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纬》与汉魏六朝文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魏论文,文论论文,诗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0257-5876(2007)09-0067-09
《诗纬》是与《诗经》相配的纬书，《诗纬》除了阐说《诗经》的篇章字句以外，还有其他一些与《诗经》无关的内容。《诗纬》因以阴阳律历附会解释诗，因而历来被视为虚假诡异、荒诞不经而否定之。其实，《诗纬》也是汉代诗说除四家诗之外的一家之言，其诗论对汉魏六朝时期的文论具有一定的影响。较为明显的是《文心雕龙》对诗的定义，就是采用了《诗纬·含神雾》的说法。
一、《诗纬》的形成及其内容
《诗纬》的形成与汉代的《齐诗》有着渊源的关系，《诗纬》除了阐说《诗经》的篇章字句以外，还有相当的内容与《诗经》无关，而是宣扬了“天人感应”说。
纬书形成于我国西汉的哀帝、平帝时期，到东汉则基本完备。纬书是相对于经书而言的，儒家的“六经”，加上《孝经》都有纬书，总称“七纬”。纬书除了与经书相关以外，它还与谶，或称图谶、符谶相联系。谶是一种诡秘的隐语，用以预决吉凶，我国自古有之，先秦典籍中就有记载，民间也流传一种谣谶。秦汉以来，出现了一批方士化的儒生，把先秦的阴阳数术带进儒学，这种情况到了董仲舒时则有了更大的发展。董仲舒以儒学为中心，又杂糅了道、法、阴阳家的思想，由此形成了一个以“天人感应”为神学目的论的思想体系。纬书以董仲舒的“天人感应”为主导思想，书中大量地宣扬了阴阳五行、祥瑞灾异等，将谶与“六经”的经义穿凿附会起来，从而又形成了谶纬之说。纬书同经书、图谶等这种关系，使纬书的内容丰富复杂，既有解释、阐说和发挥经书经义的，也有只是以经义作为一个话头，以阐说著述者自己对天象人事的看法。因此，纬书中大量的内容是与经书经义毫无关系的，作者记述的祥瑞灾异等，是为了宣扬神学思想，企图以此作用于当时的社会政治。
《诗纬》是汉代鲁、韩、齐、毛四家诗之外的一种对《诗经》的研究，《诗纬》与四家诗的诗说不同，但是四家诗中的《齐诗》，主要是《齐诗》翼奉一派，与《诗纬》却有着渊源的关系，《诗纬》中的诗论观点主要来自于《齐诗》。考《齐诗》的传授源流，《齐诗》为辕固所传。辕固为齐人，故其传之诗称曰《齐诗》。辕固于汉景帝时立为博士，其弟子鲁人夏侯始昌发挥其诗说，其后夏侯始昌以《诗》授郯人后苍，后苍授谏大夫翼奉、前将军萧望之、丞相匡衡等。《齐诗》传至翼奉、匡衡时极为昌盛，其中翼奉一派的《齐诗》，以阴阳律历附会诗，而名噪一时。《齐诗》产生地齐国，是阴阳家邹衍创立“阴阳五行”学说的发源地。因而《齐诗》在传授过程中，受“阴阳五行”之说的影响尤为深刻。《齐诗》由夏侯始昌倡言以“阴阳五行”①说诗，到翼奉时则明确提出论诗以“五际”、“六情”等。如《汉书·翼奉传》：“《易》有阴阳，《诗》有五际，《春秋》有灾异，皆列终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臣闻窃学《齐诗》，闻五际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蚀、地震之效昭然可明，犹巢居知风，穴处知雨，亦不足多，适所习耳。”②又云：“故诗之为学，情性而已。五性不相害，六情更兴废。观性以历，观情以律，明主所宜独用，难于二人共也。故曰：‘显诸仁，臧诸用。’露之则不神，独行则自然矣。惟奉能用之，学者莫能行。”③由此可知，所谓“五际”、“六情”等说是翼奉诗说的核心观点，而这些观点都为《诗纬》所承袭。因此，清陈乔枞在《齐诗遗说考》中以为：“翼氏《齐诗》，言五性、六情，合亥午相错、败乱绪业之辞，与《诗·汜历枢》言午亥之际为革命，合已哉。”④《齐诗》在西汉后期开始流行，到东汉前期则盛极一时。然而，由于《齐诗》在流传的过程中，谶纬迷信的色彩越来越浓，章句字义也愈加烦琐，因而在汉代鲁、韩、齐三家诗中，《齐诗》最早亡佚，约在汉末、魏初，大多已失传。虽然如此，但是《齐诗》所提出的一些诗说观点还是被保留在《诗纬》中。如陈乔枞在《诗纬集证》“自叙”中指出了《齐诗》同《诗纬》的这种关系，内有云：“魏、晋改代，齐学就湮隋火之余，《诗纬》渐佚。间有存者，或与杂谶比例齐观，学者弃置勿道，书遂尽亡。夫齐学湮而《诗纬》存，则《齐诗》虽亡，而犹未尽泯也。《诗纬》亡，而《齐诗》遂为绝学矣。曩者先大夫尝辑三家诗佚义，以《诗纬》多齐说，其于诗文无所附者，亦补缀之，以次于齐，所以广异义，扶微学也。”⑤可见，《诗纬》与《齐诗》有渊源关系。
