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被动“适应形势”到主动“建设体系”——20世纪90年代文艺理论研究之回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研究论文,文艺论文,形势论文,主动论文,年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2273(2009)01-0001-07
本文所说的90年代，出于文艺理论研究实际情况的考虑，主要指1992年到1999年这八年的时间。
我们选择1992年作为回顾的起点，是由于这一年的早春，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发表了重要讲话；接着，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明确确定了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的战略部署，将经济建设当作工作的重心；10月中旬，党的十四大召开，正式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宏伟目标，国家的建设由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为了适应新阶段的需要，为了适应新阶段人们观念转变的要求，有必要对文艺理论进行新的反思和建设。
之所以说1992年以来对文艺理论的反思和建设是新的反思和建设，是由于1985年以来我们对原来在前苏联文论模式下建立起来的中国文艺理论的体系已经进行了反思，并且取得了不小的收获。较之以前单一的文论模式，1985年的“方法论”热，让我们知道了西方形形色色的新的文论方法，让我们对自己的不足有了充分的认识，甚至让我们产生一股盲目赶超西方文论的冲动和热情。应该说，80年代的文艺理论研究已经使文艺理论大致上形成了一种格局，即“回归本体，多头并进”。所谓“回归本体”，是说文艺理论从以前的关注文学的外部研究转到关注文学的内部研究上来；所谓“多头并进”，是说文艺理论在多个方面同时展开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如马列文论的研究、古代文论的研究、西方文论的研究、文艺心理学的研究以及很多专题性的研究。如果不是1989年的政治风波，90年代的文艺理论研究将会沿着80年代既定的道路继续前进。但1989年之后，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在一定历史时期内被提到了突出的地位，在此情况下，1992年的文论反思就有了一个新的起点。
从1992年到1999年，文艺理论的各种相关问题在每年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很难说某一年或某几年在干这件事而不干别的事；要想在短短八年的时间内严格地划分出几个时间阶段，以表明文论研究的进展情况，无疑是困难的。但取其大略，我们仍然可以将这八年粗略地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适应形势需要，清算历史影响
由于特定的社会环境，1992年到1993年，适应形势需要、清算历史影响成为文论界关注的焦点。显然，为适应新形势所进行的文论研究，总体上很难说是一种超前的、主动的追求，只能是一种迎合性的、被动的思考。
适应形势需要，主要是说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已经是时代的必然，为适应这一形势，人们的文学观念也应该有一个根本变化。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背景下，文艺体制也必须要进行改革，这是文艺适应形势的当然选择。具体到文艺理论，它至少应该在理论上说明文艺体制改革的必要性。文艺界人士在多种场合下通过多种方式对文艺体制改革问题发表了看法。1992年7月11日《文艺报》发表了部分文艺界人士对文艺体制问题的看法。他们认为，“文艺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首先要调整艺术生产关系”，在艺术生产上要“计划生产与市场调节互相补充”，从艺术生产力和艺术生产关系的角度讨论了文艺体制改革。1992年8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文化部关于文艺体制改革的十点意见，要求“积极推进机构改革，转变文化行政部门的职能”，“积极推进文化事业管理体制的改革”，对文艺体制改革的具体实施进行了部署。1992年9月17日《文学报》发表文化部常务副部长高占祥在“全国以文补文经验交流会”上的讲话。讲话明确指出“文化产业属于第三产业”，要求“树立文化产业观念，从而进一步强化市场意识和经营意识”，这为文艺体制的进一步改革指明了方向。文艺体制改革的主要目的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改革旧有的文艺体制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才能更好地利用市场为文艺的繁荣创造条件。