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文化引进与汉语表述系统的更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语论文,近代论文,文化论文,系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化引进的主要方式之一是译书。近代中国人移译洋书，主要有“西洋”与“东洋”两个来源。翻译的途径有三条：1.西洋书—一中文书；2.西洋书—一日文书—一中文书；3.日文书—一中文书。本文主要论述第二条途径，旨在说明近代中国的文化引进对汉语表述系统的影响。第一条和第三条途径理所当然是不可忽视的背景和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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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述系统的特质在于它的基本词汇和语法结构，这二者决定了一种表述系统的属性和基本面貌。翻译是两种或多种表述系统之间的互参互释，它与同一表述系统内部的解词不尽相同。解词是词汇和词义的静态转换，两种文本之间有纵向的承递或平行的共存关系，或者化简为繁，或者变雅为俗。翻译中不存在繁简雅俗之别，不过它有一个极限：如果两种文本所代表的文化背景之间落差太大，一个表述系统对另一个表述系统不存在互参互释的功能，就会有译不过来的危险。
文艺复兴以来，西方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获得了飞跃性的发展，创造发明日新月异，它的一个直接后果和明显标志，就是每一个新事物问世，都要求有一个新概念、新语词与之相对应。这不仅仅是词汇量增加的问题，每一个新概念、新语词的创生及其进入词汇，必然在原表述系统中寻找位置，建立关系，对整个表述系统产生张力，从而影响或改变原表述系统的内部结构与表述功能。当旧的概念体系无法包容和阐释新的文化现象，旧的表述系统就要被涨破，从而爆发术语上新旧交替的革命。近代西方文化科学气候性地大规模东移，它自身蕴含已久的爆发力给僵化的东方文化带来了强烈的冲击，只不过这种冲击的文质彬彬的性质，暂时被炮舰和商品的气势汹汹所淹没。翻译作为沟通两种文化的手段或从一种文本进入另一种文本的向导，在东方人手中不得不承担起解词和术语革命的双重职能。
日本开国比中国开关迟到了一步，在主动引进西方文化科学方面却比中国捷足先登。面对西洋文明，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人困惑重重，不仅传统的汉学、阳明学不能应世变之亟，几同于无用之学，而且以往从中国学来的单音汉字和古老句法，已不能适应接纳和引进西学的需要。明治维新思想家福泽谕吉为翻译第一部《英日辞典》煞费苦心，有时为了一个单词的译解，和学生几天几夜苦思冥想。川端康成回顾日本现代文学史时指出，日本的文章曾多次以不同的形式受到西洋文章的影响，文体上经历了一个大动荡、大分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包含着互相连结的两个阶段：一、血战国语，二、服从国语。在血战“国语”中，“国语”是传统的陈旧的文字和句法，而在服从“国语”中，国语则是经过吐故纳新，排除了自身惰性和封闭性，吸取了西方语言精华的新国语。从此，日本语文开始寻找自己的独立品格。首先，它减轻了对传统汉学的依附关系，继而被西洋文化掳去，遭回炉重铸之后又将西洋文化擒来，从而使日语的表述功能获得了极大的丰富和发展。日本近现代文化科学的突飞猛进可以从这里找到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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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中日两国之间形成了“固定的交流过程”（实藤惠秀语）。中华文化自隋唐传入日本，日本人拆卸汉字以偏旁部首造“假名”。近代日本人扬弃中华文化传统，但与中华文化仍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十九世纪中叶，一批西方传教士用中文编译的书籍和报刊相继传入日本。在日本人文明开化过程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如许多汉译西书被作为日本幕府、各藩以至明治初年各地各级学校的教科书，汉译《万国公法》成为明治初年日本与西方办理交涉的重要依据。彼时，中国人尚未自觉意识到中华文化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日本人已经踏着中华文化的跳板，直接与西方对话了。
