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西部差距的形成看民族关系的重要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重要性论文,差距论文,民族论文,东西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四化”建设的一个困扰因素，是东西部经济发展的差距。正确认识这一差距的形成、社会历史根源和解决的途径，是开发和发展西部经济，赶上其与东部地区的差距，实现我国东西部经济平衡发展和“四化”建设伟大目标的现实需要。西部范围十分辽阔，非本文作者学力所及，因而我们仅以西北地区为例，略申粗浅看法，不当之处敬祈指正。
一、唐中期以前西北经济在全国经济体系中的地位
西北是中华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作为中华早期文明母乳的西北经济，辉煌灿烂，源远流长。考古资料证明，至少在七八十万年以前，从今陕西的蓝田到甘肃的陇东、河西、再到宁夏平原、青海河湟地区，都已经有原始人类生活了。新石器时代，远古人类的足迹，又从秦陇一带散布到今新疆广大地区。从那时起，西北各民族的先民们在严峻的自然和微弱的生产力条件下，筚路蓝缕，披荆斩棘，以无比的坚毅和勇气，为自己也为他们的后代开创出一条生存和发展的道路。汉唐以降，整个封建社会前期，西北的社会经济以其充沛的活力，经历了一个向前向上的过程，其间精彩迭出，美不胜收，对整个中国古代经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一）创立了农牧兼营的经济模式：早在1万至4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西北先民就在狩猎采集的基础上，创立了原始的农牧业和手工业，不少地区又在农、牧、手工业大分工之后，结合本地区自然条件，形成了一业为主、兼营它业，亦农亦牧，农牧互补的社会经济模式，促进了西北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和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战国以降，秦国用这一经济模式，以兴修水利为切点，将关中建成了“粮仓”，又将属于关陇蜀经济区的成都平原变成了“陆海”。“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1〕这一农牧兼营兴国的战略措施为秦的统一奠定了坚定的物质基础，也为西汉巩固大一统局面创造了条件。西汉时期，“秦地……其界自弘农故关以西，京兆、扶风、冯翊、北地、上郡、西河、安定、天水、陇西，南有巴、蜀、广汉、犍为、武者，西有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又西南有牂牁、越巂、益州， 皆宜属焉……其民有先王遗风，好稼穑，务本业，……凉州之畜为天下饶，……故秦地天下三分之一，而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居什六。”〔2〕当时， 关陇蜀地区已是与河北、关东并列的全国最大的三个经济区之一。秦汉西北的富强，完全是各民族关系融洽，宜农则农，宜牧则牧，致力于农牧业经济共同发展的结果。由于农牧兼营的经济形式，适宜于西北的自然条件和民族生产、生活习惯，因而一直延续到近现代。
（二）在全国率先冶炼金属和制造了铜铁农具：西北是我国最早发现金属制造物的地方。早在马家窑文化（距今约5000—4000年前）和齐家文化（距今约4000年前）遗址中，就发现了铜制的刀、斧、匕首、镰及其它铜制品。陕西凤翔秦公大墓、甘肃永登榆树沟春秋墓葬等遗址中，都出土了不少春秋时期的铁器。《诗·秦风》“驷铁孔阜”句，又从文献资料上证明了铁器在西北的广泛使用。这即是说，当中原内地发明和推广铁器牛耕的时候，西北先民也已经将他们的生产工具，从石、骨、木器提高到铜铁器时代。魏晋十六国北朝，中原内地使用的主要农具和其他生活用具，我们从酒泉、嘉峪关同一时期的墓葬壁画中都可以看到。隋唐前期，西北各地采矿炼铁，冶铸农具而促进生产进步的史料比前代更多。如《新唐书》记载，唐朝设有诸冶监，掌铸兵农之器，供应军士及屯田民。唯兴农冶专供陇右监牧，说明西北兵民所用的武器和农（牧）具，至少有一部分是由官府手工业作坊生产和供应的。
（三）创新了纺织技术：早在距今约5000—7800年前的甘肃大地湾文化遗址中，就发现了骨锥、角锥和石制、陶制的纺轮，说明西北先民当时已经能够捻制麻纱、纺织麻布了。在距今约4000年前的甘肃永靖县大河庄齐家文化遗址中发现的细布纹痕迹，与现代细麻布几乎一样了。战国秦汉以后，西北各族人民的爵褐、绵麻布织造，都有许多独到的技艺特色和专长，因而形成西北独特的衣饰风格。1959年新疆民丰县东汉墓发现的组织致密的毛织物，采用了在纬线上起花的织法，不同于中原丝绸经线起花的织法。在这些毛织物上，既有卷发高鼻的少数民族形象和写实的葡萄纹样，又有中原传统的龟甲四瓣花纹图案，反映了西北各少数民族在毛纺织业上的特有技艺及与中原内地的密切联系。
