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北地区的城市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北地区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西北地区在汉唐时期曾有过辉煌的历史。特别是关中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居全国之首。今天西北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东部沿海地区来说还较低。这除了与区域资源环境有密切关系外，还与西北地区城市发展的滞后有很大关系。本文试从历史的角度阐述在西北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战略的探讨中，应当把城市发展摆在重要地位，把城市发展作为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试从西北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的角度出发，探讨西北地区城市发展的若干问题。
一、城市发展应是当前西北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前西北地区经济的发展，已经具备较雄厚的基础。这为西北地区经济和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多种选择的条件。其中，城市的发展，应是诸多选择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西北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有很大的差距，这是有多种原因的。其中，自然环境是很重要的因素。气候干旱，水资源相对匮乏，是制约西北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原因。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经济文化基础薄弱，特别是城市发展的水平与东部地区相比，明显的落后，是西北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滞后的重要原因。
当然，我们应当承认，共和国成立以来，国家在为西北地区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方面，在人力、物力和财力方面有很大的投入，西北地区与自身相比，经济和社会有很大的发展。西北地区建立了一定工业交通基础，在科学文教事业的发展方面也取得很大成就，但西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还有很大差距。西北地区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还有许多重要的问题有待解决。诸如老少边穷地区经济的发展，西北地区的环境问题，包括沙漠化和水土流失，西北地区丰富的地下资源的开发，西北地区水资源的开发，西北地区水资源的有效、合理利用等。但是，在西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诸多考虑内容中，应当把城市的发展摆到重要地位。
笔者认为，西北地区经济的发展，长期以来是以资源开发为主要特点。这样的开发方针在已经过去的几十年，是有其合理性。但是，现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仍然把地下资源开发作为发展西北地区经济的主要考虑内容，笔者认为，这样的考虑是不全面的。尽管西北地区地下资源丰富，但把西北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着眼点放在资源开发上，可能会造成西部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产业结构差异的扩大，进而使西北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与东部沿海地区的差距进一步扩大。
当前西北地区城市发展的水平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明显地滞后。主要表现在以下诸方面。
城市的人口规模相对较小。西北地区最大的城市西安，城市人口不超过300万（1991年人口统计，市区人口278.89万）[①]，而兰州人口不超过200万（1991年人口统计，市区人口153.21万），乌鲁木齐人口刚刚超过100万（1991年统计为117.5万）。而西宁和银川的人口还不到100万（西宁市区人口65.94万，银川为49.10万），显然，这些城市的人口且不说与东部沿海地区的北京、上海和天津相比，就是和行政级别相等的东部地区的省会城市相比，其人口规模总的来说也小得多。只有西安还具有较强的可比性，至于其他城市，与东部地区相同行政级别的城市相比，人口规模则小得多。
城市化的程度较低。西北地区没有像长江三角州、京津唐地区、珠江三角州、辽东半岛和胶东半岛等城市密集地区。西北地区相对较富庶的素有八百里秦川之称的关中平原地区，也远不能与这些地区相比，城市化的水平也是很低的。关中平原的第二大城市宝鸡，市区人口在1984年的统计也只有35万[②]。
西北城市的名牌产品相对较少。在东部沿海地区，且不说北京、上海和天津的诸多名牌产品，普通百姓也都能随口说出若干个种类，就是对于广州、青岛、大连等城市，也有诸多名牌产品为人们所熟知。但西北地区的工业产品虽然有许多在当地有许多较有名气，但在全国范围来说，能够称得上名牌的不多。在人们的心目中，说到西安，仍然首先想到的是羊肉泡馍；说起宁夏，首先想到的是枸杞；说到兰州，可能首先想到的是白兰瓜。
城市的科技文化水平也相对较低。虽然建国以来，西北各省会和自治区首府所在地都建起了不少大学和专科学校，也有一些科研机构，但西北地区大学和科研机构的总数量与东部地区相比还是很少的。其中名牌大学和科研机构的数量更是较少。