汉语表述系统的更新，是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留日学生大量翻译日文书籍开始的。翻译阅读日文书籍，成为中国人引进西方文化科学的一条重要渠道。随着八股文的被淘汰，科举制度的改革与废除，新型的学校体系和教材系统逐步建立起来。这种情形迫使中国人从日本转口的文化引进，不得不采取学科性的整体引进的方式。不仅学科内容是崭新的，如哲学、政治、法律、经济、军事、体育、外交、外贸、医学、物理、化学、生物、商业、运输、宗教、美学、音乐、天文等，甚至连“教科书”这个术语也是从日文中搬来的。大批的日语新词进入汉语表述系统，如一泓源头活水，给死寂的古汉语表述系统激起了层层波澜，令中国读书界眼花缭乱，应接不暇。
1897年，梁启超与同仁在东京设立“大同学校”，在吸引留学生、培养预备干部的同时，他本人也抓紧时间学习日文，通过日文接受西学。他在《论学日本文之益》一文中说：“既旅日本数月，肄日本之文，读日本之书。畴昔所未见之籍，纷触于目；畴昔所未穷之理，腾跃于脑。如幽室见日，枯腹得酒，沾沾自喜，而不敢自私。乃大声疾呼，以告同志曰：我国人之有志新学者，盍亦学日本文哉！日本自维新三十年来，广求智识于寰宇，其所译所著有用之书，不下数千种，而尤详于政治学、资生学（即理财学，日本谓之经济学）、智学（日本谓之哲学）、群学（日本谓之社会学）等，皆开民智、强国基之急务也。”①梁启超把日本当作学习西方文化科学的中继站，中国人效仿日本成例，以更急功近利的心态，更匆忙的步伐，将日本人“西天取经”的道路重摹了一遍。诸宗元的《译书经眼录序例》中说：“光绪甲午我国与日本构衅，明年和议成，留学者咸趋其国，且其国文字移译较他国文字为便，于是日本文译本，遂充斥于市肆，推行于学校，几使一时之学术，浸成风尚，而我国文体，亦遂因此稍稍变矣。”②当时，中国读书界流行着广含日语词汇的翻译及搀和日语词汇的作品，因而中国文章的体式和风格也产生了明显的变化。这方面最突出的代表仍然是梁启超。他的文章新颖别致，气势恢宏，散发着日本式的文气，时人称之为“启超体”或“新文体”。例如，梁启超在《敬告留学生诸君》中写道：“某顿首，上书于最敬最爱之中国将来主人翁留学生诸君阁下，某闻人各有天职，天职不尽，则人格消亡。今日所急欲提问于诸君者，则诸君天职何在之一问题是也。”③在这里，梁启超诘问留学生“天职何在”，语势锐利，却使用了封建时代大臣给皇帝上奏折的文体，借臣下对皇上的不平等对话，来表达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交谈和论争。这无疑是从文体上对封建文化的清算，也是对日趋灭亡的封建等级制度的嘲弄。梁文通篇充满着“天职”、“主人翁”、“最敬”、“最爱”、“人格”等新词汇，且末尾一句谓语后置，从文章体式到语言风格，都令人刮目相待。梁启超的文风中日搀和，半新半旧，带有明显的“杂种文化”的特色，在当时读书界影响很大，其余波所及，直至民国之后。
与此同时，保守而持重的学术界睁大了批评的眼睛。1911年刊行的《普通百科新大辞典》凡例中说：“吾国新名词大半由日本过渡输入，然所用汉字有与吾国习用者相同而义实悬殊者，又有吾浑而彼画易涉疑似者，皆随条分析。”由于中国人心理上轻视日本文化，且误认为中文日文属同文同种，不学也会一半，因此有人对日文新词不求甚解，拿来便用。一班投机文人从日文书中寻到西洋书的译本，不辨真伪便粗制滥造地译了过来，然后在广告上大肆吹嘘，说是由西洋文直译而来。更有一批文丐勉强学了一年半载日文，便动手翻译日文书籍，上自文史哲，下至自然百科，望文生义，错讹百出。如将“伊甸 园”改译作“雅典之国”，弄得读者莫明其妙，在读书界制造了一些混乱。
1915年，留日学生彭文祖撰书《盲人瞎马之新名词》，对使用日本词汇提出非议。他认为辛亥以后，国人喋喋不休地套用日语新名词，不仅是“恬不知耻”，而且将导致“亡国灭族”的严重后果。他重点分析批判了“支那”、“取缔”、“取消”、“目的”、“宗旨”、“权利”、“义务”等五十九个名词。彭文的批评指摘主要是基于政治倾向和民族感情，而且无意中触到了东西方之间的文化隔膜。如日本政府曾与清政府共谋，颁布《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因此，留日学生一见“取缔”二字便义愤填膺。如“支那”一词是日本人对中华人的蔑称，有辱中华人格，当然不会为中国人所接受。但也不能否认有些意见还是尊重汉语习惯，如日语的“切手”和“放送”已被更贴切的汉译名词“邮票”和“广播”所取代。