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文,宏观调控论文,能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市场成为调节经济运行的基础性机制，同时它并不排斥宏观调控的作用。只有正确认识和处理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的关系，才能既保持经济的较快发展，又保持经济的平稳运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共产党正是在积极应对体制环境和经济运行态势变化带来的困难和挑战中，加深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认识，提高了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
一、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的有机结合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是在1992年党的十四大上确立的，此后在经济体制转轨的12年间，我国宏观经济出现了三次波动，党中央、国务院针对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矛盾和新问题，进行了三次宏观调控。对于这一时期出现的经济波动及实施的宏观调控，理论界存在着如何看待市场功能和宏观调控作用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市场能否自动消除短缺和过剩，自发地导致总量平衡；宏观调控究竟是必要的，还是政府的过度反应，究竟是应该加强，还是应该淡化。下面考察一下1992年以来构建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宏观调控的实践及成效。
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后，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呈现出新局面。然而，伴随着经济增长加速，“房地产热”、“开发区热”、“集资热”、“股票热”接踵而至，引发了以投资和消费“双膨胀”为特征的经济全面过热和严重的通货膨胀，国民经济又一次面临“大起大落”的风险（见图1）。1993年6月，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以治理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的紧缩性宏观调控措施。经过治理整顿，经济运行逐渐回落到适度增长区间，经济增长率由1992年峰顶时的14.2%回落到1996年的9.7%；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由1994年的24.1%回落到1996年的8.3%，1997年进一步回落到2.8%，结束了持续几年的高增长高通胀的局面。
图1 中国经济增长率、物价上涨率、投资增长率波动曲线（1990-1996年）
1997年，实现了“软着陆”之后的经济运行态势出现了逆转，以产品过剩为特征的通货紧缩取代通货膨胀成为经济运行的主要问题，经济增长率连续三年向下滑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连续五年为负数或接近于零（见图2）。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增长放缓，解决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引发的经济增长乏力的问题，从1998年开始，党中央、国务院坚决地把抑制通货紧缩趋势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实施了一系列以扩大内需为主基调的扩张性宏观调控政策。随着扩大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各项调控措施逐步到位，经济增长逐渐摆脱了徘徊状态。2000年经济增长率恢复到了8%，2002年达到了8.3%，标志着长达五年的调整恢复期结束。
图2 中国经济增长率、物价上涨率、投资增长率波动曲线（1997-2002年）
2003年，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未能阻挡经济增长提速，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9.3%，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000美元，跨上了一个重要台阶，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收入、国际收支、就业水平和居民收入等主要经济指标均显示，我国国民经济走出了相对低迷阶段，进入了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的上升期。但是，经济加快增长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健康不稳定因素，其中最突出的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猛、粮食供求关系趋紧以及物价总水平上涨压力增大。在200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6.7%的基础上，2004年头两个月占全社会投资八成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猛增53%，超过了经济全面过热的1992年，钢铁投资的增幅更是飙升到202%。耕地面积大幅度减少至建国以来的最低水平，2003年的粮食产量为4307亿公斤，比1998年的5123亿公斤减少了816亿公斤，人均粮食占有量由1998年的412公斤下降到334公斤，达到1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投资膨胀造成煤电油运供应紧张，拉动了基础产品价格上涨；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引发了粮食及相关副食品价格攀升。投资膨胀和粮食减产相互作用，使通货膨胀率不断逼近5%的“警戒线”。党中央、国务院敏锐把握经济运行态势的变化，从冷静观察到灵活预警，于2004年4月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旨在“控速降温”的紧缩性宏观调控措施，有效地遏制了经济运行中局部性问题向全局性问题的演变，取得了显著成效。一是经济平稳快速增长，2004年经济增长率为9.5%，继续在适度增长区间高速运行；二是扭转了粮食生产1999年以来连续五年下滑的趋势，粮食产量达到4895亿公斤，粮食生产得到恢复性增长；三是固定资产投资呈平稳回落态势，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5.8%，增速比上年有所回落，一些过热行业投资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了抑制；四是对外贸易快速增长，全年进出口总额增长35.7%，国家外汇储备6099亿美元，比上年末增加2067亿美元；五是实现了将物价涨幅控制在4%以下的目标，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上涨了3.9%，避免了难以承受的高通货膨胀；六是城乡居民收入较快增长，就业和再就业不断扩大，200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是1997年以来增长最快的一年，全年新增就业超过了预定目标。
