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统战思想既来源于马列主义战略策略，又汲取中国传统智慧如法、兵、纵横等诸子学说精粹，是两者有机结合的典范，“旧邦新命”的国情、“包容”的传统智慧及“民族化”动力是两者结合的基础，马克思主义战略策略中国化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必由之路。毛泽东以马列主义战略策略为指导，指明与传统智慧相结合的途径，确立中国特色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拓展“两个联盟”，求四个阶级解放；扬弃“法势义”丰富统战方法论，学习诸葛亮、刘备、刘邦等依法兴国；活用兵家智慧，前修未密后出转精，从战争必然到战争自由，慎战持重，以弱胜强，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深谙纵横家韬略，运用“忤合”之术划分世界三极，“协四海求合”从向苏联“一边倒”到独立自主，“量长短远近”打开通向美国大门，和平统一奠定“一国两制”基础。
［关键词］毛泽东；统战；马列主义战略策略；中国传统智慧
关于毛泽东统战思想来源，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学者认为其源于马列主义战略策略；有专家认为其产生于中国传统智慧。更进一步，在中国现代哲学史及中共党史特定领域研究中，有研究者认为毛泽东统战思想发轫于儒家学说；另一些研究者则认为其滥觞于法家学说，兼及兵家、纵横家等。拙文认为，追根溯源，毛泽东统战思想既来源马列主义战略策略，又汲取中国传统智慧，如法、兵、纵横等诸子学说精粹，是两者有机结合的典范。
一、毛泽东统战思想的马列主义探本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战略策略形成、发展与继承，基本思想日升月恒，常创常新。马克思主义战略策略中国化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必由之路。毛泽东统战思想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多党合作观”指导建立统战组织，确立中国特色多党合作政协制度，构思“联合政府”理想蓝图，定期召开政协会议；从马列的民族区域“自决论”到毛泽东的民族区域“自治论”演化；传承马列主义“工农联盟”拓展“两个联盟”，以《宣言》为纲求四个阶级解放，发展马列主义国际统战，和平统一奠定“一国两制”基础。
选择2017年1月—2018年1月于我院接受肝癌治疗的患者86例，采用奇偶法将其分为实验组（n=43）与参照组（n=43）。其中，男性肝癌患者61例，女性患者25例。最小年龄35周岁，最大年龄73周岁，中位年龄（51.09±10.36）周岁。两组患者年龄、性别等基线资料统计分析结果不具备明显差异（P＞0.05），分组方式有可比性。纳入标准：（1）了解本研究内容，主观自愿参与本研究；（2）经病理确诊为肝癌[1]。排除标准：（1）预估存活时间少于3个月；（2）病案资料不全。
（一）马列主义战略策略的基本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首提“统战”概念，宣告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坚持战略策略原则，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同盟军问题是统战根本问题，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同盟军，民主政党是合作对象，工农联盟是革命胜利的基本保证。对资产阶级既联合又斗争，实行赎买方式废除私有制，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结合。解决民族及宗教问题根本原则是民族联合与平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推动无产阶级内部统战。
其中，B为（2）式定义的复杂网络的模块度矩阵，X∈Rn，由定理1知，从任意初值出发，方程（3）的解都会收敛到模块度矩阵B的最大特征值对应的特征向量。结合Newman的特征值特征向量算法，就可以根据方程（3）的解中元素的符号将复杂网络中的社团结构提取出来。
列宁提出建立苏维埃共和国联盟，工农民主专政和无产阶级领导权，革命根本问题是建立稳固工农联盟，首要任务是与知识分子合作。争取工农兵，调动农民积极性，团结一切反对专制的阶层，利用矛盾转化落后分子，与民主党派通融，对小资产阶级采取既团结又斗争方针，对资本家采取严惩与赎买不同方式，国家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军事政治联盟向经济联盟转型，促进个体小农合作制改造；反对民族分裂，废除民族与宗教特权，在法律上平等，推进民族融合；无产阶级内部统战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首要条件，西方工人统战与东方农民统战并举，坚持共产国际独立领导权与国际主义统一，结成广泛国际联盟，反对民族利己主义。
斯大林号召世界人民建立反法西斯民族统战，农民是无产阶级革命及其专政的同盟军。
（二）以马列主义“多党合作”理论指导建立中国特色多党合作制
从1935年到1956年，毛泽东以《共产党宣言》基本思想为指导，发表系列文章，如《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抗日根据地政权问题》《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论十大关系》等，指出在中国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符合中国国情，既有理论、制度的创造和设计，又有实践、方法的笃行践履和总结示范。一是召开中国特色多党合作政治协商会议；二是构思联合政府蓝图；三是确立中国特色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四是从马列主义民族区域“自决”到中国特色民族区域“自治”等，共产党与民主党派肝胆相照，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党外人士参政议政蔚然成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实现马克思主义战略策略中国化。
