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与智利1973年“9#183;11政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智利论文,美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70年，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家——萨尔瓦多·阿连德·戈森斯(Salvador Allende Gossens，下文简称阿连德)通过民主选举赢得智利总统大选，并高举社会主义大旗。这触动了美国敏感的冷战神经。美国政府通过隐蔽行动的方式积极策动智利军人发动政变，最终于1973年颠覆了阿连德政府。 对于美国与智利政变的关系，学术界早就展开了讨论。从国内研究来看，中国学者侧重从干涉的角度分析美国与智利政变的关系，认为美国一方面对智利进行经济封锁，另一方面支持军方发动政变，最终促成了阿连德政府的倒台。随着相关档案资料的解密，中国学者开始从隐蔽行动的视角探讨美国与智利政变的关系，认为在阿连德执政时期，美国采取公开外交政策和隐蔽行动战略双管齐下的策略，结果是激化了智利国内的社会矛盾，最终导致“9·11政变”的发生，颠覆了阿连德政府。①国外关于智利政变的研究起步较早，成果较为丰硕，实际上，从1975年起，美国学术界就开始研究美国与阿连德政府的关系，追寻阿连德被推翻的前因后果，并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例如，有学者认为，不应过高估计美国对智利反对派的支持，经济政策的失败和国内政治的分化才是阿连德垮台的主要原因。也有学者指出，国家安全并不是美国应对智利局势的最重要的考量，保护美国的经济利益才是美国卷入智利政变的真正原因。近年来，美国学者更加注重以冷战作为大背景，寻求从隐蔽行动的视角探究美国与智利政变的关系，强调隐蔽行动是美国干涉智利的重要手段，在颠覆阿连德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② 实际上，美国对智利的政策不仅仅是干涉或参与政变的问题，而是通过隐蔽行动直接策动政变并颠覆阿连德政府。本文依据美国国务院2014年和2015年相继出版的档案资料，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从政策设计、政策实施等角度对美国与“9·11政变”的关系进行探讨，做出新解读。 一、美国对智利隐蔽行动的政策设计和目标 自20世纪50年代末起，阻止左翼政党联盟上台执政、防止西半球出现第二个社会主义政权就是美国对智利政策的基本目标。为此，在1964年智利总统选举期间，美国就暗中支持亲美的基督教民主党候选人弗雷(Eduardo Frei Montalva)。1970年总统选举开始后，阿连德代表“人民团结阵线”③第四次参选。9月4日的选举结果表明，阿连德赢得了36.3%的选票，位列第一。10月24日，智利议会以多数票确认了阿连德的总统资格。看似风平浪静的大选背后，实则暗流涌动。在智利总统选举结果公布之后，美国就开始密谋策动政变。 1970年9月8日，美国“40委员会”(40 Committee)④会议做出决定，要求政府相关部门评估在智利组织反对派对抗阿连德的可能性，以及在美国支持下策动政变的可能性。根据“40委员会”的决定，中央情报局随即于9月9日指示圣地亚哥站资深特工与智利军方高级官员建立联系、搜集情报，并为发动政变做准备。⑤10月14日，为进一步探讨并制定新的对智政策，由基辛格担任主席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下属“高级评估小组”举行会议，专门讨论智利问题。会议期间，基辛格强调，阿连德试图将智利变成社会主义国家，并与古巴、苏联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紧密联系。因此，阿连德上台将破坏西半球的团结，并从政治和心理上削弱美国在西半球的地位和影响，进而危及美国的利益。对此，美国应制定周密的行动计划推翻阿连德政权。会议决定，由中央情报局负责拟定一份详细计划并提交总统，该计划应列明美国将要采取的特别行动，目标就是孤立和扰乱阿连德政权，并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予以颠覆。与此同时，国务院和国防部也应分别制定各自的计划方案，提交至“高级评估小组”进行审议。⑥至此，制定全面的对智政策计划纳入美国决策层的视野。其中，中央情报局的特别行动(即隐蔽行动)计划被置于重要的位置，这也标志着美国颠覆阿连德政府的隐蔽行动政策设计正式启动。 根据“高级评估小组”会议的要求，美国国务院于1970年10月16日拟定了一份文件，简称“国务院方案”(Proposal of Department of State)，就美国的对智政策提出建议。该方案指出，阿连德政权将对美国在西半球乃至世界的地位构成威胁，因此，美国对智政策的目标是：运用隐蔽行动支持智利的反阿连德势力；通过不公开谈判的方式保护美国在智利的利益，同时展示美国影响智利事态的能力。为此，“国务院方案”从隐蔽行动、外交行动和公开行动三个层面阐述了美国的政策选择。关于隐蔽行动，“国务院方案”的政策措施主要包括：向反阿连德的组织和势力提供资金支持，以帮助其掌控无线电广播电台和报刊杂志；向反阿连德的政党和军队领导人提供资金支持；在阿连德阵营内部寻找可资利用的政治资源，通过策反等隐蔽政治行动分化“人民团结阵线”；通过隐蔽政治行动煽动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逃离智利，以此扰乱智利经济并制造紧张局面；利用媒体对阿连德政权展开隐蔽宣传行动。在外交行动方面，美国应与阿连德政府进行不公开谈判，目的就是影响智利的对外政策，包括要求智利履行对美国金融机构的义务；此外，美国还应敦促美洲开发银行重新审议对智利的贷款。在公开行动方面，美国仅同智利保持低水平的外交关系，并在公开场合宣扬智利的民主传统。⑦ 由此可见，“国务院方案”尽管主张同智利保持低水平的外交关系，但其政策重点是对智利开展隐蔽行动，并且初步设计了实施隐蔽行动的方式和领域，以在智利制造经济、政治和社会动乱，暗中破坏并颠覆阿连德政府。 