汉代流传下来的《诗纬》有《推度灾》、《汜历枢》和《含神雾》三种⑥，其内容可概括为两大方面：
（一）与《诗经》有关，涉及有关诗论的问题。这一部分的内容有：1.对诗的本体特性的概括，如“诗者天地之心”说、“诗者持也”说等，提出了诗的性质和功用的问题。2.对《诗经》具体篇章字句的解说，如：“《关雎》知原，冀得贤妃，正八嫔。”⑦“《灵台》候天意也。经营灵台，天下附也。”⑧3.对儒家诗论的发挥，如：“治世之音，温以裕，其政平；乱世之音，怨之怒，其政乖。诗道然。”⑨“颂者，王道太平，成功立而作也。”⑩4.以《诗经》为话头，阐述作者自己的看法，如《含神雾》：“秦地处仲秋之位，男懦弱，女高臆，白色秀身，音中商，其言舌举而仰，声清而扬。”(11)“唐地处孟冬之位，得常山太岳之风，音中羽，其地硗确而收，故其民俭而好畜，此唐尧之所起。”(12)这说明十五国风中的各地，所处方位不同，所配音律不同，因而诗乐风格就有差异，而且表现的风土人情也各不相同。
（二）与《诗经》无关，宣扬“天人感应”、“阴阳五行”之说。内容主要有：1.关于“圣人感生”说，如《含神雾》：“大电光绕北斗枢星，照郊野，感附宝而生黄帝。”(13)“后稷母为姜嫄，出见大人迹耳履践之，知于身，则生后稷。”(14)2.关于“君权神授”说，如《含神雾》：“圣人受命，必顺斗，张握名图，授汉宝。”(15)《汜历枢》：“王者受命，必先祭天，乃行王事。诗曰：济济辟王，左右奉璋，此文王之郊也。”(16)3.关于灾异祸患，如《推度灾》：“奔星之所坠，其下有兵。列宿之所坠，灭家邦。众星之所坠，万民亡。”“日蚀，君伤”；“月蚀，大臣刑。”(17)4.关于“四始五际”说，如《含神雾》：“集微揆著，上统元皇，下序四始，罗列五际。”(18)《推度灾》：“建四始五际而八节通。卯酉之际为革政，午亥之际为革命，神在天门，出入候听。”(18)《汜历枢》对“四始”释为：“《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鱼》在巳，火始也；《鸿雁》在申，金始也。”(20)《诗纬》对“五际”的解释是：“五际谓卯、酉、午、戌、亥。”(21)
从《诗纬》的形成及其内容来看，它既与《诗经》相配，又往往不限于说“经”而与谶结合了起来，因而有“谶纬”之说。《诗纬》同其他纬书一样，它们承袭、糅和了秦汉以来的阴阳五行、数术占卜、符验瑞应等阴阳家、道家等思想学说，是集中体现汉代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天人感应”理论的一种表现形态。《诗纬》中不论是对《诗经》的阐发，还是对天文历法的解说，都与“天人感应”说联系起来，从而构成一个包罗万象的神学体系。
二、《诗纬》中的诗论及其影响
《诗纬》中所体现出来的诗学思想，不仅成为汉代诗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它还影响了魏晋南北朝的文论。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诗论观点上：
（一）“诗者，天地之心”说。《含神雾》：“诗者，天地之心，君德之祖，百福之宗，万物之户也。”“孔子曰：诗者，天地之心，刻之玉版，藏之金府。”(22)作者认为，诗在天地之间居于核心的地位，因而诗能够成为君德、百福、万物的始祖和本源，诗似乎成了宇宙万物的主宰。正因为诗具有如此崇高的地位和重要的作用，因而要将诗“刻之玉版，藏之金府”。《诗纬》对诗的性质的这一认识，与先秦、两汉正统儒家诗论是有所不同的。从孔子提出“兴观群怨”，注重诗在社会生活中的广泛作用，到《毛诗序》提出“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23)，突出的是诗的政治教化功能。正统的儒家诗论还只是就诗作为文学艺术的一种形式来认识的，强调了它对于社会政治的作用。相比较，《诗纬》提出的“诗者，天地之心”说，将诗与作为自然宇宙的天地联系起来，从诗在天地中所处的地位上，认识到它所能发挥的作用，这种认识可以说开我国古代从哲学本体的高度认识诗歌的先河。而《诗纬》的作者之所以能提出“诗者，天地之心”说，正是与纬学的自然宇宙论和“天人感应”说相联系的。纬学以我国古代天道思想为基础，在“自然天”与“意志天”两方面，衍伸发展出自然宇宙论和“天人感应”说。在纬学的思想体系中，文学艺术可以使天、地、人沟通联系起来。如《乐·动声仪》认为：音乐是“承天心，理礼乐，通上下四时之气，和合人之情，以慎天地者也。”(24)“诗者，天文之精，星辰之度，人心之操也。在事为诗，未发为谋，恬澹为心，思虑为志，故诗之为言志也。”(25)这样，纬学中的诗论、乐论等也成为其“天人感应”说的一个组成部分。
