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说上的社会主义与信仰上的社会主义——张东荪社会主义观浅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说上论文,张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初的世界政治格局处于激烈的变动之中。一方面，西方资本主义以其发达的物质文明彰显着中国的贫穷落后；另一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又暴露了资本主义所存在的弊端；一方面，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人们欢呼雀跃；另一方面，俄国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违背民主制度的方面。中国当何去何从？中国知识分子正是在上述复杂的国际环境影响下热烈讨论这一问题的。张东荪(1886-1973)就是当时中国学界一位非常活跃的学者。他积极投身于他那个时代有关中国社会出路的探索之中。当时的论战，包括社会主义问题的论战、东西文化论战、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唯物辩证法论战，他无不置身其中。作为社会主义论战的引发者，张东荪的社会主义观至今仍是一个值得讨论与思考的问题，文章拟对此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
五四时期的张东荪，一直被中国学界视为社会主义的反对者和敌视者①。这种看法对张东荪有失公允。此时期的张东荪虽然不能说是社会主义者，但也决非社会主义的敌视者和反对者。相反，他做了大量输入和介绍社会主义思潮的工作，促进了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而且，他还提出了诸多至今仍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民国初年，张东荪确实提出要以资本主义发展实业，认为社会主义不适合中国。在1913年发表的《中国之社会问题》中，他谈到：“至于社会主义，更无发生之余地。资本家立工场必为劳动者所欢迎，决无有反对资本主义者”[1]。时值辛亥革命后，富国强兵与实业救国的思潮风靡一时，许多知识分子都曾受此思潮影响，张东荪提出以资本主义发展实业的主张也属此类。毕竟，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在一战以前对中国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在社会主义的优势还未显露出来以前，以资本主义发展实业也是合乎情理的选择。
五四期间，张东荪开始大张旗鼓地宣传社会主义，成为当时介绍和主张社会主义的风云人物，一度被陈独秀邀请为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在1919年发表的《第三种文明》中，张东荪认为，有史以来的人类文明有三种：第一种是宗教的文明，第二种是个人主义与国家主义的文明，第三种是社会主义与世界主义的文明。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种文明破产了，资本主义已到末日，不能再维持下去了。因此“依第三种文明的原则来改造”世界，已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他分析了中国的现状，认为“中国今天的现象是十七世纪、十八世纪、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的人聚于一堂……大多数的人仍逗留在第一种文明与第二种文明之交。不但没有第三种文明的资格，并且也没有第二种文明的陶养。这个真是苦痛极了”[2]。尽管现状令人头痛，但在社会主义已成为世界趋势的情况下，“我们虽则仍区留在第一种文明与第二种文明之交，但是不应该再提倡第二种文明的知识和道德，而应专从第三种文明去下培养功夫”[2]。因此，宣传社会主义成为此时期张东荪努力的方向。
不过，张东荪所宣传的社会主义并非就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虽然他也认为社会主义发展到马克思时得到了“科学的基础”。在《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中，他说：“现代的社会主义是经过无数的修正，无数的扩充的最后结果，不单是马克思一人的学说了。”“我们主张社会主义既不像工行的社会主义建立一个全国的工行；又不像多数的社会主义组织一个无产者专制政治；更不像无治的社会主义废去一切机关；复不像国家的社会主义把所有生产收归国有。乃是浑朴的趋向，却是唯一的趋向。”他认为，社会主义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更不是一个单纯的阶级问题，而主要是一种精神。他的工作旨在从事精神上的改造，是社会文化运动，是为将来的社会主义奠定基础，并非进行具体的社会主义运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他说，“社会主义乃是一种人生观与世界观——而且是最进化最新出的人生观与世界观”。因此，“我们讲社会主义不是从物质方面破坏现在的制度入手，乃是从精神方面传播一种新思想、新道德、新人生观、新生活法，也就是先从打破现在社会上资本主义的习惯入手”。这里，他把社会主义主要视为一种概念和精神，正是五四思想启蒙运动潮流的反映。当时的启蒙思想家大都明确表示只从事思想改造，而不过问政治改造，张东荪也深受此潮流的影响。这种理解恰恰是导致他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分歧的重要原因。