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也起草了一份关于智利的政策文件，简称“国防部方案”(Proposal of Department of Defense)。该方案强调，美国与智利的对抗不可避免，并据此设计了美国主要的政策选择。政治方面：尽管美国应同阿连德政权维持外交关系，但美国应通过外交途径告知其他拉美国家，强调共产党控制的阿连德政权将危及拉美国家的共同安全，严重损害美洲国家体系。经济方面：美国应削减或停止向智利提供援助；阻止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向智利提供贷款；阻止其他国家或私人机构向智利投资等。军事方面：美国应区别对待阿连德政权和智利军方，并同智利军方继续保持联系；美国还应加强与其他拉美国家的安全合作，以应对智利的威胁。心理方面：美国应利用所有渠道(公开或秘密的)宣扬智利反共产主义的民主势力，鼓动拉美国家形成反对阿连德的共同舆论。⑧ 尽管“国防部方案”没有直接提及隐蔽行动，但其反对阿连德的立场是明确的。与“国务院方案”相比，“国防部方案”有两个特点，一是强调美国应继续同智利军方保持联系，二是在经济行动方面提出了具体的措施。实际上，运用军事援助等手段拉拢智利军方是美国策动政变的基本前提，是美国对智总体战略的重要领域，经济行动则是支持隐蔽行动的重要手段。鉴于此，“国防部方案”同样是美国对智隐蔽行动政策设计的组成部分。 1970年10月17日，基辛格主持召开“高级评估小组”会议，专门讨论“国务院方案”和“国防部方案”。基辛格首先指出，美国政府内部已达成一个基本共识，即阿连德政权将对美国的利益构成严重的不利影响，危及美国在西半球的地位。对此，美国绝不能置之不理，更不能有丝毫妥协；基于推翻阿连德的既定目标，美国应当考虑的仅仅是策略问题，包括实施隐蔽行动的具体方法，以及策应隐蔽行动的外交手段。由于事关重大，会议决定将智利问题、包括“国务院方案”和“国防部方案”提交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进一步审议。⑨ 经过周密策划，中央情报局于10月27日制定完成了一份针对阿连德政府的隐蔽行动方案及其附件，简称“中央情报局附件”(CIA Annex)。文件指出，美国隐蔽行动的目标就是唆使智利反对派势力推翻阿连德政权。为此，“中央情报局附件”对美国隐蔽行动的实施手段做出了具体设计，将隐蔽行动的实施对象分为五个部分：(1)阿连德政权。通过隐蔽政治行动分化和削弱阿连德阵营，尤其是由不同政治力量组成的“人民团结阵线”政府；向阿连德阵营内部持有不同政见的关键人物提供资金支持；通过有效的情报利用，包括采取欺骗手段，以期在共产党和社会党之间制造分裂；运用宣传手段对阿连德政权展开直接批评；在新闻自由的口号下利用新闻媒体对阿连德政权展开具有一定规模和力度的诽谤攻势，挑唆反抗行动；通过经济资助的方式挑动专业技术人员逃离智利。(2)智利军方。向能够影响智利政局的军方领导人提供直接的资金支持；渲染古巴和苏联情报部门正试图控制智利的安全机构以从事内部和外部的“颠覆”活动，目的就是通过虚假宣传影响智利军方。(3)非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力量。向反阿连德的非马克思主义政治集团及其控制的媒体提供秘密资金支持，利用其制造具有一定规模的反政府运动；秘密支持流亡海外的智利反对派人士或集团，助推智利国内的反政府运动。(4)智利民众。运用隐蔽的资源和手段在智利营造不安的政治环境，渲染在社会主义政权的统治下，智利民众将面临贫穷和惨淡的未来。(5)美洲国家组织以及其他拉美国家。利用美洲国家组织启动国际宣传运动，渲染阿连德政权对民主体系和美洲安全的践踏与破坏；利用拉美地区的新闻媒体对阿连德政权展开强劲的宣传攻势，形成地区舆论压力；向拉美国家、尤其是智利的邻国发出警报，宣称外部势力正试图将智利作为避难天堂以及发起颠覆活动的基地。⑩ 由此可见，“中央情报局附件”是一个关于实施对智隐蔽行动的具体方案，并以推翻阿连德政府作为最终目标。基辛格对“中央情报局附件”予以充分肯定，明确指出“中央情报局附件”的政策措施对“国务院方案”和“国防部方案”均适用。(11)对于美国对智隐蔽行动的政策意图，中央情报局圣地亚哥站站长雷·沃伦(Ray Warren)一语中的：美国的目的就是通过向智利反对派政党、社会团体以及新闻媒体提供隐蔽资金支持，同时综合运用隐蔽宣传行动等手段，以便将反阿连德的力量整合起来，制造政治动乱和危机气氛，进而“刺激”军方的干预。(12)更为重要的是，“中央情报局附件”再次表明，通过隐蔽行动的方式颠覆阿连德政府是美国既定的政策目标。正是美国的一整套隐蔽行动计划为美国策动1973年“9·11政变”构筑了政策框架。 1970年11月4日，阿连德正式就任总统。11月6日，白宫举行了讨论智利问题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尼克松总统出席会议。(13)基于隐蔽行动的决策权归属“40委员会”并直接对总统负责的程序，11月6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并未讨论隐蔽行动问题，但会议显然确认了“国务院方案”和“国防部方案”所设计的对智经济和外交政策，强调应采取强硬措施以削弱阿连德政权。实际上，由于美国政府内部已经就推翻阿连德达成共识，因此，公开的“冷静姿态”只是美国对智政策的一种外交掩护手段，其真实目的就是策应对智隐蔽行动的开展，实现颠覆阿连德政府的既定目标。11月9日，基辛格将会议的决策整理为“第93号国家安全决策备忘录”(NSDM 93)。根据该备忘录的记载，尼克松做出两项决策：(1)美国应在公开场合对智利采取冷静的姿态，目的就是避免授人以柄，给阿连德政权赢得国内和国际支持创造借口；(2)美国真正的对智政策是向阿连德施加最大限度的压力，阻止其政权的巩固。与此同时，美国应明确告知其他拉美国家，美国反对阿连德政权。会议还决定，美国将停止向智利提供新的金融和经济援助；现行的金融和经济援助将予以中止；美国应对国际金融机构施加影响，阻止其向智利提供贷款或其他援助。