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人民币性质的中国货币国际化战略安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货币论文,性质论文,人民币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现有文献评述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国际贸易影响力的提高、人民币币值（包括物价与汇率）的持续稳定，还有中国政府在亚洲经济危机中以实际行动表现出来的稳定亚洲经济的高度责任感等，使人民币的国际威望大大提高，周边国家居民逐渐认可并接受人民币作为交易货币和清算货币媒介其国内国际贸易流通。
人民币境外流通引起了中国决策层和国内外理论界的高度关注。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委托各大区行调研组对人民币的境外流通情况进行调研，理论界抱有各种目的探讨人民币国际化问题的文献也开始涌现。胡定核(1995)从经济开放度与货币国际化相关关系角度考察了人民币区域化的可能，赵海宽(2002)认为人民币已有能力问鼎世界货币，凌星光(2002)则从购买力平价支撑的人民币升值压力断定人民币已经成为亚洲强势货币甚至准国际储备货币，钟伟(2002)从操作性方面对人民币国际化提出了有价值建议。上述文献对人民币国际化问题提供了一定的合理性评判，但或者由于考察因素过于单一，其预测结果过于绝对化：或者由于以国家信用拔高了人民币信用，对人民币与世界货币之间所存在的差距缺乏深入分析；或者因为基于全商品比较的购买力平价本身存在着“平价”扭曲，使其结论的正确性大打折扣。再者，上述文献都没有对人民币境外流通的实质做出深入分析，也没有对人民币性质作出准确判断，因此针对人民币国际化问题所提出的政策建议有待修缮。
在调研和理性分析的基础上，我们的结论是：在可预见阶段内，人民币不具备与在位国际货币同一平台进行竞争的实力，人为拔高其国际化程度蕴涵着巨大的逆转风险。因此，基于人民币境外流通的现实，针对人民币的国际化问题，货币当局应采取审慎的强势人民币战略，以提高人民币的国际竞争力为切点，奠定人民币国际化的切实基础。
二、对人民币境外流通的理性判断：现实逻辑
人民币在周边国家的流通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但其国际信誉的迅速提升则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目前，人民币在越南、泰国、缅甸、朝鲜、蒙古、俄罗斯、巴基斯坦、尼泊尔等国家被作为支付货币和结算货币被普遍接受，台湾、孟加拉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新加坡、韩国等国家和地区已经接受人民币存款和办理人民币其他业务。在一些发达国家，人民币也成为当地的可自由兑换货币，逐日公布与当地货币的比价。而柬埔寨国家首相洪森则干脆走向讲坛，公开号召本国人民使用人民币，以吸引刚刚富裕起来的中国游客，拉动旅游等服务出口，进而促进本国经济发展。据调研组的调研统计，到2001年底，有超过500亿人民币在港流通（黄道平，2002）；人民币在越南与本国货币等地位流通，在蒙古共和国当地流通的人民币现金占总流通现金量的60%；而《星岛日报》则称，人民币在东南亚的自由流通已受到“二美元”待遇。
人民币的境外滞留量已经具备了相当规模，且在逐年增加，人民币走出国门已是不争的事实。但我们认为，对人民币国际化水平应做出准确判断，短期预测不应过于乐观。
首先，人民币在周边国家被接受与流通是多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尽管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与国际贸易对世界经济影响的扩大占有相当大的权重，但更为重要的因素是，(1)政府信用对人民币的支撑；(2)周边国家居民对本币信心不足从而为规避贬值风险而进行选择。人民币信誉的迅速提升发生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表明了这一点。
其次，在衡量货币国际化程度（包括广度和深度）的各项指标（注：货币国际化程度由浅入深从计价货币、清算货币、商品媒介、支付手段、国际储备、金融交易品种等指标来衡量。其中，我们把作为金融交易品种的货币称为“金融交易品种”货币，与之相对应，前四项可粗略地综合为“实质交易使用”货币。）中，人民币的境外职能除了支付手段和清算货币外，其他指标非常弱，其“金融交易品种”货币量和国际储备量几不可见。就“实际交易使用”货币而言，千亿人民币的境外滞留量，无论是相对于人民币超过16万亿的货币发行总量，还是相对于2001年中国（不包括港澳台地区）5098亿美元的进出口贸易额来讲，比率都非常小。