图3 中国经济增长率、物价上涨率波动曲线（1992-2004年）
1992-2004年，我国经济运行向高增长低通胀趋向的发展（见图3）来之不易。面对经济运行的体制环境出现的重大变化及复杂态势，党中央、国务院为遏制经济波动所实施的宏观调控，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有效的。实践表明，准确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和运行特点，正确处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和加强宏观调控的关系，才能够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
市场经济是人类迄今为止发现的最为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正确处理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关系的基点，是充分发挥市场而不是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市场配置资源的基本特点是，企业是自主的市场主体，能灵敏地对市场信号作出反应，随机决定自己的市场行为，自担风险，自负盈亏；供求变化决定市场价格，市场价格灵敏地反映产品和资源的稀缺状况，引导企业优化生产要素组合。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就应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建立规范的市场经济秩序。
正确处理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关系的难点，是正确把握宏观调控的方向、重点、时机和力度。宏观调控之所以是现代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是因为市场并不是万能的，如果不加任何引导和控制，市场在促进分工深化和效率提高的同时，也会由于其自身具有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等功能性缺陷，导致供需失衡、经济波动，甚至引发经济生活的剧烈震荡。一旦经济总量和结构失衡，就会损害市场功能的发挥，导致经济效率低下，不可避免地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只有借助于政府干预和调控，才能弥补市场缺陷，克服市场失灵，防止经济大起大落。从这一意义上说，宏观调控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是市场经济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
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各自具有适用的范围，市场发挥作用的优势在微观经济领域，对市场主体行为的引导更为有效；宏观调控发挥作用的优势在宏观经济领域，对经济总量和经济结构的调节成效显著。实现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的优势互补，要求从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的内在统一上实现两者的有机结合，一方面市场必须接受宏观调控政策的导向、校正和规范，另一方面宏观调控对市场经济运行及其结果的干预必须尊重市场规律，以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为基础或前提。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合理搭配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是政府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及必要的行政手段，对总供给和总需求进行调节，实现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和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等目标的行为过程。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确立，宏观调控方式也发生了变化。政府不再通过行政指令对企业实行直接管理，而主要运用经济政策、经济杠杆等经济手段对经济运行实行间接调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作为指导、影响经济活动的准则和规则的主要经济政策，就成为连接政府和微观经济主体的中介环节，成为保持宏观经济总量平衡的重要经济手段。
作为熨平经济周期的基本政策手段，政府运用国家预算、税收、债券、转移支付等财政政策来优化经济结构，调节社会分配；通过控制和调节货币供应量等货币政策来影响投资和消费，保持币值稳定和总量平衡。根据对经济运行的影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一般分为扩张性、紧缩性和中性三种类型。针对经济运行的不同态势，遵循“相机抉择”和“松紧搭配”的原则，政府采用不同的经济政策或不同的政策组合，来降低宏观调控成本，实现既定的宏观调控目标。
针对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双膨胀、高增长率与高通胀率并存的“经济过热”，从1993年开始的宏观调控采用了“逆经济风向行事”的反周期操作，运用了“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即从紧控制财政支出，压缩固定资产投资，紧缩信贷规模，减少货币供应量，大幅度提高利率等“双紧缩”的政策措施，来实现抑制通货膨胀的宏观调控目标。
