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福建沿海对外贸易的发展对社会经济结构变化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福建论文,宋代论文,对外贸易论文,沿海论文,社会经济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宋代福建沿海对外贸易的发展情况，已有许多论著述及，这里将侧重就对外贸易的发展对沿海社会经济结构变化的影响问题作一个总的说明。
所谓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是指两个方面，一是所有制形式的变化，这一点本节略而不论；二是生产中的商品生产比重增大和生产中的出口比例增大，这一点是本节所要分析的重点。
宋以前的福建经济属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体系，商品经济很不发达，郑学檬主持编著的《福建经济发展简史》和唐文基主编的《福建古代经济史》两书已作了详尽的分析。
但是，五代两宋时期，福建经济发展加速，商品经济有醒目的发展，内外贸易十分活跃，这就加速了福建经济结构的变化。商品生产的比重增大，进出口增加，对外经济联系扩大。
为了说明这种趋势，拟从以下几个方面略加论证。
首先，粮食生产的发展和粮食的生产的商品化。五代两宋粮食生产的发展表现为种植区域扩大；品种增多和良种培育、引种成功；稻米以外的粮食生产的如麦、粟、黍、豆的种植较为普遍。有关以上资料本书的第三章有两节专门涉及，故这里不再赘述。
这里着重谈一谈占城稻问题。占城稻引进无疑是对外贸易发展的结果。关于占城稻的资料，以《宋史·食货志》的记载最广为人知，以《宋会要辑稿·食货》的记载最为详尽，以《淳熙三山志》的记载最为具体（早、晚占城）。
占城稻是出产于印支半岛的高产、早熟、耐旱的稻种。《唐会要》卷九八《林邑国》记云：“以二月为岁首，稻岁再熟。”说明林邑有早熟稻。至德（756—758）以后，林邑改名环王国，五代时环王国改名占城，《五代会要》有占城国条亦谓其“粒食稻米”。
占城稻并非仅指占城国种植的稻，而是印支各国普遍有的稻种。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二《安南国》讲到“占禾”：“盖其境土多占禾，故以大禾为元日之犒”。而《占城国》条反而称其国“土皆白砂，可耕之地绝少。”这么说来，似乎占城稻非产于占城而产在安南（即交州今越南北部）。稍后的赵汝适的《诸蕃志》卷上《占城国》条云：“民间耕种率用两牛，五谷无麦，有稿、粟、麻、豆，不产茶，亦不识酝酿之法，止饮椰子酒。”稿即篙稻，就是说占城五谷，以稻为首。该卷《真腊国》条亦云：“厥土沃壤，田我畛域，视力所及而耕种之，米谷廉平。”
可见，印支半岛之安南、占城（又名林邑、环王国）、真腊盛产稻米，且稻种早熟，由于耕作粗放，无灌溉设施，水稻和旱稻任其自然生长。这和广西地区（广西的钦州地区三国时亦为交州境）的情况差不多，直到南宋，岭外的水旱稻种植方式就是如此，《岭外代答》卷三《惰农》条云：“其耕也仅取破块不复深易，乃就田点种，更不移秧。既种之后，旱不求水，涝不疏决，既无粪壤，又不耔耘，一任于天。”
占城稻耐旱、耐涝的特性可能就是在这种特定的自然环境和粗放的耕作方式中形成的。占城稻虽以占城为名，但在广西地区和安南、占城、真腊等国普遍种植。
