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上京新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上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10年来，学界发表有关金上京的论著，可谓多矣。仅专论就有《金源故都》（注：朱国忱：《金源故都》，北方文物杂志社1991年。）、《金上京》（注：景爱：《金上京》，三联书店1991年。）、《大金国第一都》（注：白玉奇主编：《大金国第一都》，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这三部书发行总量，近上万册。无论是文章，还是专著，皆各有所长，对金上京的研究和认识，也都各自做出有益的贡献。近因参与《金史》今注工作，也考察了与金上京有关的几个问题，亦有所得，述之于下，名为新证。
一、海古之地金之旧土
金上京一名，一般来说含义有三：一指金上京城，一指金上京会宁府，一指金上京路。这个认识虽是正确的，但缺少动态的考察。《金史·地理志》谓：“上京路，即海古之地，金之旧土也。国言‘金’曰‘按出虎’，以按出虎水源于此，故名金源，建国之号盖取诸此。国初称内地，天眷元年号上京。”这是就金上京发展变化所做的动态历史叙述：初名海古之地，是为旧土：次称金源，是为内地；后始有上京的正式称号。
《金史》所见“海古”一词，用法互有不同。《世纪》：“献祖乃徙居海古水，耕垦树艺，始筑室，有栋宇之制，人呼其地为纳葛里。”此“海古水”乃为河名。
《世纪》：世祖“使辞不失取海姑兄弟兵，已而乃知海姑兄弟贰于桓赧矣，欲并取其众，径至海姑。侦者报曰：‘敌已至。’”此“海姑兄弟”，指的当是《桓赧传》中所见的居于海故之地的“术烈速勃堇”。据《辈鲁传》：“辈鲁与献祖俱徙海姑水，置屋宇焉。”称之为海故术烈速勃堇者，或系辈鲁之裔。是以卷66《赞》曰：“献祖徙居海姑水纳葛里村，再徙安出虎水。世祖称海姑兄弟，盖指其所居也。”
后来，海姑也用来作为村寨或猛安的名称。如《完颜兀不喝传》：“完颜兀不喝，会宁府海姑寨人。”《宣宗纪》：元光二年二月，“石盏合喜加金紫光禄大夫，升左监军，特授大名府海谷忽申猛安。”
海姑一词，虽缀以不同名词，其所指有所不同，但本源还是来自海姑水这一名称。就其称为旧土而言，所谓“海古之地”，并非仅指海古水。应当包括按出虎水在内，而且按出虎水还是宗室完颜兴起发展的中心。何以不称按出虎水之地为金之旧土，而谓“海古之地金之旧土也”。我以为，海姑水虽是按出虎水的一个支流，但源头同在张广才岭大青山支脉，并且同属一个水系流域。按出虎水之侧虽是宗室完颜兴起的中心，但献祖徙来之初乃是先居于海古水，筑居室，有栋宇之制，再徙于按出虎之侧。是以称金之旧土为海古之地，以示不忘开拓新土之本始。
二、国初称为内地
“内地”的地域界限在何处？《金史·乌春传》：“加古部乌不屯，亦铁工也，以被甲九十来售。乌春闻之，使人来让曰：‘甲，吾甲也。来流水以南、匹古敦水以北，皆吾土也。何故辄取吾甲，其亟以归我。’”世祖初年，叔父跋黑阴怀觊觎，间诱舍很、贴割两水附近完颜部邑屯村桓赧、散达兄弟，及阿跋斯水温都部乌春与窝谋罕为变。乌春盛强，自视世祖直接控制区域以外之地，皆归其所属。故而云：“来流水以南、匹古敦水以北，皆吾土也。”
