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党的建设论文,中国论文,化与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有两个维度：一是时间的维度；二是空间的维度。随着时空的变化，事物的存在和运动方式也将发生变化。在一定范围内，人们可以对时空作出选择，但是，一旦越出了一定范围，人们就无法决定自己生存的时空，相反，必须依据时空的规定性来安排自己的生存与发展。列宁的时代概念就是如此。由于时代是对人类整体状态的把握，因而，对于部分来说，时代就不仅是一个时间概念，它同时也必然是一个空间概念。
众所周知，在新的千年到来之际，人类的经济生活迈入全球化时代。借助信息与网络技术而展开的全球化进程必然以经济全球化为基础向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蔓延，从而深刻地改变人、组织和社会的生存和交往的空间形式。因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不仅意味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发展历史时期，而且意味着人类社会的生存和交往的空间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英国学者戴维·赫尔德等人在他们有很大影响的《全球大变革》一书中指出：“全球化反映了一种广泛的认识：在经济力量和技术力量的推动下，世界正在被塑造成一个共同分享的社会空间；在全球一个地区的发展能够对另一个地方的个人或社群的生活机会产生深远影响。”
全球化时代出现所带来的人类生存和交往的空间变化是前所未有的。德国前总理施密特指出：“在二十世纪的进程中，世界五大洲之间、近两百个国家之间的交融和交往发生了巨大的量的飞跃，同时也发生了重大的质的飞跃。总的说来，2000年的世界与1900年的世界的差别，要比1900年的世界与1800年的世界的差别大得多：现代交通技术（不仅包括飞机，也包括集装箱运输船和大型油轮）、现代通讯技术、现代贸易技术以及现代金融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因而，在全球化时代，历史发展的许多重要意义都蕴存到空间关系的变化上。因为，对于人类社会发展来说，这种空间关系的变化，直接意味着旧的结构、旧的秩序以及旧的交往方式，将被新的结构、新的秩序以及新的交往方式所代替。历史发展的重要意义就在于这种新旧更替之中。
目前的全球化虽然主要在经济领域展开，但其所蕴存着导致组织、结构和制度的深刻变化强大力量，足以表明它所可能带来的政治后果将是巨大。对于政治来说，空间的变化以及由此所带来的结构、秩序和交往方式的变化，将直接影响国家的存在方式与治理方式。因为，以主权、领土与人民为基本要素的现代国家，本身就是一个空间体。显然，全球化所带来的新的空间结构，将直接挑战基于工业化时代发展所形成的现代国家这个空间体。所以，有人认为：全球化有力地揭示了国家政治的限度。
虽然没有任何迹象或事实表明，全球化将使国家失去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但是全球化所提出的挑战，要求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思考一个基本问题：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应如何存在和发展。这其中不仅涉及国家的发展战略，而其涉及国家的治理方略与制度架构。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讲，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必将在世界各国，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引发新一轮的国家建设，以构建各国在全球化时代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价值体系、制度体系和组织体系。在现代政治架构下，这种挑战必然要落实在执政党身上，因为，国家是政党执政的基本政治空间，而国家的建设和发展是政党执政的最基本的使命和任务。
二
国家的建设和发展，是现代化发展的一个核心问题。在后发的现代化发展国家，这个问题解决得好坏，直接关系到现代化发展能否取得最后的成功。近代以来，这个主题贯穿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整个过程。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建设和发展问题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上得到了很大发展，但是，从社会主义社会和现代化发展的全面要求来看，尚未全面达到预期的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多年发展，大大推进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更为重要的是使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发展从政策平台上升到制度平台。这种提升与改革开放所形成的两大制度成果分不开：一项制度成果是我们成功迈向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取得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高速成长；另一项制度性成果是我们在开放中，全面走向世界，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一员，主动接受和适应世界贸易组织的各项制度性规则，并由此进一步推进国内相关领域的深刻变革和发展。改革开放的制度平台正是由这两大制度性成果奠定的。对于改革开放来说，这个制度平台的形成，一方面意味着中国改革开放将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发展进程；另一方面意味着中国改革开放将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发展进程；另一方面意味着中国改革开放将面临更为全面深刻的国家建设和发展。显然，在全球化引发全球大变革的时代背景下，这种国家建设和发展，不仅要适应中国发展的内在要求，而且要适应全球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讲，这种国家建设和发展，既是一种历史的继续，但更多的是一种新的探索和实践。
