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现实主义理论发展新趋势的争鸣笔谈——让中国的主义登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笔谈论文,中国论文,新趋势论文,主义理论论文,现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曾经有一位外国的学界朋友问我：“你是现实主义者吗？”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其实并不太好回答。换了国内有些学者，或许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是”，但我的看法有所不同。略加思索后，我给了对方一个“既是又不是”的回答。这当然需要解释。之所以“是”，因为我相信力量或实力在国际关系中确实起着极重要的作用；之所以“不是”，是因我认为其他因素不是无足轻重的，甚至可能是相当重要的。这样一个不那么简单干脆的回答，其中隐含着许多潜台词。 我对所谓“国际关系三大理论”的说法一向不怎么认同。按这种说法，似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已经把国际关系理论穷尽了。其影响之广，以至于造成了近年来颇为流行的一种文章写法，即不管什么论题，一上来就分别叙述“三大理论”的主要观点，分别列举一通，好像这便是理论了，或者这就是代表着懂理论了。其实，这种做法常常造成削足适履，把问题简单化，把理论公式化甚至教条化。正因如此，我不赞成动辄贴标签的做法，贴标签经常造成简单化，甚至造成误导。理论不应是静止的，“死”的；理论应是发展的，“活”的。现在的问题是，“三大理论”的教条化倾向已堪称严重。 在美国国际关系学界，还发展出所谓“进攻性现实主义”，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①它标新立异的精神，固然值得学习，然而约翰·米尔斯海默简单化的、大而化之的看法，怕也是登峰造极了。肯尼思·沃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受到很多人推崇，自有道理，比如它颇具理论的严谨性和推理的严密性，但在我看来，它是静止的理论，无法看到发展和动态的变化。 理论应激发人们思考国际关系中的问题，而不应是被人们套用于现实中的问题，以致“在锤子看来所有东西都是钉子”。 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有较强的解释力。如在对外政策考虑中，行为者经常需要权衡利弊，对得失进行算计，是有利还是不利，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等等。这就属于极常见的现实主义的思维和做法。对于国家间力量对比的估计，经常性地影响着政策制定者对政策方案的取舍。 然而，国际政治中又有很多现象，是所谓的“现实主义”所解释不了的，这样的事例很多： 例一：现实主义就解释不了冷战的终结。当年有北约和华约两大军事同盟，当其中之一(北约)还“活”得好好的时候，怎么另一个(华约)就自行解散了呢？而且其主要前提居然就是一个空洞的、毫无保障的“北约绝不会向东扩展一寸”的承诺。沃尔兹生前，曾有一次来复旦讲学时，讨论到他的“胜利终结同盟”(victory kills alliante)的理论观点，听众中有人举出北约东扩和美日同盟强化的事实，以为反例。对此，沃氏很是“悲壮”地回答：现实主义没错，(指指自己)是这个现实主义者错了。这个回答，颇有“牺牲”我一人而捍卫现实主义理论的味道，然而这是矛盾的。 例二：在现实主义看来，国家的一切行为都是出于自身的利益，或者说都是根据自己的利益行事。问题在于，对同一件事，一国在此时认为不是自己的利益，而在彼时则可能认为是自己的利益。比如对于加入联合国问题，中国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认为这不是自己的利益，而到20世纪70年代初，就认为是自己的利益甚至是很重要的利益了。这样看来，利益是如何判定的，才是问题的关键。而正是在这里，观念的作用、身份定位、决策者个人的思想以及影响这种思想形成的经历，等等，就都成了需要认真研究的因素。然而这些问题，现实主义理论是解决不了的。 例三：在“现实主义”看来，国家都是权力最大化者。是否能如此定论？也是存疑的。有的时候，一个国家宁可牺牲自己的某些实际利益，也要与邻国保持某种在它看来是良性的关系，这就有异于权力最大化的做法。 例四：外交政策的考量是极为复杂的，存在着诸多因素，它们都介入了政策制订的过程。比如国际法和国际准则在很多时候得到遵守和重视，就表明存在着法律、道义的作用，国家并不总是使蛮力的。20世纪90年代，中美洲弹丸小国尼加拉瓜状告美国侵略。在国际法院判决尼加拉瓜胜诉后，美国也只能接受。这只是例子之一。可见，好恶、偏见、意识形态等都在国际关系中起着作用，甚至重要的作用，它们都不是可以忽略的，也不是现实主义可以涵盖的。 2014年3月，克里米亚通过公投“重归”俄罗斯。