● 误食常见药品 如果少量误食如维生素之类的常规药物，可以让孩子多饮水，促进药物稀释排出；如果大量误食毒副作用较大的药物，可以给予牛奶（或豆浆、蛋清）或水，尝试催吐，紧急就医。
（三）从马列主义民族区域“自决”到毛泽东民族区域“自治”
在恩格斯的推进下，1896年7月27日第二国际伦敦代表大会作出决议：“一切民族有完全自决权，同情专制压迫的一切工人，号召一切有觉悟工人团结起来，为打倒国际资本主义、实现国际社会民主党目标而共同斗争。”［1］(P149)为解决俄国民族问题，1902年2月，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草案》中首次提出民族自决权理论原则，指出：“承认国内各民族自决权。”［2］(P211)1903年2月，列宁在《论“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党人联盟”宣言》中提出民族问题应当遵循两个原则：“政治自由、公民自由和完全平权，每个民族都有自决权。”［3］(P13)1914年2月，列宁在《论民族自决权》中进一步阐述民族自决权，指出：“所谓民族自决，就是民族脱离异族集合体的国家分离，成立独立民族国家。从历史-经济观点看，马克思主义‘民族自决’，是政治自决，即国家独立自主建立民族国家。”［2］(P508)1915年10月列宁在《革命的无产阶级和民族自决权》一文指出：“我们要求民族有自决独立自由，即被压迫民族有分离自由，在民主和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实现各民族融合。”［4］(P85)1916年1月，列宁在《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中指出：“民族自决权只是政治意义的独立权，从压迫民族自由分离权利。联邦和自治包括在‘自决’概念内，其最终目的并非分离，而是为了使各民族更好地融合，在新的基础上建立大国。”［2］(P719)1917年6月，列宁在《乌克兰》中指出：“我们不赞成分裂成许多小国家，主张各国工人结成最紧密联盟，反对本国及其他一切国家资本家。”［5］(P313)列宁希望赋予民族自决权，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大国，即平等的欧亚苏维埃共和国联盟。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正确处理民族问题意义重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毛泽东根据马列主义关于民族问题原理，结合国情，制订一系列富有远见的民族平等和团结政策，消除旧中国遗留的民族歧视、隔阂和压迫，实行少数民族聚居区域自治，成为不可动摇的基本政治制度，并做好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统战工作，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对于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加强民族团结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经过70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检验，体现了毛泽东统战思想的战略性和前瞻性。
（四）阶级解放与联盟
然后，获取信息、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较差。学生在做题过程中不会自觉运用平时所学的阅读技巧和解题策略。在出错较多的主旨大意题、推理判断题、词义猜测题、七选五、完形填空、书面表达的审题等方面表现明显。
由于中考和高考制度是以学生考试成绩作为选拔人才的主要依据，学生的考试成绩往往关系到中学生的人生前途和事业发展方向，再加上社会评价学校、学校评价教师是以优生数与学生分数作为依据，致使学生面临的各学科的学习任务、作业压力和考试压力就比较大，另外还要承受来自家长的压力，长此以往，部分学生会出现精神萎靡不振、食欲减退、失眠、神经衰弱、记忆力下降、厌学逃学等现象，甚至出现思维迟缓、思维混乱等思维障碍。
在总结1848年欧洲革命经验时，马克思指出：工人阶级只有依靠农民支持才能革命胜利，农民也只有得到工人阶级领导才能解放。［6］(P432)1918年十月革命胜利时期，列宁指出苏俄工农联盟目标是实现工业化，支持农民平分土地［7］(P404)；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时期，苏俄面临国内外敌对势力武装颠覆,注重与中农联盟取得革命斗争胜利［8］(P500)；新经济政策时期，从军事向经济转型，列宁工农联盟思想发展日趋成熟与完善［8］(P680)。毛泽东指出，统战包括两个联盟：一是工人阶级与一切劳动人民联盟，属于进步势力，人口占绝对优势，以工农联盟为主体，应巩固和发展，促其成为统战基础和依靠；二是工人阶级与非劳动人民联盟，主要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尤其是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也包含特定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与部分地主阶级、买办大资产阶级的联盟。［9］(P1006)两个联盟是对立统一关系，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再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阶段，毛泽东领导党巩固发展工农联盟，无论哪个发展阶段，工农联盟都是基本联盟，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保证。［10］(P1406)