“各各”在近代汉语中用一个“各”即可。本时期中国人对使用日语新词越来越慎重，这不单纯是主观上有意扬己抑人，更是模糊地意识到了词汇借用中所包含的文化选择。词汇是文化的结晶，是社会生活的观念形态。中国人刚刚开始接触诸如“目的”、“权利”、“义务”这些西方近代人文观念，然而接受这些观念的时代尚未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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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表述系统的更新，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中国人先是惊诧、排斥、继而勉强使用，以中国译名相对抗，并以中国词汇译解日本译名。如《译书汇编》第七期刊登的鸟谷部铣太郎原著《政治学提纲》，就加了如下的注释：
仲裁——仲裁者，中间人之意，局外国居间调和，谓之仲裁国。
积极——积极者，犹言阳极，如电气之正极，代数之正号也。
消极——消极者，犹言阴极，如电气之负极，代数之负号也。
支配——支配者，即处治之意。
法人——人有自然人与法人之别，自然人者，天生之人；法人者，法律所承认为有人之资格者也，如团体等类皆有法人之性质者也。
不成文宪法——不成文者，即习惯之谓，凡法律由习惯而成，不经制定之手续者，谓之不成文法，反是者谓之成文法。
本时期内，大量日语词汇通过解词融入汉语词汇，中国人读日本书受了影响，也在文章中摹仿使用，经时间的潜移默化就习惯成自然了。然而，梁启超甚至不以解词为满足，进而标新立异，特意撰文《释革》，试图沿日文之波讨英文之源，从英文的“reform”和“revolution”的辨析中，以“改革”和“变革”取代从日文借用来的“革命”一词④。梁启超的论点并非持之无据。由于当时中国知识界正蕴酿着经学革命、史学革命、文学革命等，“革命”已成风尚，成为一股不可阻遏的时代潮流。在这种情况下，将“革命”改为“改革”或“变革”，无疑会冲淡这场事变的严重性质，抽换“革命”的时代内涵。因此，梁启超的倡导没有行得通。诚然，梁启超如此释“革”，并非单纯从词汇学上立论，而是与他的政治倾向有关。后来，梁启超也改弦更张，撰写了如《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和《俄罗斯革命之影响》等文章。
为什么中国译名敌不过日本译名，梁启超在造译新词方面呕心沥血，最终仍不得不向日本译名臣服？首先，日本人译西洋书，走在中国人的前面，领风气之先，新词的创生与被接受，习惯成自然，有“先入为主”的心理因素。例如“不景气”一词最初输入中国时，被表述为“日本之所谓‘不景气’”，不久便将“日本之”三字去掉，变成“所谓‘不景气’”，后来变为“不景气”，最后干脆连引号也省掉。其次，日本语文已成为西洋文化的载体，中国人从日本转口的“进口组装”敌不过日本人的原装货。中国人创造的少数词汇或许不无新意，但数量少，质量小，构不成对日本词汇的同化力，最终难免要被日语词汇所淹没。
然而不得不承认，素来以汉本位文化自居的中国人最终能心悦诚服地接受日本译名，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事实。新词语的产生，在日本已经经历了一场血战，新词的借用，在中国同样是一次开天辟地的革命。古老的汉语承受了一番不情愿的脱骨换胎的改造，以新词汇、新句法、新文体、新风格表述新事物、新知识、新思想，逐渐抛弃了严复、林纾“旧瓶装新酒”的故步，开始以“新瓶”装新酒，确立起现代汉语学科词汇的初步形态和发展方向。
那末，从日本引进的新词有什么特点呢？
1.面目全非即面目全新。除了“不景气”.还有“企业”、“抽象”、“一元化”等等。而且，复音词大量增加。王力指出：“复音词对于中国语法的影响—一中国语向来被称为单音语；就是因为大多数的词都是单音词；现在复音词大量地增加了，中国语也不能再称为单音语了。这是最大的一种影响。”⑤
2.似曾相识而今非昔比。如“经济”一词在中国古代是“经世济民”的意思。明治以来，日本人用“经济”二字作为英语“economy”的等值词。初期留日学生曾用“富国学”、“计学”、“资生学”、“平准学”来作解释。1903年出版的《新尔雅》解作：“论生财析分交易用财之学科，谓之计学，亦谓之经济学，俗谓之理财学。”1907年出版的《汉译法律经济辞典》解作“经济者，人类之获得财货及使用财货之顺序的活动与其状态之谓也。”1909年的《汉译日本法律经济辞典》解作“人类欲得财使用之，以满足其欲望，此种顺序的活动或状态，称之曰经济。通俗亦有以节制俭约之义用者。”人们对“经济”一词的理解越来越准确全面且有分析研究。如1911年的《普通百科新大辞典》解作：“经济者，经纶干济也。而吾国通俗以善计者曰经纪，日人输入中语因音近而误作经济。（此类甚多）今此一名词又回输吾国，而沿用为生计义，与原义全别；虽已积习难返，然其本原界限不可不知也。”