《诗纬》提出的“诗者，天地之心”说，对于开启后来文论对文学本原问题的探讨有一定的意义。如王充《论衡·书解篇》在谈到人文时曾经提出：“龙鳞有文，于蛇为神；凤羽五色，于鸟为君；虎猛，毛蚡蜦；龟知，背负文：四者体（不）［文］质，于物为圣贤。且夫山无林则为土山，地无毛则为泻土，人无文则为仆人。土山无麋鹿，泻土无五谷，人无文德，不为圣贤。上天多文而后土多理。二气协和，圣贤禀受，法象本类，故多文彩。”(26)王充认为，天地鸟兽山川等万物皆有文采，而天地之中的人同样也有人文。王充的《论衡》虽是针对谶纬的虚假荒诞而作，但他也吸取了纬学的“人文法天象”之说。而刘勰的《文心雕龙·原道》篇，真正从哲学本体的意义上探讨了文的起源问题。刘勰从“天之象”、“地之形”、“傍及万品，动植皆文”上，推论出天地之中的人，“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因此，“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无文欤”(27)。刘勰从天地万物皆有“文”上，指出有思想、情感和意识的人，必然有其语言文字的人文，从而提出了“文原于道”的观点，这一理论成为构筑起《文心雕龙》理论体系的基石。刘勰这一理论的提出，既与当时的玄学对宇宙本原问题探讨的哲学背景有关，也同《诗纬》的理论有一定的渊源关系。
（二）“诗者持也”说。《含神雾》：“诗者，持也，以手维持，则承负之义，谓以手承下而抱负之。”(28)《诗纬》训“诗”为“持”，将“诗”与“持”联系起来，是因为这两个字在声训上都从“寺”声，而且“持”可以作为“诗”的假借义。《说文通训定声》释：“诗，志也，从言寺声，古文从言之声……又为侍或持。”(29)《诗纬》的作者将“诗”与“持”两者联系起来，以此表达他们对诗的认识和看法。《含神雾》中的“诗者持也，谓以手承下而抱负之”，“以手承下”基本上是“持”即“握”或“执”之意，而“抱负”一词则由“以手承下”的“持”之意而发展为手抱肩负，进一步引申为“扶持”。至于诗所“持”的内容，《含神雾》中亦有指出，即“在于敦厚之教，自持其心，讽刺之道，可以扶持邦家者也”(30)。“自持其心”、“扶持邦家”，就明确地说明了诗所“持”的是个体的思想情感和家国的安定稳固，这样诗就具有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涵和作用。《诗纬》将“诗”训释为“持”，是把“持”物的本义引申为“持”心，对物体的“把握”发展为对精神的“扶持”。这样所谓“诗者持也”的“持”，意为扶持、持守、维持、把握等含义，可解释为端正、培养、陶冶和感化等。并且，由“敦厚之教”的道德教化到“讽刺之道”的社会作用，由“自持其心”的个体到“扶持邦家”的家国，“诗者持也”说较全面地概括了诗的性质和作用，也体现了《诗纬》的作者对诗的认识和看法。
从《含神雾》对“诗者持也”的解释中，我们可以看出，其基本思想还是来自于先秦儒家的文学思想。儒家的“兴观群怨”、“温柔敦厚”和“讽谕美刺”等说是《诗纬》提出“诗者持也”的思想资源。然而“诗者持也”说却也是汉代不同于毛诗等其他四家说诗的一种有代表性的诗论观点。如孔颖达《诗谱序正义》曰：“名为诗者，《内则》说负子之礼云‘诗负之’，注云：‘诗之言承也。’《春秋说题辞》云：‘在事为诗，未发为谋，恬淡为心，思虑为志。诗之为言，志也。’《诗纬·含神雾》云：‘诗者，持也。’然则诗由三训，承也、志也、持也。作者承君政之善恶，述己志而作诗，为诗所以持人之性，使不失队（坠），故一名而三训也。”(31)这一段话总结概括了汉代不同的诗论说，其中“诗者持也”说成为诗的“三训”之一。这一观点也深刻地影响了我国古代批评家对诗歌的认识，如刘勰的《文心雕龙·明诗》篇就采用了这一说法。