（四）开辟了与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窗口：在我国封建经济形态下，商品经济本不发达。不论中原内地还是边疆地区，都是封闭的自然经济占支配地位。然而自先秦以来，西北就有与西域、中亚、西亚等地联系的渠道，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后，这条东西经济文化交流的渠道即“丝绸之路”更加活跃了。丝绸之路的开通，为西北和中原内地与西方各民族国家的交往打开了一个窗口，影响之下，西北的服务业与整个商品经济也呈现出兴旺发达的景象。在东部只有地方性和国内市场的时候，西北已经与国外市场增进了联系，因而市场和需求比东部多一个层次，这是西北经济发展的一个优势，客观上有益于刺激西北和全国商品经济的发展。
（五）形成了灵活多样的生产管理形式：西北先民在实行人类早期共同生产组织形式，如氏族村社所有制、初期阶级社会私有制，以及在中国大地上普遍实行过的地主所有制诸生产形式外，还最早创办了屯田等国有制经营形式、屯田这一具有边疆特点的生产制度从西汉创立于西北周，就为历代封建政府相沿袭，在特殊环境下有效地进行生产，对于增加边储、加强边防、减轻中原内地人民赋役等方面，起了其它生产经营形式不可替代的作用。周孝王令非子在渭之间主持的马牧业，是我国最早的国营畜牧业形式。从此以至汉唐，西北的官苑牧，始终是成功地组织国营牧业的典型。
其它如彩陶、玉石器、皮革制造、房屋建筑等物质文明以及文学、艺术、宗教、哲学、音乐、美术等精神文明诸领域，西北先民对于祖国和人类文明也有相当突出的贡献。
唐以前西北先民在社会经济领域之所以取得如此辉煌的成果，从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来看，是先民在生存和发展的驱动下，审时度势，洞察地宜，在生产方式各方面不断摸索、改革和创新的结果。从经济发展的客观条件来看，则民族冲突相对缓和、社会比较稳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我国东部广大地区自然条件好，交通方便，开发所及，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就很快。然而，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东部的战乱兵荒亦较多，尤其是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冲突更加剧烈，加上人民起义和统治阶级各派势力的相互厮杀，中原内地数百年社会动荡不安，战乱、灾荒、饥疫接踵而至，恶性循环，往往给社会经济造成毁灭性大破坏。相比之下，西部地广人稀，政权分散，交通闭塞，远离关东动乱中心，本地区的兵荒疫馑，在客观条件的限制下，波及的范围比较小，在一般情况下，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也不是全地区毁灭性的。这就是说，自然条件差、位置偏僻、交通不便等不利因素，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反而避免了人为破坏的干扰，因而使西北广大地区变成全国人民向往的乐土，东汉末，“时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3〕十六国时期，关中战乱， “秦川中，血没腕，唯有凉州依柱观”〔4〕。这些记载都说明， 当中原内地最动乱的时代，西北的民族关系和社会秩序是相对安定的。在强大的统一政权下，西北的经济形势则更好。唐朝前期，“自安远门（长安西城门之一——引者注）西尽唐境万三千里，阊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5〕。胡三省注云：“陇右”， 含“西域内属诸国”〔6〕。包括今新疆任内的西北广大地区， 是当时全国最为繁荣富庶的地区之一。这一用今人的眼光看来难以置信的事实，充分反映了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对多民族聚居经济开发、发展的极端重要性，同时也说明，中唐以前，尚没有西北与内地或东西部经济的差距。
二、唐中期以后，在剧烈的民族冲突下东西部经济差距的形成
唐玄宗天宝十四载（755年）爆发的安史之乱， 是唐中期以后政治腐败，国力衰弱的产物，当唐朝中央政府直接掌握的财力既养不起一支强大的中央军、又不能保证对地方兵军需供应的时候，就将养兵的责任连同整个地方军、政、经济等大权统统交给各地节度使。节度使雄踞一方，大权在握，对中央形成尾大不掉之势，终于酿成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的局面。唐王朝为平定叛乱，将“边兵精锐者皆征发入援”〔7〕，这时，吐蕃奴隶主贵族乘机占领了西北广大地区，焚荡庐舍，蹂践禾稼，屠掠民众，进行了大规模的野蛮掠夺和破坏。接着，回鹘从北方西迁，党项由西南北上，蒙古从大漠勃兴，南下踏平了西北各民族政权，建立了统一的蒙古大帝国，由于其实行落后的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当时西北的民族冲突一直不断，直到明清时期，西北的民族关系仍然十分紧张，明朝后期闭嘉峪关为界，清初数十年向西北用兵，都是民族矛盾激化，社会动荡不安的反映。