3.直截准确不容含混。中华文化有着极强的同化力，在和各地区各民族的长期交往中，汉语吸收了不少外来词。从汉代起，汉语从匈奴和西域引进了骆驼、猩猩、琵琶、葡萄、石榴、硫璃等词。佛教传入中国后，汉语又借用了一批梵语词。如佛、菩萨、沙门等。近代中国在引进西方文化的过程中，更是吸收了大量外来词，其中有来自拉丁语、英语、法语、德语、俄语的等等。
汉语吸收外来语有三种形式。1.音译：雷达(radar)、拷贝(copy )、坦克(tank)、吉普(jeep)苏维埃(COBET)。2.音译加意译：卡车(car)、啤酒(beer)、霓虹灯(neon)、摩托车(motor)、拖拉机(TPaKTOP)、肥田粉(fertilizer)。3.音译兼意译：如俱东部(club)、引得(inedx)、维他命(vitamin)、绷带(bandage)、乌托邦(Utopia)。
以上的词汇大多是指实物的普通名词，抽象名词和动词很少。在近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体系的引进中，大批的学科词汇和专门术语，依靠以上的译法已远远不能解决问题。例如，中国人曾使用过音译的西语外来词，后来仍不得不用日本人制造的汉语外来词来取代。
英文原文 初期中文译名
日本译名后期中文译名
democracy 德谟克拉西 民主民主
dictatorship 狄克推多
独裁独裁
economy
爱康诺米
经济经济
science
塞因斯 科学科学
telephone 德律风 电话电话
ultimatum 哀的米顿书 最后通牒最后通牒
unit 幺匿
单位单位
《现代汉语词汇》一书对汉语移译外来词的法则进行了分析，它指出：“汉语吸收别的语言的词语，音译词起相当的作用。但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意译词逐渐占优势。其原因是：汉语词的音节短，大部分是单音双音，多音节的少，音译词往往是多音节的，不合汉语的习惯；汉语用的是表意文字，人们习惯于文字本身多少表示一点意义，音译词不合这个要求。”⑥这只是从词汇学角度立论，如果从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广度来考察，我们会发现更深层的原因。变音译加解词为直接意译即术语革命，将词汇和器物、制度、观念以及文化背景整体性强制输入，近使接受者卸下因袭的重负，更换思维，弃旧图新，并诱发人们从词汇入手，去寻找和衡量中西方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异同点，探索东西方文化交流和融合的契合点。
4.新词汇蕴含着崭新的人文精神。例如，梁启超曾以“群学”译解“社会学”，最终仍不得不认同“社会学”，以“社会”取代“群”，有两个明显的积极意义。①显示出人类社会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轨迹。②标示出鲜明的民主时代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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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日本引进的新词究竟有多少，难以作精确的统计。高名凯、刘正埮对汉语外来词进行了整理，分成29类、共有1270个。其中来自日语的有459个，占35%，这459个词是中国人日常生活中常用的，关系极为密切。其中政治类和法律类有39个；哲学类有61个；经济类有47个，文教科技方面的词也不少⑦。
王立达的《现代汉语中从日语借来的词汇》一文，专门探讨了汉语引进日语词汇的几种情况。一种是日本音译外来语的汉字（嵌字）被借用到汉语中来，如瓦斯、混凝土、俱乐部、浪漫等。一种是用汉字书写但只有训读的日语词，如立场、职消、手续、入口等。大量的是日本人意译过来的外语词汇，在汉字读法上只有音读而不用训读。其中包括含义相反或相对的词，如绝对、相对、积极、消极等；一般用语与专门术语，如石油、出版、政策、原子等；许多学科名称如哲学、化学、心理学、解剖学等；凡是词尾用化、式、炎、力、性、的、界、型、感、点、观、线、论、率、法、主义、作用、社会、阶级等的词，也大多数是从日文中借用而来或利用这种构词法创造的。如近代化、方程式、生产力、可能性、文学界、肺炎、大众的、流线型、优越感、出发点、人生观、生命线、唯物论、生产率、辨证法、帝国主义、封建社会、无产阶级、心理作用等等。另一种是原本为日语词汇，被汉语借用后意义有所变化，如“劳动者”日语原义为“产业工人”。还有一种汉字字形和词义都是由日本人创造，而为我国所沿用。如腺、癌等。此外，还有一些词汇是中国人翻译日文书时创造出来的，如关于、由于、认为、视为。另有一些在本世纪初曾一度使用，而现在已经废止使用的日语词汇如“劳农政府”等。王立达文中所列举的汉语从日语借用的词汇共有588个⑧。
