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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增长率的本质缺陷
经济增长率，即按照各国本国货币计算出的GNP的年增长率， 通常被作为一国经济业绩的同义语，成为一国经济政策的基本目标。但是，在目前的增长方式下，经济增长率并不具有人们通常所理解的那些含义，在理论分析与实践应用中，它会暴露出这样一些根本性的缺陷：
第一，在国际比较中，经济增长率难以指示各国经济运行的相对业绩。即是说，对拥有不同经济增长率的国家而言，我们无法断言，具有较高经济增长率的国家，一定取得了比增长率较低的国家更大的经济业绩。
在进行国际比较时，通常的做法是将按本国货币表示的GNP 以有关汇率换算为以美元表示的GNP，以使之具有可比性。但在这样做时， 同一时期各国的经济增长率就不仅取决于用本国货币表示的经济增长率，还受此期间各国货币对美元汇率的变动率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货币汇率常常可以有很大变动幅度，足以使以本国货币表示的经济增长率无足轻重。这样，各国经济相对增长的状况主要取决于货币汇率的变化情况，与用本国货币表示的经济增长率关系不大。
当然，按通常的汇率法来进行国际比较不一定合理，也不一定准确可靠。但是，问题不在于目前的比较方法本身是否合理，是否准确，而在于它至少表明了一个事实，即：我们至今还找不到用各国货币计算的增长率的确切联系，从而，仅仅依据这种增长率无法表明各国经济相对业绩的差异。
第二，在一国范围之内，经济增长率也难以成为经济运行业绩的适当度量。经济实践的长期经验已使人们相信，“最高增长并不是最优增长”（注：参见金德尔伯格等：《经济发展》，第67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伴随着增长率的提高，经济结构失衡，效益下降，资源短缺以及经济与社会的不稳定等不受欢迎的结果，往往会与之俱来。这表明：一方面，经济增长率与社会真正需要的经济业绩之间还有相当的距离；另一方面，经济增长率的度量作用也已丧失。增长率的提高一般将不再一定表示经济业绩的增加，增长率的大小不再能指示一国经济业绩的大小。
虽然“最高的经济增长率不一定是最可取的”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但这并未促使人们对增长率的内容及其性质进行深入探讨，反而使人们转而寻求所谓的“最适增长率”，以试图用它来取代最高增长率，作为经济政策的目标。人们似乎认为，经济增长总是存在一个客观的“适度增长率”，它可能不是最高的，但与其它增长率相比却是最优的。只要让经济保持在这一最适增长率上，就会有最令人满意的经济运行状况。如果偏离这一增长率，经济运行就会出现过于缓慢或过于不稳定等问题。因此，确认并找出增长率的这一秘方，似乎是至关重要的。在本文看来，求助于“适度增长率”并不是弥补增长率缺陷的良策。不难看到，“适度增长率”实际上只是一种极不严谨的推理的结果，它过分简单地假定：在增长率可能有的众多取值中，一定存在一个或一类取值代表着最令人满意的经济业绩，这个或这类增长率即为应该追求的“适度增长率”。这种推理无疑忽略了：一定的经济增长率可能具有不同的实质内容，在不同情况下代表完全不同的经济业绩。
第三，经济增长率不仅不能起到人们希望的作用，其变化规律也难以被人们把握。从目前对经济增长率的估算看，所使用的方式不外乎两大类：一是从资源约束状况出发，根据一些瓶颈资源的供应增长率，确定可能的经济增长率；二是依据经济增长率的过去经验，把曾经有过的较令人满意的经济增长率，作为今后可能取得的增长率。从理论上看，这两种方法的缺陷是相当明显的：
就资源约束法而言，它实际上是以存在稳定的“生产函数”为前提，将社会生产视为以相同方式用相同的资源生产相同的产品的过程，认为产出的增长一定来自投入相同比例的增长。而在当代社会，无论是资源、技术还是产品都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资源的投入与产出间已不再存在稳定的联系。这时，仅仅从特定资源的供应状况，既无法知道可能的产出状况也无从确立增长率可能的取值。
就经验判断法而言，它实际上是以“未来总是等于过去”为前提的，因而认为未来的状况应局限于过去的框架之中。但是，当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未来不同于现在，更没有理由等同于过去。这样，从增长率过去的表现来判断其未来可能的取值，基本上只是随心所欲的猜测而已。
二、经济增长率的内容与性质
经济增长率所具有的根本性缺陷，无疑与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大相径庭。但是，增长率与一国的经济成就似乎并非全无关系。在许多场合，我们都会觉得较高的经济增长率的确意味着较可观的业绩。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既不是要彻底抛弃经济增长率这一概念，也不是要坚持让它继续等同于应该追求的经济业绩，置其本质性缺陷于不顾，而是要设法弄清它与真实的经济业绩之间的关系。
“经济业绩”作为一国在实现应有的客观经济目标方面的效果，有如下性质：
第一，经济业绩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有不同的具体内容。