西北地区城市建设与东部地区相比也有很大的差距。虽然西北地区近年来也建起不少高大的现代化建筑，但却缺少像东部沿海地区近年来城市建设那样的气势。
上述诸多差距，对西北地区未来的发展，造成很大的局限。其中较突出的是，西北地区人才的外流，“孔雀东南飞”的现象，至今仍是很突出的问题。据近年大学毕业生志愿的调查，有很大一部分愿意到东部沿海地区工作，寻求发展。
因此，笔者认为，把城市发展摆在西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中的重要地位，是一个迫切的现实问题。
二、历史的思考——城市的衰落与西北地区经济文化衰落
西北地区曾经有过辉煌的过去。在汉代和唐代，西北地区在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方面，在全国都居领先地位。其中关中平原最为突出。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对关中地区经济和文化的繁荣，有精彩的描写：“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关中如此之富，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归之为三个原因。一是关中的自然条件较优越，一是汉代为商业活动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三是将全国的豪杰诸侯大族迁于京师长安。“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驰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杰诸侯疆族于京师。关中……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献公徙栎邑，栎邑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因以汉都，阐安诸陵，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
汉代关中地区之所以繁荣，自然条件和创造良好的通商条件固然重要，但笔者认为最重要的应当是都城建在关中地区，这里有全国最大的城市长安，以及围绕长安建起的许多以陵园为中心的县城。正是长安作为全国都城的最高政治地位和全国规模最大的城市等级以及全国城市化水平相对较高的城市群，是关中地区富足甲天下的主要原因。由于城市政治地位高，规模大，天下的豪杰大族，富商大贾都向这里迁居，天下的财富因之也向这里会聚，“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而“玩巧而事末”则又带来商业上的繁荣。因此，关中多富商大贾，富比王侯。
隋唐时期，长安作为全国的都城，大大促进商业的发展。如唐代长安，有众多来自西域的“胡商”，包括今天我国新疆地区，以及中亚、西亚和西南亚的阿拉伯地区的商人，长安成为国际大都会。商业的繁荣也使财富大大向这里会聚。唐代长安多富商大贾。据《两京新记》记载唐高宗时期的长安大商人邹凤炽之富：“其家巨富，金玉资货不可胜数。常与朝贵往还，势倾朝市，邸店田宅遍海内。”记载他夸耀其财富可以买尽终南山上的所有树木还大有富余，“每树估绢一匹，自云山树虽尽，而臣绢未竭”。隋唐时期，由于长安城地位高和规模大，促进商业的发展，使西北地区其他城市也是相对较繁荣，如隋代河西地区的武威、张掖等。据《隋书·裴矩传》记载：“时西域诸蕃，多至张掖，与中国交市。帝令矩掌其事……大业三年……帝将巡河右，复令矩往敦煌……及帝西巡，次燕支山，高昌王、伊吾设等，及西蕃胡二十七国，谒于道左。皆令佩金玉……复令武威、张掖士女盛饰纵观，骑乘填咽，周亘数十里，以示中国之盛”虽然这种粉饰的繁荣有很大成分是裴矩弄虚作假和浮夸所为，但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武威、张掖诸城市的繁荣。如果没有繁荣的城市经济作为基础，武威和张掖的士女是不可能“盛饰纵观，骑乘填咽，周亘数十里”。
西汉和隋唐时期关中地区的富足和繁荣充分说明，城市的发展，对区域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起着积极促进作用，城市的发展，固然是受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但另一方面，又反过来影响和刺激区域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论者或以为汉唐时期西北地区经济的繁荣是由于丝绸之路贸易的结果。这一观点是正确的。但笔者认为，汉唐时期丝绸之路贸易之所以兴旺，是与这一时期我国政治中心位于关中平原，位于西北地区有很大的关系。元代时期丝绸之路上的贸易也是很活跃的，但因政治中心不在西北地区，西北地区受益相对较小。
宋代以后，西北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在全国地位的下降和衰落，有多种原因，其中包括自然环境的恶化，但城市的衰落也是导致西北地区经济文化落后的重要原因。自宋代以后，政治中心东移，西北地区从全国政治中心所在地降为政治地位相对次要地区，汉唐时期全国的财富向这里汇聚的情况一去不复返。尽管宋代和明代为了西北的边防，长城沿线驻守大量军队，国家也向这里输送大量粮食和物资，但这种情况和汉唐时期全国财富向这里汇聚的情况相比，不可相提并论。
三、西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中应加强城市发展的力度
上述西北地区经济社会兴衰历史以及古今中外的大量事实表明，城市的发展与区域经济的发展有相辅相成的关系。这是一个客观规律。我们应当运用这一规律来促进西北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加强城市发展的力度。
笔者认为，加强西北地区城市发展的力度，应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诸方面。