占城稻引入福建是和闽商往返占城、安南有关。闽商，尤其泉州商人有往海南岛、安南、占城贸易的传统。“唐成都猛将花惊定之裔，五代入闽，寓闽之丰州东焉。有花琳善培异卉奇花，李富安沽之去交，交人喜之争购也。花卉炫雅，一盆之值百金也。”“花琳富冠闽中矣。〔1〕”商人李富安购买花琳培育的花卉，运到交州去卖。交州， 唐以后辖境限于河内附近地区，即越南北部及濒海地区。这是五代闽商与交州（交趾）往来的一个例子。李富安不仅去了交州，也去了真腊、占城、暹湾：“李富安字山平，弃学经商，航舟远涉真腊、占城、暹湾诸国，安南、交趾尤熟居。每次舟行，村里咸偕之去。……李家港乃李山平之舟泊处也。〔2〕”因为举村去交州（安南、交趾）、占城、 真腊贸易，就会出现移居问题，占城稻极有可能是这些贾贩者、移居者（早期华侨）们携至泉州的。
我从以上两条引自《西山杂志》（手抄本）的记载推测，占城稻之传入福建在五代闽时到北宋初，至北宋真宗时已有上百年历史，故大中祥符五年从福建可以一次取种（占城稻）三万斛。
占城稻的传入和沿海对外贸易密不可分，似无疑问。
其次，棉花、棉布的传入、推广与福建棉织业的发展。棉花也象占城稻一样是印支地区的特产。《岭外代答》卷二“占城国”条记载说，“乾道癸巳，闽人有以西班到选，得官吉阳军监者，泛海之官，飘至占城……。”吉阳军治海南岛，闽人曾于乾道中去海南任官而漂流至占城，这是闽人去占城又一例子。
据《诸蕃志》卷上记载，交趾（安南）、占城、真腊皆出产棉花与棉织品：交趾土产为“木棉、吉贝花布”、“白叠”；真腊土产象牙、香、黄蜡、羽毛、番油、生丝、绵布（棉布）等，“番商兴贩用金银、瓷器、假锦、凉伞、皮鼓、酒、糖、醯醢（Xi Hǎi）之属博易”。
这说明，棉布已通过贸易进口到泉州。《诸番志》是赵汝适任福建路市舶提举任内撰成的，有较高的可靠性，所以，可以断定棉布的进口（从交趾、占城、真腊诸国）是在宋代，尤其南宋。
但是棉花的进口则未见记载。棉花在以上三国的临近地区如广东西、海南岛是广泛种植了，这可以《岭外代答》卷六《吉贝》一节所记得到证实。
福建棉织业的发展和棉花种植技术、棉布的进口、推广有关。《西山杂志·纱岗》记载泉州纱岗村的情况颇能说明问题：
“陈厝，盖起自三国陈时之宗族也。从岭南至闽中，到处有木棉，又曰茄
。陈氏已能于纺且织，机杼手拂之有梳棕，皆自为之，一方人咸绩，绩之纺也。陈有木棉絮田野，丰稔皆出而易之纱，晒之岗也。织布之雅，运之交州，交人皆曰陈氏之布焉。”“沙岗者一讹作沙岗也，中有木棉茄潭也，海潮入焉。”沙岗村是棉花种植区，有棉
纺纱、纺织业，产品远销交州，其时间估计在五代北宋。陈厝村毁于宋末元初。
有关文献中也有若干条记载可以证明宋代福建沿海已种植棉花。一是刘弇《龙云集》卷七《莆田杂诗二十首》这一记兴化“家家余岁计，吉贝与蒸纱”。二是谢楹得《叠山集》卷三记：“嘉树种木棉，天何厚八闽”，“木棉收千株，八口不忧贫”。“天何厚八闽”的八闽实际上仅指兴化、泉州一带，闽北种棉只见于元代。
棉花与棉织业的发展对于解决地少桑柘的福建人民穿衣问题意义非同一般，也为宋元明清棉布的出口奠定基础。福建棉布出口的直接记载有上面举出的例子（泉州陈厝棉布出口到交州），间接的记载见《诸蕃志》等书。
《诸蕃志》在述及层拔国（今坦桑尼亚之桑给巴尔岛）时云：“其民皆大食种落，遵大食教度，缠青番布，蹑红皮鞋，……地气暖无寒，产象牙、生金、龙涎黄檀香，每岁胡茶辣国及大食边海等处，发船贩易，以白布、瓷器、赤铜、红吉贝为货。”胡茶辣国在印度西北部，考虑到泉州海外贸易中有不少大食商人到达泉州如《诸蕃志·大食国》提到的施那祎“侨寓泉南”，那么，泉州的棉布经大食商人贩往大食海边，转卖到层拔国的可能性就有了。再则，泉州与印度半岛的贸易也很频繁，泉州商人甚至到达印度西海岸的南毗、故临和胡茶辣国，这样泉货（白布、瓷器、红铜）经由胡茶国转贩到层拔国自必有可能了。