国家的出现，是社会发展的内在需要，其基本任务之一就是维系社会的存在，促进社会发展。因而，国家建设的基本任务就是在一定目标下，通过公共权力构建和发展能保证国家与社会协调发展的价值体系、制度体系和组织体系。社会是不断进步和发展的，每一次大的社会变革，都必然会冲击既有的价值体系、制度体系和组织体系。所以，时代的更替、大的社会变革，都必然带来的国家建设和发展的新的任务。国家如果不能在新的时代到来之际，或者在社会大变革之后，及时调整和完善价值体系、制度体系和组织体系，那么其建设和发展的滞后性，就可能成为整个社会发展的障碍，从而导致国家与社会的全面冲突与危机。
近代以来，中国的国家建设和发展的努力经历过三大时期：第一个时期出现在辛亥革命结束中国二千多年封建统治，开创民主共和之后，孙中山先生的《建国方略》为这个时期的国家建设提供的系统的方案，但由于历史与政治的原因，这个时期的国家建设没有取得最后的成功。第二个时期出现在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巨大胜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强大动力。但由于没有解决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新中国的国家建设和发展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挫折，“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使国家建设和发展几乎停滞了下来。第三次出现在改革开放之后。改革开放是一场革命。这场革命所推动的现代化发展以及所形成的制度性成果为新时期的国家建设和发展提供了新的基础和新的动力。经过一个多世纪的艰难跋涉和努力，中国的国家建设和发展终于走到今天的水平，不仅有良好的基础，而且有良好的机遇。对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全局来说，尤其是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来说，国家建设和发展能否在新世纪取得最终的成功具有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力量，也是国家建设和发展的领导核心力量。在新的世纪，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三大历史任务是：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历史任务所聚焦的历史目标是共同的，即祖国的富强、人民的富裕和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要在这样的历史目标下完成这三大历史任务，就必须在新的世纪全面推进国家建设和发展，在市场化、全球化、信息化和现代化的基础上，探索和构建能够保证中国社会长期持续稳定发展的价值体系、制度体系和组织体制，从而使中国社会和国家能够借助现代化的不断发展而日益走向成熟。成熟的社会和国家是现代化的基本标志。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这项任务十分艰巨，同时也十分富有挑战性，但中国共产党别无选择。因而，在未来的中国社会发展中，作为执政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只有在不断推进国家建设和发展中，才能真正巩固和发展自身的执政基础，提高自身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
三
中国是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面临着现代化发展的重大历史使命。理论和实践都表明，中国的发展不能离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中国社会最核心的领导力量，党的领导直接决定着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成败。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发展的深入，党面临的任务将更加繁重和艰巨，这其中包括新时期的国家建设和发展。然而，中国这二十多年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发展和变化，使党的领导和执政所基于的传统的组织结构、社会基础和领导体制都在不同层面上遇到新的挑战。这个客观现实使中国共产党不得不面临这样的发展处境：既要承担有效领导和推进中国现代化发展和国家建设的重要历史任务，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又要同时面临现实的各一个发展和变化所提出的新问题和新挑战。面对这样的发展处境，中国共产党的唯一选择就是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力量。