(14) 1970年11月13日，基辛格主持召开“40委员会”会议，指出中央情报局应以“中央情报局附件”为基础，针对隐蔽行动的不同领域制定进一步的实施方案，强化对智利的隐蔽行动。(15)此次会议表明，“中央情报局附件”正式获得“40委员会”的认可，在对智利隐蔽行动的设计和实施中占据了核心地位。此外，在具体政策的推进过程中，美国政府内部形成明确分工：涉及公开的经济和外交行动的部分(包括“国务院方案”和“国防部方案”的相关内容)由“高级评估小组”决定，涉及隐蔽行动的部分(主要是“中央情报局附件”)则由“40委员会”负责审议和决策。 综上所述，颠覆阿连德政府从一开始就是美国对智利政策的总体战略目标，遏制共产主义影响的冷战思维是美国决意颠覆阿连德政府的根本原因，隐蔽行动是实现美国对智利政策目标的主要工具。(16)为此，美国政府进行了周密的政策设计与策略谋划，形成以“中央情报局附件”为主干、以“国务院方案”和“国防部方案”为补充的一整套隐蔽行动计划。在完成了相关的政策设计和决策之后，美国针对阿连德政府的隐蔽行动全面铺开。 二、美国对智利隐蔽行动的实施与“9·11政变” 在设计制定全面的隐蔽行动计划的同时，美国已经将智利军方作为行动目标。在1970年9月19日的“40委员会”会议上，基辛格就要求制定一份向智利军方提供军事援助的计划。(17)国防部情报局副局长杰米·菲尔波特(Jamie Philpott)亦于9月28日指示美国驻智使馆武官保罗·怀默特(Paul Wimert)，要求其与中央情报局圣地亚哥站密切合作，在智利军方寻找代理人，促使其在推翻阿连德的行动中发挥作用。根据国防部的指示，怀默特迅速与两名智利高级军官建立联系并明确表示，一旦出现推翻阿连德的军事行动，美国将提供支持。(18)10月22日，借助中央情报局提供的秘密支持，中央情报局“智利特遣队”与智利右翼军官共同密谋刺杀了具有亲阿连德倾向的施奈德(René Schneider Chereau)将军。(19)由此可见，在全面的行动计划制定出来之前，美国策动智利政变的准军事行动已经展开。 在经济领域，早在阿连德当选总统之初，美国就已经决定对智利施加强大的经济压力。为此，美国驻智利大使科里(Edward M.Korry)奉命告知弗雷，称美国决不会允许一颗螺帽和螺栓进入阿连德统治下的智利，(20)从而表明了美国运用经济手段打压智利的政治意图。1970年11月6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之后，美国针对智利的经济行动随即启动，国务院宣布拒绝向智利提供新的双边援助。(21)由此可见，阿连德上台之初，美国就根据“国务院方案”和“国防部方案”的政策设计，开始向智利施加公开的经济压力。 与此同时，根据“中央情报局附件”的政策设计，美国针对阿连德政府的隐蔽行动亦逐步展开。在1970年11月19日的“40委员会”会议上，中央情报局汇报了前期的隐蔽行动进展：除继续向智利反对派提供资金支持外，针对“人民团结阵线”政府的隐蔽政治行动已在进行之中，并且已经向其中的人员(姓名尚未解密)提供了资金支持，以使其在分裂“人民团结阵线”政府的“黑色行动”中发挥作用。在隐蔽宣传行动方面，中央情报局已在智利境外物色了相关报刊并资助其发表直接批评阿连德的文章；中央情报局还向不便透露姓名的人士提供资金支持，在学术研究的伪装下对阿连德政府展开批评；中央情报局已在拉美和欧洲选定相关媒体，持续发布古巴和苏联情报机构在智利从事颠覆活动的消息，以期形成国际性的舆论压力。在准军事行动方面，中央情报局正保持并扩大与智利军方的秘密联系。(22) 由此可见，为推进颠覆阿连德政府的总体战略，美国对智利的政策行动从一开始就是综合性的，包括公开的经济和外交压力，以及隐蔽的宣传行动、政治行动和准军事行动。其中，通过隐蔽行动颠覆阿连德政府是美国政策的重点，公开的经济压力则是策应和支持隐蔽行动的手段。 1970年12月之后，美国针对智利的隐蔽宣传行动开始升级。为此，中央情报局采取了一系列新的举措，主要包括：在欧洲和拉美的相关媒体发动持续的宣传攻势丑化阿连德，如阿连德身体欠佳，酗酒，生活淫乱，饮食奢华等；散布捏造的事实，渲染“人民团结阵线”政府内部的矛盾，制造不信任感；刻意散播并夸大古巴向阿连德提供的支持，离间智利军方与阿连德的关系；通过编造谣言的方式指责阿连德政府纵容其他国家的游击活动和“颠覆”行动，并且很有可能得到苏联和古巴的秘密支持；宣称阿连德正通过政治和经济压力的方式，将智利的新闻媒体置于马克思主义政权的控制之下。(23)实际上，在智利从事颠覆活动的恰恰是美国，因此，中央情报局的宣传战是贼喊捉贼，目的就是混淆视听，掩盖美国的颠覆活动。 为推动美国政策目标的实现，中央情报局提议，华盛顿应进一步资助智利最大的反政府报纸——《信使报》，但是有条件的。即《信使报》必须通过发表社论、向美洲新闻协会发送信函等方式对阿连德政府发动宣传战，宣称阿连德政权正通过恐吓等手段迫使《信使报》关闭，呼吁自由世界的新闻界向《信使报》提供道义支持，引发国际舆论对阿连德的谴责；而美国则可以躲在幕后，以新闻自由之名暗中支持《信使报》的宣传攻势。1971年9月9日，“40委员会”会议批准了中央情报局的建议，决定向《信使报》提供70万美元的资金支持。(24)在美国的支持下，《信使报》成为美国对阿连德政府展开宣传攻势的急先锋。《信使报》连续发表社论，猛烈抨击阿连德政府；渲染智利共产党正向军队渗透，挑拨军方与阿连德政府对抗；鼓噪粮食和生活物资短缺、信贷困难、生产下降和工人的不满情绪；还发表大量符合美国利益的文章，如指责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同时压制对美国不利的文章，如拒绝发表有关越南战争的文章。在“智利大学危机”(25)中，《信使报》竭力煽风点火，推波助澜。(26)为此，中央情报局建议向《信使报》追加96.5万美元新的资金支持。在中央情报局看来，作为智利最强有力的反对之声，《信使报》就是阿连德喉咙中的一根鱼刺。1972年4月11日，“40委员会”批准了中央情报局的资金支持计划。(27)由此可见，对《信使报》的支持是美国隐蔽宣传行动的重中之重，密集的宣传战亦为美国策动政变创造了舆论和社会环境。 与此同时，美国针对智利的经济进行施压，重点是阻止国际金融机构向智利提供援助。美国凭借其影响力，敦促美洲开发银行搁置向智利提供贷款。