（三）“诗含五际六情”说。《诗纬》提出过“五际”说，而“六情”说则出自《春秋·演孔图》(32)。《诗纬》的“五际”源自于翼奉说，《汉书·翼奉传》中有“《诗》有五际”，孟康注：“《诗内传》曰：‘五际，卯、酉、午、戌、亥也。阴阳终始际会之岁，于此则有变改之政也。’”(33)所谓“五际”，是指阴阳终始往复的五个关节点，即卯、酉、午、戌、亥，这五个关节点正是“变改之政”的时机，即一个朝代兴盛衰亡、转折更替的时候。《诗纬》将“五际”配以《诗经》的诗篇，加以具体说明。如《汜历枢》：“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34)因此，所谓的“五际”，是《诗纬》的作者以阴阳际会、五行运行的规律，配以《诗经》的诗篇，来探究人事的发展变化。值得我们重视的是“六情”说。《春秋·演孔图》中有“诗含五际六情”一条，宋均注：“六情，即六义也，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35)其实《诗纬》的“六情”说并非是《诗经》的“六义”，而是出自《齐诗》翼奉的“六情”说(36)，它具体指的是：喜、怒、哀、乐、好、恶。而且，翼奉在提出“六情”时，特别说到“诗之为学，情性而已”(37)。这对于《诗经》研究是一个全新的视角，它揭示出《诗经》中的诗篇具有丰富的抒发情感、性情的特点，具有文学批评的意义。
诗应该抒发人的情感、情性，诗具有抒情性，《诗纬》对诗的这一认识同先秦时期的“言志”说相比，显然是要深入一步。《尚书·尧典》记载的“诗言志”说，集中体现了我国上古时期人们对诗歌性质的认识，说明了诗歌是表达人们的志向和理想的。虽然“言志”说并不完全排除人的情感因素，但“言志”主要是抒发人的政治抱负和对社会政治问题的态度和看法。《毛诗序》在总结《诗经》的诗歌创作经验和艺术特点时，认识到诗既是“言志”的，它又是抒情的，因而《毛诗序》在指出“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的同时，又强调“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吟咏情性”，“发乎情，民之性也”(38)等等，从而形成了我国古代最早的“情志统一”说。而“诗含五际六情”说，实际上也是在“言志”说的基础上又融合了情感因素，将“言志”说的政治方面的作用同人的情感因素结合了起来。
尽管如此，“六情”说毕竟认识到诗除了“言志”以外，还应抒发人的情感，这是诗的基本性质。这一点对于开启汉魏六朝诗论的“缘情”说，具有重要的意义。如陆机《文赋》认为诗的基本特征是：“诗缘情而绮靡。”(39)诗的内容是抒发人的情感，其形式是精妙华丽的。“缘情”说摆脱了“言志”说对情感的束缚，而认为诗应该自由、充分地表达人的情感，“缘情”说反映了魏晋时期文论家对以诗为代表的文学的基本认识。因此，陆机的《文赋》探讨有关创作过程的问题时，特别注重人的情感因素。《文赋》曰：“及其六情底滞，志往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涸流。”(40)正是在注“六情”一词时，李善引用了《春秋·演孔图》中的“诗含五际六情”(41)，由此可以说明《诗纬》对陆机提出“缘情”说有着一定的影响。此后，“缘情”说成为我国古代文论一个重要观点，如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也突出地强调了情感是文学创作的本源，《情采》篇曰：“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42)而萧绎在《金楼子·立言》篇中分辨文与笔时指出：“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逎会，情灵摇荡。”(43)文采繁富，音韵和谐，语言精炼，情感激荡，被认为是如诗、赋等一类的文学作品的基本特征。我国古代诗论由先秦的“言志”说到魏晋的“缘情”说，在这一发展变化中，《诗纬》的“六情”说有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三、《诗纬》与《文心雕龙》诗论
《诗纬》对汉魏六朝文论的影响，最为典型的是《文心雕龙》对诗的定义。《文心雕龙·明诗》篇在阐述诗的文体性质和特征时，就采用了《含神雾》中的“诗者持也”说。《明诗》篇曰：“大舜云：‘诗言志，歌永言。’圣谟所析，义已明矣。是以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舒文载实，其在兹乎？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尔。”(44)对于《明诗》篇中的“诗者持也”说，很多研究者都指出了其语出《诗纬·含神雾》。如黄侃《文心雕龙札记》注：“《古微书》引《诗纬·含神雾》文。”(45)范文澜亦认为：“彦和训诗为持，用《含神雾》说。”