1883年，在《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序言中，恩格斯揭示《共产党宣言》贯彻始终的基本思想，指出：“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被剥削阶级与剥削阶级之间斗争历史。如果被剥削压迫的无产阶级，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资产阶级剥削压迫下解放出来。”［6］(P250)大革命时期，以第一次国共合作为标志，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战略策略，倡导建立国民革命统战，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及民族资产阶级等四个革命阶级组成，促进国共两党发展，取得北伐战争胜利。土地革命时期，因国民党背叛，毛泽东领导建立工农民主统战，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及部分小资产阶级组成，反帝反封反国民党。抗战爆发，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根据民族矛盾及阶级演化，毛泽东领导建立抗日民族统战，是一切抗日阶级、阶层和力量的广泛政治联盟。毛泽东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实行又联合又斗争政策，取得抗战胜利，毛泽东统战思想日趋成熟。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企图消灭共产党及其人民军队，毛泽东领导建立以反蒋爱国为核心的人民民主统战，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及其他爱国分子、少数民族、海外华侨，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斗争，最终推翻蒋介石的独裁统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根据中国国情和世界潮流，毛泽东创造性地继承、运用和发展马列主义战略策略。围绕国民经济恢复与发展，始建统战组织机构，规定统战历史任务，发展马列主义国际统战思想，发挥各革命阶级、各民主党派的积极性，循序渐进推进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提出“勿四面出击”，明确“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实事求是调整统战政策，有利于新中国政权巩固、经济恢复和社会稳定。1956年党的“八大”，毛泽东首次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命题，同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认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组成部分”，加强统战。
（五）国际国内和平统战
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提出无产阶级国际统战原则，旗帜鲜明地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6］(P253)。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一切民族都是平等的，他们指出：“古往今来每个民族都在某些方面优越于其他民族，任何一个民族都永远不会优越于其他民族。”［11］(P44)“作为人来说都存在某些共同点，是平等的。一切人，或一个国家的一切公民，或一个社会一切成员，都应当有平等社会政治地位。无产阶级平等实质是消灭阶级。”［12］(P146)马克思主义从政治、经济以及人权等角度解释平等，视平等为人的基本权利，不再是某一阶级、阶层、集团的“人”，而是“一切人”，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只有消灭剥削阶级、剥削制度及一切阶级差别，才能彻底实现民族平等。列宁提出世界各民族平等原则，指出：“关于一般平等问题，包括民族平等问题抽象、形式的提法，是资产阶级民主所特有。”［13］(P271)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率先提出和平共处外交统战策略，其实质是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友好往来，共同发展，从而为社会主义建设创造良好国际环境。［5］(P123)列宁关于和平共处外交统战策略，对社会主义中国外交政策具有指导意义。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新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丰富发展马列主义和平共处战略策略：一是发展马列主义国际统战；二是和平统一奠定“一国两制”基础。
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指出：“我们希望按照平等原则与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10］(P1438)依据国际政治格局变化，毛泽东先后提出“联苏抗美”和“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建立国际统战，为社会主义建设赢得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有利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1974年，为了提高中国国际影响和声望，毛泽东提出以第三世界为主体，建立最广泛的国际反霸统战思想。历史具有相似性、连续性和启示性，“一国两制”在解决港澳问题上已树立典范，将来必定也能在台湾实现。
二、毛泽东统战思想的传统智慧溯源
毛泽东统战思想渊源于中国传统智慧，主要是法家、兵家、纵横家等先秦诸子百家。法家集法术势各家大成，以诚信为道德行为准则和变法基石，赏罚分明，依法治国安邦，富国强兵，赢得民心；兵家学说蹨涵以人为本的用兵之“道”、唯物论、辩证法等古典军事哲学，推崇权谋、阴阳、形势、技巧、敌我、众寡、强弱、虚实、攻守、进退，“知彼知己，因敌用兵，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奇正相生”，顺应天时地利人和，文武并重，上下一致，生死同心，化敌为友，结成最广泛统战；纵横家学说以虚无为本的典籍《鬼谷子》主导，包含系统思维“基因”，先导观、实践观、整体观、矛盾观、转化观、融合观等一脉相承，众采百家，通晓古今，阴阳互补，虚实转化，外交斡旋，审时度势，刚柔相济，实用主义诡辩显学纵横捭阖，不战而胜。
