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财政幻觉”分解与计量检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财政政策论文,幻觉论文,分解论文,财政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在决定政府支出成分和水平的财政模型中，经济个体的名义收入、消费偏好和税率等因素决定了政府的实际支出路径。但是，大多数经济个体并不认为政府支出行为是由如此简单的规则所确定的。如果经济行为个体在纳税过程中，当税制结构的某些特征导致纳税人低估了他们实际支付的税额时，可能促使他们对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产生过度需求，此时我们称财政支出需求当中出现了“财政幻觉”。当经济运行当中出现“财政幻觉”时，大多数消费者将对公共支出产生更强的需求，从而导致公共物品的短缺（Bergstrom和Coodman,1973）。但是，如果财政政策的李嘉图等价原理成立，那么在累积水平上经济个体便不会产生“财政幻觉”。如果消费者能够识别政府的中介预算约束，那么经济个体就会知道，当前政府增加的转移支付或者公共物品供给，一定要用将来增加的税收来弥补，因此理性的消费者便不会愿意增加当前对公共物品的消费，也不愿将来为此增加纳税数额。如果利用政府支出和赤字规模之间的关系检验李嘉图等价原理，则实证结果应该体现出政府支出规模与赤字水平之间的负相关关系(Gemmell,1990)。因此，李嘉图等价原理是否成立，则成为了检验是否存在“财政幻觉”的主要方法（Dollery和Woethington,1996）。
无论是“财政幻觉”还是李嘉图等价原理，它们是否成立的关键在于经济个体是否能够对于政府税收行为进行正确预期。如果经济个体低估了未来的税收债务，在对政府未来税收规模预期中存在“短视行为”的话，那么将误导对公共物品当期价格的判断，此时价格较低的公共物品供给是由政府预算赤字增加来支撑的（Misiolek和Elder,1988）。因此，如果经济个体预期中存在“预期短视”行为的时候，不仅会出现一定程度的“财政幻觉”，而且李嘉图等价原理也无法成立。正如检验消费行为的生命周期一持久收入假说，以及货币政策长期中性命题时采用的实证方法一样，此时需要判断税收当中“不可观测”成分（即非规则成分）对政府当前支出是否具有显著影响。一些研究已经发现了非规则成分与财政支出的显著正相关关系，从而在预期角度上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财政政策幻觉”（Ahsan和Sahni,1996）。
我国经济从1998年开始采取积极财政政策以来，财政政策工具的规模（占当期GDP的比例）和活性（财政工具的变化程度）都在不断提高，因此诱发了对于公共物品的过度需求，并且形成了公共投资的活跃预期，在一定程度上又出现了对于国家投资的“冲动”和“饥渴”。同时，在我国税收构成当中，虽然个人所得税的增长趋势很快，但其占整个税收的比例还很小，导致大多数个体纳税者无法影响和干预政府支出的实际路径，这导致经济个体对于未来预期的形成能力较弱，不仅缺乏进行长期预期的动机，而且也存在一定程度的“预期短视”。如果真是这样，我国经济在累积水平上就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财政幻觉”，由此导致的公共投资和公共物品需求，将对经济的长期发展和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带来负面影响，这将直接影响积极财政政策是否继续实行和是否调整财政政策的期限结构等重大决策。为此，下面我们通过推导带有“预期幻觉”的财政支出模型，通过选择不同指数度量“财政幻觉”，来检验我国财政支出当中一些“幻觉成分”的构成，并分析“财政幻觉”带来的财政政策启示。
二、政府支出行为和“财政幻觉”模型
我们在一般竞争框架下描述和分析“财政幻觉”的产生过程，并在此基础上给出实证检验的经验方程。假设政府公共物品的供给方程为(Turnovsky,1996)：
所支付的税价，N是经济个体的数量。系数α和β为公共物品供给相对于收入价格的供给弹性。
经济个体对于自己所消费的公共物品中自己承担的税价可以进行预期，一般情形下，可以定义一般税价为：
其中
是第i个经济个体的纳税数量，C是公共物品生产的单位成本，η表示经济个体对于财政政策的了解程度。在公共物品市场出清时，上述公共物品供给函数实际上也是经济个体对于公共物品的需求函数。一般情形下可以假设经济个体均匀分担单位税负，因此有：
这是一个比较标准的财政支出模型。如果经济个体完全了解政府所提供的公共物品的成本和消费公共物品的收益，那么就可以采取最优的决策行为，使得消费需求满足李嘉图等价原理。但是，如果由于税收结构的缘故，纳税者不了解他们应该承担的真正税价，那么将产生一定程度的“财政幻觉”。我们需要在上述标准模型基础上，通过经济个体对于财政政策的短视行为，引入可能产生“财政幻觉”的原因和“财政幻觉”的构成。
假定经济个体估计的税价等于待估参数Π和实际税价