不可否认的是，虽然张东荪所宣扬的社会主义并非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但却给当时纷繁复杂的中国思想界开辟了一块社会主义的研究与介绍阵地，促进了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1919年4月28日，张东荪在他创办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发表题为“社会主义”的征文启示，内容包括赞成说、反对说和译述三部分。此后，在其主办的《学灯》和《解放与改造》上，刊登与转载了许多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这些文章主要有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先驱河上肇的《河上肇博士关于马克思之唯物史观的一考察》、《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主义之进化》、《马克思社会主义之理论的体系》，国内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刘秉麟的《社会党泰斗马克思之学说》、《社会主义两大派之研究》、《社会改良与社会主义》以及张东荪自己撰写的《罗塞尔的“政治理想”》、《奥斯氏社会主义与庶民主义》、《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等。这些文章增进了中国学界对社会主义的了解。《学灯》和《解放与改造》对社会主义思潮的大量介绍与宣传，使张东荪成为介绍和主张社会主义的风云人物，也曾被维金斯基和陈独秀邀请为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
二
1920年下半年英国哲学家罗素访华期间，张东荪的思想又发生了一些变化：从大力宣传社会主义转变为开发实业，增加富力，不“空谈主义”。此前张东荪受罗素的影响颇深，而罗素本人的思想又极其复杂。罗素在一战期间成为社会主义者，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使他的思想一度激进到号召英国工人在英国建立苏维埃。但1920年5月的苏俄之行，却引起了他对社会主义的反思，他不再一味赞成社会主义，而是对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直言不讳的批评。他认为共产主义为人类所必需，俄国革命是实现共产主义的一次辉煌尝试，但他认为依靠暴力，依靠少数人的专政，依靠宗教般的狂热，无法建立共产主义。1920年10月访华时，罗素正处于既呼唤社会主义又想避免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的不民主现象这样一种复杂的思想状态中。这种态度对引罗素为同道的张东荪自然有一定影响。他在1919年4月就建议正在欧洲游历的梁启超、张君劢等人收集欧洲趋于稳健的社会主义思想的书籍以介绍到中国，以防止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的过激主义。他说，“过激主义产于俄，传于德，今则浸浸而播于英法日矣。是过激主义亦如西班牙伤风症流于全球也。……过激主义不来中国则已，来则必无法救药矣”[3]。这些想法与罗素的思想有契合之处，而与正在积极筹备建立共产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想法相悖。由于张东荪不主张进行社会主义的实际运动，几次密谈后，他便退出了建党筹备工作。这也使他与李大钊、陈独秀等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分歧显露了出来。
陪同罗素到湖南等地演讲之后，张东荪引述罗素对中国问题的意见谈了自己的感受，发表了《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认为救中国只有一条路：增加富力，开发实业，而不是采取欧美现成的什么社会主义、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多数派主义，不能像社会主义的积极宣传者那样好高骛远。一位曾积极宣传社会主义的名流学者如此公开地批评社会主义宣传活动，当然激起了正在筹备建立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不满。此语一出，立即受到猛烈批评，引发了影响巨大、意义深远的社会主义论战。论战中，李达、陈望道、劭力子、陈独秀等，对张东荪的主张进行了质问、反诘和批评，阐述了坚持社会主义宣传的必要性，也阐明了要避免走欧美、日本的错路，必须以社会主义发展教育和工业的主张。从宣传社会主义到不空谈主义，张东荪的思想确实有了较大的转变，这种转变一直被视为张东荪思想的退步。