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宫廷和市井之间*——永明文学思潮新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市井论文,思潮论文,宫廷论文,永明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07)05-0013-06
关于永明文学新变，论者多注意到其受吴声西曲的影响，这自然不错。然而，永明文学究竟在哪些方面、多大程度上接受了南朝民歌的影响，往往语焉不详。产生于市井民间的吴声西曲，又何以为整个统治阶层普遍接受和欣赏，并对贵族文学产生深远影响，学界的认识也还不够充分。本文拟以宋齐宫廷中的市井风气为切入点，对以上问题展开讨论。
一、宋齐宫廷的市井情结
清代史学家赵翼在考察南北朝史时，曾提出“宋齐多荒主”的著名论断[1](P143)。这个论断是否合理，学界颇有争论。然而，在赵翼列出的“荒主”名单中，有一共同特点，即多爱好市井工商之事，乃至于列肆宫中，躬行屠酤。史书对此记载颇详。《宋书》卷4《少帝本纪》：“时帝于华林园为列肆，亲自酤卖。又开渎聚土，以象破冈埭，与左右引船唱呼，以为欢乐。”[2](P66)同卷皇太后废少帝令云：“居帝王之位，好皂隶之役，处万乘之尊，悦厮养之事。亲执鞭扑，殴击无辜，以为笑乐。”所谓“皂隶之役”，自然包括酤卖之事，这也是少帝刘昱被废的罪状之一。《南史》卷3《宋本纪下》：
(废帝昱)自加元服，三年，好出入，单将左右，或十里、二十里，或入市里，遇慢骂则悦而受焉(略)。曜灵殿上养驴数十头，所自乘马，养于御床侧。与右卫翼辇营女子私通，每从之游，持数千钱为酒肉之费。出逢婚姻葬送，辄与挽车小儿群聚饮酒，以为欢适。[3](P89)
刘昱好入市里，且喜受市井谩骂，颇为可怪。犹为可怪的是他身为帝王，“凡诸鄙事，过目则能，锻银、裁衣、作帽，莫不精绝”[3](P88-89)。古代小商小贩，往往产销一体。锻银、裁衣、作帽，自是工商之事。刘昱于此，可谓颇有天赋。又，《南史》卷5《齐本纪下》载齐废帝萧宝卷：
又于苑中立店肆，模大市，日游市中，杂所货物，与宫人阉竖共为稗贩。以潘妃为市令，自为市吏录事，将斗者就潘妃罚之。帝小有得失，潘则与杖，乃敕虎贲威仪不得进大荆子，閤内不得进实中荻。虽畏潘氏，而窃与诸姊妹淫通。每游走，潘氏乘小舆，宫人皆露裈，著绿丝屩，帝自戎服骑马从后。又开渠立埭，躬自引船，埭上设店，坐而屠肉。于时百姓歌云：“阅武堂，种杨柳，至尊屠肉，潘妃酤酒。”[3](P155)
与前几位君主相比，东昏侯萧宝卷的商贾癖更为严重。不但经营的店肆规模大，且定制度，立市官，严赏罚。倘有过失，皇帝自身也不免杖罚，只好在刑具上设法以减轻痛苦。可见，不管皇帝还是贵妃，都是以严肃的态度来对待这种游戏行为的。《南史》又载：“帝与法珍等俱诣宝庆，帝躬自汲水，助厨人作膳，为市中杂语以为谐谑。又轻骑戎服往诸刀敕家游宴，有吉凶辄往庆吊。”[3](P1934)不难想见，东昏侯对这种市井小民生活的喜爱，是持久而又强烈的。