的乘积：
此时待估参数Π体现了估计的误差程度，也体现了“财政幻觉“的程度。如果参数Π＜1，则存在对于实际税价的低估，此时的“财政幻觉”将增加对于公共物品的需求，导致政府支出的扩张。
进一步假设Π满足方程：
由于我国不同税种的税收数据尚不完善，因此我们需要选择具有代表性的经济时间序列构成描述上述两种“财政幻觉”的指标序列。我们利用政府财政收入（通常作为可以预见的税收成分）与商品零售总额（消费者通常不知道他们所购商品或服务的零售总额，因此一般被当作是不可预见的纳税成分）的比率来衡量“预期幻觉”指标V；用政府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比率来衡量“赤字幻觉”指标D，这个指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公众对于政府赤字规模的判断。在价格水平比较稳定和人口数量变化较慢的情形下（这两点在当前市场条件下渐近满足），我们将价格水平P和经济个体数量当作常数，这样就可以得到简化的公共物品需求方程：
对于上述类似的方程，Ashworth(1995)曾经在协整关系检验中获得了“财政幻觉”存在的经验证据，但是，由于我国数据结构上的限制，我们无法直接度量“财政幻觉”和“赤字幻觉”在水平值上与财政支出之间的协整关系，为此，我们需要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上估计和检验“财政幻觉”的存在性，这是“财政幻觉”检验的新途径。
三、模型的实证分析结果
我们利用实际数据对上述模型进行参数估计和统计检验。图1给出了我国财政支出和财政收入的对数时间序列路径。图2给出了“赤字幻觉”和“预期幻觉”的对数时间路径（数据来源为《中国经济景气月报》，部分数据进行了季度数据的月度分解，数据区间为1989年1月到2003年12月，国内收入为月度名义GDP数据，为了保持数据直接相同的变化趋势，所有数据未做季节调整）。
图1 财政支出和财政收入的时间路径
从图1中可以看出，财政支出和收入路径当中存在显著的趋势效应，因此这两个时间序列具有明显的非平稳迹象。从图2中可以看出，“预期幻觉”和“赤字幻觉”的对数时间路径当中，围绕着均值水平存在着明显的波动性，但尚未体现出明显的波动聚类现象，数据的时间路径体现出一定程度的均值平稳性。这些直观判断为下面的平稳性检验提供了必要的先验信息。
图2 “赤字幻觉”和“预期幻觉”路径
为了利用协整关系估计财政支出方程，我们需要利用ADF统计量（扩展Dicky-Fuller统计量，Mills,1999）来判断上述时间序列的单整阶数。表1给出了具体的统计量和5%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号表示检验或者参数估计显著，下同）。表1的结果表明，InG和InY的水平值序列存在1个单位根，因此这两个序列是1阶单整序列。但InD和InV的水平值序列不存在单位根，因此是平稳过程。
表1 变量序列的单位根检验
变量
水平序列
差分序列
临界值(5%)
InG
-1.544
-11.26*
-2.878
InY
-1.266
-8.102*
-2.878
InD
-3.877* -2.878
InV
-8.085* -2.878
表2 变量序列协整关系检验
假设特征根
似然比统计量
临界值(5%)
没有协整关系0.2176
47.97* 19.96
至多一个协整关系
0.0243
4.362
9.24
这样一来，我们无法直接利用协整关系来度量财政幻觉的效果，为此，我们需要先检验对数财政支出和对数名义收入之间的关系，即判断两个单整过程InG和InY的水平值序列之间的协整性。利用Johansen检验，协整关系检验的滞后阶数为2，变量之间仅含有常数截距，可以得到表2的协整关系检验结果(Mills,1999)。检验结果表明，在这两个序列当中存在一个显著的协整关系。
我们继续在协整变量InG和InY的误差修正模型当中，将平稳过程InD和InV的水平值序列当作外生变量引入，得到下述估计方程（括号内是参数估计对应的t统计量）：
首先，我们可以分析上述协整关系所体现的政策含义。协整关系一般体现了经济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即财政支出路径所受到的收入总量的约束和限制；协整误差则表示经济变量围绕均衡关系的短期波动，一般是由政策操作和政策工具所导致的。图3给出了数据期间协整误差的变化轨迹（图中纵坐标单位是坐标刻度乘以100%）。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在1996年经济实现的“软着陆”过程中，财政政策操作也发挥了一定作用，此间的财政支出存在持续的轻微收缩迹象；从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出，从1998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协整误差体现出扩张的趋势，2000年以后基本保持着正的误差趋势，表明财政支出处于高于均衡水平的扩张状态，其中就有部分原因是“财政幻觉”造成的。
