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门槛与自然资源诅咒——基于我国省际层面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然资源论文,门槛论文,层面论文,经济发展论文,面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自然资源是国家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丰富的自然资源引领着经济的高速增长，目前的经济强国在历史上的强力发展阶段都曾受益于自然资源的贡献（Marquez and Tamarit,2002）。目前，自然资源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资源约束和资源诅咒。
地球上的自然资源是固定的，这就意味着任何的试图步入一条永久性地增加产出的路径的企图将最终耗尽那些资源，因而必定会失败。自然资源的硬约束使得工人可利用的实际资源在逐渐降低，从而影响经济增长。Nordhaus（1992）指出资源约束对实体存在着增长阻力（growth drag），并且估计出这个阻力值约为0.0024，也就是每年大约为一个百分点的1／4，阻力的大部分来自于有限的资源。资源约束影响着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随着时间的发展，学者们逐渐认识到自然资源与经济发展是呈负相关的，世界上最富有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如日本、卢森堡、新加坡、瑞士和香港并没有富裕的自然资源，而塞拉利昂、中非、赞比亚、委内瑞拉等国家虽然自然资本占国民财富的比超过25％，但经济却负增长。对此做出解释的最主要一个理论是资源诅咒假说（resource curse hypothesis）。Sachs和Warner（1995,1997）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用实证方法证明了自然资源与经济发展的负相关，并指出了产生资源诅咒的传输途径。此后，相当多的文献（Gylfason,2000,2001;Rodriquez and Sachs,1999; Leite and Weidmann,1999;Papyrakis and Gerlagh,2004）对资源诅咒的观点进行了深入和探讨。然而，丰裕的自然资源对经济发展究竟是个福音（blessing）还是个诅咒（curse），学术界并没有达成共识，资源诅咒或者充足悖论（paradox of plenty）理论一直饱受争议。这不仅是因为存在着挪威、波斯瓦那、加拿大等自然资源与经济发展正相关的特例，而且也没有明显的原因指明丰富的自然资源对经济发展有破坏作用（Papyrakis and Gerlagh,2003）。另外，关于资源富裕与资源依赖的定义以及被定义为资源丰裕或是国家在资源要素富裕上的稳定性一直存在争论（Coxhead,2006）。因此， 自然资源的富裕与低增长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但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即非直接也远非简单明了。某种经济因素如好的政治制度或者好的政策措施能有效地征服资源诅咒（Mchlum,Moene and Torvik,2002）。于是，不同经济因素的发展程度对资源诅咒的影响逐渐成为了研究的重点，投资水平、分配方式、政治治理、金融状况、技术创新都被不同的学者纳入分析框架，得出不少富有创造性的结论。
总体上说我国是一个自然资源相对富裕的国家，自然资本占国民财富的比超过5％。事实上我国已从一个早期自然资源依赖性国家转变成非依赖性国家， 逃离了资源的诅咒（Gylfason and Zoega,2001）。然而，基于国内不同区域的研究结论却显示资源诅咒在我国内部的地区层面上成立（徐康宁、王剑，2006）。自然资源富裕的山西、辽宁、黑龙江等地经济增长明显落后于资源贫乏的福建、广东、浙江。可是因为自然资源影响经济发展的内在机制本身的复杂性和国内省际样本的特殊性，传统的自然资源制约经济发展的传导机制可能并不足以解释国内的资源诅咒。比如“荷兰病”（Dutch discase）效应因为缺少汇率波动的影响而缺乏说服力， 再加政治制度与政策的优劣在我国这样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内显然缺少合理性。那么我国省际层面上是否真的存在资源诅咒以及产生资源诅咒的关键因素是什么呢？教育水平的强弱是不是制约着自然资源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呢？另外，自然资源的硬约束不可避免影响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如何在资源诅咒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有效的解除资源约束的途径呢？这都是本文的研究重点。