历代荒乱之主层出不穷，或暴虐，或豪奢，或淫荡，史籍所载，比比皆是。而宋齐皇室，多有爱好市井生活，以模仿工商行为乐者。这种现象，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是比较特殊的。翻检史籍，南朝以前只有东汉的灵帝和东晋会稽王司马道子有类似行为。而宋齐之际，则蔚为风气，这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是偶然现象，而是有着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深刻背景。
二、官僚队伍的经商风气
汉末纷争与五胡乱华，造成北方黄河流域人口丧亡，生产萎缩，都市衰落，而南方的长江流域受战争破坏较小，经济一直处于较快的发展中。一些位于水陆交通要道上的大城市，如建康、京口、丹阳、山阴、寿春、襄阳等，在六朝时期相继发展为人物荟萃、商旅云集的商业都会。《南史·循吏传》云：“今商旅转繁，游食转众，耕夫日少，杼轴日空。”[3](P1720)《隋书·食货志》云：“历宋齐梁陈，如此以为常。以此人竞商贩，不为田业。”[4](P689 )这些记载都揭示了这个时期耕作之民减少，商人队伍扩大，市民阶层兴起这一普遍现象。然而，自东晋以来，由于国境割裂，商业区域隔绝，商人的活动范围大受限制；再加上官僚军阀、豪门世族资财势力之跋扈，掌握着商业上的重权，真正的民间商人非依托于这种势力之下，便难得自由活动[5](P1093)。《宋书·刘粹传》记载官府敛聚兴利、压迫商人之事说：“远方商人多至蜀土资货，或有值数百万者。谦等限布丝绵各不得过五十斤，马无善恶，限蜀钱二万。府又立治，一断民私鼓铸，而贵卖铁器，商旅吁嗟。”[2](P 1381)可见普通商人无所庇托，会受种种欺压、刁难和剥削。如果能与官僚权贵发生亲密关系，则不但无受压迫的危险，还可得到周密的庇护。《南齐书》卷31《荀伯玉传》载：
世祖在东宫，专断用事，颇不如法。任左右张景真，使领东宫主衣食官谷帛，赏赐什物，皆御所服用(略)。又度丝锦与崐崘舶营货，辄使传令防送过南州津。[6](P573)
这里的崐崘舶，显然与东宫主衣食官有着密切的商业合作关系，否则不可能得到如此周密的保护。事实上，在东晋南朝，富商大贾与权贵官僚的合作，是非常普遍的。《南史·恩幸传》称：“旧制，军人、士人二品清官并无关市之税。”[3](P1940)官僚贵族既不必服徭役，又享有“无关市之税”的特权，关津的盘查，重税的勒索，各方的刁难，都落不到他们头上。于是，官商结合对于合作双方都大有裨益。在商贾，可以逃避课役，毫无阻碍地进行商业活动；在权贵，可以毫不费力得到可观的进项。因此，东晋南朝以来，作为大土地占有者的官僚，大多数都是兼营田园和商业的，是官僚、地主和商人的统一体。如东晋平南将军、江州刺史刘胤“大殖财货，商贩百万”，“是时朝廷空罄百官无禄，惟资江州运漕。而胤商旅继路，以私废公”[7](P2114)；宋尚书右仆射邓琬“贪吝过甚，财货酒食，皆身自量校”，“使婢仆出市道贩卖，酣歌博弈，日夜不休”[2](P2135)；宋大将吴喜赴荆州平乱，事毕不归朝，“托云捍蜀，实由货易交关”[2](P2118)。又《梁书》卷33《王僧孺传》：
郡常有高凉生口及海舶，每岁数至，外国贾人以通货易，旧时州郡以半价就市，又买而即卖，其利数倍，历政以为常。[8](P470)