毛泽东传承创新，汲取法家精髓，推崇商鞅立信变法富国强兵，活用《韩非子》典故阐释统战方针，扬弃“法势义”丰富统战方法论，学习诸葛亮正身明法维护统战大局，警戒刘备混淆统战矛盾主次因而败亡的教训，坚持统战原则，以刘邦纳谏统战为例说明法治兴国。活用兵家智慧，前修未密后出转精，军事统战谋略，从战争必然到战争自由，慎战持重，以弱胜强，灵活机动，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因敌用兵“空灵论”。深谙纵横家韬略，运用“忤合”之术划分世界三极，“协四海求合”从向苏联“一边倒”到独立自主，“量长短远近”打开通向美国大门。
革命阶段不同，任务不同，统战成分及具体形式也不尽相同。新民主主义时期，统战是为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目标，中共与其他革命的阶级、阶层、政党、集团及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结成政治联盟。毛泽东统战思想的发展主要表现为：一是传承马列主义“工农联盟”创新“两个联盟”；二是以《共产党宣言》为纲求四个阶级解放。
（一）汲取法家精髓
法家学说具有整体性、经验性或现实性，以国家为本位，立足于国家利益，精髓是依法治国理政行事，实现富国强兵。毛泽东自觉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扬弃“法势义”合理因素，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提出统战思想方法论，堪称法家典范，试举5例说明。
早在青少年求学时代，毛泽东就推崇商鞅立信变法富国强兵。1912年春，誉满三湘的湖南省立一中（今长沙市一中）创始，18岁的毛泽东名列榜首，就读普通科一班。6月全校举行命题作文比赛，其题目是《商鞅徙木立信论》，毛泽东参赛夺魁。文章紧扣“立信”二字，言必信，行必果。毛泽东认为“商鞅之法与时俱进，是富国利民良法”，人心所向，奠定秦统一中国基础。［14］(P56)
毛泽东对《说难》《孤愤》《五蠹》等倒背如流，活用《韩非子》典故如“自相矛盾”“讳疾忌医”“名副其实”“循名责实”等阐释统战方针。毛泽东在研读《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时批注道：韩非子集法家思想大成，提出封建君王统治术，法治、术治、势治三者合一，秦始皇用于内政外交，扫灭六国，成就霸业，实行中央集权郡县制，奠定中国统一后2000余年政治基调。［15］
毛泽东学习诸葛亮正身明法维护统战大局。诸葛亮治理蜀国，虚心纳谏，开诚布公，公平执法，赏罚必信。［16］(P79)诸葛亮依法治蜀四大功绩：“和吴”——统战；“和夷”——民族团结；“明法”——法治，“治军”——严纪。［17］(P2)毛泽东在政治、军事、外交等领域，运用诸葛亮法家智慧，完善其统战思想。［18］
（1）病毒学指标：大多数患者抗病毒治疗后血浆病毒载量4周内应下降1个log以上，在治疗后的3～6个月病毒载量应达到检测不到的水平。
毛泽东汲取刘备混淆统战矛盾主次败亡教训，坚持统战原则。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毛泽东推崇刘备采纳诸葛亮“锦囊妙计”，统战方针是“东联孙吴，北拒曹操”。借用刘备伐吴战败身亡典故告诫全党：“要分清矛盾主次，统一认识。当前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各派力量应团结一致，共同抗日，从而避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分裂。”［19］(P651)
毛泽东以刘邦纳谏统战为例说明法治兴国。在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称刘邦善于打造统战格局，营造畅所欲言氛围，是“从谏如流”的典型，及时采纳决断，作出明智选择。如采纳张良建议，封举足轻重的韩信为齐王；楚汉划界后，听张良、陈平计策，乘胜追击引兵东向的项羽；刘邦称帝后，听取齐人刘敬方案，建都从洛阳改为关中长安。而项羽“对谋士范增的献计献策置若罔闻，刘胜项败并非偶然”［20］。毛泽东在读《史记·高祖本纪》时批注道：“刘邦在统战决策问题上远非项羽所及，汉王不愧是高明政治家，而项王不是合格政治家。”［21］(P22)
（二）活用兵家智慧
前修未密后出转精，从战争必然到战争自由。毛泽东兵法是丰富的智慧宝库，包括两部分：一是毛泽东在各个历史时期领导指挥我军建设、作战方针原则及具体方法；二是指导战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即关于战争的认识论方法论，是毛泽东军事哲学活的灵魂，是对军事问题认识之认识，方法之方法，是战争实践经验升华的系统理论思维观念。毛泽东从军事理论与实践两方面丰富发展军事哲学，既是马列主义战争原理与中国革命战争实际的有机结合，也是中国古代优秀军事文化遗产的运用和发展、传承和创新，具有实践性、战略性、理论性、全局性、前瞻性、稳定性和长远性。其内涵举要：阐明战争本质，揭示战争内在矛盾运动和外部表现形式的关系，以及战争规律的认识与应用，战争诸因素相互作用及其转化，战略战术相反相成等；强调主观能动性，与机械唯物论及唯意志论军事哲学存在根本区别，战争胜负既取决于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还取决于双方主观指导能力，战略上以弱胜强须通过战役战斗以强击弱取得，通过正确主观指导，集中兵力、兵器，迷惑敌人，在一定时空形成局部优势获胜；提出指导战争根本方法和规律，是战争指导的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统一，设计从决心、判断、侦察到部署等相互联系的逻辑程序，指挥员正确部署源于决心，决心源于正确判断，判断源于周密侦察，以及对侦察材料的连贯思索；把握认识情况两个过程，是解决主观指导的计划性与客观变化的盖然性这一矛盾的方法，作战计划建立前后及战争打响后根据新敌情调整作战计划，预判敌军可能变化的多种情况，准备应对最棘手敌情，战略藐视与战术重视辩证统一，继承与变革交融，果决行动与周密部署结合，例如对霸权主义威胁，既反对，又无畏，只有加强战备才可能推迟战争，只有赢得自卫反击小战才可能避免大战。
诗经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29］(P219)旧邦新命是现代中国的国情特色，“五四”运动是马克思主义融入中国本土的契机。马克思主义战略策略并非针对某一国的学说，而是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是对世界历史发展规律和趋势的科学把握。西学东渐，欧风美雨传入中国，花样繁多,但为何只有马克思主义战略策略被选择和接受?绝非偶然。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程度，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程度。”［6］(P219)