宋元明清各朝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力量恢复和强化，中原内地的民族关系和社会环境相对稳定，即使在各王朝末期民族矛盾和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时期，中央王朝对中原内地即其腹心的局势一般还是能够控制的，一旦战乱过去，恢复和发展也比较容易，因而就这一时期全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而言，是呈向上趋势的，特别是中原内地和南方经济发展的步子更大。与内地和南方的情况不同，这一时期，西北各民族内部、各民族之间、各民族上层与中央王朝的矛盾和冲突旷年累代，迄未终止，使社会经济的开发和发展丧失了稳定的环境条件。战乱打断了西北经济的进程，破坏了已有的社会生产力，斫丧了西北各地区经济的互补性，同时也造成了西北自然资源的极大浪费。社会混乱的局势一直延续到近代晚期。这样，在我国东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时期，西北大地长期笼罩在民族矛盾与冲突的阴霾中，造成的严重后果是：
1.农业衰弱。汉唐以前，西北农业经济区有很大的扩展，关中以外，又有河湟、河西、西域天山以南等大片的农业区。唐代的小自耕农即均田户不下400万口，在常年驻兵、自然条件较差的情况下， 西北以占全国10%左右的小农提供了占全国90%以上的“和籴粮”和与户口比例相差不大的正仓、义仓、常平仓粮。天宝十一年（749年），河陇驻军14.8万人，他们有大规模集中连片的屯田，也有守军零散的口食田，大规模的屯田年收获70万石以上。守军零散的口食田，人耕10亩，亩收1.5—2石左右，岁收15—20石，按每人月食一石计算， 此项收获即可满足守军自身的食粮，而赋税征粮的大规模屯田的收获，就成了积贮，这是唐代前期边防稳固的物质基础。唐中期以后，社会劳动力大量地减少，以凉州为例，盛唐时凉州有22462户，120281人， 其中多数应为经营农业的汉族。吐蕃占领后，到五代后唐明宗天成中（926—930年），凉州军阀孙超遣大将拓跋承诲来贡，向明宗介绍说当时凉州城中仅有“汉户百余，皆戍兵之子孙也”，“郭外数十里，尚有汉民陷没者耕作，余皆吐蕃”〔8〕。我们知道，吐蕃原是“不植五谷，唯事畜牧”〔9〕的民族，唐以后才有了农业，“蕃人旧日不耕犁，相学如今种禾泰”〔10〕，由此可以看到劳动力减少和农业衰退的情况。由于西北粮食生产和税收、商品率降低，边兵军粮一直成为困扰唐中期以后历代封建政府的一个问题，以至不得不通过“中盐”、“中茶”即在盐茶专卖政策下，由政府招商，运粮到西北边境以供军饷。明朝后期，由于国力军力不足，乃闭嘉峪关为界，关外变成“弃地”，农田、水利设施荒废，直到清前期，安西州还没有原额民户。
2.生产关系落后。反映劳动者对地主人身依附关系减轻、生产积极性提高的文书契约租佃制，中唐以后在中原内地普遍实行，并成为地主所有制经营的主要形式。可在西北广大地区，仍实行以屯田制为代表的劳役制剥削方式。明清时期，在国家土地统计和官文书中，甚至将西北所有的耕地都叫作屯田，屯田成了西北耕地的代名词。在中国历史上曾起过积极作用的屯田制度，与文书契约租佃制相比较，毕竟是一种人身依附关系很强的落后经营形式，因此，已无法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它使西北的主要生产关系远远落后于内地。
3.手工业技术难以提高。西北的大都会长安曾经是周秦汉唐等朝的京师，不仅是全国的政治中心，也集中了各地区技艺最高的手工业工匠，影响之下，河陇一带的手工业生产水平也较高，如新疆罗布淖尔、陕西扶风县、西安灞桥、甘肃天水放马滩、古居延等地区发现的雏形纸，河西发现的西汉耧犁残件，甘肃武威发现的东汉铜奔马，西安南郊何家庄发现的唐代金银器以及丝绸之路上发现的汉唐丝织品，都证明了这一点。五代以后，随着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和政治核心的东迁，长安由京师变为地方性城市，影响之下，西北手工业水平自然相对落后了。以纺织业为例，明代西北植棉很普遍，但技艺水平远远比不上南方，故棉则方舟而鬻于南，布则方舟而鬻于北。当时的大经济学家徐光启提出，西北将棉花运往江南，以原料交换棉布，是布贵棉贱的症结，只有引进和广泛传播南方的纺织技艺，就地纺织棉布，才能使西北的布价“反贵为贱”〔11〕。这件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西北与东南科技水平的差距。
4.交通闭塞，自然资源浪费大。两宋以降，内地江南经济发展迅速，很多河滩水次、高山绝壑都被开垦成田，尤其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促使东南地区与国外的经济文化交流进一步扩大，自然资源进一步广泛地开发。西北则由于民族冲突，农田抛荒，水渠堙废，草地闲置，从农牧业经济角度看影响不大的交通运输，从商品经济的角度看就成了大的制约因素。由于运输困难，各种自然资源的开发受到很大的限制。如宁夏、青海南部的药材，开发利用者很少。西域遍布盐矿，可直到清中期还没有大规模开发利用，有些少数民族生产的牛羊毛，一直用于和泥盖房子。