“历政以为常”说明地方守宰营商，已成惯例，是最平常的事。由于他们普遍在所宦之地营谋货利，去任时往往满载而归，聚敛的钱或货，史书通称为“还货”或“归资”。《晋书·谢安传》云：“乡人有罢中宿县者，还诣安，安问其归资，答曰有蒲葵扇五万。安乃取其中者捉之，京师士庶竞市，增价数倍。”[7](P2076)萧惠开罢翼州刺史时，“还资二千余万”[3](P498)；张兴世拥雍州，“还资见钱三千万”[3](P692)。这些在任期间所得资财，未必完全来自商业，但大部分为商利所入。由于官场归资之普遍，以至一些临时请假回家的官僚也不忘顺便贩运土产杂物。《宋书·孔觊传》载，孔觊之弟“请假东还，觊出渚迎之，辎重十余船，皆是绵绢纸席之属”，孔觊宋世最称清约，当面斥责其弟：“汝辈忝预士流，何至还东作贾客邪？”[2](P2155)其实，在整个东晋南朝，大多数官僚都有贾客行为，像孔觊这样清约的士人，反而极为罕见。
除普通官僚外，南朝皇室宗亲，也汲汲于生财殖货。只是皇室多住京城，营商贩卖，不如地方官僚方便。因此，经营邸舍，变邸舍为屯居积奇、待价而沽的批发贸易场所，便成为他们最重要的生财之道。《宋书·蔡廓传》云：“会土全实，民物殷阜，王公妃主，邸舍相望，桡乱在所，大为民患，子息滋长，督责无穷。”[2](P1583)《南史·沈怀文传》云：“子尚等诸皇子皆置邸舍，逐什一之利，为患遍天下。”[3](P890)《南史·梁宗室传上》云：“宏都下有数十邸，出悬钱立券，每以田宅邸店悬上文券，期讫便驱券主，夺其宅。都下东土百姓，失业非一。”[3](P1278)这些记载，足见皇室经营邸舍、追逐商利风气之盛。
自秦汉以来，官僚贵族利用政治权力和经济优势营商殖货，历代都有。但在统一且强有力的政权之下，这种现象毕竟是个别的，民间商业始终占市场主导地位。东晋南朝以来，世家大族在经济、政治上的绝对特权，对皇权形成强烈冲击；海宇分崩、区域隔绝的时代，大大缩小了商人的自由活动空间；频繁的改朝换代无法保障正常的经济秩序。因此，综观这一历史时期，民营商业虽有所发展，但实际上依附于封建官僚势力，伴随着官僚商业资本的膨胀而畸形发展，缺少独立空间，因而没有出现汉代卓王孙、程郑、班壹那样富有势力，以至“大者倾都，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的民间商人[9](P3282)。只有享有特权的豪门贵族和官僚士大夫，才便于经商，博取巨利。因此，整个东晋南朝，官僚经商远比前代普遍，成为这一历史时期经济生活中的突出现象。上自朝廷卿相、高官显要，下至郡守县令、军士属吏，很少有不染手商利，也很少有不熟悉商贾生活的。余风所及，乃至宫廷里也列肆行贾，皇帝也要以此为娱乐消遣了。
三、统治阶层的家世出身与文化修养
要理解南朝宫廷的市井风气，不能不考察统治阶层的家世出身。随着门阀政治的瓦解，南朝寒人开始兴起，并逐渐成为当时政治生活中引人注目的现象。这些入仕的寒人，成分复杂，其中包括大量间里细民或市井工商。《梁书》卷53《良吏·沈瑀传》载：“起为振武将军、余姚令(略)。瑀初至，富吏皆鲜衣美服，以自彰别。瑀怒曰：‘汝等下县吏，何自拟贵人耶！’悉使著芒屩粗布，侍立终日。足有蹉跌，辄加榜棰。瑀微时，尝自至此鬻瓦器，为富人所辱，故因以报焉。”可见，沈瑀微时，只是一个行商小贩，为富人所辱而无可奈何，直到守宰一方，才出了一口恶气。更有名的是王敬则，屠贾出身，而官至司空、太尉。史载他居高位后，“出行，从市过，见屠肉
，叹曰：‘吴兴昔无此，是我少时在此所作也’”[6](P482)，对自己的微鄙出身，毫不忌讳。这显然是和南朝世家大族衰落、寒人阶层兴起的大趋势分不开的。
