。 本文以四川民族地区的农业部们、工业部们和服务部门为研究对象，设计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了一套市场化进程的测度指标，并以甘孜藏族自治州为例对其市场化程度进行了测度，并在此基础上对整个四川民族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进行了评估。本文认为，四川民族地区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发展涉及到所有制结构调整、市场主体培育、市场体系的构建以及市场法规的形成等诸多方面。根据四川民族地区目前情况来看，积极发展民族地区个体私营经济，培育民族地区市场主体，加强民族地区区域市场的微观基础是加快四川民族地区市场化进程的关键，对四川民族地区市场化进程具有十分重要而现实的意义。 四川民族地区发展要素的稀缺性主要表现在人力资源、资本和技术等要素的稀缺。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长远利益来看，应通过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来加快人力资源开发，进行广泛的人力资源储备，加强经济发展的人力资源基础;四少!!民族地区现行投融资体制难以满足经济跨越发展对资本积累的要求，必须加快改革投融资体制，加快形成民族地区区域性资本市场，培育多元化的区域投资主体和多元化的资金渠道，调整投资结构，通过多元化
吉鹏宇[5]2014年在《中国藏区长治久安面临主要问题及对策》文中研究说明当前经济全球化、全球信息化,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一超多强,国际关系错综复杂,特别是西亚、北非等局势持续动荡,周边地缘危机重重,民族问题已成为地区局势动荡不安的重要原因,维护藏区稳定成为了维护中国民族地区甚至全国稳定的首要任务之一。本文立足国际、国内两个角度,现实、长远两个层面,站在国家稳定、民族和谐、社会发展的大局,明确将中国藏区长治久安作为核心研究目标。首先,以问题为向导,通过文献分析,梳理国外民族问题及治理理论,了解世界民族问题及治理共性因素；回顾中国民族政策及藏区治理理论,掌握中国藏区治理基本经验；最终得出中国藏区长治久安的一些启示。其次,系统研究,深入考察中国藏区长治久安面临主要问题。认真梳理了外部干扰因素、内部社会变革、现实敌我斗争、长远发展前景等直观表现的四大主要困境；深刻剖析了中国藏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供需矛盾、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及藏区人民与达赖集团为代表的民族分裂势力斗争矛盾等实质隐含的两大主要矛盾。在此基础上,系统总结出中国藏区长治久安面临最现实、最集中、最急切需要解决的根本性主要问题,即中国藏区“整体社会如何发展”、“治理工作如何统筹”、“维稳举措如何考虑”、“文明共建如何实施”、“政权组织如何建设”、“宗教管理如何完善”等六大主要问题。最后,紧紧抓住中国藏区长治久安面临的六大主要问题,站在国家战略层面,坚持把维护中国藏区最广大群众切身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大胆解放思想,积极探索,战略谋划,提出了中国藏区整体社会“科学发展战略”、治理工作“统筹善治战略”、维稳举措“攻防兼备战略”、文明共建“和谐融合战略”、政权组织“固本培元战略”、宗教管理“疏浚净化战略”等六大战略构想及对策。
屈洪斌[6]2006年在《20世纪甘阿地区交通演替与社会经济发展》文中提出甘阿地区介于西藏与内地之间，位置十分重要。历来甘阿地区都是连接我国西北、西南地区的交通枢纽和汉藏文化接触交融的重要区域。故有“治藏先治康，稳藏先稳康”之说。正是由于其独特地理、政治、经济条件，所以在历代中央政权治理西藏的大政方略上，甘阿地区具有特殊的战略地位。西部大开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对甘阿地区的发展提出了新要求。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成为当前甘阿地区面临的首要问题。 交通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20世纪，甘阿地区的交通发展经历了由古代交通向现代交通的演进过程，交通发展有力地促进了甘阿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繁荣。然而，从四川全面发展看，从西部大开发的全局高度看，甘阿地区的交通还需进一步开发建设。交通瓶颈问题，仍然是制约甘阿地区社会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原因。当前，如何从根本上解决交通问题，进而加快甘阿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加强民族团结，是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 本文借鉴历史地理学、历史交通地理学、交通运输地理学、人文地理学、区域经济学、民族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研究百年间甘阿地区交通演替和发展，复原交通线路走向与区域社会经济格局变迁，总结交通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制约与相互促进的内在互动发展关系。主要对五个方面进行探讨：一是甘阿地区交通发展的自然、人文环境；二是20世纪甘阿地区的古道交通与社会经济发