针对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出现的货币紧缩为特征的有效需求不足态势，从1998年起，政府启动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同时伴以“稳健的货币政策”，通过扩大预算赤字、增加国债发行、加大政府投资、下调银行法定准备金率、连续降低利率、提高居民工资收入和减轻农民负担等“一积极”、“一稳健”的政策措施，来化解通货紧缩的压力，拉动国内需求，抵御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据统计，从1998年到2004年的七年间，我国累计发行长期建设国债9100亿元，国债拉动形成的投资总规模达到5万亿元，平均每年拉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5～2个百分点，保证了一大批关系全局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新增了数以百万计的就业岗位。在全球经济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1998-2004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超过了8%，实现了经济适度快速增长的宏观调控目标。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搭配使用七年后，国内外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世界经济走出了亚洲金融危机的阴影，开始缓慢增长，国内通货紧缩的压力有所释放，国民经济由相对低迷转向持续增长，积极财政政策淡出的条件日渐成熟。主要表现在：第一，经济增长已越过潜在经济增长率，2003-2004年国民经济连续两年在9%以上的高速增长区间运行；第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特别是非国有投资增长有所加快，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拉动了消费需求；第三，对外贸易连年大幅度攀升，外贸依存度连续创历史新高；第四，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由负转正，上扬势头明显。但同时，投资总量增长过猛，通货膨胀压力增大，局部过热现象凸现，加之多年累积的国债规模和不断增大的政府财政赤字，使财政自身的风险加大。在这样的背景下，继续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既不利于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从而减缓通货膨胀的趋势，也不利于鼓励民间投资从而提高全社会投资效率，相反易于加大经济健康运行的风险和阻力。积极财政政策的淡出势在必行。
2004年岁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继续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过快增长。积极的财政政策转为稳健的财政政策，意味着扩张的财政政策转向中性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财政政策的核心是松紧适度，即当经济在适度增长区间运行时，不采取扩张性或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刺激或者抑制经济的增长。实施“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是全面紧缩，更不是无所作为，而是在财政政策逐渐脱离扩张轨道的过程中着力调整结构，区别对待、有保有压、有促有控。具体地说，就是适当减少财政赤字，适当减少长期建设国债发行规模；着力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和国债资金投向结构，加大对农业、科教文卫、社会保障等薄弱环节的投入；推进农村税费改革，推进增值税转型和所得税改革；严格依法征税，严格支出管理，在确保财政收入稳定增长的基础上，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
政府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节经济运行以保持总量平衡和结构优化，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是现代市场经济的通行做法。按照宏观调控的总体要求，不仅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使用要合理搭配，而且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自身手段的运用也应松弛有度。在调控方向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应依据经济运行态势的变化尽可能地实施正向调节，以避免逆向操作带来的政策效果相互抵消，增加调控成本和调控难度。在具体实施中，则应根据不同阶段宏观调控的着力点及要解决的问题，使各个政策手段和经济杠杆在作用方向和调节力度上保持一定的灵活性或弹性，松紧搭配，以防止同向集中调控引起经济突发式的起降，造成新的经济波动。
在宏观调控体系中，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各有短长。一般说来，在总量调节时应更多地发挥货币政策的长处，通过调节全社会的货币供应总量来支持经济增长和抑制通货膨胀；在结构调整中要注重发挥财政政策的优势，通过税收和财政支出等来保持景气，建立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长效机制。当然，如何根据日趋复杂的经济运行变化，采用切合实际并更为灵活的组合方式，仍是经济转型期的宏观调控需要进一步探索的课题。
三、短期调控与长期发展的全面协调
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特殊历史时期进行的宏观调控，为我们党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积累了宝贵经验。但应该清醒地看到，经济体制转轨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其间经济运行的波动在所难免，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失衡的成因既有总量问题，也有结构问题，既有机制问题，也有体制问题，由此决定了宏观调控不仅要立足于解决当前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更要着眼于解决制约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深层次矛盾。
