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校本管理与我国学校管理体制的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校本论文,管理体制论文,我国论文,学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校本管理(School-Based Management)是20世纪80年代发端于美国而后波及大部分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一场国际性学校管理改革运动，校本管理现已成为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学校管理理念和模式。我国80年代中期也开始了学校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在中小学推行校长负责制。我国的学校管理体制改革与西方的校本管理改革都强调学校管理权力的下移和民主管理，具有许多相似之处，在一定意义上我国的学校管理体制改革也是一种校本管理改革形式，但两者又各有特点，不能简单地相提并论。本文试图对这两者产生的背景和动因及采取的改革措施和理念进行比较，以期对深化学校管理体制改革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一、改革背景与动因的比较
20世纪80年代，西方许多国家面临着基础教育质量下滑，学校管理效益低下及教育经费紧张的困境，都意识到必须进行教育改革，重建公立教育系统[1][2]。1983年，美国高质量教育委员会发表了名为《国家处于危险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的报告，掀起了重建教育结构运动(movemen to restructure public education)。在学校管理上，重建教育运动主张成立地方学校理事会(Local School Council)，实施以学校为基点的管理模式即校本管理，强调发挥学校基层管理人员和教师的积极性，强调学区、校方高层行政人员与社员、家长、学生共同决策，共同参与教育教学改革。到1999年，全美已有33个州的数千个学区在实验某种形式的校本管理。1988年教育改革法促进了英国学校管理模式的改革，该法案通过创设直接拨款学校和地方学校管理推行校本管理。90年代以后，校本管理逐渐从西方发达国家传播到其它国家和地区。目前，校本管理已成为学校管理改革的一个世界性热点。
发自20世纪80年代的西方校本管理与我国学校管理体制改革，面临的时代背景都是科学技术蓬勃发展，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趋显著，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的挑战日趋严峻；各国都深感国家间的竞争是科技的竞争，人才的竞争，教育的竞争，同时，也都深感本国教育存在诸多问题，如不改革则难以承载起社会发展的历史负荷。两者的改革可以说都是对时代挑战的一种回应。但是，中西方在80、90年代，其社会和教育发展水平存在着巨大差异，故中西方改革的具体背景和动因存在很大差别。首先，中西方的教育管理体制不相同。受世界性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朝均权化发展趋势的影响，各国的教育管理权力下放的含义并不相同。如美国是一个典型的地方分权制国家，学校管理的权力主要在州和学区，其权力下移的含义主要是把州政府和学区拥有的教育管理权下放到学校。而我国属于中央集权制国家，教育管理权的重心很高，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首先要把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其次，中西方的教育发展不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早巳普及了义务教育，公立教育系统都已建立得比较完善，其改革不是关注规模和数量而是注重质量和效益，改革主要是解决学校教育质量下滑、效益低下等问题，使学校培养出更多的能适应新时代科技挑战的人才。而在我国，80年代的教育才从“文革”的重灾中走出不久，刚刚迎来发展的春天，面临着恢复和发展公立教育系统，扩大办学规模，普及义务教育的重任。学校为适应经济、政治体制的转轨，必须进行管理体制改革，以理顺学校党政关系，明晰学校的管理结构层次和职责，引入竞争和激励机制，提高管理效率，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需要输送更多的人才。
二、改革措施与理念的比较
校本管理是西方国家学校管理改革的基本思路，但各国对它的认识并不一致，因而不同国家在具体实践上又有一定的差异：有的强调校本预算（如加拿大、英国、新西兰、澳大利亚），有的强调校本决策（如美国、英国、加拿大、新西兰），有的强调社会参与（如澳大利亚、美国），有的强调学校领导方式的变革（如澳大利亚），有的强调校本培训（如英国、美国），有的强调信息共享（如加拿大）。即使在同一个国家和地区，也存在着不同的校本管理模式[3]。例如，在美国，几乎所有校本管理模式都可以在各州找到，比较典型的有佛罗里达州的代德县(Dade County)模式、芝加哥模式和洛杉矶模式[4][5]。但从总体上看，西方国家校本管理的主要措施是调整政府与学校的关系，扩大学校的管理自主权，改革学校管理体系，倡导共同决策。对比校本管理与我国的学校管理体制改革，会发现两者都强调权力下放，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推动民主管理，但两者在具体措施和理念上还存在很大差异。
