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流变：从新青年到新人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到新论文,人类论文,青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青年，是20世纪初围绕着《新青年》及其同类杂志而诞生的知识群体，他们是现代性的自觉启蒙者。新人类，20世纪80年代后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出生、成长、壮大的年轻一代。他们是最普遍具有现代思维品质和价值取向的群体。中国百余年的现代化变迁蕴涵着一个历史结论：中国的现代化成功在于人，滞后也源于人。比较新青年和新人类现代性品质上的同异，展现的不仅是一代青年的风采，也包含着对民族未来的关怀。
一、现代性的继承：独立地思考、自主地选择的现代思维品质
传统的社会基本上是“圣化的社会”。人们的行为受教条、习俗以及先知的控制。思考理性的恢复应是现代性的基本因素。中国传统的封建专制以其严酷的手段将国民变成了一种无力的机器部件。儒家经典禁锢了人们的思想，极权政治及封建宗法制度使国民在王权、族权面前束手无策。崇圣意识及顺民心态是传统中国典型的社会心理。以至辛亥革命后，皇帝赶跑了，民国建立了，但帝制复辟的闹剧依然在不断上演，民国最后也只剩下一块招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遭受了严重的挫折。痛定思痛，不愿成为王朝更替的历史工具的新青年们，史无前例地举起了国民性改造的大旗。新青年们对历史的贡献表现在他们独立地思考了中国现代化的深层障碍，他们勇敢地批判了专制统治下形成的民族心态，他们为民族的现代化选择了新的精神元素，这就是新青年留给后人的启蒙思想及民主与科学的精神。
在恢复思考和行为选择理性方面，新人类应是新青年之后最幸运、最自觉的一代。新人类生长在一个安定且相对富足的年代，比起在新青年之后成长于熊熊战火中的抗日青年和解放青年，时代赋予新人类从容思考历史和人生的机会。新人类接受的是多元文化的熏陶，港台的、欧美的、日韩的都对他们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相比于在独立和建国的亢奋中激情燃烧以至迷失的建国青年和文革青年，新人类有更强烈的文化比较和选择的冲动，而他们生长的时空条件也赋予了他们文化选择的勇气和能力。在新人类的日常生活中，变化是常态。新人类见证并体验了诸如下海、市场经济、下岗、网络等新观念和新事物的诞生及其对社会生活产生的广泛影响。所有这些机遇、经历和体验都强化了新人类对父辈权威的颠覆。因为在不断涌现的新生事物面前，父辈已经丧失了年龄和资历的优势，父辈同样是新手。相反地，由于较少既有观念的束缚，新人类对新生事物表现出更强的适应能力。当父辈为下岗而自怨自艾时，新人类们却以丰富的职场经历为荣；当父辈极其小心谨慎地触摸键盘的时候，新人类早已是网上冲浪高手。这个社会的反哺色彩越来越浓。经济领域年轻新贵奇迹般的诞生，越来越多相左于或超前于父辈思想的观念的成功实践，都强化了新人类自由自主的个性。在父辈的眼中，新人类从发型到服装，从语言、观念到行为都带有几分离经叛道的色彩。也许新人类和新青年关怀的历史主题不同，但新人类应是新青年之后远离经典、颠覆传统的最勇敢的一代。
二、现代性的超越：现代思维品质的大众化、生活化
人的现代化应与社会现代化协调发展。如果以文化转型为表现形态的人的现代化不能与社会层面的现代化同步展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将受阻。在文化转型这一命题上，新青年是旗手，但新人类却在真正兑现着新青年们关于文化改造的承诺。将文化改造的命题由精英世界转移到平民世界、由理论批判转化为日常生活批判是新人类对新青年的超越。