这事也不是套用“现实主义”便能说明白的。不理解、不明瞭克里米亚的历史，岂能明白克里米亚人的心理所向，又岂能明白克里米亚在俄罗斯心目中的份量和普京为何如此决断？！西方国家在此问题上判断和处置的失当，恰恰是因为不理解克里米亚对于俄罗斯的这种份量，以及乌克兰国家对于俄罗斯的重要性。当西方支持乌反政府力量把亚努科维奇赶下台后，本来就不牢固的平衡被打破了，政治力量的天平失衡了，乌反俄势力甚嚣尘上。这时，普京治下的俄罗斯断然出手了。俄的这种强势反弹，使整个乌克兰国家已经并将继续为此、为这种失衡付出代价。对于西方又何尝不是如此？ 因此之故，历史和理论不可分。我们需要借助理论来帮助我们认识世界和国际关系，激发我们的思考，同时又要不断地以历史和现实来衡量、审视、检验理论。当二者之间不一致，出现了异常或反例时，就正是理论得到新发展的契机。不难看到，失败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往往缘于脱离历史，自我循环打转，甚至成为一种游戏。 那么，中国能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作出何种贡献呢？这是一个需要我们深长思之的问题。 我认为，在至少两千多年间发展孕育起来的关于国家间关系的中国思想，绝不是用“现实主义”可以指称的。因为这一思想是丰富的、深厚的，它源于中国的文化土壤，是不同于西方思想类型的。用西方思想来剪裁中国思想学问，一定会造成扭曲，这已经有过教训。 比如，哈佛学者江忆恩在名为《文化现实主义》的专著中，用中国的兵书即《武经七书》来研究中国的“战略文化”，得出看法称中国的战略文化与西方是同样的，是进攻性权力政治型的。这是一种很典型的削足适履的表现。②这一做法，把丰富的中国“战略文化”装进了“现实主义”的西方套子，深厚的中国思想被简单化了，甚至扭曲了。 试想，我们怎能削中国之“足”而适西方之“履”。看到有中国学者认认真真地写出了有理有据的讨论文章，③我感到十分高兴，原因就在这里。 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知识准备最为不足和不够的，恰恰就在这一方面。由于人们研究的是“国际”，于是便不重视读中国书，包括中国的思想、哲学、历史、文化。他们常十分专注于学习外国尤其是西方、美国的学问，而不重视继承中国的学问。于是，很多人谈起美国来能够头头是道，谈起本国即中国来却常常力有不逮，捉襟见肘。然而，中国恰恰是世界的组成部分，必须从世界看中国，也必须从中国看世界。通过比照、反复、把玩、咀嚼，庶几能使我们吸收西方所长而又避免被西方思想牵着鼻子走，进一步则补西方思想之不足。 曾经有人提出过“中国有没有哲学？”的问题。试想，中国怎么会没有哲学呢？这个问题的背后，其实是中国没有西方式的哲学。中国的哲学不同于西方哲学，中国哲学有不同于西方哲学的路数、风格、气派。中国哲学是综合的、智慧的、现世的，更多地来自于生活实践，而非更多地来自于冥想、推理等。它的综合，实际上反映为“中国思想”，它是弥漫的，不是细分的。与之相比，西方的学问，正如西医所表现出来的一样，是不断地无限细分的，于是，学问的分科也是愈分愈细。当代西方的有些学问愈做愈小，与此大有关系。究诸国际关系学，也是如此，专门家越来越多，而通人越来越少。读书越来越窄，做不出太好的学问。其中的道理是一样的。 今天，我们反观自身，牢固地掌握“中国学问”，申论之，发展之，从而贡献于世界国际关系学界，最终为建设一个更为美好的世界贡献一份心力，是方向，也是时候了。已有中国哲学家指出，“该中国哲学登场了”，④同样道理，到了21世纪的今天，该是关于国际关系的中国的主义登场了。 注释： ①我们对此曾集中地做过分析，参见沈丁立、任晓主编：《现实主义与美国外交政策》，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 ②Alastair Iain Johnston,Cultural Realism: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5；另参见Anthony A.Loh,"Deconstructing Cultural Realism," in Wang Gungwu and Zheng Yongnian,eds.,China 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 Order,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8. ③李晓燕：“中国明代战略文化与儒家文化的一致性研究——与江忆恩商榷”，《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10期。 ④李泽厚、刘绪源：《该中国哲学登场了？李泽厚2010年谈话录》，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中国哲学如何登场？李泽厚2011年谈话录》，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