本文提出了一个包括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的内生增长的理论模型，并推导得出存在人力资本等门槛值的模型结果。通过对模型结果的说明和结合我国实际的实证分析，指明我国省际自然资源诅咒的制约因素，以及进一步探讨解决资源约束的合理措施。本文除引言部分外，基本结构安排如下：（1）文献回顾；（2）存在制约门槛的自然资源与经济发展的内生增长模型；（3 ）面板门槛的理论和实证变量及数据的说明；（4）计量结果及评析；（5）结论。
二、文献回顾
传统意义上的自然资源指的是人类可以直接从自然界获得，并用于生产和生活的物质资源。一般分为可再生资源如森林、水等和不可再生资源如矿藏等。本文所指的自然资源采用《文化素质新词典》① 的经济学概念，定义为非人力创造的生产要素，如矿石和能源等。Sachs和Warner（1995,1997,2001 ）在研究中采用第一产业出口份额和金属产值来衡量自然资源，实际上它指的是传统意义上的自然资源。这一做法后来受到了批评。事实上香蕉与石油产生资源诅咒的途径是不同的（Lay and Mahmoud,2004），有必要对自然资源经济意义上的细分才能使结果更有说服力。另外，对于再生资源和不可再生资源的模型衡量明显存在着差异（Marquez and Tamarit,2002）。如土地因为其数量上的固定，在长期内用于生产的土地数量不会增长；而风能则不会因为开发而减少。另外，我们所指的经济发展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指的是相对于其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低下，而不是绝对意义的负增长。因此，我们采用经济发展而不是经济增长。
对于造成资源诅咒的解释理论并不止一种。“荷兰病”效应可能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理论。“荷兰病”效应推导自出口型经济增长，它产生的资源诅咒也有不同的形式。共识性结论主要有自然资源的突然发现引起了汇率的走高，减少了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出口（Herbertsson,Skuladottir and Zoega,2000）。同时，汇率的不稳定也影响了贸易投资和进出口，带来投资水平下降和进出口萎缩（Dixit and Pindyck,1994）。资源产业的繁荣使得该产业出现高工资和福利，从而挤压了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良性发展，甚至引发罢工运动和政治派别的争斗，带来国家的不稳定（Paldam,1997）。实际上，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不仅能带来一国经济量的增长，而且有利于其结构调整从而带来质的发展（Frankel and Romer,1999）。从我国省际层面上看，汇率的影响肯定不足以解释资源诅咒。如果“荷兰病”通过挤出效应使经济要素发生转移，在资本自由流动的情况下，那么当地非资源行业同样能从外地吸收新的资金，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因此，有必要对挤出效应的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
人力资本的培育和教育发展的忽视也被认为是造就资源诅咒的关键因素。资源产业的强劲发展使得政府有意或无意的轻视或忽视人力资本的培育，对教育的投入和经费开支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这就造成了学生的入学率与自然资源的开发正反向关系，影响了经济质的提升和长久发展（Gylfason,Herbertsson and Zoega,1999）。跨国数据实证显示国家的教育经费支出和初级、 高级学校学生入学率都与自然资本饱有率成反向关系（Gylfason,2001）。更多更好的教育通过提高劳动者生产效率和扶植民主一直被认为是经济高速发展的先决条件。人力资本的差异是影响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最穷国与最富国的差异大致有近1／4来源于人力资本差异（Hall and Jones,1999）。 因此资源诅咒的产生在国内很可能受制于人力资本的投入。