汉语表述系统的更新，决不单纯是指词汇量增加的问题，更主要的是构词法方面的建树。当初日本人借中国成语制造新词，意思上往往与原词汇大相径庭。如“文学”是从“文章博学”中截取而来，作为英语“literature”的同义语：“革命”来自“革天命”，进而用来表示推翻旧政府的“revolution”。当汉语中无适当词语可借用时，便硬组汉字制造新词。如“哲学”——philosophy：“说明”——explanation：“断交”——rupture。然而，这些新词仍遵从汉语习惯，不悖汉语语法。
日本人组合汉字以对应西洋词语，因为他们长期使用汉字，把汉字看作自己的文字，借用汉字造新词驾轻就熟，事半功倍。正是从日本人创造的新词汇里，中国人发现了汉语表述系统中潜藏的强大应变能力和再生能力，将日语新词重新引回中国，并将这些符合汉语语法的词汇作为日后仿制汉语新词的向导，功近而效速。
总而言之，以译书（尤其是译日本书）为主要标志的近代文化引进，从学科领域开启了汉语表述系统现代化的先河。高名凯指出：“日语词汇对现代汉语词汇的影响很大，是现代汉语词汇中的外来词的主要来源之一，甚至可以说是最大的来源；许多欧美语言的词都是通过日语转移入现代汉语词汇里的。”⑧汉语从单音语向复音语的转化，产生了一种相关的积极效果，本来是为了表示外国所有而中国所无的新事物、新概念而引进新词汇，结果又促使汉语向更缜密、更明朗的方向前进。例如“行”在汉语中有“行”、“走”、以及“行为”的意思，倘若将英文“action”译成一个“行”字，很难确定它的意思，只有译成“行为”才准确无误；“虑”字有“考虑”和“忧虑”的意思，而将“consider”译作“考虑”才不会产生岐义。复音词的大量增加使汉语变得日益准确而细致，复杂的思想和感情易于表达。与古代汉语的句式和文章相比，现代汉语的句式和文章要长得多。对这种新的语言现象，王力曾给予科学的解释，“有时候，若要运用现代的思想，使文章合于逻辑，确有写长句子的必要；……句子的欧化应该是不得不然。”⑩“从民国初年到现在，短短的二十余年之间，文法的变迁，比之从汉至清，有过之无不及。”(11)应当特别指出的是，汉语表述系统的更新，决不仅仅是指以增加新词汇、新句法为标志的外在形式的演变，而且指汉语表述系统对外来词汇和句法所进行的革命性同化。外来词汇和句法一经进入汉语表述系统，就成为汉语的基本要素，中国人并非坐享其成，他们必须花费相当大的代价，用汉语固有的语言传统和认知方式将外来词加以改造和利用，或者随着科学的发展对概念的内函和外延提出新的界说；或者在尊重本义的前提下巧妙地发挥某个方面的引申意义；或者利用它本身的再生能力和应变能力将某一学科术语移入另一门学科，天衣无缝地将新概念新词汇所体现的科学成果和思维方式化入汉语表述系统的内在结构之中。这是汉语表述系统的生机所在，也是中华文化的生机所在。从此，汉语表述系统开始从僵化走向开化，从承载本土文化转为承载世界文化，从近地交流走向远地传播，从中不断丰富自身的容量和表现力，以及主动接纳西方先进科学，吞吐东西方文化的能力。同时，也给日本人阅读中文书籍，吸收中华文化营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而且，在日后间接或直接引进西方文化的过程中，中日双方互相参释，互相吸取，互相包容，共同迈向东方文化国际化的新里程。
注：
①转引自钟叔河著《走向世界》第446—447页。
②《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第95页。
③④《饮冰室文集类编》上，第713、328—329页。
⑤⑩王力著《中国现代语法》下，第309、336页。
⑥符淮青著《现代汉语词汇》第187页。
⑦⑨高名凯、刘正埮《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第四章，第二节，第158页。
⑧王立达《现代汉语中从日语借来的词汇》，《中国语文》68期。
(11)王力著《中国语法理论》（下），第2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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