实际上，换个角度来思考问题，未尝不可以说这恰恰是张东荪的社会主义思想由空想向现实的转变。此前他所宣传的社会主义，是离开经济问题、阶级问题而只注重精神方面传播的社会主义，这种脱离了经济问题的社会主义不免带有空想的性质，而《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所提的“不空谈主义”却是他对中国进行考察，对中国国情有了一定程度了解后的认识。正如刘井山所说：“这些认识，看似从原来的立场上倒退，实际上显示了张东荪在进一步了解中国国情后的清醒。一旦他把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所应有的经济基础即生产力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就使自己的社会主义观少了空想性，多了现实性”[4](p39)。
随着论战的展开，张东荪又作了《现在与将来》一文，全面阐述了他在论战中的基本观点：中国的现状是“无知病”、“贫乏病”、“兵匪病”、“外力病”四病交加。中国未来的发展趋势一是“渐造绅商阶级”，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二是“爆发伪劳农主义”。他认为：“现在中国就要实行社会主义，似乎太越阶了。所以我说绅商阶级适于现在。”“伪劳农主义万一发生，必是纯粹破坏的，绝难转到建设方面，不过在许多内乱上加一个内乱罢了。”[5]因此，张东荪选择了前者。可见，张东荪是在对中国现实国情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以资本主义来发展实业适合于当时现状的主张，他虽然看到资本主义在世界大范围内已到了末日，但认为在积贫积弱的中国，用资本主义的方式来发展生产还是有效的、必要的。虽然“我们的使命是代绅商阶级而兴”[5]，但社会主义运动还有待于较远的将来。此文得到梁启超的赞成并以《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进一步发挥了张东荪的观点。张东荪以资本主义方式发展生产的主张是使他遭致批判的重要原因，也是他被视为“社会主义敌对者”的重要论据。其实，张东荪此时虽未能坚决主张和支持社会主义运动，但其思想中的合理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当时中国的国情决定了资本主义经济尤其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一定时期内确实可以“增加富力”，具有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而且这种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一定程度的发展，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有益的。这恰恰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忽视而张东荪等注重的问题。
稍后，张东荪又作了《一个申说》，专门阐述对社会主义的态度。他谈到：“我始终固守我的阶段说……简言之，资本主义必倒而社会主义必兴——特此所谓社会主义，其内容或经多少变化亦未可知，要总不是现在有缺点的社会主义（现在各种社会主义都有缺点，不过，在我看来，基尔特社会主义比较上最圆满罢了）。”“我有一句要言：我们对于资本主义须把实际看得重些，而我们对于社会主义须把理想看得重些，我们对于资本主义须把切近的目前看得重些；而我们对于社会主义须把较远的未来看得重些。”他的基本立场就是“一，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总当认为最后的标的，宜努力随着各民族的共同研究去创造。二，我们对于不需要的propaganda当免避。”可以说，张东荪虽然排斥资本主义，但在当时又认为不能超越阶段直接采用社会主义，因而只能采用资本主义来发展实业；虽然欢迎社会主义，但在当时现状下又不能立即进行社会主义运动。这种温和的改良的社会主义的基本主张是：中国不可能跨越资本主义阶段而直接实现社会主义。中国需要采用资本主义方式来发展实业之后才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这里，张东荪把资本主义视为不可跨越的“卡夫丁峡谷”，视为走向社会主义的必经阶段，虽然误解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但也为当时的中国提出这样一个现实问题：直接实现社会主义是否符合中国国情？实践证明，我们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正是基于对此问题的思索和解答。