南朝的市井寒人不但出任朝廷和地方各级官吏，还活跃在皇帝身边，成为左右亲近，执掌机要，权倾一时。史籍中专辟“恩幸”或“幸臣”类，为他们立传。仅《南史·恩幸传》载，即有戴法兴、徐爰、阮佃夫等16人，其中多有经历商贩者，如戴法兴“家贫，父硕子以贩纻为业”，“少卖葛山阴市，后为尚书仓部令史”[3](P1914)；周石珍“建康之厮隶也，世以贩绢为业”[3](P1935)；陆验“少而贫苦，落魄无行，邑人郁吉卿者甚富，验倾身事之。吉卿贷以钱米，验借以商贩，遂致千金”[3](P1936)。这些入仕的市井细民，“人寒则希望切，而宣力勤，便于驱策”[1](P106)，得到最高统治者的赏识和信赖，从而极大地影响了南朝的政治格局。更重要的是，这些寒人带着自己的人生经历、行为方式、生活习惯走进官府，走进朝廷，生活在皇帝和王公贵族的身边，必然以自己习染多年的村野气、市井气渗透、影响、改变着统治阶层的风习。刘宋皇室出身本自微贱，皇族中儒雅者绝少，而人才凡鄙，顽劣不学者，比比皆是。萧齐皇室也是寒门，文化修养虽有提高，但读书问学还没有形成普遍风气，皇室子弟轻学问，重吏治，矜勇力的依然很多①。这种家世与文化背景，使市井习气对宫廷的渗透和影响显得尤其自然、普遍和深入。
文化修养的高下，直接影响到人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审美倾向和兴趣爱好。与前代相比，所谓宋齐昏主，留给后人印象最深的，不是荒淫、残暴、豪奢等统治阶级的通病，而是他们身上强烈的村野气、市井气和种种粗俗、卑下、委琐的生活情趣。《宋书》卷76《王玄谟传》载：“孝武狎侮群臣，各有比类，多须者谓之羊。颜师伯齿缺，号之曰齴。刘秀之俭吝，号之曰老悭。黄门侍郎宗灵秀体肥，拜起不便，每至集会，多所赐与，欲其瞻谢倾踣，以为欢笑。”前废帝刘子业也有类似嗜好，“休仁及太宗、山阳王休祐形体并肥壮，帝乃以竹笼盛而称之”，“尝以木槽盛饭，内诸杂食，搅令和合，掘地为坑井，实之以泥水，裸太宗内坑中，和槽食置前，令太宗以口就槽中食，用之为欢笑”[2](P1872)。齐东昏侯“在宫尝夜捕鼠达旦，以为笑乐”；临丧，“每当哭，辄云喉痛。太中大夫羊阐入临，无发，号恸俯仰，帻遂脱地，帝辍哭大笑”[3](P151)。
平心而论，这些所谓的荒主，并没有耸人听闻或令人发指的劣迹，只是不遵守帝王的礼仪规范，言行举止俗不可耐，情趣格调卑下可笑而已。这种情趣，既与占据社会最高层的皇室的高贵、威严不协调，又与诗礼传家的士大夫的高雅脱俗、文质彬彬形成强烈反差。卑微的出身，使皇室家族缺少起码的礼教传统，对礼乐文化缺乏基本的理解。大量市井寒人进入官僚队伍，甚至出入宫廷，活跃在皇帝身边，更时时以自己的生活方式、行为习惯引发或强化皇族的历史记忆。那种没有繁文缛节的村野和市井生活，显然更自由，更新鲜，更富有刺激，所以郁林王会发出“今日见作天王，便是大罪，左右主帅，动见拘执，不如作市边屠酤富儿百倍矣”的感叹[6](P73)。而即位之后至高无上的权威，又使他们失去了任何约束和顾忌。他们兴致勃勃而又肆无忌惮地在宫庭里立市开店，沽酒卖肉，甚至游戏市里，深入真正的民间生活。宫廷和市井以及贵族和平民消除了重重对立与隔阂，在特殊环境、特殊背景下，以这种奇怪的方式接近并融合起来了。只是这种融合违反了封建宗法等级制度，违反了封建专制主义集权精神。因而，这些皇帝很快被废了，这些皇朝也都国阼短促，空给后人留下无限兴亡感慨。