1、权力下放在校本管理中，权力下放是指把学校管理权从上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下放到学校，由学校自主管理。从广度上看，下放的权力一般包括学校目标和政策制定权、财政预算权、人事安排权、课程设置权等，不同国家、地区之间略有不同；从深度看，有的将权力下放给校长，有的将权力下放给学校委员会（各国名称各异），有的将权力下放到学校各种各样的专业小组或工作小组[6]。学校获得更大的权力和自主决策的空间，就能按照自己的实际情况去决定资源的分配和利用，从而优化学校资源配置，提高学校运行效率。特许学校(CharterSchool)是校本管理最集中体现的学校类型，它相对于一般公立学校拥有更多的自主权，这在经费使用、教师聘用、课程设置等方面尤为突出[7]。我国的学校管理体制改革要求的权力下放，主要是中央、省级政府把基础教育的部分权力下放到地方政府（区、县级政府），分级管理，以县级政府为主；调整政府与学校的关系，扩大中小学校的办学自主权主要是落实中小学校的法人地位，完善校长负责制，并完善与之配套的教师聘任制、岗位责任制和按劳分配制。地方教育管理部门下放到学校的权力主要是人事管理权、财务管理权、教学管理权等。在人事上，学校实行教职工聘任制，但受编制指标等限制，大多数学校实行的是岗位聘任制，并不是社会化的真正聘任制；在财务上，学校实行工资总额包干，超额不补，节余留用，但学校缺乏经费预算权，且经费使用也受到种种限制；在教学上，学校有日常的教学管理权，学校还可在国家方针政策留给的空间内，自主进行教学管理和课程开发，但校本课程开设及教材选择仍受限制。此外，下放到学校的权力主要集中在校长手中。
2、参与管理校本管理将权力下放到学校，往往不是交给校长一个人，而是交给一个学校委员会（在美国一般是地方学校理事会，在澳大利亚、英国、新西兰为学校董事会）。学校委员会一般由校长、教师、行政管理人员、家长和社区代表（在一些中学还包括学生）组成。学校委员会在经费的预算、人员的聘用、课程的编制、教材的选择以及其它各种事务方面参与学校的各种决策。新西兰中小学校的董事会成员包括校长1人、教职员代表1人、学生代表1人、学生家长代表5人以及社区代表4人；美国芝加哥州中小学校的地方学校委员会由校长、6位家长、2位社区代表、2位教师组成[8][9]。我国进行的学校管理体制改革，使学校逐步实行了校长负责制，有的还成立了校务委员会。但是我国学校的民主管理程度并不高，教代会的审议和监督作用远未到位，更谈不上有决策权；校务委员会主要由学校中高层行政管理人员以及个别资深教师组成，几乎没有学生家长、社区成员、学生参与。
3、职能转变校本管理改革调整了政府与学校的关系，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职能发生了转变。权力下放就意味着教育决策权的重新分配，教育行政机构改变了传统的对学校实行全过程、全方位控制的方法，转而通过立法、拨款、中介组织、政策引导、督导、信息服务等各种间接手段对学校进行宏观调控，以保证政府目标的实现和学校公正、合理地运用得到的权力；政府的职能从指挥转变为支持、协调和评价。学校也相应地要转变职能，由原来的执行机构变成了决策机构，享有了更多的权力，同时也必须为权力的使用及其结果承担更多的责任。学校可根据自身的特点和社会环境，确立学校发展目标和方向，实施自主和灵活的管理，以满足教育需求的多样性和适应环境的多变性。而且校本管理信奉的理念是，学校组织不只是一个完成目标的工具，也不仅仅是一个为孩子未来发展作准备的地方，而且也是学生、教师甚至管理者生活、成长和追求发展的地方，因此，学校注重组织文化的形成以及教师的专业发展。我国学校管理体制改革后，主管教育行政部门也逐渐转变职能，学校在办学上享有更大的自主权，但我国中小学校基本上实行的还是“外控式管理”，学校多是一个执行系统或机构，学校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上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政策和指令。
4、角色转换在校本管理模式中，校长的角色不只是上级指示的传达者和贯彻者，而是多样的，校长既是学校目标的开发者和领导者，人力资源的启动者和协调者，同时又是资源的开发者、学校组织文化和教育理念的塑造者。教师的角色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从课堂的管理者转变为学校的管理者，要参与制定学校的目标、任务以及各种政策。家长、学生和参与学校管理的社区代表，也从建议者的角色向决策参与者转变，要站在学校的立场上考虑问题。我国中小学实行的校长负责制，在学校层面上，校长之上多没有更高一层的决策机构（在一些民办学校和转制学校，校长之上还有校董事会），校长既是决策者，又是执行者，决策与执行的职能没有分开；教师虽然越来越多地参与学校的管理，但教师的角色没有发生多大变化，仍是课堂的管理者、命令的接受者和执行者，他们处于被动的地位，没有参与决策的权利；学生、家长社区成员仍只限于教育服务消费者、接受者和资助者的角色。
5、改革理念校本管理体现的是后现代主义哲学理念和人本主义管理理念[10]。后现代主义强调“边缘性”（“去中心”或“分散化”）、分权化和多样化，西方校本管理提倡的“权力下放”、“授权”和“分权”正是这一理念的反映。人本主义管理强调以人为本的思想，管理者要相信人、依靠人，重视人的发展。如，麦克雷戈的Y理论对被管理者人性做的乐观假设；大内的Z理论强调参与决策，都影响着校本管理改革。而我国的学校管理体制改革则可在泰勒(F·W·Taylor)的科学管理理论、法约尔(H·Fayol)的行政管理理论以及韦伯(M·eber)的科层组织理论等古典管理学派的理论中寻找到依据。我国的改革主要是解决管理结构层次不清，职责职权范围不明，职权责利不对称，管理效率低下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