部分学者认为制度缺位和管理水平低下引发的寻租现象和政府变质引起了自然资源与经济发展负相关。他们认为并不是自然资源本身带来经济增长不力，而是对自然资源利用和管理不善造成资源的诅咒。这其中政治制度安排不合理，政策制定不正确，产权不合理，政府机关的官僚作风、腐败现象和对经济的不合理干扰，松散的法律结构都可能引发寻租行为甚至政府变质。Engerman和Sokoloff（2001）及Knack和Keefer（1995）都坚持认为制度因素对经济的是否良性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不同党派对自然资源的争夺甚至会引发国内战争造成经济的直接倒退。Collier和Hoeffler（1998）就通过实证分析揭示了自然资源是如何引发国内战争的。实际上一国为维持既得的自然资源利益而盲目发展军事就会造成资源的不合理配置，阻碍经济健康发展。一个寻租性的政府可能为了维护其特殊关系企业的利益往往不合理干预市场，造成市场扭曲。实证分析和经济理论都证明了进出口的保护、任用亲信和腐败都会造成自然资源的不合理配置，从而阻碍经济效率，影响经济增长（Mauro,1995）。然而对于资源诅咒的制度因素的研究并不仅限于此，Mehlum,Moene和Torvik（2002）的研究是有创造性的，他们不仅指出了制度因素对资源诅咒现象有明显的影响，而且用实证方法说明当制度质量的衡量指标高于0.93这一门槛值（threshold value）时，自然资源与经济发展正相关，否则两者负相关。这不仅给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做出了合理的解释，也开创了我们研究的新思路。Lay和Mahmoud（2004）采用同样的方法也用实证方法揭示了对于资源诅咒的制度影响因素存在门槛值。但是，从我国国内情况来看，制度因素引起资源诅咒显然不太合理。产权不清晰和市场经济的体制缺陷具有普遍性，应该不足以造成省际资源配置效率的巨大差异。
金融中介的发展水平影响自然资源与经济发展相关关系的说法具有一定的争议。金融发展滞后影响了资金的合理配置，使得富裕的自然资源不能有效促进经济发展。基于现代金融系统的强大作用，有效运作的金融体系可以提高资本的生产率进而提高利率和储蓄，带来经济增长。King和Levine （1993 ）指出了金融的有效发展能够促进经济的持续性增长，物质资本的积累和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因此，资源诅咒与不发达的金融体系相伴随，而有力的金融支持能有效地消除资源的诅咒。但实证分析结果揭示金融发展对资源诅咒的直接影响并不显著，金融中介主要通过动员储蓄等中介手段对资源诅咒发挥影响，不过实证表明这种间接的影响力还是十分大的（Gylfason and Zoega,2001）。我国的经济发展本质上还是资金导向型的（舒元和徐现祥，2002），金融体系发展水平对各地区储蓄率和人力资本的吸引水平都发挥着一定的作用，从理论上讲金融体系的发展水平应制约着资源诅咒的形成。
三、模型构建
为了深入理解自然资源与经济发展的正确关系，从而通过模型构建寻找制约自然资源诅咒的经济因素为实证分析奠定理论基础，我们构建一个二部门的内生增长模型。在这个模型中，我们理想性忽视了金融部门的存在，然而实际经济中金融部门是不可或缺的，这样的缺陷将在实证中弥补。
在我们推导的二部门内生增长模型中，市场处于一个封闭但自由竞争的经济环境中，消费者具有同质性且具有无限的时间观念，无弹性地提供劳动。总人口保持不变并被设定为1。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使用拉姆齐模型（Ramsey-Cass-Koopmans model），采用常数相对风险厌恶效用函数（CRRA）形式。故在σ≠1时，典型的消费者最优规划是：
ρ是主观折现率，
是折现因子， 它反映消费者对于未来消费的重视程度。消费者的消费决策受他自己的预算约束。消费者有两项收入：资本收入r 与工资收入ω。这里的资本收入包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收入，拥有自然资本的消费者其资本收入包括自然资本的收入。在我国农村自然资本收入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第一，自然资源所有权的转让和征收费。第二，以集体形式租赁矿山所得的租金分摊。对于众多的小型矿藏而言，第二种形式比较普遍。假定市场具有完备性和劳动力完全自由流动，消费者持有的各种资产的收益相等，故在均衡状态下自然资本的回报率
等于其他资本收益率。这样，代表性消费者的预算动态约束方程就是：
根据方程（1）和方程（2），构造Hamilton函数可求得标准欧拉方程（Euler equation）：