辛亥革命唤醒了一代新青年，他们勇敢决绝地向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种种社会规范发起进攻。其间，依托《新青年》以及后来在它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新潮》《国民》等杂志而聚集起来的作者群及其忠实的读者群多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在那个教育并不普及的年代，这些高级知识分子自应属于精英的行列。正如《新青年》创刊号上刊载的《社告》所称：“本志执笔诸君，皆一时名彦”。而文化圣人孔子、传统的伦理制度以及传统的文本格式均成为精英们反思、批判和重建的直接对象。这是一次文化精英对文化经典的重塑，它诞生了许多学富五年、学贯中西的大师级思想家及文化人。
《新青年》作者群的高等教育背景
陈独秀 1901年东渡日本留学，1917年任北京大学
（1879—1942） 文科学长。
蔡元培 1907年留学德国，1916年底被任命为北京
（1868—1940） 大学校长。
胡适1910年到美国留学，1917年回国任教北京
（1891—1962） 大学。
李大钊 1913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1917年底入
（1889—1927） 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教授。
鲁迅1902年到日本留学，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
（1881—1936） 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佥事等
职，兼在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授课。
高一涵 1911年留学日本明治大学，1918年进入北
（1885—1968） 京大学编译委员会工作，兼任中国大学、法
政专门学校教授。
沈尹默 1905年留学日本，后任教浙江，1913年任
（1883—1971） 北京大学预科教授。
钱玄同 1906年到日本留学，1913年担任北京高等
（1887—1939） 师范学校国文教员，兼北京大学教授。
刘半农 1917年任教北京大学，1920年到欧洲留
（1891—1934） 学，1925年秋回国任北大教授。
《新青年》忠实读者群的教育背景
毛泽东 1918年毕业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
（1893—1976）
恽代英 1918年毕业于武昌中华大学哲学系。
（1895—1931）
叶挺1917年毕业于保定军校。
（1896—1946）
陈望道 1915年赴日本留学，先后就读于东亚预备
（1891—1977） 学校、早稻田大学、东洋大学、中央大学。
宋云彬 毕业于上海政法大学。
（1898—1979）
但是，如果将文化分为自在的文化（如传统，习惯，风俗，自发的经验、价值观念，天然感情等）和自觉的文化（如科学、艺术、哲学的世界观、意识形态等）。那么，新青年们文化改造运动的最大遗憾在于它只停留在观念的层面，只对自觉的文化世界产生冲击，而没有触动自在文化的基因，即没有在中国人现实生活世界及生存方式的提升上予以充分的重视。而一个社会中，尤其在农业文明时代的传统社会中，往往只有少数人是自觉文化的实践者，而绝大多数人则凭借着自在文化的规范作用而自发地生存。结果，新青年们的文化改造仅仅影响了一批精英知识分子，普通民众的生活方式依然如故。那种积存于民众生活中的落后甚至腐朽的价值观念依然一以贯之地延续，民主、科学等现代品质离中国人依然遥远。
新人类对文化的改造路径迥异于新青年。新人类对文化的改造是草根大众对日常生活图式的批判。不需要精英，没有公认的领军人物，文化改造的主角是千万个家庭中让长辈越来越陌生和头疼的普通孩子。不知道经典、对传统知之不多，却实实在在地改变着传统生活的图景乃至传统文化。他们不受传统审美观的束缚，在经典的黑色、流行的黄色、突兀的红色、绿色间自由地选择自己头发的色彩；他们对家长本位的伦理政治文化、权威型传统人格不甚了解，却务实地在与家长的朋友式对话中、在积极参与各种各样的选秀活动的热情中、在匪夷所思的网络语言的制造和使用中，消解了关于权威的观念。在商业力量的推动下，这股没有知识门槛的自在文化的改造浪潮正裹挟着除了新人类之外的越来越多的人。尽管新人类被批评为缺乏深度的“平面人”，尽管他们中的一些人确实对自身行为的文化意义不甚了解，尽管他们没有像新青年那样自我标榜为“新人类”，但这种来自多数人的自发的对传统观念的冲击，应该是文化改造的真正契机。