因此，文艺体制改革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文艺体制本身的改革问题，一个是由此而产生的作家体制的改革问题。对这两个问题，文论界都有不同程度的关注。对第一个问题，《文艺争鸣》1993年第1期以《市场经济了，文艺怎么办？》为题展开了争鸣。争鸣中，学者们认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对艺术要求是不同的”，计划经济体制“容易使文艺概念化、公式化，由此造成了文艺的政治化”，从而“不利于提高文化艺术的品质”；“先期应该做的，是改变文艺体制”，实行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把作家推向社会是必然趋势”，市场经济讲究竞争，“为繁荣文艺创造了契机”，因此，“市场经济能给文艺带来繁荣，这是必然的”。对第二个问题，王蒙提出要改革包养作家的体制。他在1992年9月22日《新民晚报》上指出：“国家把作家养起来的办法，流弊很大。”在1992年11月7日《作家报》上，他进一步认为：“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大锅饭和铁饭碗的体制不是好体制，应当进行改革。”虽然对这两个问题的讨论在理论上还不够深入，但至少显示了理论界对这些问题的敏感和热心。到1993年2月，中宣部文艺局课题组在《文艺报》上发表《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艺领域面临的新问题》，从多个方面探讨了商品经济对文艺的冲击以及文艺功能的变化。文论界的思考通过中宣局课题组的成果来反映，突出反映了国家对这一问题的重视。
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伴随着文艺体制的改革，文论界也开始对过去一些制约文艺理论健康发展的因素进行反思。这首先表现在政治对文艺理论研究的影响上。文艺理论受政治影响几乎是文艺理论的天然属性，因为任何文艺理论都有意识形态性，而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政治。由于1989年以来国内的政治空气，1992年的文论反思就不能不关注到政治。在1992年的“南巡”讲话中，邓小平同志就明确提出，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政治对文艺理论研究的影响在文论界主要表现为对“左”的清算。1992年和1993年防“左”反“左”一直是文论界的一个重要话题，是文坛的一大热点，不少学术刊物对“左”的危害进行了讨论，众多知名作家、批评家和文艺理论家都加入了讨论，对“左”的反思事实上成为声势浩大的反“左”大声讨。1992年5月23日，《文艺报》发表《争取社会主义文艺的更大繁荣》的文章认为，“左”的倾向，“使广大文艺工作者受到诬陷和迫害，给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带来了严重灾难”。在《中国作家》和《文学报》的笔谈中，袁鹰慷慨陈词：“‘左’毒不清，国无宁日。”冯牧则语重心长地指出：“建国以来的文学发展证明：每当极‘左’思潮在思想领域中占据上风时，我们的文学就会受挫、衰退乃至出现‘万马齐喑’的局面。”在1992年8月20日的《文学报》上，何西来直接谈到文艺学学科建设要防止“左”的危害：“多年形成的僵化保守的思维模式和各种形态的极‘左’观念，仍将是学科建设的主要阻力，切不可低估了它们的影响。”到1993年，《文艺理论研究》在第1期就集中编发了许杰、钱谷融、蒋孔阳、周来祥、林焕平等著名学者的文章，这些文章一致对“左”的危害进行了清算，认为“‘左’的思想妨碍了文艺生产力的发展”，“左”“对文艺繁荣十分有害”，“左”不利于文艺的健康发展。
为适应形势需要而进行文艺体制改革，为清算历史影响而进行反“左”大声讨，是为了让文学能有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以适应新的时代要求，是为了让文艺理论能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更好地解释文学现状，为未来的文学走向指明道路，但这一切，说到底都是文学和文艺理论之外的问题。90年代对文艺理论的思考是从文艺理论之外的问题开始的，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一方面，毕竟1989年的事件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都造成了巨大影响，人们一时将注意力集中到意识形态领域，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当人们刚从意识形态的关注乃至痴迷中出来时，首先关注文艺理论之外的社会环境便在所难免。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如果不是文艺理论之外的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文艺理论是否还能出现目前这样的局面，值得怀疑。因此，我们思考文艺理论，先从社会环境入手，正是考虑到了这种特定的时代背景，考虑到中国文艺理论在世纪之交的独特处境。
二、张扬人文精神，融入外来思潮