(46)《明诗》篇开头的这一段文字，是刘勰对诗的“释名以章义”，即解释文体名称，并说明其含义。《明诗》篇对诗的“释名以章义”可分为两个层次：从“大舜云”到“其在兹乎”，这是对“诗言志”说的阐述，以《尚书·尧典》和《毛诗序》的观点，说明诗的“言志”性质。而从“诗者，持也”到“有符焉尔”，则是以《诗纬》和孔子论诗的“无邪”，指出诗的“持人情性”的作用。在这里，刘勰在引用了《诗纬》的“诗者持也”之后，紧接着说明诗的“持”，是持人情性，即诗能扶持、持守或把握人的情性而不使有失，也就是“持之使正”之意。正如孔颖达对“持”的理解发挥，“为诗所以持人之性，使不失队 （坠）”(47)。并且，刘勰以孔子评论《诗经》的“思无邪”之说，来概括《诗经》三百篇的要义在于“无邪”。所谓“无邪”，邢昺《论语注疏》曰：“诗之为体，论功颂德，止僻防邪，大抵皆归于正，故此一句可以当之也。”(48)因此，《诗经》三百篇的“无邪”，就是说《诗经》中都是“持人情性”，而无“淫邪”之失、归于正道的诗歌。刘勰将孔子评《诗经》的“无邪”，作为他把“诗”训为“持”的最有力的依据。
《明诗》篇引用和吸收了《诗纬》的“诗者持也”说，这不仅是对诗这一文体的“释名以章义”，而且还成为《文心雕龙》诗论的一个核心观点。从刘勰的“明诗”中，我们还可进一步看出诗的“持”的具体内涵及其意义。《明诗》篇在引用了“诗者持也”之后，又发挥诗的“持”在于“持人情性”。而诗能够具有“持人情性”的功能和作用，首先要求诗歌表现“顺美匡恶”的思想内容。在刘勰看来，“顺美匡恶”这是诗歌创作必须要表现的内容。《明诗》篇在第一段的“释名以章义”之后，便是“原始以表末”，阐述说明诗歌的源流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刘勰突出了诗的“顺美匡恶”。如刘勰认为大禹治水成功，太康荒淫无道，这个时期便产生了“九序惟歌”和“五子咸怨”的诗作，因而“顺美匡恶，其来久矣”，歌颂美德，匡正过失，是诗歌所应该表现的思想内容，也是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优良传统。因此，《诗经》“四始彪炳，六义环深”；屈原的楚辞则有“讽怨”、“为刺”的内容；汉代韦孟的《讽谏诗》“匡谏之义，继轨周人”；张衡《怨诗》“清典可味”；魏晋应璩《百一诗》“独立不惧，辞谲义贞”等等(49)，刘勰的这些评论强调了诗的讽谕美刺的作用。同样，在《乐府》篇，在谈到乐府诗的性质时，刘勰指出：“夫乐本心术，故响浃肌髓；先王慎焉，务塞淫滥。敷训胄子，必歌九德；故能情感七始，化动八风。”(50)音乐是表达人的心情的，它可以渗入到人的灵魂深处，因而先代帝王对此十分重视，一定要防止邪乱、失当之乐，以使乐能感天动地，教化民众。刘勰对乐府诗性质的论述与“诗者持也，持人情性”的理论是相一致的。在刘勰看来，诗的“持人情性”的作用，是通过诗的“顺美匡恶”的思想内容来实现的，因而他强调诗的“顺美匡恶”，并予以了高度的评价。反之，则予以了否定。如对玄言诗，《明诗》篇曰：“江左篇制，溺乎玄风；嗤笑徇务之志，崇盛亡机之谈。”(51)由于玄言诗完全脱离了当时的现实生活，而沉湎于空谈玄理之中，丧失了我国诗歌的“顺美匡恶”的优良传统，刘勰因此而否定了玄言诗。又如，对于山水诗的创作，刘勰肯定它是“体有因革”的产物，而且山水诗“图状山川，影写云物，莫不纤综比义，以敷其华，惊听回视，资此效绩”(52)。山水诗运用比的手法，作品形象鲜明生动，但它缺少的却是《诗经》、楚辞那样的“讽兼比兴”的传统。从刘勰的这些诗论中，明显地可以看出他对诗的“顺美匡恶”的重视和强调，而这一点是与“诗者持也”说密切相关的。
其次，刘勰在论述诗的“比兴”手法和诗的“典雅”风格时，也同“诗者持也”说联系了起来。“比兴”是我国古代批评家从《诗经》的创作中总结归纳出来的两种基本的表现手法，刘勰虽然也把“比兴”作为诗的表现手法来研究，但是他把“比兴”的手法同讽谕美刺的内容结合起来，更强调诗的“持人情性”的教化作用。《比兴》篇曰：“比则畜愤以斥言，兴则环譬以记讽。”“观夫兴之托喻，婉而成章，称名也小，取类也大。”(53)《比兴》篇还以《关雎》和《鹊巢》两诗为例，具体说明了“兴”的手法的特点。刘勰重视“比兴”，实际上就是重视运用“比兴”手法，而使诗具有讽喻美刺的内容，从而发挥“持人情性”的作用。此外，在刘勰看来，诗歌能具有“诗者持也，持人情性”的作用，在艺术风格上必须具备典雅正宗的特点。《体性》篇刘勰概括“八体”，即八种风格类型。其中“一曰典雅”，所谓“典雅者，熔式经诰，方轨儒门者也”(54)，即典雅的风格来自于取法儒家经典的风范，遵循儒家思想的轨迹。