结合Nordhaus（1992）及Mankiw，Romer和Weil（1992）的做法， 厂商通过物质资本K，自然资源N、人力资本H和劳动力L3项投入实现产出，技术进步按Romer（1986）视为外生，生产函数采用柯布一道格拉斯方程形式，生产规模报酬不变：
K／N表示每单位自然资源的资本配置率，而β表示资源的依赖程度，方程（9）告诉我们当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经济发展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越高时，其资本配置效率反而越低。这一方程同时暗示了资源诅咒存在的可能。
同样结合方程（7）和方程（8）可得：
假设自然资源与经济发展关系受制于某个经济变量门槛，则方程（13）在门槛值两边自然资源与经济发展的相关关系会发生变化。为得出此门槛值，我们对方程（13）两边分别求关于自然资源的一阶和二阶导数，可得：
结合（9）和（10）式，自然资源N的二阶导数可简化为：
（15）
1.如果自然资源影响经济发展受制于人力资本这一门槛，以K为不变量，令方程（14）等于零可得：
（16）
结合方程（9）可得人力资本门槛值为：
从模型推导的门槛值可以发现：（1）人力资本的模型受制于物质资本、自然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入水平；（2）模型揭示经济发展本质受制于资金K的投入，经济增长是资金导向型的。
2.如果自然资源影响经济发展受制于物质资本投入这一门槛，以H 为不变量按上述同样的操作整理方程（14），并结合方程（10）可得物质资本的门槛值为：
因为α、β都是大于0且小于1的数，为保证（17）和（18）式为正，要求β＜1／2。又因为Y、N、σ值均大于零，所以可知式（15）恒大于零。因此，满足条件1、2的门槛值存在且唯一（极小值），在门槛值两侧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完全相反。
3.如果物质资本的门槛与人力资本投入的门槛同时存在，也就是说资金投入和人力资本投入都对资源诅咒起关键性的制约作用，投入变量均为门槛变量，经济达到均衡。结合方程（9）、（10）和方程（17）、（18），我们可以得出β＝1 ／3，这实质上表达了一个自然资本投入的最优均衡点，即经济实现均衡发展时，所有资本的投入是等份额的，各门槛值恰好等于均衡值，当然这是一个特殊状况。这一结论还同时说明了方程（11）的合理性。
四、面板门槛模型及变量说明
在研究影响资源诅咒的计量经济方法上，Mehlum,Moene和Torvik（2002 ）以制度因素为门槛变量，首先构建方程：
其中，NR表示自然资本，C表示制度变量。对方程进行估计后， 得出变量系数值，然后方程两边对自然资本求导并令其等于0，从而得出制度变量的门槛值：
这种带有主观倾向的门槛求解方法至少存在两方面的缺陷：第一，制约资源诅咒的影响变量的门槛值从实际上来说可能并不存在，也可能不仅仅只有一个。第二，影响变量对资源诅咒的影响可能是非线性的，如方程可能是：
因此，为了避免主观划分门槛值的偏误，我们采用Hansen发展的门槛面板模型，根据数据本身的特点来内生地划分区间，求出门槛值，进而研究不同区间内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当然要求数据是面板形式的。以下我们只粗略介绍Hansen单一门槛模型的设定和检验方法②，而多门槛模型是单一门槛模型的扩展。按照Hansen单一门槛模型的要求，我们把模型设定如下：
针对门槛值γ运行OLS估计对（20）式进行估计得到相应的残差平方和：
利用最小化（21）式就可以获得γ的估计值。实际操作中当γ值通过检验后，为了消除（19）式的异方差，我们利用γ值构建虚拟变量对方程（19）进行FGLS估计。
本文实证检验的样本为1999～2004年间我国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数据资料。最终的面板数据包括31个截面单位和6年的时间序列。主要数据来源于1999 ～2005年《中国统计年鉴》和高校财经数据库（http://www.bjinfoban.com/）查询系统。面板门槛的计算模型使用方程（22）。
计算中我们以人均GDP增长率为经济发展