马克思主义战略策略与中国传统智慧有机结合，是毛泽东统战思想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只有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正确认识两者结合，解答两者为何结合、能否结合、如何结合等问题，即可能性、必要性及其基本内涵，才能准确把握毛泽东统战思想的历史意义、现实价值和深远影响。
经过前面的基础工作，我们可以利用经济增长因素的总量分析模型测算要素投入及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对安徽经济增长的贡献，具体结果如表2所示。
（三）深谙纵横家韬略
政治交锋，军事斗争，外交斡旋，折冲樽俎，文韬武略，纵横驰骋。
运用“忤合”之术，划分世界三极。1974年2月，毛泽东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根据世界各国特点及其矛盾发展变化提出“三个世界”战略，指出：“全球可划分为三个世界，苏联、美国是第一世界，欧洲、日本、加拿大是第二世界，我们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22］体现统战策略原则。一是独立自主原则。新中国建立伊始，虽称苏联为老大哥，外交频繁，但毛泽东坚持维护国家主权，反对霸权主义，始终立足第三世界阵营，严正表明独立自主的立场。二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原则。虽然毛泽东认为美苏都是霸权主义国家，但与我国接壤的苏联虎视眈眈，威胁更大。对第二世界国家，采取既联合又斗争策略，在联合其反对美国霸权主义时，警惕其危险性。三是灵活性与原则性结合。在坚持国际统战原则性基础上，毛泽东区别划分世界，并且特殊对待美苏，表现出对外战略灵活性。
“协四海求合”从向苏联“一边倒”到独立自主。毛泽东采取“一边倒”的外交统战，放弃对西方国家的幻想，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一边，政治上与资本主义国家划清界限，赢得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承认，成效显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美国即出兵朝鲜半岛，实际是中美两国较量，直接威胁中国安全。中苏同盟规定任何一方受到第三国侵犯将被视作对自己的侵犯。毛泽东用苏联武器装备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开赴朝鲜战场。朝鲜停战后，苏、美、英、法四国发起日内瓦和谈，并通过苏联邀请中国参加，标志新中国首次步入国际舞台，意味着“一边倒”战略重大胜利。
“量长短远近”，打开通向美国大门。“忤合”的规律是：比较彼此优劣长短，分析远近高低范围，知己知彼，游刃有余，可以前进或后退；可以合纵或连横。毛泽东关于美国外交统战思想经历曲折复杂演化过程，根据国际国内形势最大程度地维护民族利益。20世纪60年代，中国并未因美国的孤立而垮掉，美国却失去中国数亿人口的庞大市场。自1955年始，中美大使级会谈时断时续长达15年，共136次谈判无果。［23］(P295)在周恩来和基辛格的积极斡旋下，1972年2月尼克松正式访华7天，毛泽东与尼克松在中国首都握手言和，标志两极世界向三极世界转型，尼克松称是“改变世界的一周”。基辛格回忆道，两国首脑大有相见恨晚之感［24］(P79)，当尼克松谈到美苏两个核超级大国哪一个威胁更大时，毛泽东回答道：“目前，美国发动侵略和中国发动侵略的可能性都很小”［25］(P224)，“你们想撤回国外军队，我国军队不去国外”［25］(P372)。这说明毛泽东国际统战视野超越意识形态分歧，从地缘政治和国土安全重新考虑中国与周围世界关系问题，是外交统战智慧的飞跃，从此中国多了一个不同颜色的世界。
三、有机结合的辩证关系
“blue moon”意为蓝色的月亮。“blue moon”其实是一种罕见的天文现象，指一个月内的第二次满月。“blue moon”的隐含意义是指不可能的事情或千载难逢的机会，而在汉语中并没有类似表达的颜色词。考虑到译入语读者的文化背景，为实现“语用等效”，使读者领会“blue moon”的正确意思，将其意译为“不可能的事、稀有的事”。
（一）为何结合？
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马克思主义战略策略是科学的世界观、历史观和方法论，是毛泽东统战思想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统战道路的指导思想、政治灵魂、理论依据和方法圭臬，为传统智慧注入生机活力，引领中国传统智慧沿着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方向发展。中国传统智慧蕴含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道德理念等，是中华民族的固有根基、立身之本、生命之源和精神家园，是马克思主义战略策略中国化的本土文化之根，为毛泽东统战思想提供方法指引、抉择启示、经验借鉴。美国学者罗斯·特里尔在《毛泽东的后半生》中揭示道：毛泽东最大成果就是把中国古代“‘共产主义思想’——大同思想，与产生于西方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有机结合”［26］(P235)。毛泽东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战略策略为指导思想，运用其立场、观点和方法，确立正确方向，架起中华民族接受辩证唯物主义的桥梁，汲取中国传统智慧积极合理因素，批判扬弃落后保守糟粕，促成马克思主义战略策略中国化，形成、丰富和发展毛泽东统战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战略策略中国化与传统智慧有机结合的历史必然产物，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独特的文化基因。
从1927年秋收起义到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结束，毛泽东领导26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和反侵略战争，指导人民军队走出困境，克敌制胜。毛泽东与美蒋反动派按照各自战略哲学思维，指导两军进行决定中国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决战，结果是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战胜美蒋反动派军事唯心论和形而上学。