刘勰将“典雅”置于“八体”的第一体，说明其对“典雅”风格的推崇和提倡。与“典雅”风格相反，则是“新奇”和“轻靡”。所谓“新奇”和“轻靡”，就是漠视传统，追求新奇，文辞浮华，内容浅薄。“新奇”和“轻靡”的风格不仅与刘勰所提倡的“典雅”风格不相吻合，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刘勰认为这种诗歌风格不宜于发挥诗的“持人情性”的作用。因此，《诠赋》篇在总结赋的“敷理以举统”时，在提出“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的同时，刘勰又特别强调：“然逐末之俦，蔑弃其本，虽读千赋，愈惑体要；遂使繁华损枝，膏腴害骨，无贵风轨，莫益劝戒。”(55)由此看来，刘勰提倡典雅，反对奇诡、浮靡，实质上还是要发挥诗的“诗者持也，持人情性”的作用。
最后，对诗人在创作中所抒发的情感，刘勰除了提出“情志统一”说以外，还作了特别的要求和规定。如强调诗歌创作本源于人的情感抒发，提出“为情而造文”，反对“为文而造情”(56)。为情而作的诗歌，应该具有讽谕美刺的传统，而不能是沽名钓誉之作。并且，诗人的情感表达要真诚，“情信而辞巧”、“情深而不诡”，情感要真挚深厚，而不能是虚情假意，为情之作要简约真实，做到“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等等(57)，这些理论都与“诗者持也”说是相联系的。
四、对《诗纬》的“酌乎纬”
谶纬的荒诞不经同儒家的“不语怪力乱神”是相违背的，因而自其形成之后就不断遭到否定和批判。然而，谶纬也有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刘勰提出的“酌乎纬”(58)，是指谶纬的“有助文章”(59)，同时它还包含《诗纬》的有益诗论。
自纬书在西汉末年形成、到东汉盛行以后，一直遭到有识之士的抨击，所谓“桓谭疾其虚伪，尹敏戏其深瑕，张衡发其僻谬，荀悦明其诡诞”(60)。而东汉末王充的《论衡》，就是针对谶纬虚伪荒诞而著述的，因而其宗旨为“疾虚妄”。从刘宋开始，谶纬受到禁止，“至宋大明中，始禁图谶，梁天监已后，又重其制”(61)。然而实际是禁而未止，仍然相当流行。如沈约撰《宋书》，专门列有《符瑞志》；萧子显撰《南齐书》，也有《祥瑞志》等。在这种情况之下，刘勰的《正纬》篇专门指出了以“纬”乱“经”的现象，批判了谶纬的“乖道谬典”、“无益经典”(62)。谶纬遭到严加禁毁，是在隋炀帝即位之后，自此谶纬之说销声匿迹，纬书也大多散失(63)。
虽然谶纬虚假诡异、荒诞不经，不断受到人们的指责和批判，然而谶纬对这一时期的意识形态、学术研究，包括文学艺术都具有很大的影响。正如刘勰在《正纬》篇中所指出的，谶纬“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是以后来辞人，采摭英华”(64)。关于谶纬对汉魏六朝文学创作的影响，在李善的《文选》注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李善在《文选》注中，对这一时期文学作品征引纬书的情况，一一加以注明。通过李善的这些注，我们可以看到，谶纬对当时文学创作的影响是十分普遍的，这些文学作品所征引的纬书有七十多种，征引纬书达数百条之多，涉及诗、赋、文等多种文体，其中尤以赋受谶纬的影响最为明显。从作家来看，这一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如扬雄、班固、张衡、王粲、曹丕、曹植、嵇康、潘岳、左思、张华、陆机、谢灵运、沈约、任防、刘孝标等等，在他们的作品中，都有引用纬书的现象。因此，刘勰的“正纬”，既指出了谶纬的“无益经典”，又认为其“有助文章”。因为谶纬的“事丰奇伟，辞富膏腴”(65)，纬书中记载的事物奇异丰富，语言又形象生动，因而影响了当时的文学创作。不仅如此，纬书中尤其是《诗纬》对这一时期的文论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此，刘勰的“酌乎纬”，即“芟夷谲诡，糅其雕蔚”(66)，剔除谶纬的虚假诡异，而吸取其精华文采。