第三，陶瓷器出口和制陶瓷业的发展。中国古代陶瓷出口历史悠久，唐宋时期即达到相当规模，南宋时又有较大发展，至元而盛极一时。
福建的陶瓷出口，以宋元的记载最称规模。《诸番志》涉及陶瓷出口的文字，遍布占城国、真腊国、三佛齐国、单马令国（今马来西亚南部）、凌牙期国（今马来西亚南部）、佛罗安国（今马来西亚南部）、新拖国（今印尼爪哇岛西部）、阇婆（今印尼爪哇）、 南毗国（今印度马拉巴尔海岸）、层拔国（今桑给巴尔岛）、麻逸（今菲律宾民都洛岛）、三屿（今菲律宾吕宋岛西南岸三港口）等处，至于间接的瓷器贸易，也较频繁，例如大食国“本国所产，多运载与三佛齐贸易，商贾转贩，以至中国”〔3〕。这类间接贸易也是瓷器出口的渠道。
瓷器的出口刺激了福建瓷器生产的发展。《西山杂志·窑前》记窑前村即五代闽时，王延彬治泉州，命航运使李建兴“建窑为陶工之役，以充蛮舶交易。”“涂沙街在其东南，便于海运”。叶文程同志《中国古外销瓷研究论文集》一书有许多地方述及福建外销瓷生产发展的情况，如泉州东门发现的碗窑遗址，说明《留氏族谱》关于泉州“陶器铜铁，泛于番国”的记载有根据。泉州东北约8公里处的碗窑多， 有小溪通浔美港，会合洛阳出海，浔美港是外销瓷器的一个港口。碗窑乡古窑遗址堆积层厚达二、三米（北坡）和一、二米（南坡），可见其生产规模相当大。产品以青釉瓷居多。〔4〕
晋江磁灶镇早在唐以前即为外销瓷的生产基地。《西山杂志·前铺》：“唐开元时林銮航舟远运，采集磁灶之瓷器，陈列大埔之前。”大埔即前铺。该书的“磁灶”条又云：“隋唐以后，施工艺，釉彩青绿，青瓷各色，……故磁灶是陶瓷而得名者。”磁灶还发现不少宋瓷窑址，《晋江县志》卷一舆地志记载说该地生产的小钵子、缸、瓮之属“甚饶足，并过洋（指外销）”〔5〕。瓷灶窑遗址堆积层亦较厚， 瓷器釉色有青釉、黑釉、酱色釉、绿釉、黄绿釉、褐色釉等，基中青瓷器有细小的冰裂纹。据台湾学者研究，澎湖群岛发现的宋元陶瓷标本中，以青瓷为多，黑釉瓷器也不少，而晋江磁灶曾竹山陶瓶数量最多，分布最普及。〔6〕
德化窑以生产白釉瓷驰名中外，属瓷器之上品，“质滑腻似乳，宛似象牙。釉水莹厚，与瓷体密贴，光色如绢”。〔7〕已经发现的德化古窑址一百八十多处，其中属于外销瓷窑址有二十八处之多。〔8〕
叶文程先生指出，福建外销瓷器生产，因为其销路极大，“商人为了谋求利润，势必尽量设法投合消费者的爱好和要求，以广其销售数额”，从而形成外销瓷本身的特点。〔9〕虽然叶先生所举例子多为元明时期的事，但可以肯定这种生产适应国外市场的趋势，始自五代两宋。也就是说，对外贸易对沿海生产发展的影响，不仅表现在提高其商品化程度，也表现为按市场要求即按买方需求生产。这种趋势的背后则是价值规律在起作用。所以，为对外贸易服务的商品生产和为国内贸易服务的商品生产在满足市场需求（产量与设计）上是有所差别的。
第四，甘蔗种植业和制糖业的发展。关于福建甘蔗种植情况有关著作多引用苏颂的《本草图经》的记载：“甘蔗今江浙、闽广、蜀州所生，大者亦高数丈。叶有两种，一种似荻，节疏而细短，谓之荻蔗；一种似竹，细长，榨其汁以为沙糖，皆用竹蔗，泉、福、吉、广多作之”。“蔗有两种，赤色名昆仑蔗，白色名荻蔗，出福州以上皮节红而淡，出泉漳者皮节绿而甘。其于小而长者名管蔗，又名蓬蔗，居民研汁煮糖泛海鬻吴越间。”除了苏颂（籍贯泉州同安）的记录外，《淳熙三山志》、《容斋五笔》亦有述及。《淳熙三山志》卷四一“糖”注云：“取竹蔗擣蒸，候官甘蔗洲最盛。”《容斋五笔》则云：“甘蔗所在皆植，独福唐、四明、番禺、广汉、遂宁有糖霜”。