《金史·撒改传》：“康宗没，太祖称都勃极烈，与撒改分治诸部，匹脱水以北太祖统之，来流水人民撒改统之。”世祖立国艰难，经十八九年的征战，又由肃宗、穆宗继嗣其业。终于在穆宗末年，号令乃一，一切治于本部法令，东南至于乙离骨、曷懒、耶懒、土骨论，东北至于五国、主隈、秃答。康宗时，又进至北琴海，并复高丽所侵曷懒甸故地，基本上统一了除系辽籍女真以外的各部女真。太祖称都勃极烈，与国相撒改所分治的诸部，是指内地以外的诸部，亦是匹脱水以北与来流水以南的诸部。
对上述两条史料的分析，可以断定，“内地”的南界为来流水，即今拉林河；北界为匹古敦水，又称匹脱水，即今蜚克图河。另从《金史》其他纪、传中有关宗室完颜的征战，也可证此论不误。
《谢库德传》：“婆多吐水（即匹古敦水）裴满部斡不勃堇附于世祖，桓赧焚之。”
《桓赧传》：桓赧军复来，世祖“乃沿安术虎水行，且欲并取海故术烈速勃堇之众而后战。觇者来报曰：‘敌至矣。’世祖戒辞不失整军速进，使待于脱豁改原”。又谓：“辞不失从后奋击之，桓赧之骑兵亦败，世祖乘胜逐北，破多退水（即匹古敦水）为之赤。”
《谢里忽传》：“及来流水乌萨札部杀完颜部人，昭祖往乌萨札部以国俗治之。”
《乌春传》：“乌春举兵来战，道斜寸岭，涉活论、来流水，舍于术虎部阿里矮村滓布乃勃堇家。是时十月中，大雨累昼夜不止，冰凘覆地，乌春不能进，乃引去。”
《太祖纪》：“太祖进军宁江州，次廖晦城。婆卢火征兵后期，杖之，复遣督军。诸路兵皆会于来流水，得二千五百人。”
考古资料，同样也表明了这个论断。据黑龙江省考古工作者报道，在蜚克图河与拉林河间，以及松花江与张广才岭间，所见的金代城址与村落遗址，甚为密集。粗略统计，也有三四十处（注：吕遵禄、干志耿：《黑龙江省的金代古城》，《辽金史论集》第8集。）。这一地区，相当于今日黑龙江省的阿城市、哈尔滨市以及五常县与双城县一带。
三、天眷元年号上京
《金史·熙宗传》：天眷元年八月，“以京师为上京，府曰会宁，旧上京为北京”。正式以京师号上京，在天眷元年是无有可疑的。金建国以后至天眷元年这24年间，京师还有那些称谓？
天眷元年前，称其所都为京师，在《金史》中不仅有“以京师为上京”可证。而且《太宗纪》天会二年正月，三年四月、八月、十月、十年四月，以及《熙宗纪》天会十五年七月，也多次出现“京师”之称。但称之“京师”，只是以通称表示其地所处的政治地位，毕竟不是专有地名。
《金史·地理志》会宁府条谓：“初为会宁州，太宗以建都，升为府。”此条记载，有两点令人生疑。其一，称为“会宁州”者《金史》仅见于此，其如称之年又无所记载。而《三朝北盟会编》则谓：皇帝寨，“至亶改曰会宁府，称上京”（注：《三朝北盟会编》卷3。）。《大金国志》亦谓：“后升皇帝寨曰会宁府，建为上京。”（注：《大金国志》燕京制度条。）都未提及有会宁州一称。其二，建国必有所都，为何惟有金朝迟延至太祖死后于太宗之时，始建其都。“太宗以建都”之“都”字，只有作“都城”解，方合历朝历代建都的通例。但无论如何，有一点是何以肯定的，那就是在正式名京师为上京之前，已有“皇帝寨”和“会宁”的称号。