对谶纬的“酌乎纬”，从而使刘勰在《明诗》篇中采用了《诗纬》的“诗者持也”说。“诗者持也”说与传统的“诗言志”说提法不同，但是实际上它是对“诗言志”说的补充和发展。如刘勰在《明诗》篇一开头就提出了传统的“诗言志”说：“大舜云：诗言志，歌永言。”(67)而“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之说，则是在“诗言志”说的基础上进一步的发挥。比较两者，“诗言志”说是就创作主体的诗人而言的，强调的是诗所要表现的内容；而“诗者持也”说，则提出了诗对接受者的情性的影响，突出了诗的社会功能和作用。将两者结合起来，抒发诗人志向、理想的诗歌能够具有扶持、端正人的情感、性情的作用，这就是刘勰对诗体名称的解释和对诗体意义的认识。显然，在刘勰看来，传统的“诗言志”说还不能全面地概括诗的特性，因此，他要采用《诗纬》的“诗者持也”说，作为“诗言志”说的补充。这样，在《文心雕龙》的诗论中，刘勰将“诗言志”、“诗缘情”与“诗者持也”说综合起来，从而形成其诗歌理论。
《诗纬》作为纬书中的一种，它对于汉魏六朝的文论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此，当我们在批判纬书的虚伪诡异的同时，也要认识到其中所蕴含的对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发展的有利因素。“酌乎纬”体现了刘勰对谶纬的科学而辩证的态度，也表明了他作为一个文学理论家的卓识慧眼。从“酌乎纬”中，可以启发我们对谶纬、《诗纬》，及其对汉魏六朝文论影响的正确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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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班固《汉书·夏侯始昌传》：“夏侯始昌，鲁人也。通《五经》，以《齐诗》、《尚书》教授。自董仲舒、韩婴死后，武帝得始昌，甚重之。始昌明于阴阳，先言柏梁台灾日，至期日果灾。时昌邑王以少子爱，上为选师，始昌为太傅。”（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154页）
②③(33)(37)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172页，第3170页，第3173页，第3170页。
④陈乔枞：《三家诗遗说考》，《续修四库全书》第7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325页。
⑤陈乔枞：《诗纬集证》，《续修四库全书》第7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761页。
⑥范晔《后汉书·樊英传》李贤注曰：“七纬者，《易》纬《稽览图》、《乾凿度》……《诗》纬《推度灾》、《汜历枢》、《含神雾》也。”（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721页）《诗纬》有三种，从李贤注说，但这与《隋书·经籍志》的记载却不相符合。《隋书·经籍志一》载：“又有《七经纬》三十六篇，并云孔子所作，并前合为八十一篇。而又有《尚书中侯》、《洛罪级》、《五行传》、《诗推度灾》、《汜历枢》、《含神雾》、《孝经勾命决》、《援神契》、《杂谶》等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941页。）据此记载，《诗纬》应有《诗纬》、《推度灾》、《汜历枢》和《含神雾》共四种。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日本学者安居香山、中村璋八所辑《纬书集成》，《诗纬》就有《含神雾》、《推度灾》、《汜历枢》和《诗纬》四种。
⑦⑧⑨⑩(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4)(28)(30)(32)(34)(35)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纬书集成》，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71页，第479页，第466页，第465页，第460页，第460页，第461页，第463页，第463页，第479页，第472页，第464页，第469页，第 480-481页，第486页，第464页，第537页，第464页，第464页，第583页，第480页，第583页。