当前，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集中表现为引发经济波动的“压力”尚未释放，局部性问题不加以控制极易导致全局性的经济震荡。一是投资反弹的压力仍然很大。一些地方依然存在盲目扩张冲动，小规模、低水平、高消耗的投资项目难以遏止，一些已关闭的小钢铁、小水泥厂死灰复燃，又出现了诸如电站无序建设等新情况，经济再度过热的危险依然存在。二是物价上涨的压力仍然很大。从国内市场看，前一时期上游产品涨价因素对最终消费品价格上扬的影响逐渐显现，上游产品成本大幅度上升必然挤压下游产品的利润空间，一旦下游产品生产企业难以承受必将通过涨价加以释放，引起消费品价格攀升；公共事业和服务业因行政管制而暂时搁置的价格调整不可能无限期延迟，若取消控制，服务收费价格将会上升。从国际市场看，石油、铁矿石等能源、原材料价格暴涨，使输入型成本推动效应不断积聚，最终也要向国内下游产业转移，引起相关产品价格上涨。三是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压力仍然很大。2004年粮食增产的原因被形象地概括为“政策好、人努力、天帮忙、粮价高”。而作为弱势产业的农业，其小农经济、手工劳动和靠天吃饭的状况并没有明显改变，农业抗灾能力不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低下，农产分散经营，难以适应复杂多变的市场，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还缺乏长期的机制性保证。此外，美元不断贬值给人民币升值带来压力，外部冲击诱发金融风险的威胁并未消除。由于宏观调控的阶段性成果并不稳固，一旦放松宏观调控，将可能导致社会供需总量失衡，甚至会引起经济的大起大落，最终损害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能力。增强调控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及时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仍是宏观调控的当务之急。
当前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实质上是国民经济发展长期积累的结构性和体制性矛盾的外在表现，如果只是着眼于总量增减而不注重结构调整，只是着眼于短期稳定而不注重体制转换和长效机制的建立，这些问题就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治本为上，着眼于长期发展，才能从经济结构、增长方式和经济体制上根本解决制约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第一，加快结构调整，促进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持续扩大带来城乡发展、地区发展失衡等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制约着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宏观调控应侧重生产力布局的调整，通过积极推进城镇化战略和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大工业反哺农业、发达地区支持欠发达地区的力度；通过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和财政支出结构，增加政府财政对弱势产业和欠发达地区的资金投入，提高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效益，改变城乡和地区发展不协调、不平衡的状况。
第二，注重资源环境，推进经济增长方式根本转变。建立在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基础上的高增长，越来越受到人口、资源和环境的约束。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不仅加剧了国内资源的短缺，加深了对国际市场的依赖，也使国民经济长期处于紧运行状态，加大了经济波动的风险。宏观调控应着力改变片面追求增长速度而忽视增长质量和效益的倾向，通过制定产业政策和运用财政货币政策，调整投资结构，优化生产要素的投入比例和投入方式，完善稀缺资源有偿使用机制和价格形成机制，强化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加强人口和资源管理，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实现良性循环。
第三，采取多种形式，扩大就业规模。我国人口众多，劳动力资源丰富，又处在体制转型和经济结构调整阶段，尽管经济的高速增长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但由于劳动力增长较快、城市化进程加快、隐性失业显性化等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劳动力市场长期处于供大于求的失衡状态，经济增长始终是在巨大的失业压力下实现的。消费取决于收入，收入来自就业，宏观调控应将增加就业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性任务。在靠经济增长带动就业增长的前提下，通过产业政策调整、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注重扶持中小企业、鼓励发展非公有制企业和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扩大就业渠道，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就业。
第四，深化经济改革，构建经济长期健康发展的体制基础。我国经济一再出现盲目投资和经济过热的根本原因在于未能建立起有效遏制体制性投资膨胀的长效机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出一条速度与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的经济增长新路子，必须推进改革，真正消除导致大起大落的体制性、机制性障碍。改革的“关节点”是，担负宏观调控职能的政府要切实纠正政府职能的定位失误，“越位”应该退出，“缺位”需要填补，“错位”必须纠正，只有实现政府由经济管制型向公共服务型的转变，才能从制度上保证政府宏观调控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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