四、吴声西曲的接受和传播
如果说，宋、齐宫廷与市井的接近和融合，在政治上只是结出怪胎，那么，在文化上，则绽开了美丽的花朵。这就是南朝乐府民歌在整个统治阶级，上自皇帝宗室，下至郡守县令的普遍接受和传播。
南朝乐府民歌，以清商曲中的吴声、西曲为主。开始只是徒歌，后被乐官收入乐府，被以管弦，因此，带有文人加工的痕迹，但这并不改变其民歌的基本特质。歌词中大部分是热情洋溢的情歌，也有一些反映商旅生活、抒发往返于长江流域各大商埠之间的商贾离情别绪的内容。这些作品产生于民间，是市井的声音，是平民的歌唱，是商业经济繁荣之下世俗文化的产物。
这样的市井歌声，本来与贵族是疏远、陌生的，与宫廷更是横亘着天上人间般的距离。然而，在东晋南朝，吴歌、西曲却得到统治阶层的普遍赏爱，甚至取得宫廷雅乐的地位。一般都认为，这是魏晋以来老庄思想盛行，士大夫蔑弃礼法、追求声色享受的结果。这种解释固然不错，却略嫌隔靴搔痒。前文的分析已充分表明，南朝统治阶级的组成结构有了较大改变。皇室出身微贱，官僚中也有大量寒士，他们中许多人有村野或市井生活经历，对于来自民间的歌谣，容易产生亲切感、认同感。他们所具备的文化修养，决定了他们更为欣赏通俗、浅易的闾巷歌谣，而不是典奥雅正的贵族艺术。官僚队伍普遍经商的风气，又使大量市井工商之民活跃在统治阶级周围，使他们进一步了解民间，熟悉市井，从而更易于接受、喜爱市井风气与文化。《旧唐书》卷29《音乐志二》云：“《督护》，晋宋间曲也”，“今歌是宋孝武帝所制。”[10](P1065)《乐府诗集》卷48引《古今乐录》云：“《估客乐》者，齐武帝之所制也。帝布衣时，尝游樊、邓。登阼以后，追忆往事而作歌。”[11](P699)同卷又引《古今乐录》云：“《襄阳乐》者，宋随王诞之所作也。诞始为襄阳郡，元嘉二十六年仍为雍州刺史，夜闻诸女歌谣，因而作之。”[11](P699)载籍所述本事，虽与歌辞内容未必吻合，然而皇帝、宗室、权臣因有贫民市井生活经历，或镇守荆、扬等商旅发达、民歌滋盛之地，从而能接触、了解、欣赏并创作充满市井气息的歌曲，则应大致可信。上引《督护》、《估客乐》等曲词，虽为帝王将相手笔，而其格调、情思和口吻，则全如市井细民，绝无钟鼓馔玉的富贵气息。这表明，他们对市井细民的生活、思想和情感是非常熟悉的。
东晋时期，以吴声为主的俗乐已得到不少士人的喜爱。孙绰、王珉、王献之等先后创作了《碧玉歌》、《桃叶歌》、《团扇歌》等曲词。然而，此时的吴声，并没有为统治阶层普遍接受。《晋书》卷84《王恭传》载，尚书令谢石在东府宴会上醉歌吴声，遭致王恭疾言厉色的斥责。到了刘宋时代，情形已截然不同。由于皇室出身寒微，其生活经历、文化修养和审美旨趣都会促使他们更为倾心于市井曲调，并挟帝王之尊，公开倡导吴声、西曲。喜爱列肆沽卖的宋少帝，曾亲自仿作《前溪歌》若干首。而创作《督护》歌的孝武帝刘骏的影响尤为巨大。据《宋书》卷19《乐志一》载，这些原本流行于民间的市井小调，在他即位时已进入宫廷，合之钟石，获得雅乐的地位。帝王公卿宴席中演唱此类歌谣，也就习以为常了。《南齐书》卷26云：“仲雄善弹琴，当时新绝。江左有蔡邕焦尾琴，在主衣库，上敕五日一给仲雄。仲雄于御前鼓琴作《懊侬曲》，歌曰：‘常叹负情侬，郎今果行许。’”[6](P485)同书卷23载：“上曲宴群臣数人，各使效伎艺，褚渊弹琵琶，王僧虔弹琴，沈文季歌《子夜》，张敬儿舞，王敬则拍张。”[6](P435)仲雄即曾经卖肉吴市的王敬则之子，典型的市井寒人。沈文季虽吴兴豪强，然在宋齐之际，被目为兵家之子，在老派士族眼中，仍属寒门。可以推断，在吴声西曲向上层社会传播的过程中，这些市井寒人曾起到重要的媒介作用。