(23)(38)(39)(40)(43)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63页，第63页，第171页，第174页，第340页。
(25)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纬书集成》，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第856页。引文中“人心之操也”句，据《太平御览》卷六○九补。
(26)王充：《论衡》，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32页。
(27)(42)(44)(49)(50)(51)(52)(53)(54)(55)(56)(57)(59)(60)(62)(64)(65)(66)(67)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页，第347页，第48页，第48-49页，第64页，第49页，第395页，第394页，第308页，第81页，第347页，第493页，第29页，第29页，第29页，第29页，第29页，第29页，第48页。
(29)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武汉市古籍书店1983年影印版，第642页。
(31)(47)李学勤主编《毛诗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第5页。
(36)班固《汉书·翼奉传》：“臣闻之于师……知下之术，在于六情十二律而已。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贪狼，申子主之。东方之情，怒也；怒行阴贼，亥卯主之。贪狼必待阴贼而后动，阴贼必待贪狼而后用，二阴并行，是以王者忌子卯也。《礼经》避之，《春秋》讳焉。南方之情，恶也；恶行廉贞，寅午主之。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宽大，巳酉主之。二阳并行，是以王者吉午酉也。《诗》曰：‘吉日庚午。’上方之情，乐也；乐行奸邪，辰未主之。下方之情，哀也；哀行公正，戌丑主之。辰未属阴，戌丑属阳，万物各以其类应。”（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168页）
(41)萧统：《文选》卷一七，《四部精要》16集部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539页。
(45)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3页。
(46)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9页。
(48)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卷二，《四部精要》2经部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461页。
(58)刘勰《文心雕龙·序志》：“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35页）
(61)魏徵：《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941页。
(63)魏徵《隋书·经籍志一》载：“炀帝即位，乃发使四出，搜天下书籍与谶纬相涉者，皆焚之，为吏所纠者至死。自是无复其学，秘府之内，亦多散亡。”（中华书局1973版，第941页）元明时有人开始辑佚，现有明孙瑴《古微书》、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等有辑录。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有日本学者安居香山、中村璋八所辑的《纬书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也出版有《纬书集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