从1993年开始，文论界大张旗鼓地张扬人文精神，对文学的价值取向展开了热烈的争论，并对作家的人格和知识分子的身份进行了学术反省，讨论在1994年、1995年达到高潮，而后仍持续不断。与此同时，学界又以开放的心态和探求的目光对西方的文艺理论进行译介和评析，并在一定程度上将国内的研究融入外来的文艺理论思潮之中，这种融入外来思潮的过程，其高潮也在1993年到1995年。因此，我们认为，1993年到1995年是90年代文艺理论研究的第二个阶段。
文艺体制的改革，对过去的严肃文艺提出了挑战，文艺要适应市场，适应大众的需要，就有可能使文艺的质量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下降，文艺多少会陷入一种危机。如何使文艺摆脱危机，便成为文论界的热门话题，人文精神的讨论便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同时，文艺体制的改革以及反“左”的呼声，都直接关系到知识分子的社会定位，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究竟属于何种角色，承担何种功能，也成为人文精神讨论的重要内容。1993年第6期的《上海文学》发表了王晓明等人的《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拉开了人文精神大讨论的帷幕。从1994年到1995年，《读书》、《文汇报》、《作家报》、《光明日报》、《当代作家评论》、《十月》等刊物发表了大量的相关文章，将人文精神的讨论引向深入。需要说明的是，人文精神的讨论大致经历了三个高潮：第一个高潮是《读书》杂志1994年上半年引发的；第二个高潮是《文汇报》1994年下半年引发的；第三个高潮则是《作家报》和《光明日报》共同完成的，《作家报》从1995年3月开始，连续几个月每期都有专版来讨论“人文精神”，《光明日报》连续用了几个专版来刊登相关的争鸣文章。讨论中，对文艺的人文精神、作家的人格独立、知识分子的自我反省等问题都有相当深入的研究。
1993年，中国文论界沿着1985年以来的道路，继续向西方的文艺理论汲取营养。整个80年代中后期，西方形形色色的文艺理论流派在中国几乎都匆匆地翻演了一遍，但整体上看，中西文论有一个历史的错位问题，当中国在热火朝天地谈论新批评和结构主义的时候，新批评和结构主义在西方已经是风光不再。1989年的事件之后，对西方文论的吸收并没有完全中断，只是由于强调意识形态的作用使得这种吸收看起来不再像以前那样醒目，到1993年，由于反“左”思潮的兴起，学界可以更自由地将目光转到西方的文艺理论上来。经过80年代中后期对西方文论的介绍，西方已有的文论中国基本上都有所了解，到1993年中国掀起又一轮学习西方的高潮时，学界比80年代就要理智得多、冷静得多了，不再一味跟着西方后面跑，而是自觉地融入西方的理论思潮之中。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对西方流派的译介主要集中在后现代主义流派，这些后现代流派在西方也方兴未艾。比如说，新历史主义虽然在1982年就已经通过《文类》(Genre)杂志专号公开了自己的宣言，但到90年代仍然是欧美学院中的“显学”。1989年，维萨主编的《新历史主义》一出版就风行学界，到1993年，维萨对原书作了调整，增加了年轻批评家的文章，更名《新历史主义读本》，重新推出。可见，在1993年，新历史主义在西方仍有强劲的发展势头。而1993年及其以后的几年，新历史主义的译介在中国达到高潮。1993年，张京媛以维萨的《新历史主义》为蓝本主编出版了《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同一年，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编的《世界文论》问世，第一期就以《文艺学和新历史主义》为名，突出地显示了新历史主义在当时世界文论中的重要地位；盛宁则将“新历史主义”作为在这一年出版的《二十世纪美国文论》的最后一章，两年后又在此基础上出版了《新历史主义》这一专著。1993年和1994年，《外国文学评论》、《文艺研究》、《外国文学研究》、《读书》等杂志都发表学术文章，对新历史主义进行研究。可以说，作为一种理论动态，中国对新历史主义的把握和西方基本上是同步的。这和80年代的历史错位相比，显然有很大差异。
其二，对西方流派进行理论反思，这种反思几乎和西方同步。突出的例子是对后殖民主义的思考。后殖民主义思想出现的时间比较早，但作为一种国际性的后现代主义思潮，是20世纪80年代的事情，到90年代仍然是国际学界的争论不休的话题，1993年，便有赛义德《文化和帝国主义》、斯皮瓦克《在教学机器之外》等著作出版。由于后殖民主义批评理论的主要倡导者有各自关注的重心，使得这一理论到现在还没有最后定型，处于发展之中。在此情况下，中国的学术界就已经开始了对这一理论进行反思，自觉地让自己融入国际理论潮流之中。这种反思在1993年形成了一定的气候。这一年的9月，《读书》推出了三篇谈论“东方主义”和“后殖民”的文章，立即引起了强烈反响。1994年，《读书》、《钟山》、《文艺争鸣》、《东方》、《光明日报》、《文艺报》等刊物发表了大量的关于后殖民主义的文章，王宁、王一川、张颐武、戴锦华、陈晓明、陶东风、邵建等学者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1995年，张京媛主编了《后殖民理论与文化认同》，收集了海内外华人学者对后殖民理论的研究情况。1996年，徐贲出版了《走向后现代与后殖民》，完整地展现了中国学者对后殖民主义的理解。