《南齐书》卷46《萧惠基传》云：“自宋大明以来，声伎所尚，多郑卫淫声，雅乐正声，鲜有好者。”虽对俗乐的兴起深表不满，却揭示了刘宋之际在吴声西曲由民间向上层社会渗透、传播过程中的重要性。而刘宋朝之所以能成为这个过程中的关键一环，则又有其历史必然性。这个时期正是官僚经商开始大盛的时期，又是寒人大量兴起、市井细民活跃在官僚队伍和皇帝身边的时期。这两个因素，与刘宋皇室低劣的文化修养、充满市井气息的生活情趣等背景相结合，使得原本不登大雅之堂的里巷歌谣，以星火燎原之势，迅速蔓延到整个上层社会，为整个士大夫阶层普遍接受、欣赏。这样，贵族和平民，宫廷和市井，跨越了万千距离，消除了种种隔阂，实现了两种文化的亲切融合。
五、雅俗合流与永明新体诗
雅与俗在文学上虽然是相对变动的概念，但还是有一定的区分尺度。大致来说，在思想内容上，雅文学多有益于政治教化，表现士大夫的理想和情趣；在艺术上，讲究温柔敦厚，端庄蕴藉，注重形式和技巧的精美。而俗文学多率真自然，质朴平易，主要反映下层百姓的生活和情感，较少受礼教和传统的束缚，因此，往往成为推动文学新变的重要契机。
汉末建安时期开始活跃的五言诗，一方面受乐府民歌影响，质朴清新，另一方面，追求语言华美、形式精巧的倾向也逐渐滋长。这在曹植、王粲等文人的创作中尤为显著。正始诗歌，以阮籍、嵇康为代表，或发忧生之嗟，或写玄学旨趣，艺术风格或遥深，或清峻，已是纯粹的文人雅作。西晋作家，以陆机、潘岳等为代表，“结藻清英，流韵绮靡”[12](P273)，进一步体现了雅化的趋势。即使是风行一时的拟乐府，也多摹写古题古事，绝少“感于哀乐，缘事而发”，风格典雅古奥，其实质还是纯粹的文人诗。东晋的玄言诗，以玄虚为高远，淡泊为脱俗，表现了门阀士族的生活理想和审美旨趣，与平民文化更是格格不入。综观魏晋三百年的历史，诗歌的日益雅化、文人化，是这个时期文学发展的主要趋势。这种趋势，一直到东晋以后，随着吴声、西曲为统治阶层的普遍接受和传播，才开始出现变化。变化的一个重要表现，是五言四句小诗的兴起。
现存最早的五言四句诗为秦始皇时民歌：“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脯。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拄。”[11](P555)到汉乐府和民间歌谣中，这种诗体逐渐增多。歌谣如《长安为尹赏歌》、《汉末洛中炎谣》等，乐府如《枯鱼过河泣》、《上留田行》等，都以反映社会矛盾之深刻而著称。文人创作，则到三国时才开始出现，如曹植《苦热行》、左延年《从军行》等，但只是偶尔为之。两晋时期，这种体制虽逐渐增多，但还没有成为引人注目的创作现象。南朝乐府民歌的兴盛，标志着五言四句体的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并在题材、风格、表现手法上对文人五言诗产生了深远影响。南朝民歌体制特点是多五言四句。在现存的四百多首作品中，除小部分四言、七言和杂言外，百分之七十五以上都是五言四句体。