图3 政府支出与名义收入之间协整误差的时间路径
其次，我们需要分析误差修正模型的估计结果。在方程(11)的估计当中，
这些估计的t统计量表明，参数估计在数值上都是显著的。因此，从模型的估计结果中可以推断，在财政支出存在显著的“预期幻觉”和“赤字幻觉”，两种幻觉的组合构成了导致财政支出扩张的“财政幻觉”。注意到此处
表示财政支出的环比增长率，在误差修正过程中，两种“财政幻觉”指标对于财政支出变化的弹性影响基本类似，其中“预期幻觉”的弹性作用似乎更明显一些，幻觉指标增加1个百分点，将导致财政支出扩张1.074个百分点。这说明当前政府的赤字规模和变化程度，对于经济增长也存在显著影响，这与发展中国家政府规模的作用机制基本吻合(Gemmell,1990)。
四、财政政策分析的基本结论和政策启示
通过在财政支出函数中引入“财政幻觉”参数，并且将其分解为“预期幻觉”和“赤字幻觉”等成分，我们给出了检验“财政幻觉”的线性计量模型，并且将“财政幻觉”是否存在同参数的符号假设联系起来。在判断协整关系的基础上，我们利用误差修正模型将协整关系变量与平稳变量联系起来，这就提供了直接检验“财政幻觉”的模型和参数估计方法。通过具体模型估计和参数检验，本文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一）我国财政支出水平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存在显著的协整关系，而且财政政策操作具有一定的周期性：在经济出现“软着陆”和抑制通货膨胀阶段，财政支出出现了轻微的紧缩；在经济出现“软扩张”和缓解通货紧缩阶段，财政支出出现了显著的扩张（刘金全，2003）。这意味着财政政策操作具有周期性，并且财政政策的作用机制存在一定程度的非对称性（刘金全、崔畅，2003）。在我国经济周期波动过程中，积极财政政策在需求管理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财政支出与经济周期阶段性的反周期相依性表明，财政政策工具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经济“稳定器”的作用。
（二）误差修正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我国财政支出受到了一定程度的“财政幻觉”影响，无论是“预期幻觉”，还是“赤字幻觉”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政府支出，也增加了公众对于政府公共支出的需求。首先，“预期幻觉”的存在导致李嘉图原理的等价作用在我国经济当中没有显著出现，由于经济个体对于政府税收变化的“短视”原因，导致政府债务的增加并没有转化为消费需求的降低，这虽然暂时保持了社会消费需求的总量和政府债务融资的顺利进行，但是积极财政政策对于经济稳定增长的负面影响将积累下来，其长期效果不容忽视；其次，“赤字幻觉”的存在导致社会对于公共投资存在过度需求，以至于暂时忽略了对于赤字规模的判断，并且过高地估计了公共投资的预期收益，进而导致了经济周期扩张期间出现政府投资需求的高峰。
（三）2003年我国经济增长率达到了9.1%高值，这是自1996年经济“软着陆”以后的又一个经济增长的峰值。在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当中，以政府投资为主导，并且带动私人部门投资的固定资产投资高速增长是本次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成因。由此可见，社会对于政府投资和公共物品需求的“冲动”和“饥渴”的成因，主要是出于“财政幻觉”而没有真正地察觉到公共投资的潜在成本和长期成本，并没有充分意识到政府债务的累积必定要由将来的税收来补偿。目前积极财政政策期限结构的适当延长（例如增加了长期国债的比例），进一步加剧了“财政幻觉”的持续期限，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对政府支出增长的刺激。由此可见，在当前情形下，对于政府投资的过度需求状况将持续下去。
显然，“财政幻觉”导致政府支出超出了正常的均衡水平，这必将带来社会资源配置的变形，从而降低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这也是目前政府投资当中出现重复建设、投资效率降低和企业寻租成本增加的主要原因。因此，在政府投资和公共物品供给当中，应该尽量增加具有产出性质的政府支出（例如基础设施投资和工程项目投资），减少非产品性质的投资比例（例如社会福利产品生产和休闲设施建设等），从而增加政府支出的产出乘数作用，这样既可以降低公众的“财政幻觉”程度，又可以利用财政政策进行有效的供给管理，有利于财政政策达到预期的政策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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