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平津战役的历史地位论文

论平津战役的历史地位论文

论平津战役的历史地位

★ 姜铁军

摘要 :平津战役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书写了光彩夺目的篇章。平津战役的胜利,奠定了人民解放斗争在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定都北平创造了有利条件。平津战役中创造的“三种方式”对加速全国解放战争进程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平津战役中的天津攻坚战在军事学术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战略决战的辉煌胜利迎来中国革命最后胜利的伟大事变,平津战役的隆隆炮声掀开了新中国诞生的历史华章。

关键词 :平津战役 历史地位

On the Historical Status of the Beiping-Tianjin Campaign

1948年11月29日,遵照中央军委指示,华北、东北人民解放军发起平津战役。华北军区第2、第3 兵团和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相继向平绥路平张段及张家口外围的国民党守军发起进攻。12月上旬,人民解放军歼灭平绥路东段傅作义部5 个师,并将其主力包围在张家口、新保安地区,切断了傅作义集团西撤绥远的通道。在东北野战军陆续抵达平津前线后,人民解放军于21日完成了对(北)平、(天)津、塘(沽)国民党军的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截断敌经塘沽由海上南逃的通道,为尔后逐次歼灭傅作义集团创造了有利条件。参战部队按照中央军委先打两头、后取中间的原则,首先攻克西线的新保安、张家口,歼灭傅作义一部分主力。东线由于塘沽地形不利于部队运动和展开,改为集中兵力首攻天津。经周密准备部署,在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拒绝投降后,攻城部队于1949年1月14日对天津发起总攻,15日全歼国民党守军13 万余人,解放华北第二大城市天津。17日,塘沽国民党军乘船南逃。自此,孤守北平的傅作义部25 万人陷入绝境。为保护北平这座文化古城免遭战争破坏,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力争以和平方式解放北平。经过人民解放军和中共北平地下组织的耐心工作以及北平开明人士的敦促,傅作义表示愿意接受人民解放军提出的和平条件。21日,双方达成《关于和平解放北平问题的协议》。31日,北平和平解放,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平津战役历时64 天,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52 万人,使华北地区除归绥、太原、新乡等几个孤立据点外,全部获得解放,并使华北、东北两大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① 参见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3 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300 页。

平津战役的胜利,标志着世界瞩目的战略决战以人民解放军的完胜告终,奠定了人民解放斗争在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定都北平创造了有利条件。平津战役中创造的“三种方式”特别是“北平方式”是伟大的中国人民革命运动中最重要的军事发展和政治发展之一,对加速全国解放战争进程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平津战役中的天津攻坚战是大城市攻坚战的典范,在军事学术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作为战略决战的最后一役,这场胜利,预示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行将结束,预示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即将完成。

一、平津战役的胜利奠定了人民解放斗争在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

平津战役是战略决战的最后一个战役。战略决战是敌我双方使用主力进行决定战争胜负的作战。“只有决战,才能解决两军之间谁胜谁败的问题。”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 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735 页。 因此,战略决战的胜负直接关系到整个战争的进程和结局,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对此,战争双方统帅部都有十分清醒的认识。毛泽东指出:在歼灭刘峙和傅作义集团之后,“将使全国革命过程大为缩短”②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 卷,第356 页。 。蒋介石也训告其将领:“党国存亡,在此一举。”为此,双方均将所有主力部队投入到决战中来。经过战略决战,国民党军五大战略集团中兵力最多、力量最强的东北、徐州、华北三个集团已不复存在,蒋介石赖以支撑内战的全部精锐部队被歼灭殆尽。

定义 3[9] (1) Hom-Jordan李代数(L,[·,·]L,α,δ)称为保积的,若α为态设,满足α([x,y])=[α(x),α(y)]; (2) 子空间η⊆L称为Hom-Jordan李代数(L,[·,·]L,α,δ)的Hom理想,若α(η)⊆η并且[x,y]η, ∀η, L。

需要指出的是,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是环环相扣有序进行的,上一个战役为下一个战役创造条件,下一个战役又进一步扩大胜利成果,进一步改变斗争形势。辽沈战役结束后的1948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中指出:“从此,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有优势,而是在数量上现在也已经占有优势。这样,就使我们原来预计的战争过程,大为缩短。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淮海战役结束前夕的1949年1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分析军事形势时指出:“可不可以说国民党政权已经在基本上被我们打倒了呢?就其军事主力已经被歼灭这一点来说,是可以这样说的。”就军事上来说,“国民党政权是被我们基本地打倒了”③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 卷,第471 页。 。