三、现代性的缺失：传统的现代性
对传统的取舍是现代化进程中必须面对的问题。中国的现代化不是西化，中国的现代化需要传统的现代性。传统的现代性承认现代性的时代感，承认现代性应是对过去的一种决裂。但它关照社会的整体传统，认为决裂只是社会整体传统变迁中的一个步骤，一个只有当决裂有助于社会的真正进步时才采取的步骤。因此，传统的现代性应是理性而不盲目的。从时代背景来看，新青年和新人类的一个极大的相同之处在于二者都处于中西文化的巨大撞击之下。但在这种冲击下，两代青年的反映却有所不同。
新青年是以反传统的形象印刻于历史中的，他们反传统的呼声之高之烈是前所未有的。但新青年并不是真正地如他们所标榜的那样彻底地与传统决裂。他们中的多数受过系统的传统文化教育，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可以号称一代国学大师，如胡适、蔡元培等。新青年们对传统的叛逆、对西方文化的向往是建立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性认知和评判的基础上的。他们不是盲目地反传统，正如胡适所说的，是以“评判的态度”“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如《新青年》发表的对于孔子和儒学的评价文字中，所呈现的就有各种各样的孔子相。一种如蔡元培，给孔子以极高的评价，主张将孔子与孔教相区别；一种如常乃德，主张分辨君极化的孔子和原本的孔子；一种即是《新青年》的主导声音，给孔子之道及儒教以整体性的否定。尽管在冷静的、温和的、激进的这三种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中，新青年用得最多的是批判传统中坏的方面，并且有时表现出很激进的态度，但这是当时的历史语境使然，并不代表新青年对传统文化的总评价。
“新青年”派知识群体的传统教育背景
陈独秀 1896年为敷衍母亲而去应考，却高中第一名秀才。
蔡元培 少年时期饱读经史，17岁考取秀才，21岁中举人，
24岁中进士。
胡适1895年入私塾，自称“九年的家乡教育”。
鲁迅7岁在家塾接受教育，12岁师从本城最著名的寿镜
吾老先生就读于三味书屋，接受严格的诗书经传教
育，17岁方入洋务派兴办的江南水师学堂。
李大钊 7岁入私塾，熟读四书经史，16岁方入新式学堂。
高一涵 少年接受传统私塾教育，14岁考中秀才。
钱玄同 6岁入私塾受教，接受极严格的传统教育。
毛泽东 8岁到16岁接受私塾教育，自称“六年孔夫子”
（中间曾停学两年在家务农）。
如果说盲目反传统是对新青年的一种误读，那么把它放在当代新人类的身上却有几分贴切。之所以说其盲目，因为新人类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和了解的程度非常有限。他们对传统的消解是非理性的。2004年《新闻周刊》在北大、清华、人大三所著名高校所作的关于“传统文化与当代青年”的问卷调查显示，当代青年的传统文化教育亟待加强。在此次调查数据中，对于古代经史子集，79％的人选择“偶尔翻阅”，13％的人选择“敬而远之”。对于传统艺术如书法、国画、民族乐器等，48％的人“学过点皮毛”，33％的人“一点不懂”。然而与此同时，新人类却已匆匆忙忙地把自己包装成“世界人”的形象。他们有日韩式的造型，港台式的口音，欧美式的生活态度。不同于祖辈克勤克俭、兢兢业业的形象，新人类是吃主儿，是玩家，是消费的动物；不再和合内敛，新人类自我而张扬；对中国的历史不太“感冒”，新人类匆匆地学英语、考雅思；不知七夕是何时，新人类却将情人节过得热热闹闹。如此新人类，是中国的还是世界的？中华文明应在与世界文明的接轨中崛起而非消亡，新人类能当此重任吗？
自新青年启蒙以来，现代性的因子在历代中国青年的思想中流转。长期以来，青年们孜孜不倦于对传统的革新。随着新人类将这一品质植入大众日常生活的思维之中，消解或许该有所缓和了。中国的现代化需要一种历史的反弹，一种对传统的辩证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