在政治上，应当加强西北地区城市在全国城市等级系统中的地位。在西北地区选择一个发展前景最好的城市作为直辖市，是提高西北地区城市政治地位的最佳途径。目前，我国的首都位于东部，我国的两个直辖市上海和天津也位于东部，很明显造成了我国政治重心偏于东部沿海地区。这种重心倾斜的情况，对于西北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是不利的。为了改变我国东部和西部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平衡，首先应当改变我国政治重心过于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这种局面。在西北地区选择一个最有发展前景的城市设直辖市，在政策上给予优惠，会大大促进国内外资金的流入和加强对人才的吸引。
在经济上，西北地区的城市应结合西北地区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的特点，发展具有特色的主导产业和产业结构，发展具有特色的名牌产品。当前，随着东部地区产业向西部地区转移趋势的强化，随着国外投资者对西北地区兴趣的增加，对项目不能盲目地引进。尤其对于耗水量大，污染严重的项目，更不能盲目引进。在发展和创立名牌产品方面，应当从地区的特点出发，不能盲目地和东部沿海地区已经形成名牌的产品再争名。每个城市应根据本市特点和现有基础以及资源环境条件，确定合理的产业结构，为城市发展确定正确方向，是至关重要的。西北地区有丰富的地下资源和水力资源，当前，开发这些资源，对于国家和西北地区的发展，都是极为重要的，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但是，把资源开发作为发展西北地区经济的主要考虑内容，是不够的。这样会造成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产业结构的区域差异继续扩大。西北地区建立在地下矿产资源开发基础上的城市已有不少，如渭北的韩城、铜川，宁夏的石咀山，甘肃的白银市、金昌市，新疆的克拉玛依市等。而我国东部地区在开发地下资源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城市，如煤矿城市抚顺、唐山，石油城市东营等，都是在矿产资源开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制造业或化工业。但西北地区的这些在开发矿产资源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城市，矿产资源的开采仍是城市工业结构中最主要的项目。当然，西北地区这些矿业城市，由于条件的局限，发展工业的其他部类产业有一定的难度。但如果在今后西北地区资源开发中能尽量考虑到其他工业的发展，将会对西北地区经济的发展有更大的推动。西北地区最丰富的资源是太阳能资源。开发太阳能将是下一世纪人类的一项最重要产业。发展阳光产业，对西北地区来说有着美好的前景。西北地区应当鼓励与阳光产业有关的投资项目。
在城市建设方面，西北地区应当建设出既有个性又具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的城市。西北地区有着灿烂的阳光，有着令人着迷的民族艺术和历史文化。这些为西北地区城市建设提供了极好的条件。西北地区的城市应当建造出一批留芳百世的建筑。例如武威的马踏飞燕，银川的大清真寺等，都是有特色的建筑物。西北地区应当有更多的这样的建筑物。具有历史的和文化意义的建筑物，令人赏心悦目的城市建设，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对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西北地区灿烂的阳光，是建设旅游度假区和文化城的有利条件。西北地区有着悠久的人类生存历史。从旧石器以来，人类在这里生存延绵不断。而在新石器时期，人类生存的遗迹广泛分布，形成具有高度文明的仰韶文化和齐家文化，为中华民族的历史谱写了光辉的一页。这是与这里充足的阳光和干燥的气候有密切的关系。充足的阳光和干燥的气候，有助于身体健康。西北地区可以引进投资，建起一批具有旅游、度假、疗养和文化娱乐等多功能的旅游度假疗养娱乐区。
没有文化特色的城市是没有吸引力的。西北地区的城市，应当发展具有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的文化。唐代的长安城，不仅是全国的政治和经济中心，还是文化的中心。其文化的特点，是以黄河流域文化为基础，融合了诸少数民族文化以及中亚、西亚、南亚和西南亚的包括印度和阿拉伯文化等诸多文化。因此长安城作为国际性大都会，对周围国家和地区，有着极大吸引力。近年来，西北地区的某些城市在开发丝绸之路文化方面，作出了有益的尝试。但西北地区在发展地方的、民族的和历史的文化方面还有文章可作。西北地区还应建设几座在全国有较高声望的名牌大学，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科研机构，这对于培养人才，吸引人才，提高地区科技文化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城市对区域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很好利用这一客观规律，将西北地区的城市建设成有特色的产业结构，有地方的、民族的和历史的文化特色，将会大大促进西北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注释：
[①] 《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年鉴》（1992），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年鉴出版社1992年版。
[②] 《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年鉴》（1985），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年鉴出版社198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