在科技成果涌现速度不同的社会里，社会的生产目标或经济目标会有根本性变化。在科技成果不会迅速涌现时，社会只能用固定的资源以不变的方式生产固定的产品，社会生产目标主要体现为对既定的物质财富的追求。此时，经济业绩则反映为所获取的这些物质财富的数量增加等。但在科技成果迅速涌现的条件下，社会则是以变化的方式利用变化的资源获取不断变化的产品，此时的社会生产目标既不固定，其内容也与物质性无关，在这种状况下，经济业绩也无法用既定物质产品的数量来表现。
第二，就当代社会而言，由于科技成果的涌现已成为常态，经济业绩应体现为知识增长。
在科技成果的涌现还属于意外事件时，生产力水平的提高通常是不可追求的，经济业绩将只与特定物质财富的数量变化相联系，而与生产力水平的变化没有关系。但在科技成果迅速涌现时，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成为可追求的，此时，由于新产品层出不穷，也由于特定产品的生产技术可不断改进，社会的生产目标主要不再是着重于特定物质产品的获取，而是要尽可能拥有最强的生产能力，即尽可能促进新的科技成果或知识的产生和把握。在这种情况下，经济业绩自然应体现为能及时掌握多少新知识，即通过自己的创造和分享别国知识的方式能为自己增加多少新知识。
第三，不同类型的国家的知识增长具有不同性质。对发展中国家说来，经济业绩体现为与发达国家知识差距缩小的速度，或体现为来自发达国家已有知识的传播速度。
发展中国家的本质特征并非通常所认为的生产力水平的绝对低下，而在于存在一个发达得多的外部世界。由于这个发达的外部世界存在大量的发展中国家尚未拥有而又十分需要的知识，加之这些知识的传播远比重新创造方便快捷，发展中国家知识的尽快增长就应体现为发达国家已有知识的尽快传播。
在明确了经济业绩的上述特征之后，我们可以转入对经济增长率的内容与性质的考察，这将使我们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从经济增长率的内容看，在科技成果涌现不迅速的社会里，经济增长率意味着特定技术条件下所获取的特定产品数量的增长率；但在科技成果迅速涌现的社会里，经济增长率除上述内容外，还包括新科技成果对社会总产品的各种影响。
经济增长率的概念产生于以科技成果涌现不迅速为背景的当代经济学，由于事实上假定了技术变化只是偶然的，不会纳入人们的预期之中，社会产品的变化只能是特定技术条件下特定物质产品的数量增减。此时，经济增长率自然只涉及这些物质产品的数量变化情况，不包含科技成果或知识变化的因素。然而，一旦进入科技成果迅速涌现的社会，经济增长率就会受到科技成果变化状况的巨大影响，从而具有了与过去很不相同的内容。比如，新的科技成果可能导致新产品的出现与老产品的淘汰，也可能引起原有产品的价格及数量结构的变化。这些变化最终会反映为经济增长率数值的变化，使之无法仅表示原有特定物质产品的数量变化。
第二，从经济增长率的作用看，经济增长率曾经是经济业绩的很好刻画，现在虽然仍能对经济业绩的状况有所反映，但其间联系已不再是确切的。经济增长率因增长方式不同而有所不同，因而经济增长率现在已不再能一般性地表示经济业绩的状况。
在科技成果涌现不迅速时，经济增长率与经济业绩有相同的内容，均体现为特定物质产品的数量变化。但在科技成果迅速涌现的当代社会里，二者的内容均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原有的稳定联系也已不复存在。一方面，经济业绩的内容已转变为不具有天然度量的知识增长状况，不仅一定的知识增长状况会体现为怎样的经济增长率是不确定的，也很难有其它的一般性的度量标准；另一方面，经济增长率虽然可以包含知识增长的因素，但不仅同样的增长率在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下，可以具有不同的知识增长内容，我们也难以剥离非知识增长的因素，一般性地表明其中知识增长的影响。因此，我们事实上无从知道一定的知识增长究竟会表现为什么增长率，也无从知道不同增长方式下由这种一定的经济增长率代表的知识增长状况。经济增长率本身已难以成为知识增长状况或经济业绩的适当度量。
第三，从经济增长率的预测方式看，在科技成果涌现不迅速时，对经济增长率的预测可以仅从资源约束或经验角度进行；但在科技成果迅速涌现的社会里，还必须包括对知识增长效果的预测。
由于经济增长率所具有的内容不同，在科技成果涌现不迅速时，利用此时固定的投入产出关系，通过对特定资源投入状况的了解，就可以得到对经济增长率的准确预测。但在科技成果迅速涌现的当代社会里，对经济增长率的预测还必须包括对知识增长的状况及对增长率的影响的预测。在这种情况下，“资源约束法”会因其排除了知识增长效果不再有一般的准确性；“经验判断法”则由于既固定了知识增长状况，又固定了知识增长的影响效果，也不再适用于应包含这种效果的经济增长率的预测。
此时，由于知识增长状况难以有充分有效的一般衡量方法，也无法一般性地确定某种知识增长状况会表现为怎样的经济增长率，在科技成果迅速涌现的当代社会里，对经济增长率的准确预测在理论上一般是不可能的。
三、经济增长率测定的新方法
在当代社会，用经济增长率来刻画经济业绩或知识增长状况的真正困难，在于二者之间不具有确切的联系。这不仅使我们不知道一定的经济增长率可能具有什么意义，也使我们难以对经济增长率可能达到的量值作出准确的判断。有幸的是，这种困难仅仅是对一般情况而言的，在发展中国家这一特定条件下，利用发展中国家及其经济发展进程的特殊性质，可望避免上述困难，找到一种测定经济增长率的新方法，使我们既能对经济增长率进行准确的估算，所测定的结果又能成为经济业绩的准确度量。