马克思主义战略策略与中国传统智慧有机结合，是马克思主义战略策略中国化的必由之路，是中国传统智慧现代转型的必然选择，是掌握统战工作主动权、主导权、话语权的根本要求，是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服务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从胜利走向更大胜利的法宝和基本经验，是毛泽东统战思想本质属性、根本方向、精神标识和动力源泉。
毛泽东统战思想具有系统性、辩证性、长远性和策略性，是夺取革命和建设胜利法宝，由“古今”和“中外”纵横交织，具有深厚历史渊源和现实基础，是历史与现实的契合。“古今”指中国5000年文明史，4000年王朝史。4000年前夏朝滥觞，3000年前商朝传承。秦汉以来，2000年大一统的中央集权郡县制源远流长，沿袭至今。当代中国是5000年中华文明历史逻辑发展，不离不弃，无法割断。“中外”指当代中国的理论、道路、制度，是欧洲马列主义与中国国情及传统智慧有机结合的历史产物。［27］(P1)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并非随心所欲在其选定条件下创造，而是从历史承继的既定条件下创造。”［6］(P603)5000年中国历史积淀的中国传统智慧是毛泽东统战思想源头。
毛泽东指出：“自从中国人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就从精神上由被动转向主动。”［28］(P686)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统战历史证明，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在救中国的同时，也彰显了中国传统智慧。马克思主义战略策略对中国传统智慧价值观念赋予新的内涵，使其焕发新的生命。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战略策略，就掌握了中国传统智慧的主动权。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战略策略激活中国传统智慧的文化基因，中国传统智慧将黯然失色，不可能获得新生和发展；另一方面，如果缺少中国传统智慧的丰厚文化土壤，马克思主义战略策略无法在中国本土生根、开花、结果。只有把两者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战略战略策略才能真正起到指导作用，统战事业才能顺利进行，否则就会遭受损失。长期以来，由于党内“左”右倾错误思想干扰，忽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智慧的有机结合，教条主义猖獗，经验主义喧嚷，关门主义跋扈，机会主义风行，造成中国革命和建设曲折重重，损失惨痛，教训深刻。
自二十世纪我国现代图书馆事业发轫，社会中的知识群体逐渐从传统的书斋、藏书楼走出，开始利用新式公/私型图书馆进行学术研究，图书馆也因此成为文化的载体和学术思想的集散地。新式图书馆在彰显面向社会普遍开放的现代性的同时，也继承了我国古代藏书注重版本目录研究的文献整理传统，实现了传统知识生产方式与现代图书馆服务模式的有效结合。民国时期国立北平图书馆编纂委员会及编纂群体，就是致力于这类知识生产与服务的典型代表。
马克思主义战略策略中国化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战略策略与中国传统智慧有机结合的过程。1938年10月，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28］(P533)命题，为两者的结合提供理论基础，阐明“有机结合”双重涵义：一是马克思主义战略策略与中国统战实践有机结合；二是马克思主义战略策略作为特定文化形式与中国传统智慧有机结合。前者结合构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战略策略内容，后者结合构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战略策略形式，与内容有机统一。
“当晚，他威胁我说，如果我泄露了今晚的事，他就会把这些照片满村张贴。然后又对娟儿说，从今天开始，娟儿就是小表姐，在瞎眼耳背的老太太面前，扮演她女儿的角色，只说娟儿因为捕鱼淹死在江中了。
第一，“统一”的国情。马克思主义战略策略在中国广泛传播和运用，是近代中国特殊国情的需要。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深陷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中国人民经过艰辛探索并未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马列主义，中国革命面目焕然一新。马克思主义战略策略与中国传统智慧有机结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统战实践客观需要和必然结果。民族是文化的主体，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任务》等著作中，论及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问题时，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中华民族有数千年历史，今日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应当正视历史，尊重历史，而不能割断历史、虚化历史。应当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方法，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批判继承珍贵遗产。”［28］(P534)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血浓于水，休戚与共，和而不同”，5000年中华文明历史孕育的大一统理念源远流长，生生不息，是传统智慧植根的文化沃土和丰厚滋养，具有持久性、连续性和累积性。