张东荪等的主张也吸引了更多马克思主义者加入论战，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等更激烈地批评了张东荪、梁启超等的观点，阐明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中国不但有讲社会主义的可能，而且有急于讲社会主义的必要；中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的必要，而有直接走向社会主义的可能与必要；中国唯一的出路就是走俄国式的道路，赶快进化到社会主义，采用社会主义方式组织生产，发展实业，也就是尽快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值得指出的是，虽然他对当时中国社会性质的把握未必完全正确，但从社会主义论战的引发与发展来看，张东荪一直较为注重对中国现实国情的分析与研究，这无疑是值得肯定的。正是在中国内地的旅行中所观察到的现实使张东荪引发了社会主义论战，正是在对中国社会“四病交加”的现状分析后才有了《现在与将来》与《一个申说》。其间，他所提出的发展实业的观点以及中国能否跨越资本主义阶段而直接实现社会主义之问题，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颇有价值。张东荪的这些观点以及对中国国情的重视，对陈独秀等都有一定的影响，促使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更为重视对中国国情的研究与分析。
三
较全面考察了张东荪在20世纪20年代的社会主义思想后，我们可以看到，张东荪只是认为中国的经济落后，不具备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发展资本主义正是为将来实现社会主义创造条件；他始终认为资本主义必倒、社会主义必兴是社会发展趋势。他一再重申“社会主义的方向是一定而不可移的”、“将来世界必行社会主义”。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张东荪等站在社会主义的对立面，反对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实际上，张东荪一派与陈独秀一派一样，“都是爱国者，都想给自染沉疴的中国治病，寻找‘救中国’的出路；他们对社会主义的价值都持肯定的态度，对社会主义终将胜利的前途也都乐观其成；他们对资本主义都持批判的态度……双方分歧的焦点集中在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对中国国情的把握上”[4](p43)。而且尤为重要的是，张东荪提出了学说上的社会主义与信仰上的社会主义之区分问题，这不仅在当时，而且在当前也是颇有启发与借鉴意义的。
在《一个申说》中，张东荪谈到我们应积极对社会主义进行学理上的研究。他区分了信仰上的社会主义与学说上的社会主义。认为信仰上的社会主义等于各种宗教，不需要真理为其依据，只要有一种热烈的情感就够了；而学说上的社会主义，尚在研究与修正之中。他批评中国学界在民国元年时只输入了“社会主义”四个大字，而不是像日本那样进行真面目的介绍与学理上的商榷，因此我们应对社会主义进行积极的研究。研究分为两种，一种是自己研究，一种是使全体国人有机会共同研究，即尽量把学理的书籍翻译出来，使人们能有共同研究的机会。现在想来，这种主张不无其深意所在。我们输入西方文化确实不能只输入一些名词，而应追本溯源，弄清其来龙去脉，才能真正消化吸收，为我所用。
这次论战持续一年有余，作为思想论战，我们很难以胜利和失败来评判。但我们以为，借用西方中世纪经院哲学内部的先理解、后信仰和先信仰、后理解，似乎更容易说清楚当时的论争状况。张东荪等的态度可称为先理解、后信仰派，陈独秀等的态度可称为先信仰、后理解派。前者更注重对社会主义的认知与理解，后者更注重对社会主义的信仰与实践。前者把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必然实现的趋势，主张先对社会主义进行学理上的介绍与研究，以避免当时各种社会主义学说的缺点，发现一种最圆满的社会主义作为中国的发展目标，后者是马克思主义者，苏联十月革命作为社会主义成功的范例使他们在情感上倾向于马克思主义。虽然他们也在介绍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但主要是在信仰的基础上所进行的介绍。对于社会主义，张东荪等认为，必须以冷静的理性，区分学理的社会主义和信仰的社会主义，不能以信仰代学理，这样才能创造出一种更圆满的社会主义学说。他一直主张对社会主义进行“切实研究”、“从容地彻底研究”，“平心而论，我们虽倾向于社会主义，然而已确定的不过是个倾向罢了，对于社会主义的详细内容究乏深切的研究。这是何等大事，岂可漫无研究而就随便主张呢？……我们不患不能干宣传事业，而患所宣传的是半生不熟的”[5]。梁启超在社会主义应否提倡问题上分为精神上的与实行方法上的，他谈到：“精神是绝对要采用的。这种精神，不是外来，原是我所固有。”“至于实行方法，那就各国各时代种种不同，……在没有工业的中国，想要把他悉数搬来应用，流弊有无，且不必管，却最苦的是搔不着痒处。”因此，在工业不发达的中国，社会主义学说“只好拿来做学问上解放思想的资料，讲到实行，且慢一步罢。”[6]可以说，张东荪等更看重对社会主义进行学理上的介绍，希望大家能冷静地分析研究，而非急于信仰与实行。论战中的陈独秀一派则与此不同。他们将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实践活动。1920年春，陈独秀和李大钊就积极筹建共产主义小组，主张进行社会主义的实际运动。李达也曾指出，在中国运动社会革命的人，不必专受理论上的拘束，要努力在实行上去做。施存统谈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一定可以在中国实行的，不过如何才能实行，却全靠我们的努力了！如果以张东荪自己所作的“学说上的社会主义”与“信仰上的社会主义”之分，张东荪自然属于前者，而马克思主义者则倾向于后者。