关于糖的制造，王灼《糖霜谱》的记载堪称详实。《本草图经》所记“赤色昆仑蔗”或称红蔗是一种水果蔗；而荻蔗或荔蔗用于榨糖。《糖霜谱》所记蔗糖加工具有蔗削、蔗镰、蔗凳、蔗碾、榨斗、枣杵、榨盘、榨床、漆瓮。削和镰是砍伐甘蔗和削去皮叶的工具，余皆榨糖工具。“凡治蔗，用十月至十一月。先削去皮，次锉如钱。上户削锉至一二十人，两人削供一人锉。次入碾，碾阙则舂，碾讫号曰泊。次蒸泊，蒸透出甑入榨，取尽糖水，投釜煎，仍上蒸。生泊约糖水七分热，权入瓮，则所蒸泊亦堪榨。如是煎蒸相接，事竟歇三日（过期则酿），再取所寄收糖水煎，又候（九分）熟，稠如饧（十分太稠则成沙脚，沙音
），插竹遍瓮中，始正入瓮，簸箕覆之，此造糖霜法也。已榨之后，别入生水得榨作醋，极酸。”“糖水入瓮两日后，瓮西如粥文，染指视之如细沙，上元后结小块，或缀竹梢如粟穗，渐次增大豆，至如指节，甚者成座如假山，俗谓随果子，结实至五月，春生夏长，虽结糖水犹在，沥瓮者戽出糖水取霜沥乾，其竹梢上团枝随长短剪出就沥，沥定曝烈日中，极乾收瓮。”
糖霜极易受潮溶解，所以贮存措施必需严密。《糖霜谱》接着记载说：“凡（糖）霜性易销化，畏阴湿，及风遇曝时，风吹无伤也。收藏法：乾大小麦铺瓮底，麦上按竹篼（音dou）。密排笋皮，盛贮绵絮，覆瓮。簸箕覆瓮。寄远即瓶底著石灰数小块，隔纸盛贮，厚封瓶口。”
又嘉靖《惠安县志》亦有制糖之记载：“宋时王孙、走马埭及半门诸村皆种蔗煮糖，商贩幅凑”。惠安的糖分黑砂糖、白砂糖、响糖、糖霜四种。黑砂糖由蔗液烹煮而成，白砂糖由黑砂糖去杂质而成，响糖和糖霜则由白砂糖烹煮而成。〔10〕
以上引用的资料说明，宋代福建是黑砂糖、白砂糖、糖霜（冰糖）的主要产地之一，制糖工艺比较先进。糖霜（冰糖）的制造工艺，基本上为元明时代制糖业所继承，只要参阅《天工开物》一书即可见一斑。
糖的外销情况见于《诸蕃志》等书。主要外销对象有占城、真腊、三佛齐、单马令、佛罗安（今马来西亚西岸）等国，大致上包括印支半岛、马来半岛和苏门答腊岛。为什么糖未远销至印度大食？因为印度早就有甘蔗汁烹炼糖食的记载，可能甘蔗种植自西往东传至爪哇一带，故《诸蕃志》“阇婆国”条有“蔗糖其色红白，味极甘美”， “多嗜甘蔗”等文字，即说明爪哇也有糖的生产。大食的食糖不知从何而来，但从《诸蕃志》“大食国”条所记大食与三佛齐、佛罗安等国贸易的情况来看，可能也会购买爪哇生产的糖。
第五，花卉的进出口贸易。先说花卉的进口。茉莉花，《淳熙三山志》卷四一作“末丽花，“此花独闽中有之，夏开，白色妙丽，嵇含《草木状》谓之末利。佛经曰：末丽花香。又是番末丽，藤生，亦香。”番茉莉花应属海外传入的。素馨，“蔓生，白色，露裛（音y ì）愈香。蔡公襄诗：‘素馨万里来商舶，团园末丽丛毓香。’”事实上茉莉与素馨均为进田花卉，陈善的《扪虱新语》上卷云：茉莉、素馨“皆闽商移而至”。阇提，“南海种，商人传之，花皙白而香， 胜如素馨，盖岩桂之流品也，仙书曰阇提。”岩桂即九里香， 亦为闽中名花之一。
以上仅据《淳熙三山志》所记，举出三个例子说明宋代福建已有从海外传入的名花，实际传入的花卉不止这三种。花卉传入不仅有观赏价值还有其他经济价值，如茉莉花用于制造茶叶，生产茶叶名品茉莉花茶；茉莉、素馨、阇提、 佛桑诸花用作提取香油（香料油）生产，〔11〕开创了我国香料油加工业。
其次说福建花卉的出口，前举《西山杂志·花埭》记载的一则故事即反映了这方面的情况，泉州之丰州，出现了花卉专业户花琳，他栽培的异卉奇花由富商李富安运销交州，“花卉炫雅，一盆之值百金也。蕃舶之易珠、瑁，盆卉更贵重，奇缺，花琳富闽中矣！”花琳之子花世昌还“拓海兴田，遍植名花”，扩大经营。元代在花埭征收花税，严重打击了花卉业。