魏征《谏太宗十思疏》揭示源与流关系道：“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30］(P234)源是文化母体，流是文化延续。文化是流动的水，不会停止。古巴比伦文明得益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古埃及文明得益于尼罗河，古印度文明得益于恒河，中华文明得益于黄河。但是，尼罗河依然存在，而当代埃及与古埃及并非一脉相承；两河流域依然存在，但叙利亚并非古代巴比伦；爱琴海涛声依旧，但古希腊哲学文化盛况一去不复返；恒河永恒，但古印度早已消逝。上述几种文化断流，导致文化碎片化，都是因为原有帝国分裂或被征服，例如罗马帝国、蒙古帝国、奥斯曼帝国、波斯帝国，尤其是苏联，相继解体，单纯依靠军事力量难以维系，失去统一文化主导，缺乏向心力和凝聚力。惟有中华文化数千年生生不息，源远流长，在世界文化史上独占鳌头。自秦始皇统一中国，“统一”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历史上，中国也曾有短暂分裂，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但仍然是一个中国，中华文化仍然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没有文化分裂就不会发生国家分裂，反之，只要国家不分裂，就不会发生文化中断。
第二，“包容”的传统智慧。民族文化发展离不开绵延数千年形成发展的中国传统智慧的滋养，传统智慧是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于民族文化沃土，形成独特的价值体系，标志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品格，潜移默化地影响中国人民的思想行为方式。传统智慧深如汪洋，高如崇山，具有悠久“效验”传统，譬如墨子“三表”说，不仅要求“本之”“原之”,更在意“用之”；荀子“符验”说,主张“起而可设，张而可施行”；韩非子“参验”说,提倡“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荀子、韩非子、孙子、鬼谷子、张载、王安石、王夫之等法家，将朴素唯物主义与朴素辩证法结合，倡导依法治国理政，与马克思主义战略策略一脉相承。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统战实践面临诸多问题，需要从理论上加以解答，马克思主义战略策略——传入中国，就在中华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这是中国传统智慧及统战实践的必然结果。未经中国传统智慧中介的马克思主义战略策略,无法融入中国本土。
第三，“民族化”动力。马克思主义战略策略发源于欧洲，是西方文明思想的成果，从内容到形式都打上了欧洲民族的烙印，是资本主义机器工业时代产生的科学体系，而中国传统智慧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漫长封建社会形成的文化传统。两者产生的地域、社会条件、时代不同，其思维模式、理论样式既存在先天差异性，又有民族特殊性，也有层次和本质的区别性，从而产生结合的动力。恩格斯指出：“每个国家运用马克思主义，都必须穿起本民族服装。”［12］(P97)列宁指出：“马克思原理具体应用，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与俄国。”［8］(P147)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并通过一定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所谓‘民族形式’是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31］(P658)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实质是两种文化融会贯通。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战略策略蕴含中国文化烙印，赋予中国传统智慧的民族形式，融于中国传统智慧血脉，脱离欧洲血统，获得中国出生证，为中国人民喜闻乐见，并在中国统战实践中应用，通过理论创新获得强大生命力，即马克思主义战略策略中国化；另一方面，在蕴含马克思主义战略策略基因的土壤中，中国传统智慧结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战略的策略绚丽果实。
（二）可否结合？
从理论到实践，再到方法论，两者一脉相承，具有开放性、相通性、互动性，是两者有机结合的文化根基、环境土壤和内在依据。
在1923年南华足球队访问澳洲时，当地报纸曾评论说：“这17名球员所组成的球队，不只是有使者的责任，而是代表世界上最古老的中国与地球上最新领土的澳洲之间，建立起来的深厚的友谊和加深彼此之间的了解。[16]”所以无论是20世纪70年代发生的中美乒乓外交，还是20世纪末发生在美国与古巴之间的棒球交往，都说明了现代社会条件下体育在改善国家关系和推动国际进步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和巨大影响力，因此应注意发挥和加强体育在对外关系上的作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主动进行的体育对外交往活动，就是在用特殊的肢体语言向世界宣讲中国故事。
第一，开放性。马克思主义战略策略特性决定要与中国传统智慧有机结合，早在1872年《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指出：“正如《宣言》所说，这些原理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历史条件为转移。”［6］(P248)马克思主义战略策略不是僵化教条，而是产生于中国统战实践，服务于实践，经过实践检验，并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完善，与时俱进，常创常新。