的投入量，等于本年与上年人均GDP指数之差与上年人均GDP指数的比值（1952年＝100）；Saving表示储蓄水平，以人均金融机构储蓄率表示；inve表示物质资本投入，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同当期GDP的比例来衡量；NR表示自然资本投入，以采掘业基本建设投资与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来表示③；FIN表示金融支持力度，借鉴King和Levine（1993）所采用的金融深度指标，以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占GDP的比重表示；eudc表示人力资本投入，对于人力资本的衡量国际上一般采用高校就读学生总数占人口数的比来衡量，但是因为拥有高等教育的大学毕业生的自由流动，如湖北培养的大学生很可能并不就业于湖北，而就业于广东或者上海。所以高校就读学生的占比以及教育投入水平作为人力资本的投入值我国国内显然不具备有效性。因此本文人力资本投入以大专以上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比表示；Inst表示制度因素，借鉴贺菊煌（1998）所采用的代理变量，以三资企业资产贡献率衡量制度因素；FDI表征经济开放程度， 以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与当年GDP的比表示；R&D表征研发投入，以科技三项费用支出占财政支出总额的此表示；Gov表示政府投入，以政府最终消费占GDP的比表示。
各主要解释变量的简单相关系数矩阵见表1。
从表1可知解释变量中金融发展水平、人力资本指标和科研投入三者有一定相关性，回归中不宜同时作为解释变量进行操作。其他变量间的相关系数较小，最高为0.449636，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五、计量结果及评析
首先，需要确定门槛值和门槛个数，从而确定模型的形式。我们依次以eudc、FDI、FIN、Gov、Inst、inve、R&D 分别作为门槛投入量在一个门槛和两个门槛的设定下对模型（22）进行估计，并进行检验。
（1）结果显示人力资本投入eudc对资源诅咒的影响存在一个门槛值如表2所示。
表2 显示在对资源诅咒的影响中人力资本投入存在一个门槛值的效果通过了检验。F1值为18.138224＞15.864294，P值为0.056667，说明10 ％的临界水平上单一门槛值存在。而二个门槛值的假设没有通过检验，F1值为5.3829082小于显著度水平值，P值为0.83。因此，后面的分析将就单一门槛值展开。表2还给出了具体的门槛值，单一门槛值为0.42440802。借助似然比函数图（图1），可以更为清晰地理解门槛值的估计和置信区间的构造过程。
（2）结果还显示其他解释变量FDI、FIN、Gov、Inst、inve、R&D不存在门槛值，如表3示。
表3显示在对资源诅咒的影响中FDI、FIN、Gov、Inst、R&D各解释变量均不存在门槛值。P值分别为0.41、0.49、0.11、0.78、0.48、0.12均大于10％， 单一门槛值的假设均没有通过检验。可见，在我国制约资源诅咒的关键因素在我国国内主要表现为人力资本的投入水平。
图1 人力资本一个门槛的估计值和置信区间
为了进一步探讨人力资本投入对资源诅咒的影响程度，同时寻求资源约束的解决方法，我们运用人力资本的门槛值进行回归分析。为了突破模型生产技术内生等强假设以及根据现代一些经济增长理论，我们把FDI、FIN、Gov、Inst、R&D等变量分别投入回归模型中进行检验。在回归检验中，为了消除显然存在的异方差，我们有别于Hansen的做法建立如下回归方程采用FGLS进行回归：
其中dummy为根据门槛值设置的虚拟变量，当人力资本投入eudc值大于门槛值0.42440802时，dummy值为1，否则为0；
为其他控制变量的集合。为避免共性线问题，我们根据相关数据分别进行了5组回归，回归的结果和各解释变量见表4所示。
5组回归模型都验证了我国省际层面存在资源诅咒的事实， 这一结果与徐康宁和王剑（2006）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自然资本的系数值分别为－0.3392 ， －0.2644，－0.1880，－0.1495，－0.1722，均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下检验。这表明从省际总体层面上说丰富的自然资源投入并不能有效地促进经济发展，反倒引起了经济增长速度相对滞后，经济总体水平渐趋落后。而Dummy×NR的系数均为正，分别达到0.3639，0.2560，0.1843，0.1477，0.1703，且均通过显著性水平的检验。这不仅说明了人力资本投入门槛存在的事实，验证了模型推导出的方程（17）的正确性，而且告诉我们当人力资本投入水平高于0.42440802的门槛值，自然资源能有效地促进经济发展，使经济处于健康增长的循环之中；当人力资本投入水平低于门槛值时，丰富的自然资源投入非但不能促进经济增长甚至将严重阻滞经济的发展，其负面影响非常明显。丰裕的人力资本投入不仅可以熨平自然资源给经济增长带来的负冲击，还可以有效地配置资金，促进企业生产效率，从而促进经济的有效发展。这个结论与Bravo-Ortega和Gregorio（2005）运用跨国面板数据得出的结论是完全一致的。当然人力资本的加大投入本身也能促进经济的有效增长，第二组模型的回归结果中Eudc的系数达1.5293，且通过1％显著性水平检验正说明这个事实。 因此，为了逃避资源的诅咒，资源富裕的省份必须切实加强人力资本的培养和投入水平。因为人力资本不同于抽象的技术知识和其他经济物品，它有竞争性和排他性。现代经济的发展又受制于技术和科学知识的先进程度，而人力资本是知识和能力的结合体，经济的发展已被证明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力资本的积累（Becker,Murphy and Tamura,1990）。这为我国受资源诅咒的省份提出了一条有效的解决途径。