当时的中国选择了陈独秀等所主张的道路，而且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使中国越过资本主义阶段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其贡献自不待言。
问题在于，社会主义在中国实现之后所暴露的各种难题恰恰证明张东荪等的主张并非多余。当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已有全盘俄国化的倾向，而且对于全新的社会主义缺乏深度的了解，没来得及思考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之后一些更加复杂的操作中的问题，因此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颇多坎坷与曲折。可以说，我们虽然跨入了社会主义阶段，但我们对社会主义并没有认识清楚，并没有很好理解，因而走了很多弯路。
罗素在1920年就对苏联社会主义实行中的问题进行过批评，受其影响的张东荪也很早就敏锐地察觉与指出过中国有可能出现的暴力专政等不民主问题。社会主义革命之后的中国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无须赘述。但社会主义实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进一步探讨，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中国能否跨越资本主义这一“卡夫丁峡谷”，能否跨越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发展实业，增加富力”这一阶段，这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所集中思考的问题。社会主义不是贫穷落后，而是要实现共同富裕。实现共同富裕不仅可以采用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也可以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国为了富裕起来所推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各项改革措施无不是围绕这一点。这恰恰证明，社会主义论战中张东荪等所主张的“对社会主义进行切实研究”、“发展实业、增加富力”，以资本主义方式发展实业等观点所具有的现代反思意义。当然，我们也绝不能否认我们正是在陈独秀、李大钊等所主张的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基础上才能对这些问题进行反思。但无论如何，张东荪等从当时所分析的国情出发提出了一些至今仍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与解决方式。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张东荪提出了学说上的社会主义与信仰上的社会主义之关系问题。虽然他并未对这一问题作详尽的研究，但能认识到这一问题，能提出这一问题已足以启发现在的我们作进一步的思考。毕竟，严格来讲，信仰不是学说，学说也不是信仰，正如冯友兰所区分的佛教与佛学、道教与道家一样，或者如学界现在所争论的中国有儒学还是有儒教一样，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也有信仰与学说之别。如何处理好二者的关系，这是张东荪给我们提出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或许有不同的回答，但有一点是确定的：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着的学说，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也需要创新和进一步发展，这就需要我们在实行社会主义的进程中，对社会主义进行学说上的深入研究，既要坚定社会主义信仰，又要推动社会主义学说的发展。
注释：
①沙健孙在《马克思主义研究》1995年第5期上撰文说：“关于社会主义论战，是一场关于马克思主义是否适用于中国、中国应当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社会主义道路的严肃的思想斗争。”并不是所有谈论社会主义的都是社会主义者，他们中的有些人“是有着自己独特的用心的”，张东荪等人就是以罗素作为“反对社会主义的思想武器”。参见高放、黄达强主编《社会主义思想史》下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968页和第1032页。其中谈到：“张东荪的这些文章……充分反映了他们一伙地主资产阶级的立场和对社会主义敌视的心理”，“他们却伪装成社会主义者，打着社会主义的招牌反对科学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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