《金史》中，太祖和太宗时期所称的上京，有一特殊现象，或指辽的京师，或指金的京师。如《耨碗温敦思忠传》：“天辅三年六月，辽大册使太傅习泥烈以册玺至上京一舍，先取册文副录阅视。文不称兄，不称大金，称东怀国。”此处的“上京”，指的是金国的京师。何以出现这一现象？有人归结为修《金史》时，保存的资料中关于上京的记载可能是比较混乱；也可能是由于元代人已习惯于用追述之词。归之于惯用追述之词，有失偏颇；归之于资料中有关上京的记载比较混乱，却是有识之见。正因为如此，《阇母传》才有“上京实临潢”，《宗望传》也有“上京谓临潢也”等说明。这两条说明，都不是有关金上京的追述之词，而是对辽上京的提示。保存的材料中，不同地点何以相混，何以仅见辽上京有注明。这只能表明一个事实，那就是在正式改辽上京为北京，命名金京师为上京之前，时人亦称金之会宁为上京。但是，称会宁为上京的“上京”，其意也仅仅是“京师”，或者说这里的“上京”成了“京师”的代词。这是社会生活中，专有名词转化为非专有名词的一种社会语言特殊现象。同时称会宁与临潢为“上京”，有新、旧两个“上京”之名，必然会带来诸多不便，于是熙宗天眷元年颁行官制时，才正式有“以京师为上京，府曰会宁，旧上京为北京”的诏令。金太祖于天辅四年五月降辽上京，名称仍因其旧。六年十二月降辽燕京，七年二月在诏平州官与宋使同分割所与燕京六州地的同时，却改平州为南京。人们习称会宁为上京，大概最晚也不会晚于此时。
专有的地名，转用为非专有名词，并非仅仅限于天眷元年之前俗称会宁为上京这一孤例。洪皓谓“上京即西楼也”（注：洪皓：《松漠纪闻》续卷上京至燕条。），也是同样的一个事例。这里的“上京”，指的是金上京；“西楼”乃京师之意。李文信《松漠纪闻批注》谓：“西楼是契丹上京，非金上京。”近有人也谓洪皓把辽上京与金上京相混。皆因不明“西楼”一词转用所致。我在1988年的一篇小文中，在引用陈述对西楼考辨的基础上，对此做过解读。陈述谓：临潢“名为西楼时期，即是大汗所驻息，事实上，已早已为京邑或都会。因为已是京邑、都会，始建为皇都。”“建城以后即定汉字雅名——皇都，不再称西楼。”（注：陈述：《契丹社会经济史稿》附录。）这就是说，辽之皇都即西楼，西楼即皇都。我由此引申谓，“洪皓于此云金之上京即西楼也，乃延用旧习，其意当为金之上京，即金之本部旧土或都城也。”（注：王可宾：《女真地理风情——松漠纪闻札记》，《北方文物》1988年第1期。）称金上京为西楼，并非仅限于洪皓。发现于金上京故址北城西北、大定二十八年所建的石碑——《上京保胜寺前管内都僧录宝严大师塔铭志》有“西楼秀出，金源荣昌”之句。有人据宝严大师是临潢保和县人，就以为此“西楼”指的是辽上京临潢府。通阅《塔铭志》，“西楼秀出”并非指宝严大师籍贯，而是指他“声名播动京华”，并荣受上京最高僧政之官“都僧录宝严大师”（注：朱国忱：《金源故都》，北方文物杂志社1991年。）。如此，“西楼”也应是京师的代称，所不同的，只是流行于文人之中。
至此可以断定，“会宁”与天眷元年以后所称的“上京”，为正式名称。“京师”为其通称。而“皇帝寨”、“西楼”以及天眷元年前所称的“上京”，皆为俗称。
四、建城的时间与顺次
金人学会建筑城池，开始在何时，史无明确记载。但早在建国之前已学会建筑城池，在《金史》中还是有迹可寻。献祖时，已开始筑室，有栋宇之制。世祖之后，女真诸部相继建有窝谋罕城、留可城、坞塔城、阿疏城、钝恩城等。康宗时，斡鲁亦筑九城与高丽九城相对。太祖二年进军宁江州之前，曾“召官僚耆旧，以伐辽告之，使备冲要，建城堡，修戎器，以听后命”（注：《金史》卷2《太祖纪》。）。
至于上京城的始建，《金史》只见有《太宗纪》：天会三年三月“辛巳，建乾元殿”的记载。另据《宣和乙巳奉使行录》知宋使许亢宗于天会三年夏，到达金都，见皇城“阜宿围绕三四顷”，“已架屋数千间未就”（注：《三朝北盟会编》卷20。）。