岳智勇[7]2012年在《四川藏区“9+3”免费职业教育政策的可行性研究》文中指出教育是振兴国家的重大战略，发展教育是落实我国“科教兴国”政策的战略举措。我国少数民族及边远、贫困地区由于自然条件和人文社会环境的影响，使得少数民族及边远、贫困地区的科学、教育、文化、卫生等事业发展相对落后。就职业教育而言，由于我国教育政策的偏向，教育经费投入不足和失衡，政府及社会重视不够，以及办学环境和管理体制等因素，使得我国少数民族及边远、贫困地区的职业教育落后与我国其他地区，这严重的阻碍了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少数民族地区及边远、贫困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职业教育是我国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与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密切相关，良好的职业教育政策可以推动国家经济建设，从而有助于维护我国的政治稳定和国家安全，是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力资源强国战略的有效方式，是把人力优势转化为智力优势、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重要桥梁。“9+3”免费职业教育是我国职业教育的新模式，是四川省省委、省政府探索少数民族地区教育事业发展的一个创举。所谓“9+3”免费职业教育。即，在9年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对藏区孩子提供3年的免费中职教育。该项举措启动于2009年9月，是四川省省委、省政府在藏区实施的“牧民定居、帐篷新生活、免费职业教育”叁大民生工程之一，是关注藏区经济社会发展，关心广大农牧民脱贫致富，帮助藏区发展职业教育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改善藏区群众生活质量，加快民族地区和平发展与稳定，实现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的重大战略举措。本文企图以四川省政府正实施的藏区“9+3”免费职业教育政策为研究背景进行分析研究，试图找出此种模式的可行性和可推广性，为我国少数民族及边远、贫困地区职业教育的发展树立模范形象，以提升少数民族及边远、贫困地区国民素质，确保民族团结和政治稳定，推动职业教育发展和教育格局改变。具体目的有两个：第一，论证“9+3”免费职业教育政策的可行性；第二，研究“9+3”免费职业教育政策的推广价值及推广途径。本文采用“理论基础—案例分析—模型构建—案例推广—树立模范”的研究思路，以“9+3”免费职业教育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职业教育以及与教育有关的公共产品理论的研究，为“9+3”免费职业教育的政策可行性论证提供理论支撑，通过建立分析模型，对“9+3”免费职业教育政策可行性进行分析论证，指出影响“9+3”免费职业教育政策执行的关键因素，以及效果评价等。最后，提出“9+3”免费职业教育政策可行性的改进措施，将“9+3”免费职业教育作为示范，推广到我国其他少数民族及边远、贫困地区，以推动其他少数民族及边远、贫困地区职业教育的发展。
耿宝江, 庄天慧, 彭良琴[8]2016年在《四川藏区旅游精准扶贫驱动机制与微观机理》文中研究表明选取四川藏区为研究对象,从微观视角分析四川藏区旅游精准扶贫驱动机制与作用机理,认为贫困人口利益诉求的理性行为及扶贫主体的驱动是旅游扶贫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贫困人口通过分享、匹配、学习叁种方式实现旅游脱贫目的。
钟海燕[9]2006年在《成渝城市群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21世纪走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过程中，城市群的出现是一种必然趋势，而且正在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点。国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指出：“要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西部大开发要求构建成渝城市群，共建长江上游经济带与长江上游生态屏障也会促成成渝两地统筹协调，构筑成渝城市群。研究成渝城市群的形成与发展，对于促进成渝地区乃至整个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构建成渝城市群关键在于充分发挥集聚经济效应，实现城市群的集聚、增生、扩散，努力搞好城市群的空间布局与专业化分工协作，实现共生、共享，最终实现经济一体化。