再者，到目前为止，中外政府之间至今没有签订过关于人民币流通与支付的任何协议，人民币的境外流通仍仅具有民间性质。某些政府鼓励也只是对本国居民的人民币持有行为表示赞同，不等于要将人民币作为硬货币进行储备。
由此，我们判断，人民币的境外流通仅仅处于货币国际化的初级阶段，人民币与国际化货币的差距还很大，还不充分具备国际化货币所必须具备的相关性质。
三、对人民币性质的界定：理论逻辑
（一）货币演进的一般逻辑
综观货币的演进历程，作为计价单位和流通媒介的货币，其产生是商品交换扩大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商品具体”到“一般等价物”的自然蜕变过程。在货币产生的初期，货币以其载体自身的价值为基础，充当商品交换的“一般等价物”，体现并且仅体现着交换主体之间的横向交易关系。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并不需要“信用”的帮衬，因为获得货币就等于抵押了商品价值，同时取得了换回相应价值的产品或劳务的权利。这时大凡有价值的物品都有机会当选为货币，货币的流通不带有丝毫的强制性质，因此可被称为自由货币。
贸易的发展使得货币存在的意义超脱了其商品体本身，当一般等价物固定地以某单一商品来充当时，也实现了作为货币的使用价值与货币载体本身价值的分离。不足值的货币可凭籍“信用”发挥媒介职能，于是货币铸造就产生了不菲的价值缺失性铸币收益。这种收益反过来引致了货币体系的混乱，阻碍了商品贸易的扩大进而阻碍了经济发展。因此，(1)控制铸币收益，并增加岁入；(2)扫除贸易的货币阻隔，促进经济发展；(3)国家权力的象征；(4)调节与控制经济运行等等因素，激励着统治者以国家名义控制货币发行，统一发行货币。按照E.Victor.Morgon(1965,PP104)的说法，从公元前17世纪发生与政府之间的实质联系，直至20世纪30年代成为政府控制经济的工具，货币越来越依赖政府信用和政治权力的支撑，越来越体现出权力性发行主体与居民之间的纵向契约关系。这样，自由货币逐步过渡到国家货币。
自由货币到国家货币的演变，其实质就是货币满足经济发展的要求而实现形制统一（也即价值形式）的过程，因此也是货币一体化过程，是由于社会分工的扩展导致了经济体合作信用程度提高的结果。基于同样的理由，经济体之间的合作与依赖关系随着国际贸易发展而突破了国界，这种突破将对货币信用提出更高层次的要求。尽管货币的发行收益存在着国界，但当一种货币因经济发展而能够稳定地体现商品价值时，它就可能突破国界而成为在国际上充当媒介商品交换的工具，从而突破国家货币的信用范畴，或者以现有货币为价值载体，或者以新货币形式成为国家之间进行交易的价值载体，而上升成为世界货币。前者被称为货币国际化，而后者则被称为共同货币。法郎、英镑、美元、日元通过货币国际化渠道或曾经或正在作为世界货币，充当商品服务的国际流通媒介、国际储备货币乃至金融交易品种货币，而欧元的诞生则给我们展示了共同货币发展的前景。
然而，无论货币处于在哪个阶段，货币的永恒魅力在于其“一般等价物”内质，在此基础上，货币才具计价、媒介和储藏三大功能，并实现货币本位的提高和区域延伸。从自由货币到国家货币再到世界货币，是货币“一般等价物”性质的螺旋上升过程。国家货币是政府信用对自由货币在“一般等价物”性质基础上的附加与派生，而世界货币相对于国家货币而言，则又是对“一般等价物”性质的回归，但这种回归不是对货币载体本身价值基础的回归，而是对支撑货币的经济基础的强化：一国货币能否在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市场上成为强势货币，其根本决定因素在于货币发行主体国家的经济实力，然后才是诸如政治等其他因素。厚实的经济基础是货币稳定的根基，而只有长期持续的经济稳定才真正是决定一国货币成为国际经济主体谋求共同利益的工具的特殊介质。美元在二战后替代英镑成为世界货币，日元在20世纪80年代成为国际货币等都是强有力的证明。强政府可以在主权范围内替代经济水平作为货币价值的支撑力量，但也决定了信用货币的“虚幻性”特征（杨伟国，2001），这种“虚幻性”把货币稳定置于持有者对政府的预期之上。该预期的不确定性成为货币波动的潜在因素，因而也成为货币职能国际化扩展的障碍。
（二）人民币国际化的底墒分析