张扬人文精神，融入外来思潮，虽然主要集中在1993年到1995年，但这二者之间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参与人文精神讨论的主要是一些作家和现代文学研究者，而反思外来理论的主要是理论家和外国文学研究者；人文精神讨论和外来理论反思各行其是，缺乏必要的沟通。整体看来，1993年到1995年，学术界很热闹，但一方面是借助刊物而造成很大社会影响的人文精神讨论，另一方面是相对寂寞的学院派的理论研究，热闹之余并没有统一的理论规划，文论界显然没有花多大力气来从事文艺理论的建设工作。不过，相对于第一个阶段的文艺体制改革和反“左”大讨论而言，这个阶段涉及的问题基本上是关乎文学和文艺理论自身的，就文艺理论的建设而言，这显然是一种进步。
三、反思现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
从1996年开始，文论界主要的工作是对文论的现状进行反思，并力图在此基础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
应该说，对文论的现状进行反思，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早在90年代初就已经开始，但由于当时人们普遍关心的是文艺体制改革等问题，这些反思和建设不太为人注意。到了1996年，也许是由于“左”的干扰已经很少，文论界可以自由地对文论的现状进行反思，也许是由于人文精神讨论、融入外来思潮都没有使中国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文艺理论，建立什么样的文艺理论以及如何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就自然而然地提上了日程。这种反思和建设有一个醒目的标志，就是1996年10月17日到21日在陕西师范大学召开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在全国文论界掀起了一个热潮，即如何看待现代中国的古代文论，如何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这次会议之后，《文学评论》、《文艺争鸣》、《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等刊物都发表了许多相关文章，对古代文论的现状进行了多角度多层面的反思。
之所以对古代文论进行反思，是因为对文论的现状感到不满。从80年代到90年代，文论界的共同特点是将目光投向西方，由于西方的文艺理论流派太多了，我们在吸收过程中难免会存在着一种求新求变的心态，对很多理论流派来不及一一分辨，就不加选择地吸收过来。这就导致了一个误区：本来学习西方理论是为我们自己的理论服务的，但求新求变的心态、没有选择的吸收使得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将学习西方理论本身当作了目的，而忘记了它本来只是一种为我们自己理论服务的手段。80年代的追赶西方文艺理论姑且不论，即使是90年代的融入外来理论潮流，虽然在某些问题上能和西方展开同步的思考，但思考的方式、对象一般都是西方理论界预先设定的，中国学者的加入基本上只是让讨论的队伍扩大了而已，中国自己的文论建设并没有因为融入西方理论界的讨论而有多大起色。针对这种情况，在盲目的求新求变心态稍为冷静之后，有识之士便清醒起来：我们花了那么多精力，主要是在帮助西方完善他们的文艺理论，而我们自己的文艺理论的建设却几乎是空白。这样的现状显然不能令人满意。虽然说从科学的角度看，不应该将文艺理论的“国界”看得太重，但是，文艺理论毕竟是一门人文科学，它天然地附有某种道德感和社会责任感，本能地体现了民族自豪感和国家的尊严，为了让文艺理论更好地指导本国的文学创作，为本国的文艺繁荣服务，文论界自然要对文论的现状进行反思，以建设自己的文艺理论。
反思主要有两点：一是现有的文艺理论能否指导文学实践？二是西方理论对中国来说到底在多大的程度上有用？就第一点来看，早在80年代中后期，先锋文学就在很多方面突破了原有文艺理论的要求，到90年代，后现代主义思潮盛行，创作界在“什么都行”的口号下进行创作，而理论要求多少总有点框框条条，二者难免有冲突。这种冲突可以说是一种始终困扰着理论界的困惑：也许理论家自以为创作应该在理论的指导下进行，但创作却经常突破原有的理论约束，而且在新的创作出现以后，理论界又不得不正视这种新情况并从理论上进行总结。90年代以后，这种困惑更加严重，因为创作界很少关心理论界的事情；理论界也知道，理论除了对一般读者的欣赏批评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外，对创作本身究竟有多大意义，信心不大。不过，理论界虽然多是在理论的圈子里自我娱乐自我陶醉，但仍然坚信文艺理论是有用的，否则就没有必要来从事理论反思，没有必要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在这种情形下，反思文艺理论能否指导实践，在很大的程度上就置换为：什么样的文艺理论能指导实践？什么样的文艺理论难以指导实践？