这种短小易诵的体制，配上当时绮靡艳丽的新声，很容易为文化修养不高的皇室和寒人官僚所接受，进而流布于整个统治阶层。刘宋以来的作家，上自帝王卿相，下至底层文人，几乎没有不创作这种诗体的。齐永明年间，文坛上煽起新变之风，出现了永明新体诗。与古诗相比，新体诗除了讲求对偶和声律外，还有一个重要特征是篇幅趋短。在永明体的代表作家“竟陵八友”的五言诗中，篇幅繁富之作与前代比明显减少，而五言四句体则占到百分之二十七，是五言八句诗之外最重要的体制。数量上的趋多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这种体制到了永明诗人手中，艺术水平也在不断精进提高。谢朓的《玉阶怨》、《王孙游》，王融的《思公子》、《江皋曲》，范云的《别诗》、《自君之出矣》等，短小精致，音律和谐，辞藻秀美，情韵悠长，是新体诗的优秀成果。所谓的齐梁绝，主要即指这一类既有民歌风味、又受声律说影响的作品。作为一种起源于民歌，在民歌中兴盛起来的体制，五言四句诗至此已完全为士族文人所欣赏、喜爱。这正表现了俗文学对雅文学的渗透和影响，是雅俗合流的重要标志。
雅俗合流的又一重要表现，是对自然流畅美的追求。在魏晋诗歌的文人化过程中，辞藻日丽，排偶日富，雕琢日工。刘宋之后，诗歌中又兴起了使事用典的风气，颜延之、王融、任昉等为其代表。用典能形成古雅、蕴藉之美，符合博学多闻的士大夫的欣赏口味。然而，用典过密、雕饰过甚，会造成拘挛补纳，穿凿晦涩。这样的作品，不会真正得到文化修养较低的皇室、寒人官僚的欣赏；而学习乐府民歌，则成为补救文人诗僵化、板滞、晦涩、缺乏生机和活力的良方。与镂彩错金、动辄用事的文人诗相较，吴歌、西曲多率真任情，明转天然，这正是其生命力所在。鲍照是南朝第一个以学习乐府民歌名家的诗人。其作品大量表现征夫、思妇以及像他那样出身卑贱的士人的思想和生活，感情鲜明强烈，语言流畅自然，对当时和后世作家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包括永明新体诗的代表作家谢朓、沈约等。钟嵘指出沈约“宪章鲍明远”[13](P106)，胡应麟指出鲍诗“与玄晖近也”[14](外编.P143)。他们学习鲍照，主要是学习他从乐府民歌中吸取养料，推崇自然流丽的审美理想。谢脁主张“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3](P609)，沈约则说：“文章当从三易：易见事，一也；易识字，二也；易读诵，三也。”[15](P253)都是要求明白流畅的意思。而他们的创作，则充分实践了这一理想。如谢脁《后斋回望》：“望山白云里，望水明田外。夏木转成帏，秋荷渐如盖。”[16](P1449)《咏竹》：“前窗一丛竹，青翠独言奇。南条交北叶，新笋杂故枝。”[16](P1436)沈约《饯谢文学离夜》：“一望沮漳水，宁思江海会。以我径寸心，从君千里外。”[16](P1648)《春咏》：“杨柳乱如丝，绮罗不自持。春草青复绿，客心伤此时。”[16](P1650)这些作品，自然流畅，涤尽一切赘典和雕琢，呈现出与晋宋文学截然不同的面目，充分体现了永明新体诗的又一重要特点。这显然是永明诗人学习南朝乐府的优秀成果，是俗文学对雅文学更深层的影响。