平津战役结束后,整个局势的发展,正如中共中央在1949年2月2日《贺平津解放电》中所指出的:“华北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连同东北、华东、中原、西北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以及南方人民游击战争的胜利在一起,已经奠定了人民解放斗争在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国民党反动政府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已经陷入四分五裂动摇崩溃的绝境,除了彻底接受中国共产党所提出、而为全国人民所拥护的八项和平条件,按照人民的意志和北平的范例实现真正的民主的和平以外,它就将彻底地被歼灭。”⑥ 《人民日报》1949年2月3日。 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已经完全有把握在全国范围内战胜国民党,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是毫无异义的了。中国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著名民主人士李济琛、沈钧儒等55 人发表《对时局的意见》也指出:“毫无疑问,在一九四九年之内,中国是要得到全国解放的。”

通过三大战役可知,仅仅军事上的打倒,还不能算完全意义上的打倒。随着平津战役的胜利,国民党在军事上、经济上、政治上陷入全面崩溃。还在战略决战之前,国民党政府为挽救财政经济,宣布实行“币制改革”,但由于其在军事上的惨败,到1948年底1949年初,“币制改革”彻底宣告失败。用以取代法币而发行的金圆券的币值一落千丈,跌到与法币同样的命运,开始规定1 美元兑换金圆券4 元,但到1949年2月,1 美元可兑换金圆券2660 元,金圆券贬值665 倍。货币贬值,恶性通胀引起物价飞涨,以上海物价为例,从1948年8月到1949年3月,物价上涨了8.3 万余倍。随着军事上的失败和经济上的崩溃,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各种矛盾更加尖锐化、公开化,蒋介石处于众叛亲离、四面楚歌的境地。他的部下、学生纷纷在战场上起义、投诚,即使如傅作义这样的封疆大吏也接受了人民解放军的和平改编。至于那些非嫡系的达官要员如李宗仁、白崇禧等,则在美国的支持下,极欲取蒋而代之,演出了一幕幕“逼宫”闹剧。在一片倒蒋声中,蒋介石先是于1949年元旦发表“求和”声明,继于1949年1月21日被迫宣告“引退”。蒋介石形容自己这个时候的处境是“冬天饮寒水,雪夜渡断桥”。蒋经国比喻这时的蒋家王朝,“正如黑夜孤舟,在汪洋大海的狂风暴雨和惊涛骇浪中飘摇震荡”。李宗仁代行总统职务后,“在石头城上所能看见的东西,就只剩下了‘天低吴楚,眼空无物’”④ 《毛泽东选集》第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10 页。 。这时的“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域内是处在极大的混乱和崩溃的状态中”⑤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 卷,第472 页。 。

二、平津战役的胜利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定都北平创造了有利条件

毛泽东早在1948年3月就曾预言:“在本年蒋介石的伪国大开会选举蒋介石当了总统,他的威信更加破产之后,在我们取得更大胜利,扩大更多地方,并且最好在取得一二个头等大城市之后,在东北、华北、山东、苏北、河南、湖北、安徽等区连成一片之后,便有完全的必要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其时机大约在一九四九年。”① 《毛泽东选集》第4 卷,第1299 页。 这几项条件在平津战役结束后均已达成。

第一,在战略决战伟大胜利的鼓舞下,“中国阶级力量的对比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广大人民群众是大群大群地脱离国民党的影响和控制而站到我们方面来。自由资产阶级向我们找出路,跟国民党走的很少了。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代表们已经或正在成批地来到解放区”②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 卷,第472 页。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迅速扩大,蒋介石的政治欺骗已经彻底破产。

第二,经过战略决战,人民解放军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拥有县以上城市776 座,占全国县以上城市总数的38%,其中包括济南、郑州、开封、锦州、长春、沈阳、徐州、唐山、张家口、北平、天津等具有重要政治、经济、军事意义的大城市,特别是沈阳、北平、天津这样的“头等大城市”,从而大大增强了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影响和经济实力。

由文献[18]可知,在置信度为η0的条件下,应至少存在一次采样,使得选择出的b个点均为局内点。因此,可以得出最大循环次数m应该满足如下条件:

1.2.2 PPG组排除标准 (1)屈光间质中重度浑浊,(2)伴有非青光眼性视神经病变或视网膜疾病,(3)屈光度球镜≥±6D、柱镜≥±2D。

根据中共中央和华北局的指示,中共北平地下组织,大胆利用各种社会关系,特别是傅作义的亲信亲属,直接做傅作义的工作,重点放在争取傅作义走和平解决北平的道路上。与此同时,北平地下党还发动各界群众,广泛开展和平解放北平运动,使“和平解决北平问题”成为当时北平人民和各界人士的一致呼声。1948年12月中旬,人民解放军已将傅作义集团分割包围于张家口、新保安、北平、天津等地,并占领了南口、宛平、丰台、通县等地,直接威胁北平。在人民解放军强大的军事压力和中国共产党政策的感召下,在中共北平地下组织的有力策动和争取以及北平各界群众和进步人士的强烈要求下,傅作义终于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于1948年12月中旬正式派代表出城与解放军进行和平谈判。

根据本工程的地质特征和地下壁板桩的成槽要求,选用一台中联ZDG360液压抓斗机作为本工程的成槽设备,最大成槽宽度1.2 m。选用100 t吊机和200 t吊机各一台,其中200 t吊机作为起吊钢筋笼的主机,100 t吊机作为起吊钢筋笼的副机,详见表1。

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明确提出解决残余国民党军必须采取的方针,指出今后解决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用战斗去解决敌人,例如解决天津的敌人那样,仍然是我们首先必须注意和必须准备的”。但同时也要注意学会运用北平方式和绥远方式去解决敌人,前者就是像对待北平傅作义所部那样,迫使国民党军用和平的方法,迅速地彻底地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后者就是像对待绥远国民党军那样,有意地暂时予以保留,使之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保持中立,以利于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军残余力量的主要部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之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从1949年4月20日起,人民解放军开始了规模空前的向全国进军作战,灵活运用天津、北平、绥远“三种方式”,横扫千军如卷席,至1950年6月大规模作战结束,共歼敌310 余万人,其中争取起义和接受改编的就高达126 万人,解放16 个省,争取4 个省和平解放,1951年又争取西藏和平解放。历史证明,平津战役中形成的“三种方式”,特别是“北平方式”“绥远方式”,对加速全国解放战争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三,平津战役后,人民解放军解放了东北全境、华北绝大部分和长江中下游以北广大地区。此时,解放区总面积已达261 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27%;总人口已达两亿,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42%;东北、华北、山东、苏北、河南、鄂北、皖北等地已经连成一片,为人民解放军尔后渡江南进,解放全中国,建立了巩固的战略后方。

三、平津战役中创造的“三种方式”对加速全国解放战争进程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平津战役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军事攻势与政治攻势同时并举”,即把政治攻势上升到与军事打击同等重要的战略高度,这是平津战役区别于辽沈战役、淮海战役的一个鲜明标志。平津战役中产生的“天津方式”“北平方式”和“绥远方式”,成为人民解放军在解放全中国的胜利进军中,解决国民党军残存部队的基本方式,大大加速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进程。

与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皆为蒋介石嫡系不同,集华北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是一个有着特殊历史经历且思想极其矛盾复杂的人物。他曾是全国闻名的抗日将领,在抗日战争前期与中国共产党有过较好的合作。但抗战胜利后,他又坚决执行蒋介石“戡乱”“剿共”政策,率部进攻解放区。当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和战略决战后,傅作义预感到“中国的情况变了,共产党变为中国的主力了”。在此情况下,他通过各种渠道试探中共对和平的态度。中共中央、毛泽东认为,傅作义与蒋介石矛盾很深,有争取的可能。为减少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为使古都北平免遭战火,中共中央决定,在抑留傅作义集团于华北就地歼灭的总的意图下,力争通过谈判的方式,和平解决平津问题,并明确提出:“对傅作义代表谈判内容以争取敌人放下武器为基本原则。”① 《毛泽东年谱》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21 页。

为什么定都北平?北平是历史古都,是“头等大城市”,北平的解放,进一步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影响。当然还有一个最重要最现实的原因,就是北平是和平解放的,没有遭到破坏,这就为新中国定都北平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在平津战役结束前后,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开始把极大的注意力用于建立新中国和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了。1949年1月31日即平津战役结束当天,斯大林应毛泽东之请派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抵达西柏坡与中共领导人会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与米高扬会谈了三次。毛泽东等向米高扬谈了要把革命进行到底和将要成立的新政权的性质、政府机构及我党对外国承认等问题的看法。米高扬向毛泽东等领导人介绍了苏联政府机构的情况,并对新中国政府机构及争取外国承认等问题谈了他的看法。3月25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由西柏坡迁到北平,标志着中国革命以农村包围城市时期已基本结束,最后夺取城市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新时期已经开始。