有关金上京南北二城建筑的先后，诸家看法虽各有所据，但结论却互不相同。这主要是由于该城经历了初建、扩建、复建与改建的复杂历史过程。推测所据，又有限于现存的形制与部分断层中夯土的遗物。一般倾向认为，北城以“皇帝寨”为中心形成了最初城堡，太宗时又建造了皇城和南城，并与北城联为一体。从文献记载来看，有两条资料值得重视。一是《金史·太祖纪》谓：太祖梓宫至上京，天辅七年九月“乙卯，葬宫城西南，建宁神殿”。二是《金史·太宗纪》天会元年（即天辅七年）“九月乙卯，葬太祖于宫城西”。方位上，这“西南”与“西”的差异，并不是《金史》编撰者的疏误，应是不同时期所指的“宫城”有所不同，与上京城的建筑历史有关。太祖最初下葬的地点，在今裴家屯。此处距上京北城西南约500米，距上京城遗址西约300米。史书上述方位的差异，与这一事实对照，只有太祖时已有以“皇帝寨”为中心的北城，太宗时又建了皇城与南城并将二城连为一体，才合于前后方位出现的“西南”与“西”的差异。
五、卢彦伦与金上京城
《金史·地理志》上京路条谓：“旧有会平州，天会二年筑，契丹之周特城也，后废。”《满洲源流考》附和这一说法，并谓周特城作“珠顿城”。1937年周家璧所写的小册子《金都上京会宁府白城遗址考略》也采此说。近年来，已有人指出《金史·地理志》此处记载有误，但却认为《卢彦伦传》中所见的“新城”，就是金上京，或谓新城“是对旧皇帝寨而言”，或谓“新城主要指皇城与南城。”《金史·地理志》为什么会出现上述错误，今人为什么还认为“新城”就是金上京城，还是很有必要做进一步的考察。
《辽史·萧乙薛传》：天庆十年（金天辅四年）“金兵陷上京，诏兼上京留守、东北路统军使”。又谓：保大二年（金天辅六年），金兵大至，乙薛军溃。“凡金兵所过，诸营败卒复聚上京，遣乙薛为上京留守以安抚之。明年（金天辅七年），卢彦伦以城叛，乙薛被执数月，以居官无过，得释。”
《金史·习古乃传》：“太宗赐以空名宣头及银牌，使以便宜授之。获辽许王萨逻、驸马都尉萧乙辛。辽梁王雅里在纥里水自立，不知果在何处，至是始知之。于是，徙辽降人于泰州，时暑未可徙，习古乃请姑处之岭西。及习古乃筑新城于契丹周特城，诏置会平州。”
《金史·太宗纪》：天会二年四月己酉，“赈上京路、西北路降者及新徙岭东之人。戊午，以实古乃所筑上京新城名会平州。”
《金史·卢彦伦传》：“师还，挞不野以城叛，彦伦乃率所部逐挞不野，尽杀城中契丹，遣使来报。未几，辽将耶律马哥以兵取临潢，彦伦拒守者七月。会援兵至，敌解围去，因赴阙。天会二年，知新城事。城邑初建，彦伦为经画，民居、公宇皆有法。”
据这4条史料，结合有关记载，对新城或会平州，可得以下几点认识。
其一，辽上京临潢府，虽早在太祖天辅四年五月降金，但人心未稳。天辅六年六月诏上京临潢官民，“其先降后叛逃之险阻者，诏后出首，悉免其罪；若犹拒命，孥戮无赦”（注：《金史》卷2《太祖纪》。），就是这一状态的反映。辽人对上京临潢的争夺，也从未放松。天庆十年（金天辅四年），金陷辽上京，辽仍命萧乙薛兼上京留守。保大二年（金天辅六年），辽诸营败卒，复聚上京临潢，辽复命萧乙薛为上京留守前去安抚。此萧乙薛，就是《习古乃传》中的“驸马都尉萧乙辛”。《卢彦伦传》谓：“挞不野以城叛，彦伦乃率所部逐挞不野，尽杀城中契丹”，“拒守者七月”，更反映了双方斗争的激烈。虽获驸马都尉萧乙薛，会援兵至，敌解围去，但辽主天祚帝未获，又闻辽梁王雅里在辽之西北部纥里水自立，深恐辽主或辽梁王雅里与临潢辽人连通一气，故而决定徙临潢辽人于岭东泰州。又因时暑未可徙，姑处之岭西。这是习古乃筑上京新城的原由。