(28)美国控制的世界银行也以“信用风险”为由，拒绝向智利发放贷款。(29)不仅如此，面对美国国内出现的以放松融资限制换取美国公司国有化补偿的争论，基辛格声称，对智利国有化及融资问题的考量必须置于美国对智利的总体政治战略框架下加以审视。(30)面对阿连德寻求债务谈判的要求，美国于1972年1月宣布参加智利债务的多边谈判，但美国的目标并不是解决智利债务问题，而是防止阿连德以美国拒绝参与谈判为由团结国内力量，增强反美筹码，并通过参与债务重新谈判，以期在多边基础上对智利形成更大压力。(31)由此可见，美国既将智利债务的重新谈判作为施加经济压力的手段，又将其作为外交掩护，策应已经全面实施的对智隐蔽行动。 在隐蔽政治行动方面，根据“中央情报局附件”的设计，重点是向智利反对派提供资金支持。于是，经1971年1月28日“40委员会”会议批准，中央情报局决定向基督教民主党(智利最大的反对党)、民族党和民主激进党提供总计124万美元的资金支持，帮助其购买广播电台和报纸，并资助其政治活动，增强反阿连德的政治势力。(32)11月5日，“40委员会”又批准了中央情报局向左翼政党联盟中的“独立左派激进运动”提供秘密资金支持的计划，以从内部瓦解左翼政党联盟。(33)中央情报局还通过美国自由劳工发展研究所向智利工会领导人提供资助，利用工会渠道进行政治渗透。(34)至此，美国将“独立左派激进运动”以及智利工会纳入秘密资助对象，从而扩大了美国隐蔽支持行动的范围，标志着美国对智利的隐蔽政治行动进一步升级。 鉴于智利军方是美国对智利政策的重要依托对象，经1971年2月17日“高级评估小组”会议批准，美国决定向智利军方提供500万美元的军售贷款。美国的目的在于维持与智利军方的联系，延续对智利军方的影响。作为拉拢智利军方的另一个举措，美国派代表团出席了智利空军的周年庆典；与此同时，面对阿连德向美国“企业号”航空母舰发出的访问邀请，美国明确拒绝。(35)透过这一事件，美国离间智利军方与阿连德关系的意图可见一斑。除运用援助手段笼络智利军方之外，美国针对智利军队的隐蔽行动也在逐步展开。在隐蔽政治行动方面，依据情报部门提供的资源名单，美国军事顾问大批进入智利，在智利军队中展开拉拢和策反行动。(36)在隐蔽宣传行动方面，中央情报局圣地亚哥站将其印制的反政府小册子在智利军队中秘密传播，其中就包括“欺骗行动”的隐蔽宣传，谎称古巴正在向智利军队渗透，(37)以此蛊惑军心。由此可见，公开的援助和隐蔽的政治与宣传行动均是美国影响智利军队的手段，目的就是离间智利军方与阿连德政府的关系，为策动军方制造政变做出铺垫。策动智利军方发动政变是美国对智隐蔽行动的一个重要方面，为此，中央情报局一直没有放松在智利军方物色政变领导人。1972年1月11日，智利将军阿尔弗雷多·卡纳里斯(Alfredo Canales Marquez)在与中央情报局特工(姓名尚未解密)密谈时声称，准备在近期发动政变，但中央情报局认为条件尚不成熟而被搁置。(38) 美国针对阿连德政府的隐蔽行动效果日益显现。在中央情报局的策动下，激进左派党(其前身为“独立左派激进运动”)于1972年4月6日退出“人民团结阵线”政府，从而削弱了阿连德政府的基础，是阿连德遭遇的又一个政治挫折。作为回报，中央情报局于4月7日向激进左派党提供了新的资金支持。除挑起“智利大学危机”之外，反对派政党还积极策划操控智利大学生联合会和智利工会联盟的选举，组织实施抗议阿连德政府的“自由行进”运动，在智利南部煽动农民的反政府行动，等等。凭借美国的资金支持，激进左派党针对“人民团结阵线”政府展开新的渗透和策反活动，力图进一步予以分化和瓦解。鉴于此，美国坚信阿连德已经陷入政治麻烦之中。(39)事实清楚地表明，美国的隐蔽行动是智利陷入政治混乱的根源之一。 智利的经济状况继续恶化，并引发了接连不断的示威游行，包括商场24小时罢工，以及家庭妇女的空锅游行(敲打空锅以抗议生活拮据)等。面对智利的社会骚乱，中央情报局毫不犹豫地通过隐蔽行动推波助澜，以期加剧智利的社会动荡。为此，中央情报局采取了一系列具体行动。首先，中央情报局特工于1972年8月底同智利极右翼组织“祖国与自由运动”领导人以及部分社会组织领导人秘密会谈，策划在圣地亚哥挑起进一步的反政府行动乃至暴力冲突，以便为策动军事政变创造紧张气氛。其次，中央情报局圣地亚哥站再度与卡纳里斯秘密接触，商讨政变的策动以及美国支持的条件等。(40)美国决意利用智利的社会动荡，进一步提升隐蔽行动的强度和规模。 基于前期对智利工会的政治渗透，美国已经为煽动罢工创造了条件。在此基础上，依托中央情报局的幕后操纵及其提供的经费，圣地亚哥于1972年10月爆发卡车司机罢工，并得到小商业主等其他业界的响应，最终酿成波及智利全境的大罢工。这次罢工严重影响了智利的工农业生产，导致智利经济陷入瘫痪状态。(41)至此，美国隐蔽行动的效果明显增大，智利局势濒临失控边缘并逐步靠近美国预期的政策目标：通过制造经济和社会动乱，以便为政变创造条件。 与此同时，美国策动智利军方发动政变的努力亦紧锣密鼓地进行中。从1972年9月起，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官员数次与智利右翼将军奥古斯托·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 Ugarte)秘密会谈，声称美国将支持其发动政变。(42)面对美国煽动的10月大罢工所引发的社会动乱，中央情报局加紧筹划最后一搏的军事政变。1973年2月，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潜入圣地亚哥，在美国驻智利大使戴维斯(Nathaniel Davis)的安排下与皮诺切特进一步谋划政变事宜，敦促皮诺切特尽快拿出政变时间表。(43)与此同时，中央情报局亦加紧搜集阿连德政府的相关情报，包括拟逮捕人员的名单、政府机关的设施布局等，以备军方发动政变之用。(44)在中央情报局的安排下，皮诺切特的家人被送往巴拿马运河区美军基地，解除了皮诺切特的后顾之忧。(45) 借助于美国隐蔽行动的推涛作浪，智利局势处于持续动荡之中。1973年6月29日，罗伯托·索帕(Roberto Souper)上校发动了一次小规模政变，但很快宣告失败。尽管如此，在与尼克松的通话中，基辛格仍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称“智利那家伙(阿连德)确实摊上大事儿了”。