正是由于原有的文艺理论难以有效地指导实践，所以我们才需要建设能有效地指导实践的新的文艺理论。新的文艺理论无法离开现有的文艺理论，现有的文艺理论主要是西方理论，这就涉及第二点。就第二点来看，文论界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1993年李衍柱认为西方文论能让我们“解放思想”，从而有利于我们的“文艺学建设”[1]；到1998年，杜书瀛一方面认为西方文论对我们的文论建设有用：“当一个民族的学术文化由于某种原因而处于停滞和僵化状态时，给它一个外力促使它发生新变是十分必要的”，另一方面又指出“外来的和尚”也有不会念经的一面[2]。这既指出西方文论是我们文论建设的必要因素，又强调不能盲目崇拜西方文论。①总体而言，西方文论对中国的文论建设有用，这没有疑问，但在什么层面上有用、有多大作用，文论界有越来越清醒的认识，正是这种清醒才使我们对现状的反思显得理智、冷静、深入。
对文艺理论的现状进行反思是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早在1982年10月，《文史哲》编辑部邀请部分学者就古代文论研究和建设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问题进行座谈，牟世金就提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这个话题；到1987年，《文艺理论与批评》编发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专栏文章。90年代以后，对这一问题的讨论逐渐多了起来。1990年11月，《文艺研究》编辑部为了“推进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建设”召开了座谈会，1992年第1期刊发了一组相关文章；1992年，杜书瀛提出，90年代文论界的任务就是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3]；1993年张玉能认为“中国特色”可以分两个层次来理解，一个是“中国文艺学的传统所铸就的‘中国特色’”，另一个是“中国当代文艺学构型所表现出来的‘中国特色’”，并从三个方面探讨了有中国特色的文艺学的建构途径[4]；1996年在西安“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研讨会上，钱中文的开幕词便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论》为题，表明所有对古代文论的转换的探讨都是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此后，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便成为文论界的中心话题，一直持续到21世纪。
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学术界并没有统一的看法，但在建设的方向、体系的建立等方面已经提出了诸多见解。就建设的方向看，主要有两种看法：一种是要求立足本土，主要依靠中国固有的文论来进行建设；另一种是要求中西方对话，在对话整合中来进行建设。立足本土可以曹顺庆为代表，他认为中国文论的主要问题是“失语”，只有从中国古代文论出发，才能解决这个问题，他在一系列文章和演讲中反复强调这种观点；此外，高楠虽然反对“失语”说，但认为“中国文艺学的根便是中国文化的人伦特质”[5]，同样要求立足本土。要求中西方对话主要以钱中文和童庆炳为代表。钱中文早在1993年就倡导“对话的文学理论”，希望通过东西方的对话来激活本土文化，“逐渐形成对话的文学理论批评”[6]，1995年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理性精神”，到2000年，出版了《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系统地展示了他在这一方面的思考。童庆炳同样认为建立现代文学理论体系“比较理想的作法是中西对话”[7]，中国当代文论的建设离不开“对话与整合”[8]。在对话的基础上进行整合是童先生的特点。文论建设的方向除了这两种明确观点之外，还有其他的看法也隐含着对文论建设方向的思考：或者认为应该扩大文艺理论的研究范围，通过文化研究来使文艺理论获得新的生命，金元浦、陶东风等人持此观点；或者认为文论建设首先应该强调方法，“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上的创新和建树常常发端于研究方法的改进和变异。一部文学艺术的研究史，实际上，也就是研究方法的发展史”[9]。王元骧、李春青等人持此观点。