其二，习古乃，《金史》既称他为上京路军帅，又称他为临潢府军帅，所筑的上京新城又在岭西，是以他在上京路“契丹之周特城”故址所建的“上京新城”，当在辽上京临潢府附近。其城所以称上京新城，是与辽上京临潢府相对而言。上京新城是其俗称。天会二年四月，诏名会平州，乃是其正式的名称。《金史·地理志》的编撰者未辨金初有两个不同的上京名号，故而将会平州误载于金上京路。从“时暑未可徙”与天会二年四月“以实古乃所筑上京新城名会平州”来看，所筑新城似始于天会元年的暑夏之后。
其三，《卢彦伦传》言及的“天会二年，知新城事”。是指辽上京的新城，而不是金上京。依据有四：（一）卢彦伦自天辅四年降金至天眷初，这近20年，他一直是习古乃的同僚。据其本传所载，他虽官为夏州观察使、静江军节度留后、静江军节度使，这都是虚领的官衔。习古乃为临潢军帅，他权上京留守事；习古乃筑上京新城于契丹周特城，他知新城事；习古乃领咸州烟火事，他知咸州烟火事。（二）《太宗纪》与《习古乃传》所称的“新城”，皆指会平州。金上京，从未见有以新城称之的事例。（三）从“城邑初建，彦伦为经画，民居、公宇皆有法”的叙述用语来看，绝不是对京城的经画。（四）从以上三点来看，“敌解围去，因赴阙”一句，也不可能是赴阙经画金上京。很可能是为习古乃赴阙请姑处辽降人于岭西事。
卢彦伦也曾参与金上京的建设，并在营造宫室上做出了较为突出的贡献。那是在熙宗天眷元年以京师为上京，改旧上京为北京以后。据《卢彦伦传》载，天眷初，他充提点京城大内所，能迎合悼平皇后裴满氏心意，颇见宠用。由此升迁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又改礼部尚书，加特进，封郇国公。海陵也很看重他在建筑上的技巧，天德三年诏彦伦营造燕京宫室。但由此决不可仅据“知新城事”，就断定卢彦伦在金上京建筑伊始，就是“营城的总设计师和负责人”。
六、金上京繁荣的内因
金京师上京，由太祖起经太宗朝，尤其是熙宗朝的建设，呈现一派繁荣兴旺景象，真可谓突兀崛起的一大都会。其所以能如此，有诸多因素。作为一朝的京师，是其政治因素。积累和掠聚来的大批财富，是其发展的经济实力。强徙来的众多各族人民，增添了物质与文化发展的新鲜血液。同时，还有一个女真人及其统治者的变革自立与开拓求新的民族精神。这虽不是第一位的，但也是极为重要的内在因素。
随着金朝对辽、宋战争的节节胜利和疆土的日益扩大，在女真内地出现了不同文化的撞击。这既有女真传统文化与其现实变迁的撞击，也有女真文化与他族文化主要是中原汉族文化的撞击。仅从以下所举数例，就可知其相互撞击还是很激烈的。
如，赵子砥《燕云录》：“金国置库收积财货，誓约，惟发兵用之。至是，国主吴乞买私用过度，谙班告于粘罕，请国主违誓约之罪。于是群臣扶下殿，庭杖二十。毕，群臣复扶上殿，谙班、粘罕以下谢罪。继时过盏。”（注：《三朝北盟会编》卷165。）这件事，大约发生在天会三年八月至十月间。国主吴乞买，指的是太宗皇帝。谙班，是指谙班勃极烈斜也。粘罕，指移赉勃极烈宗翰，时总戎事为西南、西北两路都统。“庭杖二十”，虽似作戏，但也可窥见女真新旧两种制度或两种文化之间的矛盾与碰撞。