第二，相通性。马克思主义战略策略理论基础是唯物辩证法，主张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人自身；传统智慧蕴含朴素辩证法、唯物论及社会主义因素，信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比如，道立于两、阴阳共生、物极必反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知行合一、以行为本、知易行难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以人为中心、至高无上与马克思主义人本观；以民为本、以政裕民、安民富民与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克己奉公、集思广益、群策群力与马克思主义集体主义；万物自生、不信鬼神、重视人事与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废私立公、贫富有度、天下同利与马克思主义消灭私有制；以道制欲、不为物使、俭约自守与马克思主义消费观；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大同社会理想与共产主义价值观，等等，两者文化同构基因，构成马克思主义战略策略中国化解释学背景。
一是播前稻种用杀菌药剂进行浸(拌)种处理，预防恶苗病、干尖线虫病等种传病害。二是使用35%丁硫克百威干粉种衣剂拌种，对水稻苗期稻蓟马持效期达30天以上。通过稻种药剂处理，既能有效控制病虫发生，又显著减少农药的用量。
第三，亲和性。理论传播如同植物移植，倘若水土不服，难以成活。外部文化传播到本土，若不能被本土人民接受，就难以发挥积极作用。中国传统智慧与欧洲大陆哲学具有亲和性，而与英美传统存在明显异质性，譬如严复、胡适之流译介的英美自由主义及分析哲学，都未能在中国文化语境中“扎根”“成活”。马克思主义战略策略自从传入中国并且成为革命建设统战实践指南开始，就踏上中国化历程，开辟统战新境界新路径，既是理论选择，也是实践选择，更是中国文化选择的结果，促使毛泽东统战思想的形成、丰富和发展，结出丰硕的理论成果，如《实践论》和《矛盾论》等，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充分证明两者相通相融的可能性。
第四，互动性。两者有机结合，呈现双向互动，既互为中介，又相互改变，即马克思主义战略策略民族化和中国传统智慧现代化。一方面，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战略策略，具有革命性、时代性、科学性、先进性、真理性，为中国传统智慧提供思想定位、历史定位和现实定位，提升传统智慧价值，丰富传统智慧内涵，推动中国传统智慧现代转型，永葆青春，是马克思主义战略策略中国化的必由之路；另一方面，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中国传统智慧，提供丰富文化滋养及诠释空间，赋予马克思主义战略策略的民族和地域特征，使其具备中国元素，日趋符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统战实际需求，不断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战略策略，是中国传统智慧必然选择。
（三）如何结合？
结合原则。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战略策略指导地位与中国传统智慧固有根本的辩证关系，两者是指导与被指导、国家意识形态与国家意识形态资源的关系。两者结合既不能相互替代，不分彼此；又相辅相成，相融共生。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战略策略指导地位，毫不动摇，为中国传统智慧现代转型提供理论支持和方法指导，离开这一基本前提，任何统战成果都不是马克思主义战略策略中国化的成果；运用马克思主义战略策略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认识中国传统智慧继承发展的辩证关系，既反对一味否定，又纠正全盘西化，扬弃法家、兵家、纵横家等传统智慧精粹，丰富其内涵，以古鉴今，古为今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去之，促进其创造性转型和创新性发展，为马克思主义战略策略中国化提供文化载体和精神营养。只有以马克思主义战略策略为指导，才能扬弃中国传统智慧；只有继承中国传统智慧，马克思主义战略策略才能取得统战胜利。
结合方法。一是马克思主义战略策略中国化。纠正对马克思主义战略策略教条式理解，澄清貌似马克思主义战略策略的各种“左”倾、右倾错误观点，避免统战片面主义、形式主义、照搬主义。二是中国统战实际马克思主义化。将马克思主义战略策略从西方形式向中国形式转化。“实际”概念带有多重意味，包括真情实况、实践、历史实际及当前实际。毛泽东统战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战略策略与中国统战实际有机结合产物，应全面把握“中国实际”，应用马克思主义战略策略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当前中国统战实际，从而科学认识“中国特色”统战的内涵；要把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统战实践经验马克思主义化，就要认真吸取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统战实践经验教训，这是马克思主义战略策略中国化实践基础。三是马克思主义战略策略大众化，是由抽象到具体、从深奥到通俗、由被少数人理解到被广大人民群众理解过程。马克思主义战略策略实践本性决定其中国化进程，必须实现大众化。中国化与大众化相互衔接、相互促进，马克思主义战略策略普及越广，其中国化程度越深，越能为人民群众理解接受，从而在中国大地上焕发真理光芒，永葆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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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9）03－0031-11
周 毅，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湖北武汉 430072）
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64）
【责任编辑：赵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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