俗文学对雅文学的影响，不但表现在创作上，也引起了理论的探讨。《南齐书》卷52《文学传论》云：“今之文章，作者虽众，总而为论，略有三体。一则启心闲绎，托辞华旷，虽存巧绮，终致迂回。宜登公宴，本非准的。而疏慢阐缓，膏肓之病，典正可采，酷不入情。此体之源，出灵运而成也。次则缉事比类，非对不发，博物可嘉，职成拘制。或全借古语，用申今情，崎岖牵引，直为偶说。唯睹事例，顿失清采。此则傅咸五经，应璩指事，虽不全似，可以类从。次则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雕藻淫艳，倾炫心魂。亦犹五色之有红紫，八音之有郑卫。斯鲍照之遗烈也。”萧子显在这里指出齐代文坛的3种创作倾向，一派学谢灵运，富艳绮巧，典正雅丽，却疏慢阐缓，酷不入情；一派学颜延之、谢庄，“缉事比类，非对不发”，崎岖牵引，板滞晦涩；第三派学鲍照，发唱惊挺，倾炫心魂，富有艺术感染力，却难免“郑声淫”之讥。学谢、学颜的，其实可同视为士族雅文学的代表，学鲍的，则是接受民间俗文学的影响。在萧子显看来，三派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一味从雅，则使文学失去感染力和生命力；一味从俗，则不能满足文化修养深厚的士大夫特有的审美需求。为此，他提出了“不雅不俗”、允中调和的文学观：“言尚易了，文憎过意，吐石含金，滋润婉切。杂以风谣，轻唇利吻，不雅不俗，独中胸怀。”[6](P9080)所谓“言尚易了，文憎过意”即反对过分雕琢、文辞艰涩。“杂以歌谣”即主张吸收民间歌谣的语言特点，而非一味俚俗。《文心雕龙》卷6《通变》云：“斯斟酌乎质文之间，而
括乎雅俗之际，可与言通变矣。”所谓“括乎雅俗之际”也就是“不雅不俗”。在这里，刘勰已明确把俗文学视为促进文学新变的动力。同篇又说：“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所谓新声，即指源自民间的俗文学。只有资于故实，酌于新声，才能“骋无穷之路，通不竭之源”，不断为文学发展注入新的生机。这是南朝文人从文学创作实践中总结出的规律，而非个别人的认识。永明新体诗则是这种规律作用下的自然产物。
从先秦开始，发源于民间的俗文学就为正统儒士轻视、排斥。而南朝文人不但没有摈弃俗文学，反而自觉学习、吸收吴歌、西曲在体制、语言、艺术手法等方面的优长，使雕饰过甚、典正过甚的雅文学摆脱了僵化、板滞的困境，获得新的生机和活力。而这一切之所以能在南朝实现，除了俗文学本身具有的优点外，还与南朝社会的政治格局、经济生活特点分不开。皇室的出身，寒人的入仕，统治阶层普遍的经商风气，都使他们易于接受充满市井情调的吴声西曲。以此为契机，反映下层百姓的生活、思想和情感，清新自然，明白流畅的俗文学，也就有着强大的吸引力和生命力。然而，南朝文化毕竟是士族文化占统治地位，源于民间的俗文学，不可能成为整个社会的共同选择。于是，以俗济雅，雅俗合流，便成了解决这一矛盾的有效方法，宫廷贵族文学与平民市井文学也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交融。永明新体诗，则是这种文化交融的杰出成就。
注释：
①关于南朝皇室的家世出身，可参看《廿二史札记》卷12“江左世族无功臣”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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