再如，《松漠纪闻》正卷：“女真旧不知岁月，如灯夕皆不晓。己酉岁（天会七年），有中华僧被掠至其阙，遇上元，以长竿引灯球表而出之以为戏。女真主吴乞买见之大骇，问左右曰：‘得非星邪？’左右以实对。时有南人谋变，事泄而诛。故（吴）乞买疑之曰：‘是人欲啸聚为乱，克日时立此为信耳！’命杀之。后数年至燕，颇识之。至今（熙宗时）遂盛。”
又如，宇文虚中被杀一事。据《金史·宇文虚中传》载，宇文虚中，蜀人，仕宋累官资正殿大学士，天会六年使金被留。官至翰林学士承旨，加特进，迁礼部尚书。他“恃才轻肆，好讥讪，凡见女真人辄以矿卤目之，贵人达官往往积不能平。”皇统六年六月竟罗织其家图书为反具，而杀之，并诛及翰林学士高士谈。《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也记载了此事，谓：“资政殿大学士宇文虚中，既为金人所用，知东北之士愤为左衽密以信义感发之，从者如响。乃与其翰林学士高士谭等同谋，欲因亶郊天就劫杀之。先期以蜡书来告于朝，欲为之外应，秦桧拒不纳。会事亦觉，虚中与其子直显谟阁师瑗皆坐诛，阖门无噍类。”（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4。）
尽管女真新旧文化之间或女真文化与中原文化之间，撞击得如何激烈，并未动摇或改变女真人及其统治者变革自立与开拓求新的追求。到了熙宗时，在中央废除了勃极烈制，设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在地方废除刘齐与燕京枢密院，改为行台尚书省，置于统一的中央集权之下。又调整了猛安谋克，并把他们大批南迁华北，实行计口授地。还相继以本朝旧制，兼采隋唐之制，参辽宋之法，推出天眷制和皇统制。
这一追求变革自立，追求与中原文化的认同求新，同样也表现在金上京。既表现在京城本身的建筑规划，也表现在上京对外的交通，还表现在会宁牧的设置。前者，考古工作者已有论述，大多认为金上京城，既可见到受辽上京城的影响和中原古代都城的影响，也可见到女真人自己的某些特点。对外交通，特别注意与辽地及宋地的联系。早在金上京城初建之时，太宗天会二年正月就“自京师至南京，每五十里置驿”。闰三月，又“命置驿上京、春、泰之间”（注：《金史》卷3《太宗纪》。）。这既是为了加强对新开拓疆土的控制，也是为吸取辽、宋文化的需要。会宁牧的设置，始见于熙宗颁行新官制，“以京师为上京，府曰会宁，旧上京为北京”的次月初一，即天眷元年九月甲申朔（注：《金史》卷4《熙宗纪》。）。首任会宁牧者为邓王奭，辽阳渤海人高桢为同签会宁牧。邓王奭是太祖孙，宗杰长子。唐宋京师或陪都的地方最高长官以亲王充任者为牧。金初称上京会宁府的长官为牧，乃承袭唐宋之制。
七、海陵与金上京
据《金史·海陵纪》，从海陵诏迁都燕京至削上京之号，前后相隔长达7年之久。这期间可分4段：第一是准备阶段。天德三年三月，诏广燕城，建宫室。四月，诏迁都燕京。继而罢皇统间苑中所养禽兽，命尚书左丞张浩、燕京留守刘筈、大名尹卢彦伦监护广燕京城营建宫室。第二是迁都阶段。始于天德四年二月。海陵从上京起程，经泰州、临潢，九月次中京。直至次年即贞元元年二月，又从中京如燕。三月，至燕京，以迁都诏中外。第三是迁帝陵阶段。贞元三年三月，命以大房山云峰寺为山陵。十一月，迁葬太祖、太宗山陵礼成。次年即正隆元年十月，又迁葬始祖以下十帝于大房山。最后则是削上京之号，止称会宁，称国中者以违制论。正隆二年，先于二月改定亲王以下封爵等第，继于八月罢上京留守司。终于在十月，命会宁府毁旧宫殿、诸大族第宅及储庆寺，仍夷其址而耕种之。