进入二十一世纪，作为领导核心和执政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必须时刻面对全球化的浪潮冲击，解决新时期国家建设中的问题。然而，不论是全球化，还是新时期的国家建设，都不是人为力量决定的，都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潮流。这就决定了党在新时期的执政和领导，不仅要认真面对新的时代和新的任务，而且要把自身的建设和发展与整个时代发展的潮流、与整个国家建设的内在要求紧密地结合起来，既要从党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出发，也要从时代发展和现实要求的基本规定性出发。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共产党今天所面临的时代潮流、社会环境和历史任务，基本上都是过去所没有遇到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党的建设和发展就必须回答一个基本问题：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党以及如何建设党这个基本问题。对于一个具有八十多年历史的老党来说，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如何使中国共产党通过全面的发展重新焕发青春。为此，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以改革的精神建设中国共产党的战略思想。
全球化时代，定位着国家建设和发展的新取向，同时，也定位着作为国家建设领导核心的党的领导和执政的新取向。所以，我们今天提出以改革的精神建设党，不仅仅是出于党所面临的挑战严峻性，而且更出于时代和现实要求的客观性。这种改革精神所包含的不仅仅是改革的勇气，而且更重要的是指导改革的新的认识、新的思想和新的理念，而这一切都来自对变化了的时代、世界、中国和现实中的人民的重新审视和深刻认识。为此，江泽民提出我们“一定要看到《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多年来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发生的重大变化，一定要看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生的重大变化，一定要看到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工作、生活条件和社会环境发生的重大变化，一定要充分估计这些变化对我们党执政提出的严峻挑战和崭新课题。”
要在变化了的时代、世界和中国社会中，使党获得新的生机活力，重新焕发青春，就必须以改革的精神，对党的建设和发展进行整体的规划和安排，使新时期的党建设和发展有新的目标、新的战略和新的措施。在这其中，党的建设和发展必须认真解决四大基本问题：
首先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党的先进性是历史的和具体的。从政治学角度讲，在现实条件下，党的先进性的保持可通过两个基本途径来实现：一是党执政的有效性。具体来说，就是通过代表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全面推进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二是执政为民。执政为民是党领导和执政的本质要求。要使这种本质要求转化为保持党的先进性的政治资源，就必须从观念、组织、体制和行动上全面落实执政为民，使党在实现执政有效性的过程中，赢得广泛的执政社会基础。
其次是重构党的领导体制。党的领导体制问题，本质是党、国家和社会的三者关系问题。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使传统的党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党不再是在党、国家和社会“三位一体”的结构下进行领导，而是在党、国家和社会三者各自相对独立的结构下进行领导。新的党、国家与社会结构，要求党的领导体制走出传统的模式，依据党与国家、党与社会关系的新格局，进行积极的制度创新，探索和实践党领导国家和社会的新战略、新体制。只有在战略上和制度上解决党的领导体制问题，党才能拥有立于不败之地的制度基础。
再次，解决党的组织的结构与功能问题。这个问题关系党的战斗力。解决好这个问题，其效应将是事半功倍。结构问题涉及两个方面：一是组织体系；二是党内全面制度化问题。功能问题也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基层组织的功能定位；二是新时期党员的功能定位。结构与功能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两个问题解决不好，党的建设和发展就无法在整体上有大的突破。
最后，构建新时期党建的行动框架。显然，新时期党建所应对的是全新的时代、全新的挑战和全新的任务，所要实现的是党的全面发展，为此，必须从“三个代表”要求出发，从共产党执政的规律、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以及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出发，构建新的党建行动框架，从而对新时期党建形成整体的规划和安排。这个新的行动框架要明确三大问题：一是新时期党建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什么；二是新时期党建行动的价值出发点是什么；三是新时期党建战略选择和制度选择是什么。
在全球化时代，国家与社会的发展虽然能够在全球体系中获得许多的新的机遇，但同时也时刻面临这个不稳定的全球体系所可能带来的风险和挑战。在这个时代背景下，中国的现代化的建设和发展，更需要强大的领导力量的支撑和领导。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党的建设和发展不仅关系党的执政与领导，而且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建设，关系到人民的幸福，关系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所以，新时期党建，不仅要凝聚全党的力量来推动，而且要凝聚全社会的力量来推动。富有生机活力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实现健康稳定发展的首要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