交易是货币起源之本，货币则是交易中计量商品价值、媒介商品交换的价值形式。从羊皮（物币）作为一般等价物到有文化印记的钱币，从金本位到纯粹信用货币的过渡，货币的演进伴随着两个因素的共同演进：(1)交易频率的提高；(2)社会信用的扩展，而“一般等价物”性质是贯串于二者始终的。然而人民币发展历史上排斥商品的经济制度选择，削弱了人民币作为商品流通媒介的一般等价物内质，无形中在经济与高本位货币之间设立了多重阻隔，甚至到改革开放初期的重商策略都不能消除这种阻隔。这一方面制约着以人民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易频率的提高，另一方面也限制了社会信用程度（深度和广度）的扩展。这表明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呈现出来的“高本位”态势超越了其经济基础，主要依赖国家信用的支撑。
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人民币币值无论是国内物价水平还是汇率水平，在周边乃至全球经济体货币币值波动不居的背景中，走出了相对稳定态势。但这种稳定态势并不全是由人民币的一般等价物性质所决定的，政府行为注入、较低的金融开放度、外汇市场管制、中国政府在亚洲金融危机中以实际行动表现出来的高度责任感等因素对人民币币值稳定做出了更加重要的贡献。就支撑币值稳定的经济基础（包括经济存量和经济成长性）而言，我国经济与贸易虽然都取得了迅速增长，但增长基础非常脆弱，(1)经济转型时期，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不是得益于自发消费与自发投资，而是得益于政府财政政策；(2)出口对GDP贡献的年度波动幅度过大；(3)经济发展受到经济结构和政治体制等深层次问题的制约，比如商业银行不良债权（注：如果不良资产问题得不到解决，金融形势就存在潜在风险，人民币支付能力就会受到怀疑，其稳定的基础就不牢固。）、区域经济差异、腐败等：(4)作为信用货币内涵的信用体系不健全；(5)经济金融制度改革在这几年出现了渐进式改革模式的边际效率递减，制度供给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减退等等。
如上所述，人民币的稳定运行过分依赖政府对货币的责任，过分依赖持有者对政府稳定货币政策的预期，而信心和预期具有“双向强化”倾向，这种倾向会夸大货币波动振幅，在对政府稳定货币政策信心不足和预期悲观时就会引发国际化货币的逆转选择，进而引发货币危机，阿根廷、厄瓜多尔等属于典型案例。相对于美元、欧元、日元等三大在位国际货币而言，人民币的经济基础力量最为薄弱，其国际信用底墒不厚实，因此其国际竞争实力较弱。人民币作为货币的基本性质还不足以支持它成为周边国家乃至世界经济体谋求共同利益工具的特殊介质，人民币与国际货币还具有相当大的差距。
四、审慎的人民币国际化策略
货币一体化（包括货币国际化和共同货币选择）是经济发展、贸易（国内和国际）深化及信用扩张的必然趋势，货币经济的逐步发展要求货币具有统一的形制和统一的价值（注：货币一元化的进步只是在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媒介商品交换并促进经济发展的限度内方能得以确保。）（张杰，2001P45），但哪种货币能够成为国际一体化货币则是多元货币竞争的结果(Philipp,H.1998)。尽管人民币可以暂时超越其经济而主导亚洲货币，但脱离经济主导的货币主导不具备持久力量，比如日元在21世纪初遭到亚洲各国经济的唾弃，美元近期的长势贬值也是由于美国经济在全世界经济总量占比进一步降低以及人们对其新经济预期悲观进而抛售美元的结果。就人民币经济基础力量而言，还不能支撑其国际货币竞争力量，其境外流通存在着现实逻辑与理论逻辑的背离。所以，人民币要真正成为亚洲金融经济的支点货币乃至世界货币，首先要强化其体现横向交易契约关系的一般等价物内质，并在此基础上达成两种逻辑的统一。
1.准确界定货币稳定中的政府责任，降低人民币的“虚幻性”含量。人民币的“一般等价物”性质不能获得迅速提升，其原因之一就在于货币的自然信用为强政府信用所取代，货币内涵的居民横向契约关系让位于货币发行主体与居民之间的纵向契约关系。货币稳定与政府管制陷入恶性循环：政府担心货币信用力→→不放松对货币的管制→→货币自身信用的扩展力弱→→货币稳定越发依赖政府支撑。基于这样的分析，政府宜更新思维，配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金融开放，安排好一个放松货币管制的5年战略计划，高频率（周期可定为季度变更）小幅度地逐步放松货币管制。具体而言，可用5年或更长期限放开利率和汇率的浮动幅度到一个可控目标（注：只要利率和汇率幅度在可控目标范围内，就采取积极的不干预措施。但要说明的是，放松管制不等于放弃稳定。）。对于利率，使其形成机制完全从由政府决定机制稳步向由市场生成机制过渡：对于汇率，则从实质上盯住美元的基本固定汇率，逐步转向面向美元、欧元、日元，同时考虑港元、新元、台币等一揽子货币的基本浮动汇率过度。在这个逐步放松管制的过程中，货币当局要密切关注人民币作为国际交易媒介及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如果人民币的国际竞争力态势能够保持持续稳定，则表明人民币内涵的横向交易契约关系饱满，人民币就奠定了国际化基础。反之，货币当局则对人民币的境外流通采取关注和审慎态度。