与此同时，又把上京路的某些猛安和大族，迁往中都、山东等地。《金史·兵志》：“贞元迁都，遂徙上京路太祖、（太宗）、辽王宗干、秦王宗翰之猛安，并为合扎猛安，及右谏议乌里补猛安，太师勖、宗正、宗敏之族，处之中都。斡论、和尚、胡剌三国公，太保昂、詹事乌里野、辅国勃鲁骨、定远许烈、故杲国公（？）勃迭八猛安处之山东。阿鲁之族处之北京。按达族属处之河间。”据《纳合椿年传》与《勖传》，这些猛安和大族是在贞元初年到正隆元年陆续迁往华北地区的。
海陵从上京迁都燕京，并把某些宗室猛安和大族迁往华北，固然使上京的发展失去了往昔的优势。但从当时整个金国的发展态势来看，无论从经济、政治、文化和军事各方面来分析，迁都一举，都是正确抉择。世宗对此并无指斥。他即位后数海陵过恶数十事，与上京有关者，也只有“毁上京宫室”一事（注：《金史》卷5《海陵纪》。）。《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摘录较详，也只云“会宁系太祖兴王之所，所建宫殿无故拆毁”（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93。）。海陵对上京到底进行了哪些毁坏，《金史·地理志》上京路条小注谓：“尽毁宫殿、宗庙、诸大族邸第。”用一“尽”字，未免夸大其词。该注有明确记载毁于正隆二年的也仅见有太庙与原庙，《金史·礼志》也可为证。原庙即春亭，安太祖、太宗、徽宗及诸后御容。后名天元殿，又名庆元宫。《礼志六》谓：“世宗大定二年十二月，诏以会宁府国家兴王之地，宜就庆元宫址建正殿九间，仍其旧号，以时荐享。”又谓：“五年，会宁府太祖庙成。”
所谓毁诸大族第宅，也并非所有大族第宅。当是为海陵所杀或所迁中都、山东等地的某些大族第宅。日人三上次男对前引《兵志》一段记载曾做过一番考证。认为此时从上京迁出的猛安大族，都是有实力的猛安和大族（注：三上次男：《金代女真研究》第二编第四章第二节。）。如做进一步的考察，此时从上京迁出的猛安或大族，也非所有的族属皆随猛安迁出上京。如斡论国公猛安处之山东。斡论，是指景祖孙晏无疑。据《金史·晏传》载，海陵迁都，命晏留守上京，贞元初进封齐王。“在上京凡五年。正隆二年例削王爵，改西京留守。未几，为临潢尹，遂致仕，还居会宁。”世宗即位，晏率宗室数人入见，即拜左丞相。未几，兼都元帅。大定二年，进拜太尉。复致仕，还乡里。是岁薨。1988年5月，黑龙江省考古工作者，在阿城市巨源乡城子村，发现了他的墓地（注：景爱：《金上京》，三联书店1991年。）。斡论可谓宗室大族，他并未随其猛安迁往山东。正隆二年他虽改为西京留守，其在上京会宁的第宅也未遭毁坏，故而在海陵时致仕后仍还居会宁。
至于储庆寺被毁，并非因它是寺院，乃由于它是熙宗太子济安遗像安置之所。其它寺院未见涉及。
八、白城名称的推测