(46)“六月政变”一方面激发了美国对新政变的筹划，决定扩大在智利的隐蔽行动规模。7月中旬，“40委员会”批准中央情报局的计划，向智利反对派政党追加100万美元的资金支持，目的是在智利掀起新一轮隐蔽行动的高潮，为新的政变创造条件。(47)“六月政变”还导致智利军方开始采取强硬姿态，着手谋划新的政变。根据中央情报局的报告，“六月政变”之后，智利军方成立一个由陆海空将级军官组成的协调小组，商讨在反暴乱的名义下发动政变。(48)为此，智利军方与卡车司机联盟频繁接触，决定将计划中的卡车司机新一轮罢工推迟至军方反暴乱计划制定完成之后，以便借机发动政变。(49)另一方面，鉴于陆军总司令卡洛斯·普拉茨(Carlos Prats Gonzáles)在“六月政变”中支持阿连德，反对派政党以及反阿连德军官的妻子们遂发起针对普拉茨的恶毒攻势，将其丑化为没有支持军事政变的妓女，挥舞鸡毛包围其住所并肆意谩骂，最终导致普拉茨于8月23日辞职，已经与中央情报局多次接触并密谋政变的皮诺切特接任陆军总司令。(50)至此，智利军方发动政变的一个绊脚石被清除，美国秘密支持的皮诺切特与卡车司机联盟结成同盟，新的军事政变蓄势待发。 按照军方与卡车司机联盟达成的秘密约定，第二次卡车司机大罢工于1973年7月举行，其政治目的就是使智利陷入瘫痪。(51)这次大罢工成为点燃危机气氛和“九月政变”的导火索，(52)智利的局势迅速恶化。反政府的大罢工仍在继续，工厂遭到攻击，街头出现严重的哄抢事件甚至枪击事件，电视转播塔等处还发生爆炸，通往圣地亚哥的一条铁路线亦被炸毁。失控的局势为军方发动政变创造了时机。9月9日，皮诺切特决定发动政变。9月10日，美国驻智利大使戴维斯通知智利海军，称愿意就美、智海军联合演习提供一切帮助，(53)再次表明了美国对政变的支持态度。 1973年9月11日凌晨，智利军方发表声明，指责阿连德政府的无能致使国家陷入严重混乱，要求阿连德辞职，但遭阿连德拒绝。与此同时，智利军队占领了机场、港口等交通要道，美国海军驱逐舰和潜艇亦在智利海域同智利海军进行“例行”联合军事演习。中午时分，智利空军轰炸总统府，阿连德不幸遇难。这次政变在智利历史上被称为“9·11政变”。 综上所述，美国的隐蔽行动是引发智利“9·11政变”的幕后推手，“9·11政变”则是美国隐蔽行动实施的结果。为达到颠覆阿连德政府的政策目标，美国首先进行了充分的政策设计与谋划。此后，按照既定的战略目标和政策计划，美国对阿连德政府展开了全方位、多层次的隐蔽行动，通过综合运用隐蔽政治、宣传和准军事行动等诸多手段，以及作为策应手段的公开的经济和外交压力，最终导致“9·11政变”，颠覆了民选合法的阿连德政府。 三、从“9·11政变”透视美国的隐蔽行动战略 美国的隐蔽行动直接酿成了智利“9·11政变”，不仅如此，政变后美国对智利的政策也从另一个侧面揭示了美国与“9·11政变”的关系。 1973年9月12日晚，皮诺切特军政府宣告成立。9月13日，白宫和国务院发言人均发表声明，竭力撇清美国与智利政变有关的“谣言”，称美国事先并不知情。(54)同时，美国同皮诺切特军政府却保持着密切联系。9月14日，美国驻智利军事顾问团团长与皮诺切特举行秘密会谈。9月21日，美国驻智利大使戴维斯同智利外长休尔塔(Celis Huerta)会晤，美国承诺向智利提供军事援助，并会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向智利提供新贷款。(55)由此可见，美国对皮诺切特政权的态度与此前对阿连德政府的政策形成鲜明对照，进一步揭示了美国与智利新政府的特殊关系。 透过美国与“9·11政变”的关系不难看出，“9·11政变”是美国对外隐蔽行动的又一个典型案例，美国在其间所采用的政策方法进一步昭示了美国对外隐蔽行动的政策隐蔽性和手段多样性。 根据“国务院方案”和“国防部方案”的政策设计，施加经济压力是美国颠覆阿连德政府的总体政治战略的一个重要领域。在美国看来，经济局势的恶化是诱导智利军方采取行动的最符逻辑的借口。(56)美国是最善于运用经济手段达到政治目的的国家，这在对智利政策上亦得到充分体现。长期以来，智利经济严重依赖美国。智利75%的外汇收入来自铜出口，智利铜业基本上被美国公司所控制；智利60%的进口产品来自美国；智利绝大部分的融资资金来源于美国政府、美国私有银行及美国控制的国际金融机构，美国亦因此成为智利最大的债权国。由此可见，经济上对美国的高度依赖导致智利经济极其脆弱，难以应对美国的经济压力；切断智利的融资渠道遂成为美国破坏智利经济的最佳手段。(57)从根本上讲，美国的经济压力是导致智利社会动荡和政局恶化的重要诱因，社会和政治的混乱又助推了“9·11政变”的发生。 在美国的隐蔽行动体系中，隐蔽宣传行动是使用最为广泛、最具渗透力的行动类型，是美国对外隐蔽行动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其特定功能就是针对目标国展开直接的舆论攻击，以制造经济、社会和政治混乱。(58)正因为如此，隐蔽宣传行动成为“中央情报局附件”对智隐蔽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对智隐蔽行动期间，美国仅用于秘密资助智利媒体的费用就高达430多万美元。(59)正是在美国资金的秘密支持下，智利反对派不仅拥有《信使报》这一宣传喉舌，还控制了智利约65%大众传媒。于是，反对派充分利用大众传播渠道，鼓噪紧张气氛，致使阿连德完全暴露在舆论的攻击之下。(60)除利用大众传媒针对智利社会从事隐蔽宣传战之外，美国还针对智利军方展开了有计划的隐蔽宣传行动，其主要手段就是捏造和散布古巴向智利军队渗透并从事颠覆活动的谣言，以挑起智利军方的反感，离间军方与阿连德政府的关系，并为军方发动政变作铺垫。由此可见，隐蔽宣传行动是美国蓄意搅动智利局势、混淆舆论视听的有力工具，在“9·11政变”的策动过程中发挥了丑化并削弱阿连德政府、分化社会组织、制造社会混乱的作用，极大地促成了美国政策目标的实现。 隐蔽政治行动是美国对外隐蔽行动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通常的实施方式就是向特定的集团、个人或非政府组织提供秘密的资金支持，以按照美国的政治意愿改变目标国的政治力量平衡，从而影响目标国的政治发展进程。