2.启动“金融强国”战略。“金融强国”概念被界定为一个横向比较概念，可粗略地从金融资产总量和金融市场发达程度来描述。金融资产质量是一国货币国际竞争力的函数，而一个与国际接轨的高效率金融市场则因为能够迅速转换金融资产而给货币持有者提供一个规避货币持有风险的通道。二者综合起来可增强货币持有者对所持有货币的信心和乐观预期。金融强国战略还包括消除国内金融业中存在的隐患，诸如银行体系不良资产的形成机制隐患和证券市场机能错位问题。再者，加快国内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发展，形成调节人民币需求与供给的“流动资产池（钟伟，2002）”，以维持人民币币值和金融资产价格的稳定。2001年，中国经济总量和贸易总量双双列世界第6位，已进入经济大国行列，但就中国金融发展而言，无论是金融资产（总量与质量、存量与增量等，属于金融发展广度）还是金融市场发展程度（国内市场效率及与国际市场衔接状况，属于金融发展深度），都不可与发达国家同日而语。金融发展的滞后使得境外持有者对长期持有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心存顾虑，这降低了人民币实际交易的国际比较价值，制约着人民币国际化的深层次拓展。
3.在经济外交策略上，保持人民币的长期稳定，继续承担起亚洲经济复兴的责任，由此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威望。尽管维持人民币的稳定，无论是升值压力下还是贬值压力下维持其稳定，都需要成本（注：根据摩根斯坦利的估算，2001年因人民币保持“强势”所引起的总损失大约158亿美元（国际金融报2002-03-20），相当于2000年中国贸易盈余的一半。），但货币稳定的长期收益大于成本(Mundell,R.A,2002)。一方面，人民币在亚洲金融危机中花费了巨大成本树立起来的信誉，不应该在周边国家经济复兴过程中遭受削弱；另一方面，要让周边国家经济体认识到，尽管中国目前在亚洲经济运行中的角色只是平衡力量，但在国际经济关系上，中国与东南亚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如果放弃了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必然给自己带来不利。对中国来讲，一方面可以从人民币“强势”中获得货币发行收益作为人民币稳定的成本补偿，另一方面，亚洲经济的稳定反过来会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因为东南亚是中国的主要贸易合作伙伴。
4.对于周边国家经济体对人民币的需求，货币当局宜采取默认态度，这可以保证自己在货币政策决策与实施方面的主动地位。换句话说，可使自己避免在再一次可能来临的全球性金融经济波动中陷入货币政策决策和实施的被动局面。但默认不等于置之不理，必须处理好国内潜在问题，防范人民币国际化的逆转风险。在国际经济对人民币具有强烈需求时，默认等同于鼓励。
5.积极参与和推动亚洲货币金融合作。从战略上，前期可以协调推出中华货币圈（姜波克，2000），以使中国货币可以与日元甚至与欧元抗衡。超长期目标则是在亚洲区域以人民币为支点货币建立亚洲单一货币。目前则要通过扩大已经启动的货币交换协议，还有诸如汇率协调、共同管制机制等较浅层次的货币合作措施，增进中国对亚洲经济金融的参与。亚洲货币统一因为诸多复杂因素存在着困难，但无论预期结果怎样，现处理好人民币自身问题，然后再在亚洲经济金融舞台上提出自己的方案，这是最重要也是最现实的策略。
五、余论：
与流行观点不同，本文并不把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看作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障碍，因为该问题根本就是多余的担心。我们认为，当金融开放缓冲期满而全面解禁外资银行的人民币业务时，人民币的自由兑换也就是水道渠成的事情了，那时人民币离本文预期的国际化货币还十分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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