金上京遗址俗称白城，有关白城一名，目前可以肯定的只有两个事实。一是金宋元明文献，都见不到这个名称，及至晚清始见于《吉林外记》。二是这一名称来自于当地民间，学者对其解读各不相同。这两个事实，只能说明一个问题，白城一名来自当地的俗称，其源远久远。这样的事例，并非罕见。如，元太祖帖木真号成吉思汗，名声震响中外。从其告天即位称成吉思汗至今，才790多年。因“成吉思”这一词，除专称帖木真外不再用于他称，人们对其真正含义逐渐模糊不清。学者对这一词的释义，便众说纷纭。再如据《鄂伦春族情况》报告，在扎敏努图克276位鄂伦春人中，有205人讲不清个人名字的真实含义。在伊嘎布85位鄂伦春人中，也有34人如此。这些名字，不仅在鄂伦春人现实的词语中找不到解释，就是在外来语中也找不到解释（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办公室编：《鄂伦春族情况——鄂伦春族调查材料之一》，1957年。）。又如，汉族有众多的姓氏，都是世代传承源远流长。人们又是极为重视，或曰“生不改名，死不改姓”。但若问他为何姓张或姓刘，其祖先在那个年代以此为姓，其姓氏本身的含义又是什么，很少有人能做出满意的回答。
以上事实和所举事例，只能说明“白城”这一俗称，来源久远。至于当地为何对金上京以白城相称，现有的回答都是一种推测，只是推测的视角不同。在这些推测中，以完颜为白号首姓一说，较近情理，惟其解释不足不易为人们认可。如曹廷杰说：“金之色白，完颜色尚白，况所居按出虎水之上，于是国号金。盖因建国之初尚白，故呼此城为白城。”（注：《东三省舆地图说》会宁考。）这一解释，尝引起诸多非议。由于他不了解完颜部何以尚白，其解释引起非议也不足为奇。其实何止曹氏不解完颜何以尚白。《金史·百官志》称“白号之姓”与“黑号之姓”；元姚遂《牧庵集布色君神道碑》则称“白书”与“黑书”。前者称完颜、徒单、乌古论等属白号之姓，蒲察等属黑号之姓；后者称完颜与徒单等皆白书，乌古论与蒲察等皆属黑书。这都表明早在金末和元初，人们早已不解完颜色尚白的真实含义了。但这并未影响人们对完颜色尚白或完颜为白号之姓首姓的肯定。我曾对这一问题作过专题考证，指出这是女真氏族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两大集团四大支系的反映。白号与黑号之称，来源于原始婚姻的两合组织（注：王可宾：《女真国俗》第三章，吉林大学出版社1988年。）。尽管女真建国以后，早已不了解这一真实含义了。但认为完颜为白号之姓的首姓和完颜色尚白的认识，却一直流传下来。金亡之后，已不再称金上京为上京了，当地土人便以白号之姓完颜部曾建都于此，简而俗称白城。因是当地土人俗称，亦不可能见于记载。斗转星移，到了明末清初，人们已不知金上京所在，误认今宁安县渤海的上京为金上京，当地的土人也是只知此地有一座废弃的白城，而不知其所以为白城，也是势所必然。我的这一见解，当然也只是一种推测。意在此说也有一定道理，不该因曹氏论述不足而轻易否定，仅此而已。
由几段札记组成的这篇文字，所以名为新证，当然是指在视角和史料辨析以及论断有某些新意。但同时，也包含另外两层含义：（一）它只是在诸家论著基础上，做了进一步新的探讨；（二）在进一步探讨过程中，难免会出现这样那样一些新的失误。望读者、友人、方家不吝赐教。
标签：中国古代史论文; 三朝北盟会编论文;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论文; 历史论文; 清朝论文; 宋朝论文; 金史论文; 会宁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