鉴于傅作义在谈判中有保存实力的想法,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采取边谈边打,以打促谈的方针。人民解放军于12月21日至24日发起新保安之战和张家口追歼战,基本上消灭了傅作义嫡系部队;1949年1月15日,又一举攻克天津,使北平25 万守军完全陷入绝境。用战斗方式去解决敌人,这就是“天津方式”。在强大的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下,傅作义接受了和平改编的条件。1949年1月21日,双方达成《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北平问题的和平解决,是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并举的斗争典范,被毛泽东称为“北平方式”。毛泽东指出:“北平的解放是伟大的中国人民革命运动中最重要的军事发展和政治发展之一。”②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北京:新华出版社,1983年,第381 页。

在农田水资源紧缺的状态下,合理应用和推广现代节水灌溉技术对提高水资源利用率、提升农业的灌溉水平,有效的解决水资源紧缺的现象,具有一定的意义,还能有效的推动农业的进步与发展。综上,笔者指出了在水利工程中应用微灌式喷、喷灌式、井灌式、防渗式等节水灌溉技术,并对相关应用进行了详细的探讨和研究,以期合理的使用节水灌溉技术,促进农业的可持续进步与发展。

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在1949年3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明确指出:“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③ 《毛泽东选集》第4 卷,第1435 页。 会议正式决定,在本年内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并且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后,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以及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主要途径。当然,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还要有一个恰当的时机。毛泽东在1月8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指出:三大战役之后,在南京、武汉、西安等处还有几个大仗要打,在打了这几个大仗以后,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问题就现实化了。3月5日,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更加明确地说:“我们希望四月或五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④ 《毛泽东选集》第4 卷,第14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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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民解放军于4月23日解放南京,5月17日解放武汉三镇,5月27日解放上海,并继续向华东、西北、中南和西南进军的凯歌声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于9月21日至30日在北平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0月1日宣告诞生。可以这样说,是战略决战的辉煌胜利迎来中国革命最后胜利的伟大事变,是平津战役的隆隆炮声掀开了新中国诞生和定都北平的历史华章。

四、天津攻坚战是大城市攻坚战的典范

天津之战,是全国解放战争时期最大的城市攻坚战之一,也是人民解放军炮兵、工兵、坦克兵等特种兵参战最多的一次战役。从战役决心部署到战役准备实施,都取得了新的作战经验。

论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的有效辩护——以值班律师为视角的观察 ……………………………………………………………… 宋 哲(6.66)

一是战前围绕“政治、战术、器材三个方面”进行充分工作。政治动员主要是说明攻津作战意义及夺取胜利的各种有利条件,树立必胜的信心;在战术方面,反复进行“一点两面”“四快一慢”、穿插分割、对付反冲锋和诸兵种协同动作的演练;围绕克服护城河问题开展“想办法运动”,在地方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协助下,迅速准备了大批渡河器材。

二是制定了正确的作战方针和部署。针对天津城防和守军配置特点,采取“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先分割后围歼,先吃肉后啃骨头”的作战方针和有重点的多路突击部署。战斗过程中,各突击部队实施猛烈穿插分割,先占领守备薄弱地区,后攻击坚固设防据点。从而在短短29小时内就攻克天津,而且使许多工厂、学校等免遭破坏。

三是诸兵种密切协同和有效战役佯动。从天津前线指挥所到各级指挥员,对突破前沿和纵深战斗中步兵、炮兵、工兵、坦克兵的协同作战,均反复研究,制定周密的协同计划,并进行实地联合演习。从而确保了在总攻时,10 个突破口有8 个是一举成功,这是天津之战能够速战速决的关键。同时,组织有效的战役佯动迷惑敌人,造成陈长捷判断失误、部署失当,也是天津之战快速取胜的重要原因。

中央军委向全军通报了天津攻坚战经验。这些经验,对于尔后愈来愈多的大城市攻坚战具有重要的参考借鉴作用,是人民解放军战略战术的重大发展,在军事学术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还有一点也不可忽视。北平、天津的解放,为人民解放军的正规作战和正规化建设铺平了道路。1948年9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的报告中指出:“这两年我们集中作战,在这一点上已正规化了,其余各点上还未正规化。现在还是过渡时期,第三年也还不能完全办到,如果不把平津打下,也还不能完全办到。没有铁轨、火车头,没有汽车,就不能组织近代化的正规战争。”① 《毛泽东文集》第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33 页。 平津的解放,为支援全国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提供了雄厚的经济条件,平津地区高度发达的铁路、公路和水路交通及近代运输工具,为我军正规作战和正规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人民解放军建设开始由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迈进。

中图分类号 :E297.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4883-(2019)01-0030-05

[作者简介] 姜铁军,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刘玉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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