5.管理水平低。封建社会后期，中原内地无论农业或手工业生产，其管理形式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约束和督促生产者的已经不是鞭子而是文书契约条文，即带有法律性质的东西了。然而，这一时期各代统治者对西北官营农牧业的管理，还是人身依附性很强的军事化体制，如屯营田、马监牧厂等都是这样。对于私营农牧业和手工业，则除了派征赋税外，很少进行组织和帮助。特别是对于少数民族的农牧业生产，更是采取只取不予、放任自流、漠不关心的态度。各族民众在频繁的战乱之后，由于缺乏恢复生产的能力而不得不弃业流亡。新的统治者起来，照例在西北设立经营形式落后的屯田与马牧业，这就使西北地区的生产管理水平，也长期落后于中原内地或东部。
6.商品经济萎缩。汉唐以来，中外贸易的主要通道在西北，丝绸之路两侧很远的地方，都有道路与丝路相连，此外，还有数条南北走向的道路，横穿过河西走廊和今甘肃中部地区，将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连结起来。在这幅网状交通图上，既有各民族地区的贸易，也有中原内地与西北乃至西亚、南亚、欧洲的贸易，还有为这一贸易服务的驿站、饭店、旅馆、商店等，整个西北是一个开放型经济区。唐中期以后，由于民族政权分立和海上交通发达，西北丝路堵塞，中亚、西亚等地的民族国家，要经过西北到内地已很困难，外贸大减，西北各地区与内地的商品交换又仅限于传统的农牧产品。在中原内地和南方商品经济蓬勃兴起，国内国际市场日益扩大，刺激手工业和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时候，西北则由于丝路阻梗，市场萎缩而逐渐由一个开放型经济区变成了封闭型经济区，商品经济发展的程度不能与东部同日而语。我国东西部经济发展的差距，就是在这一历史形势下逐渐积累形成的。
三、拉平东西部经济差距，必须加快开发少数民族农牧区的经济文化
民族冲突的加剧既然是造成西北与内地或东西部经济差距的关键，那么，要缩小以致最后拉平这一差距，就不能不以确实地处理好民族关系为前提。其中最基本的一点，就是民族平等，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平等。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由于时代的、阶级的和思想意识上的局限性，从历代最高统治者到各少数民族上层人物，都不可能用平等的态度来对待民族之间的问题，因而他们最多只能暂时地调解民族关系或缓和民族冲突，而不能从根本上消除民族团结的障碍。只有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指导的社会主义人民政权，才为正确地处理民族关系提供了必要的历史条件。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各族人民政治上一律平等的问题无论在全国还是西北都已经解决了，并有社会主义制度作保证。在经济、文化方面，新中国建立以后，西北民族地区和全国一样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十多年来，各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都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少数民族居住区往往在偏远的边疆，自然环境、交通条件、文化科技水平都较差，有些地区的社会经济仍然是以封闭、原始的牧业为主，这就在东西部差距中，又有一个西北少数民族牧业区与农业区、城市工业区之间的差距。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开发和发展，不仅关系到全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而且直接关系着西北的民族团结与稳定，是西北经济开发和发展的难点和重点。逐渐缩小和拉平东西部经济差距，必须要花大力气解决好少数民族地区开发和发展的问题。近年来，党和政府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从政策、资金、财力、物力等方面对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给予了很大的帮助，西北民族地区的现代化企业和商品经济开发，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向前发展。
西北少数民族以牧业经济为特色，其发展的目标，当然不是要农业化、城市化或继续搞封闭式游牧业，而是要在商品经济的思路下，尽可能地将西北民族地区的经济纳入市场经济的网络，并尽快地与国内乃至世界市场接轨。为此，从西北民族地区来说，就要立足于本地区、本民族的资源优势，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大力开发和发展适销对路的商品，大胆闯出一条以牧兴商，以商促牧，带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飞跃发展的商品经济的路子。目前，西北很多少数民族地区依靠本地自然和畜牧业资源，横向联系，大胆地引进资金、设备、技术、人才和先进的管理方法，以高质量过得硬和富有地方特色的产品，开拓和占有国内外市场，这无疑是完全正确和应该鼓励的。