(61)在对智利的隐蔽行动中，隐蔽政治行动是“中央情报局附件”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美国政策实施的重头戏，在策动“9·11政变”中发挥着难以替代的作用。为此，美国采取的手段就是向智利反对派政党以及其他反政府势力、工会组织、学生组织等提供秘密资金支持，资助其发挥政治分化作用，帮助其策划有组织的反政府活动，削弱阿连德政府的政治和社会基础，并为军方发动政变创造政治紧张气氛和社会条件。据不完全统计，1970-1973年间，美国在智利投入的隐蔽政治行动资金就超过800万美元，(62)仅此一项就足以窥见美国颠覆阿连德政府的决心。 在美国的对外隐蔽行动体系中，政变是准军事行动最高级别的组成部分，通过隐蔽宣传行动和隐蔽政治行动策动目标国军队发动政变则是制造政权颠覆的最有效方式。(63)在针对智利的隐蔽行动中，颠覆阿连德政府从一开始就是美国政府的既定目标。为此，除通过隐蔽行动在智利制造经济、政治和社会动乱之外，美国还将策动智利军队发动政变作为实现美国对智隐蔽行动目标的关键环节。在政策手段方面，美国一方面通过隐蔽宣传行动挑拨和离间智利军方与阿连德政府的关系，为煽动军方发动政变制造舆论环境；另一方面通过隐蔽政治行动拉拢智利军队，尤其是军方高级官员，目的就是为政变做出组织安排。此外，美国还通过与智利军方保持密切联系并提供军事援助的方式，公开展示对智利军方的支持。事实证明，美国针对智利军方的隐蔽行动达到了预期的效果，智利军方发动的“9·11政变”从根本上讲是美国隐蔽行动的产物，美国最终通过策动政变的方式实现了颠覆阿连德政府的政策目标。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美国策划的智利“9·11政变”从一个侧面再次展示了隐蔽行动与美国外交战略的互动关系。冷战格局形成之初，美国就确立了对外隐蔽行动战略。根据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1948年6月通过的国家安全委员会10/2号文件，隐蔽行动是美国公开外交的补充，由此标志着美国隐蔽行动战略的确立。(64)从全球战略框架的角度来看，隐蔽行动总体上是美国对外政策的组成部分和重要补充，服务于美国长期的对外战略目标，包括冷战战略目标。另外，当美国政府决意通过特定的隐蔽行动颠覆他国政权时，隐蔽的政治、宣传行动和准军事行动就成为主要工具，公开的经济和外交压力则是策应隐蔽行动的政策手段，服务于特定的隐蔽行动计划和目标。因此，在美苏冷战对抗的背景下，美国在1970-1973年间对智利的隐蔽行动直接服务于美国特定的政策目标——颠覆左翼的阿连德政府，1973年“9·11政变”遂成为美国实施特定隐蔽行动计划的又一次具体实践。 ①洪国起、王晓德：《冲突与合作：美国与拉丁美洲关系的历史考察》，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4年版；徐世澄等：《帝国霸权与拉丁美洲：战后美国对拉美的干涉》，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白建才：《“第三种选择”：冷战期间美国对外隐蔽行动战略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②保罗·E.西格蒙德：《阿连德的倒台与智利政治学，1964-1976》(Paul E.Sigmund,The Overthrow of Allende and the Politics of Chile,1964-1976)，匹茨堡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威廉·F.萨特：《智利与美国：冲突中的帝国》(William F.Sater,Chile and the United States:Empires in Conflict)，佐治亚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卢布纳·Z.库雷希：《尼克松、基辛格与阿连德：美国卷入1973年智利政变》(Lubna Z.Qureshi,Nixon,Kissinger,and Allende:U.S.Involvement in the 1973 Coup in Chile)，列克星敦图书公司2009年版；坦尼亚·哈默：《阿连德的智利与美洲冷战》(Tanya Harmer,Allende's Chile and the Inter-American Cold War)，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③“人民团结阵线”是一个由社会党、共产党以及其他左翼力量组成的左翼政党联盟。——笔者注。 ④“40委员会”成立于20世纪50年代，是专门负责美国对外隐蔽行动的跨部门决策机构。最初名为“5412特别小组”，1964年更名为“303委员会”，1970年改称“40委员会”。该委员会主席由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担任，成员包括副国务卿、国防部副部长、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等。有关“40委员会”的历史演变，参见白建才《“第三种选择”：冷战期间美国对外隐蔽行动战略研究》，第86—95页。 ⑤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1969-1976》(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69-1976)第21卷，美国政府印刷局2014年版，第199—201、203—204页。 ⑥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1969-1976》第21卷，第360—368页。 ⑦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1969-1976》第21卷，第375—378页。 ⑧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1969-1976》第21卷，第379—382页。 ⑨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1969-1976》第21卷，第384—397页。 ⑩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1969-1976》第21卷，第415—417页。 (11)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1969-1976》第21卷，第424页。 (12)坦尼亚·哈默：《阿连德的智利与美洲冷战》，第206页。 (13)从现有的档案资料看，在此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摆到桌面上讨论的主要是“国务院方案”和“国防部方案”。其实，鉴于隐蔽行动计划的高度机密性，1970年10月14日的“高级评估小组”会议就已经决定，中央情报局的方案直接提交总统，不必经过相关会议讨论。 (14)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1969-1976》第21卷，第446—449、451—452页。 (15)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1969-1976》第21卷，第459—460页。 (16)白建才：《“第三种选择”：冷战期间美国对外隐蔽行动战略研究》，第312—313页。 (17)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1969-1976》第21卷，第245—248页。 (18)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1969-1976》第21卷，第370页。 (19)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1969-1976》第E-16卷，美国政府印刷局2015年版，第216—217页；白建才：《“第三种选择”：冷战期间美国对外隐蔽行动战略研究》，第296—297页。 (20)保罗·E.西格蒙德：《阿连德的倒台与智利政治学，1964-1976》，第114页。 (21)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1969-1976》第21卷，第461—463页。 (22)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1969-1976》第21卷，第486—489页。 (23)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1969-1976》第21卷，第510—511页。 (24)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1969-1976》第21卷，第679—680、691—693页。 (25)“智利大学危机”是指1972年4月中央情报局借智利大学校董会和校长选举而制造的动乱。凭借中央情报局的隐蔽支持以及基督教民主党等反对派政党的积极串联，反阿连德的势力获得校董会多数席位和校长职位。在美国看来，智利大学的选举结果是阿连德遭遇的一个政治挫折。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1969-1976》第E-16卷，第575—577页。 (26)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1969-1976》第E-16卷，第561—562页；格雷戈里·F.特雷弗顿：《隐蔽行动：战后世界中干涉的限度》(Greory F.Treverton,Covert Action:The Limits of Intervention in the Postwar World)，基础图书公司1987年版，第15页。 (27)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1969-1976》第21卷，第783—785页。 (28)不过，美国同意美洲开发银行向智利的两所私立教会大学提供贷款，目的就是确保美国在教会大学的影响力并将其演变为反阿连德的知识中心。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1969-1976》第21卷，第533—534页。 (29)保罗·E.西格蒙德：《看不见的封锁与阿连德的颠覆》(Paul E.Sigmund,"The ‘Invisible Blockade’ and the Overthrow of Allende")，《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1974年第2期，第327—329页。 (30)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1969-1976》第21卷，第676—677页。 (31)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1969-1976》第21卷，第741—742、760页。 (32)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1969-1976》第21卷，第540—545页。 (33)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1969-1976》第21卷，第715—721页。 (34)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1969-1976》第E-16卷，第529—530页。 (35)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1969-1976》第21卷，第558—559、594、598页。 (36)威廉·I.罗宾逊：《推进多头政治：全球化、美国的干涉与霸权》(William I.Robinson,Promoting Polyarchy:Globalization,US Intervention,and Hegemony)，剑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61页。 (37)格雷戈里·F.特雷弗顿：《隐蔽行动：战后世界中干涉的限度》，第134—135页。 (38)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1969-1976》第E-16卷，第514—517页。 (39)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1969-1976》第E-16卷，第570、586—591页。 (40)但卡纳里斯的政变阴谋很快败露，导致其于9月21日宣布辞职。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1969-1976》第21卷，第805—808、821—822页。 (41)威廉·F.萨特：《智利与美国：冲突中的帝国》，第177—178页。 (42)彼得·考恩布鲁编：《皮诺切特文件：有关暴行与问责的解密档案》(Peter Kombluh,ed.,The Pinochet File:A Declassified Dossier on Atrocity and Accountability)，新出版社2003年版，第95—96页。 (43)纳撒尼尔·戴维斯：《萨尔瓦多·阿连德的最后两年》(Nathaniel Davis,The Last Two Years of Salvador Allende)，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64—165页。 (44)坦尼亚·哈默：《阿连德的智利与美洲冷战》，第207页。 (45)贺喜：《智利现代化道路研究：1970-1973年阿连德政府“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年版，第271页。 (46)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1969-1976》第21卷，第879—880页。 (47)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1969-1976》第21卷，第885—887、890—891页。 (48)当时的圣地亚哥，有关苏联和古巴干涉的各种言论、甚至蓄意编造的谣言甚嚣尘上，如古巴正秘密向阿连德提供武器装备，并协助制定军事计划，培训武装人员，以便支持亲阿连德的准军事组织发动暴乱，进而帮助阿连德建立独裁政权等。坦尼亚·哈默：《阿连德的智利与美洲冷战》，第231—236页。 (49)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1969-1976》第21卷，第884—885页。 (50)坦尼亚·哈默：《阿连德的智利与美洲冷战》，第227页。 (51)格雷戈里·F.特雷弗顿：《隐蔽行动：战后世界中干涉的限度》，第141页。 (52)彼得·A.戈德伯格：《颠覆智利阿连德的政治学》(Peter A Goldberg,"The Politics of the Allende Overthrow in Chile")，《政治学季刊》(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1975年第1期，第111页。 (53)坦尼亚·哈默：《阿连德的智利与美洲冷战》，第238页。 (54)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1969-1976》第21卷，第912页。 (55)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1969-1976》第21卷，第920—921、939—943页。 (56)斯蒂芬·金泽尔：《颠覆：美国世纪中的政权更替，从夏威夷到伊拉克》(Stephen Kinzer,Overthrow:America’s Century of Regime Change from Hawaii to Iraq)，时代图书公司2006年版，第181页。 (57)卢布纳·Z.库雷希：《尼克松、基辛格与阿连德：美国卷入1973年智利政变》，第115页。 (58)舒建中：《美国隐蔽行动理论研究述评》，《国际研究参考》2013年第5期。 (59)威廉·J.多尔蒂：《行政秘密：隐蔽行动与总统职权》(William J.Daugherty,Executive Secrets:Covert Action and the Presidency)，肯塔基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2页。 (60)吉尔·默诺姆：《民主、依附与动荡：阿连德政权的动摇》(Gil Merom,"Democracy,Dependency,and Destabilization:The Shaking of Allende's Regime")，《政治学季刊》1990年第1期，第88—89页。 (61)舒建中：《美国隐蔽行动理论研究述评》。 (62)基于智利通货膨胀和美元黑市等因素的影响，800万美元的实际价值达到约4，000万至5，000万美元。参见理查德·R.法根《美国和智利：根与枝》(Richard R.Fagen,"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le：Roots and Branches")，《外交事务》1975年第2期，第298页。 (63)舒建中：《美国的准军事行动理论》，《国际资料信息》2012年第12期。 (64)白建才：《论冷战期间美国的“隐蔽行动”战略》，《世界历史》200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