为此本论文首先界定城市群概念、范畴及进行相关研究综述，再分析世界城市化发展态势及对国内城市群进行比较研究，从而在更广阔的视角上分析成渝城市群。进而，从区域城市群集聚过程与动态变化角度，针对成渝城市群经济特征的几个核心内容：等级规模、地域空间结构、职能组合、产业集聚、空间经济联系、可持续发展等，从空间结构和空间关系上分别展开论述，分析了这几个方面的现状、演变趋势及实现演变的途径，最后将落脚点放在成渝城市群经济合作的制度保障上。 构建成渝城市群有不同的研究视角，论文研究的核心是从空间分析入手，借鉴新区域主义、新城市主义等新的城市区域经济理论，贯穿全文以城市空间和谐的理念，将成渝城市群的成长与演变趋势分析纳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之下，提出构建和谐城市空间可分为叁个层次，并探索了如何
陈琪瑶[10]2014年在《文化共生视域下四川藏区旅游职业教育发展研究》文中指出四川藏区是我国第二大藏区，也是康巴文化的发源地，是全国经济和交通发展相对滞后、生活条件相对艰苦、教育和培训水平相对较低的民族自治区域。职业教育是推动藏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是藏区教育发展的必然选择。旅游产业是四川藏区确定的先导产业和支柱产业，旅游业的发展不仅能够带动藏区其它产业的发展，而且有利于保护藏区自然生态环境和文化生态环境，扩大就业，维护藏区的社会稳定。但是，四川藏区旅游产业的发展受到旅游职业教育的制约，人才种类、数量和质量均远远落后于行业需求，大力发展旅游职业教育成为四川藏区旅游产业发展的重中之重。然而，在多元文化并存的四川藏区，各种文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交织在一起，构成旅游职业教育发展的限制因素。如何处理国际化与本土化冲突的问题，如何处理发展与稳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问题，如何看待汉文化与藏文化的共存问题，如何面对全球化大潮下少数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的留存问题，如何均衡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资源问题等等，是四川藏区旅游职业教育发展中必须面对的课题。共生理论是处理多元文化矛盾和冲突的成熟理论。共生理论承认文化多样性的合理性，认为异质文化之间存在着共生的空间，只要尊重各民族文化的“圣域”，努力扩大“共通领域”和“中间领域”，通过交流、学习、竞争、冲突、妥协，就能创造共生空间，达到共生共荣、协同发展的目的。四川藏区旅游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应当恪守多元文化共生理念，树立正确的民族文化观，重视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注重人与自然共生教育，大力培育具有跨文化适应能力的旅游实用人才；应当建立本地化的课程体系，促进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融合、国际化与本土化的有机统一，最终实现多元文化的和谐共处，从意识形态领域为藏区旅游产业与旅游职业教育的发展扫清障碍。四川藏区旅游职业教育的发展还必须坚持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并重的“共生”理念，改变重升学教育忽视职业教育的旧习，重视旅游职业教育对藏区经济的推动作用和对文化的传承作用，在资源分配上保证职业教育必要的投入；必须进一步巩固旅游产业优先发展的地位，树立全域旅游的视野，通过产业发展反推旅游职业教育水平的提高；必须注意正确处理维稳与发展的关系，树立发展就是维稳的政治理念；必须鼓励各种社会资本投入四川藏区旅游职业教育和培训领域，加强与内地院校的交流，通过援教、援培、委托培养（含9+3模式）和大力开发远程教学资源等方式，与内地职业教育体系合作共赢，协同发展，提高办学质量和社会培训质量，满足四川藏区旅游业高速发展对旅游人才广泛的需求。
参考文献：
[1]. 四川藏区可持续发展战略及教育问题研究[D]. 邓旭. 四川大学. 2002
[2]. 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之民族性欠缺与补偿研究[D]. 陈巧妹. 西南大学. 2017
[3]. 西藏牧区精准扶贫政策研究[D]. 刘晓桦. 西藏大学. 2016
[4]. 民族地区经济跨越式发展研究[D]. 鄢杰. 四川大学. 2004
[5]. 中国藏区长治久安面临主要问题及对策[D]. 吉鹏宇. 西南财经大学. 2014
[6]. 20世纪甘阿地区交通演替与社会经济发展[D]. 屈洪斌. 四川大学. 2006
[7]. 四川藏区“9+3”免费职业教育政策的可行性研究[D]. 岳智勇. 电子科技大学. 2012
[8]. 四川藏区旅游精准扶贫驱动机制与微观机理[J]. 耿宝江, 庄天慧, 彭良琴. 贵州民族研究. 2016
[9]. 成渝城市群研究[D]. 钟海燕. 四川大学. 2006
[10]. 文化共生视域下四川藏区旅游职业教育发展研究[D]. 陈琪瑶. 四川师范大学.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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