从回归结果看，资本投入水平Inve的系数均为正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这一结论证实了我国经济发展本质是一个资金导向型经济增长，这同我国大部分学者研究结论是一致的。除制约的关键因素人力资本投入水平外，健康合理的制度、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也对消除资源诅咒有部分作用，模型表现为自然资本系数由－0.3392变化为－0.1880。第四组回归模型说明了外商直接投资的加大也能部分消除资源诅咒，模型表现为自然资本系数由－0.3392变化为－0.1495。可见外商直接投资的加大、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对资源诅咒的影响也十分巨大，管理经验丰富、产权结构合理的外资企业促进了自然资源的配置效率，有效地促进经济发展。从第五组回归分析看，政府投入和R&D投入系数统计均不显著，说明1999年以后，政府的投入和 R&D投入在动员自然资本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均不具有明显作用，Z统计量的P值分别为0.401，0.795。这说明政府财政支出不能向实体经济有效转化，研发主要由科研机构完成与企业结合不紧密，研发与生产相分离，研发成果、发明专利等不能及时转化为生产技术实现经济效益。因此，改善自然资本的配置效率关键还是主要依靠人力资本的优化、制度改善和招商引资。
以贷款占比衡量的金融投入水平在回归中均显示与经济发展负相关，系数为－0.9836。从数据选择来看这一结论与市场导向的金融体系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是一致的，与银行体系相比1999年以后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更为强劲、健康和完善，相对于银行部门，股票市场更好地发挥资源优化配置的功能，并且对经济增长有更强的影响力（范学俊，2006）。负相关的结论可能也与样本时间的选择和金融中介在资金配置的特殊作用有关，下面我们结合探寻解决资源约束的方法进一步探讨金融中介的作用。
为了进一步研究资源硬约束的解决途径，我们选取了经济发展程度处于全国前列，但资源相对匮乏的省份进行深入实证检验。选择的标准是：1995～2004年人均GDP增长率均值处于全国中等以上水平，自然资源存量处于全国中下游水平④。 筛选后的省份有天津、浙江、江苏、福建、上海、北京、湖北、重庆8个省和直辖市⑤。从上文的模型推导和实证分析中我们不难发现资金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同时资金不足也是资源约束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参照Gylfason和Zoega（2002）的做法，我们通过实证回归探讨：（1）解决资源约束的资金如何吸引；（2）在资金的投资转化上各变量的影响程度；（3 ）作为资金融通的中介部门金融机构的作用是如何发挥的。具体的变量投入和回归结果见表5所示。
从表5可以看出，对于资源匮乏地区来说， 第一组回归告诉我们可以通过开放市场，盘活经济体制，提高研发能力和科技的转化作用达到吸引资金的有效投入，金融机构与外商直接投资不是我国资本投入的关键因素，其回归系数检验结果都不显著。第二组回归表明，人力资本投入的加大，良好的经济制度，外商直接投资和金融机构的深化都能有效地提高人均储蓄，因为R&D投入需要占用部分财政资金造成与人均储蓄负相关。结合第一组和第二组回归结果，对于受资源约束地区而言，人力资本的投入，金融机构的发展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都能实现资金聚集的作用，但是只有经济制度的改善才能可以吸引资金，而且能够实现资金向投资的转移，提高储蓄转化率，R&D投入的加大虽然不能有效吸引资金但能够实现资金向经济实体的转移，而且其作用最为明显（回归系数达0.4776）。31个省份的面板回归揭示，人力资本投入的增加可以有效消除资源诅咒，而对于受资源约束的省份，第三组回归结果表明要实现人力资本的高效增长，除了加大教育投入、继续培养高能力高素质的工作者外，金融机构的发展、提高R&D水平和外商投资的持续增加能吸引人才的流入，进而提高人力资本投入。第四组回归结果显示金融机构的深化与经济制度的优化以及科研投入都正相关。