福建花卉业的发展，除了本身自然条件优越外，还和东南亚交往频繁有关。东南亚各国地处热带或亚热带南沿，大自然赐给它们奇卉异花，培育了人们的爱花的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因花卉具有的药用经济价值而更为人们所接受。花卉的贸易把这种人文精神带入福建，如除了竞相观花外，还学会提取香料油，作为化妆品美化妇女，作为药用保健品增进人民健康。
以上五个方面的发展，都是围绕着商品化这个关键课题。粮食生产在人口增殖所形成的需求推动下发展，是一种必然趋势；但是，粮食生产一旦在城市或商品生产、对外贸易的需求推动下发展，则具有新的意义，即商品生产的意义。换一句话说，粮食生产因为农业人口增殖（包括农业人口的统治都群体的增殖）而发展，属于没有经济意义的发展；而一旦农业因为城市或从事商品生产、对外贸易的非农业人口的增加而发展，则具有经济意义，具体说，农业发展因此纳入商品经济范围，而且出现了过去所没有的现象如良种的贸易、生产技术的交流，即农业进步的技术因素增加了。占城稻的引进及其他粮食生产进步均属这一趋势的表现。粮食生产的发展自然又和经济作物的引进发展相联系。
所以，我曾对什么是经济结构变化问题感到困惑，在研究了福建（以泉州为中心）经济的发展、变化以后，才悟出了这个道理，即所谓经济结构的变化包含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指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的变化，如国有制、私有制（大土地所有制、小土地所有制）；另一层意思是指经济的商品意义增大即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促进商品经济发展的因素则是城市的发展和从事商品生产活动的非农业人口的增加，这些人口必然以交换活动为生存手段。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才是真正的经济意义上的发展，相比之下，由农业人口增殖而导致的农业生产发展是一种没有真正的经济意义的发展。
我要说明的第二个问题是受对外贸易影响的商品生产，具有一般商品生产所没有的活力。从理论上说，一切商品生产均受价值规律支配，中世纪的商品生产亦无例外。由于中世纪贩运贸易盛行，商品的价格远高于价值的情况很普遍，尤其对外贸易行业如此，例如，上面列举的棉织品、瓷器、糖、花卉出口贸易中，因为属于重要商品（甚至是珍品）其价格自必远高于价值，因而反过来刺激棉纺织业、制瓷业、制糖业、园艺业（花卉栽培）以及香料油制造业的发展，形成类似今日出口导向型产业，从而产生内地所没有的经济优势。这一动向是值得我们借鉴的。这种变化就是本节开头所说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
注释：
〔1〕〔2〕蔡永兼：《西山杂志·花埭》（手稿本，福建省立图书馆藏）。
〔3〕《诸蕃志》卷上《大食国》。
〔4〕叶文程：《中国古外销瓷研究论文集》79—80页。
〔5〕转引叶文程文80—81页。
〔6〕〔8〕〔9〕参阅叶文程文81、170、171页；84页；88页。
〔7〕法西尔著，戴狱译：《中国美术》卷下，36—37页，1934年版，转引叶文程文83页。
〔10〕嘉靖《惠安县志》卷五《物产》。
〔11〕苏颂：《本草图经》，转引唐慎微：《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一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