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应该有什么样的体系？这也是文论界思考较多的问题。这主要涉及两个方面，即如何建立体系以及建立什么样的体系。关于如何建立体系，有的认为关键是确立逻辑起点，如陆梅林认为建立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离不开文艺活动这一逻辑起点[10]；周平远则认为建设马克思主义文论，不妨从文艺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入手。有的认为在中西方文论、古今文论的交互冲突中来建立体系，典型的如庄锡华，他认为，当“两种对立的观点发展到水火不相容”的时候，可能会“出现理论重组的新局面”，所以“文艺理论未来发展的契机就在于机智的综合”[11]。更多的则认为体系的建设离不开术语、范畴的建设。钱中文指出“坚实的、独创的理论见解和真知灼见的中心问题是范畴”[12]，显然，体系的建立依赖于范畴；毛宣国则认为“21世纪的中国文学理论将紧紧围绕着范畴问题展开”[13]；董馨则坦言概念与范畴是“建设中国特色文艺理论大厦的基石”[14]；蔡钟翔虽然说“可以先绕开范畴体系的建构这个难题，而从局部的理论入手……”[15]，但无疑范畴体系的建构才是目标所在。至于建立什么样的体系，更是人言人殊。陆梅林认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大体上可以分为五个部分：一、导言；二、研究人类对世界的艺术掌握；三、研究文艺发展规律；四、无产阶级革命文艺；五、社会主义文艺[16]。萧君和通过“绪论”和十二章内容的简纲向学界展现了他的“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逻辑体系”[17]。姚朝文所构想的21世纪中华文论则由“文学遗产论、现实动因论、文化史背景论、本体论、系统层面论、目的论、创作论、效应论、价值论等九大部分统合而成”[18]。这些体系尽管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都想尽量吸收已有文艺学的优秀成果来充实自己的文艺学体系。撇开这些体系的具体内容不谈，体系建构者的动机应该说是好的，其目的是要为学界提供一种融合东方和西方、传统和现代的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对这样良好的动机，有学者表示怀疑。高建平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理论室1998年5月7日召开的讨论会上提出了“有没有必要，有没有可能搞一个包罗万象的文艺学”的疑问，他表示，“既然文艺学已不占中心位置，能否不再用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来要求它，而让它作为一个人文学科有自身发展的机会”，进而，他提出，“应该对教学体系和理论体系作一区分”[19]。高建平的观点可以讨论，但他的提醒对文艺学理论体系的建立无疑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无论是就建设的方向看，还是就体系的建立看，90年代的文艺理论都不够成熟。董学文在总结“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建设时说：“关于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建设，眼下还处在构想比较多，论证比较少；设计比较多，施工比较少；原则性意见比较多，周密性阐释比较少；方法上谈得比较多，观念上突破比较少；局部性研究比较多，综合性思考比较少的阶段。这‘五多五少’的状况，一方面说明我们现有的水准还不尽如人意，一方面也说明了我们前面的任务仍很繁重艰巨。”[20]这一总结是在1995年做出的，但直到21世纪，除了“综合性思考比较少”这一点有些变化外，其他的基本上仍然适用。
总体而言，90年代的文艺理论在诸多方面获得了进展，但这些进展只是局部的，它们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文论在国际上的弱势地位，没有使中国文论和他国文论进行真正切实有效的对话；同时，这些局部的进展也没有使我们的文论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体系。质言之，文论界自1992年以来的努力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善文艺理论的建设状况，文艺理论的建设仍然处于一种摸索阶段。
注释：
①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一直延续到21世纪。2001年，杨义指出“外来思潮可以作为我们的创造性参照物和借鉴的对象，但是不能代替我们的创造性本身”(杨义：《文艺批评与价值重建》，《光明日报》，2001年4月4日第6版)，西方文论在此充其量只是一个参照系；到2002年，劳承万指出，我们在引进西方文论时，“过于浮躁与表面……只有表层的功夫，而没有深层的发掘”；而且，中西方文论在思维方式上就存在着巨大差异，中国是网状结构型的思维方式，西方是逻辑结构型的思维方式，只有从思维方式的差异入手，才能真正做到中西贯通(劳承万：《当前文艺学理论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学术月刊》，2002年第4期)。这就意味着，西方文论对中国文论如果有参照作用，这种参照也是深层的，而不是表面上的随机巧合性的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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