如果King和Levine（1993）的关于金融机构的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是正确的，那么我们根据以上所有回归结果可以认为金融机构在消除资源诅咒和资源约束中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中介作用：（1）金融机构的发展促进了人力资本投入的加大，从而有效消除了资源诅咒现象；（2）金融机构的发展促进了经济制度的优化和R&D水平的提高，制度环境的改善和外商投入的加大促进了储蓄的积累形成了丰富的资金来源，而R&D水平的提高则有效地促进了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扩大了投资水平，从而促进了经济增长，解决了资源的硬约束，实现可持续发展。
六、结论
通过理论推导和基于中国省际层面的实证分析和计算，本文就自然资源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和分析，从中得出了以下主要结论和启示。
1.我国省际层面上确实存在资源的诅咒，自然资源的富裕程度与经济发展成负相关。自然资源相对丰富的黑龙江、山西、新疆，人均实际GDP 的增长率反而低于资源相对缺乏的上海、江苏、浙江。
2.从理论上说，在不同经济体出现不同的增长速度过程中，自然资源的配置效率以及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与人力资本的投入水平有关。人力资本的投入对于经济增长，克服资源诅咒存在门槛临界。门槛值主要取决于当地高素质高能力人才占比。为解决我国省际层面存在的资源诅咒现象，提高教育水平，留住高素质人才，特别是高校毕业生，吸引人力内流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3.在影响资源诅咒的经济因素中，人力资本的投入水平在我国国内表现的最为明显，制度因素和R&D水平以及外商投资能起到减弱资源诅咒的作用，但影响程度有限。
4.我国经济发展的本质性是资金导向型的，对于受资源硬约束的省份，金融机构的发展促进了经济制度的优化和R&D水平的提高，制度环境的改善和外商投入的加大促进了储蓄的积累形成了丰富的资金来源，而R&D水平的提高则有效地促进了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扩大了投资水平，从而有效地解决了资源的硬约束，实现可持续发展。
5.金融体系的深化对于我国消除资源诅咒和解决资源约束都发挥着重要的中介作用。它一方面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消除资源约束，另一方面促进经济制度优化和R&D水平提高，从而解决资源约束。
注释：
① The New Dictionary of Cultural Literacy,Third Edition.Edited by E.D.Hirsch.Jr.Joseph F.Kett,and James Trefil.Copyrightva 2002 by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② Hansen（1999）的《Threshold effects in Non-Dynamic panels:estimation,testing and inference 》对此模型及其检验有更为详尽的解说。连玉君等（2006）也对这一模型进行了介绍。
③ 徐康宁、王剑（2006）采用采掘业固定资产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来衡量自然资源的综合禀赋状况，他们认为在中国的行业统计口径下，采掘业的投入水平完全取决于自然资源的可得性，因此用它作为表征量是合理有效的。囿于数据的可得性和自然资源的经济定义，本文借鉴了这一做法。
④ 自然资源的存量以2004年统计年鉴公布的矿藏存量（单位为万吨）和当年能源生产总量做简单的加总。当年能源生产总量取自《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单位为万吨标准煤。
⑤ 实际上还包括西藏自治区，但考虑到西藏的特殊情况，我们不计入实证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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