西北有些少数民族，如回、维等伊斯兰民族，历史上就有与中亚、西亚及阿拉伯国家经济、文化交流的传统，对促进西北地区与世界经济文化的交流起了很好的作用，总结它们的经验，发扬它们坚毅顽强、万里致富的进取精神，对于启发、激励西北各民族进一步冲破封闭式经济的框框，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是大有裨益的。另一方面，从政府部门来说，在制定发展战略的时候，应把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开发和发展放在更重要的地位。在资源配置、投资、税收等方面，向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作更大的政策倾斜。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投资固然能够尽快地收益，事实证明，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投资开发适销对路的产品，不仅能收到重大的经济效益，而且会产生更加广泛的社会政治效应。少数民族地区的商品生产越发达，其与外界的经济、技术联系就越多，也就越能跳出狭隘闭塞的牧区天地，而更多地感受到多民族国家的伟大和温暖，从而增强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没有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开发和同等发展，就没有西部经济的高涨，也就谈不上缩小和拉平东西部经济差距的问题。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把重视和解决地区发展差距的问题作为一条重要的方针提出来，建议逐步增加对中西部地区的财政支持和建设投资，优先在中西部地区安排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调整加工工业的地区布局，引导资源加工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理顺资源性产品的价格，加快中西部改革开放的步伐，引导外资更多地投向中西部地区，加强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联合与合作，鼓励向中西部地区投资。这是非常正确和鼓舞人心的，它势必对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开发和发展起巨大推动作用。
开发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资源，促使民族地区的商品经济达到全国经济发展的水平，为民族团结和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还必须重视民族文化教育。以往，在谈到民族文化的时候，人们强调要尊重民族文化传统、民族风习和宗教信仰等方面，这是对的。但与此同时，还必须特别重视在民族地区认真贯彻党的“科教兴国”战略，提高少数民族群众的文化素质、科技、管理水平和商品经济意识，用文化、科技、管理水平的同等发展，来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商品经济的飞跃。只有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的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与汉族地区平等和同等的发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民族团结、社会安定和经济腾飞的问题，并逐渐缩小和拉平东西部经济发展的差距。
当然，社会经济的开发和发展，是一个多因素共同作用的过程。汉唐以来西北经济发展的历史又告诉我们。要妥当地处理民族关系，稳定西北经济开发和发展的外部环境，还需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核心和全国经济繁荣的大背景。中央政治核心的强大有赖于全国包括西北经济的繁荣，而全国经济的繁荣昌盛又是中央政治核心强大的物质条件。只有靠强大而又重视发展经济的中央政府作后盾，才能克服经济发展和各种阻力，如民族分裂主义倾向和境外敌对势力的干扰和破坏，适时提出妥善的经济政策，组织和指导全国及西北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只有全国经济的繁荣昌盛，才能够横向影响、帮助和带动西北经济的平衡发展。这样，才能真正达到缩小和拉平东西部经济差距的伟大目标。
注释：
〔1〕《史记》卷129。
〔2〕《汉书》卷28下。
〔3〕《后汉书·马援传》。
〔4〕《晋书》卷86。
〔5〕《通鉴》卷216。
〔6〕《通鉴》卷216，胡注。
〔7〕《通鉴》卷223。
〔8〕《宋会要·方域二十一》。
〔9〕《五凉全志》。
〔10〕唐·王硅《凉州行》。
〔11〕《徐文定公集》卷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