该方法基本思路如下：
第一步，可以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知识差距的变化状况，来衡量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业绩或知识增长状况， 并进而用二者之间人均GNP的差距及差距变化状况，来代替二者之间知识的差距及差距变化状况。
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的本质特征，要求其知识增长可以并且应该以消除其与发达国家的知识差距为最终目标，这种差距的变化自然也就成了经济业绩的表现。同时，考虑到这两类国家人均GNP的差异巨大， 基本上可以认为这差异是由其间的知识差距引起的，从而可以将其作为知识差距的一种体现。因此，用人均GNP 的差距变化状况来代表发展中国家经济业绩或知识增长状况也就有了一定的理由。
第二步，用人均GNP 的差距变化状况表示发展中国家经济业绩时的误差，可以通过拉长所考察的时期，使之涉及发展中国家最终消除与发达国家全部知识差距的整个过程这种方式加以消除。
不难看到，至少在短期内，用同一货币计算的人均GNP 差距的缩小，与知识差距的缩小之间的联系仍具有相当程度的不确定性，会受汇率无规则波动等因素的影响，使按同一货币计算的人均GNP 差距仍不能表示知识的准确差距。但若使考察时期延展至差距消失的全过程，在这一过程结束之际，随着知识差距不复存在，人均GNP差距也会同时消失， 或变得相对很小。从这一角度看，人均GNP 的初始差距可以成为初始的知识差距的度量，该过程中人均GNP 的平均增长速度也就可以认作知识的平均增长速度。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业绩的指示器，人均GNP的平均增长率不再具有值得一提的误差。
第三步，利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是来自发达国家已有知识传播过程这一性质，可以为估算差距消失所需要的时间提供一种新的途径。
在传统的预测方法中，差距消失所需时间要在确定了有关增长率之后才能得知，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的特点，却使我们能在得知经济增长率之前就加以估算，从而可以反过来帮助估算经济增长率。
既然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增长源于发达国家已有知识的传播，那么知识差距消失的时间就是知识大致由发达国家全部传播到发展中国家的时间；又由于在具有大致完善的知识传播渠道时，知识传播几乎是转瞬而就之事，因此，知识由发达国家成功地传播到发展中国家所需要的时间，或者说二者之间知识差距消失所需要的时间，实际上应归结为建立或完善知识传播有效渠道的时间。这样，只要能确定用多少时间可以建立起使发达国家知识充分流向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传播渠道的系统，不必知道经济增长速度，就可以得知什么时候可以赶上发达国家。
一个足够有效的知识传播体系的建立可能涉及许多方面的因素，比如发展中国家人民的文化素质、社会经济运行的机制、必要的基础设施及与发达国家经济联系的状况等。但极为明显的是，这许多因素均是并行的，即可望同时具备的，也均是可望在有限时间内具备的。因此，只要能确定其中需时最长的因素可能耗费的时间，即可将其作为整个知识传播体系的建立或完善所需时间。至此，从理论上看，可以认为差距消失时间已能加以确定。
最后，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人均GNP现在的初始差距， 与按前述方法所确定的差距消失全过程所需时间相比较，即可得到在此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率平均值的一个估计结果。
用数学关系式可将上述过程概括为：
（1+V）[T]＝DR[T]（1+V[,0]）[T] （1）
其中，V、V[,0]分别表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差距消失全过程中的年人均经济增长率；T表示该过程所需时间；D表示该过程开始时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人均GNP方面的差距， 为后者相对于前者的倍数；R 表示此期间发展中国家货币相对于发达国家货币汇价的年平均变动值。
式（1）表明：经过T年以各自年人均增长率的增长，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初始差距D消失，二者已拥有了相当的人均GNP。
将式（1）进行整理，得：
（2）式即为发展中国在差距消失全过程中的年平均增长率， 只要假定V[,0]、R为某常数，即可从已知的D及所估算的T算出V的估计值。
经济增长率估算的上述方法与传统方法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它具有这样一些特点：
第一，该方法利用发展中国家及其经济发展过程的特殊性质，通过将增长过程视为知识传播渠道的完善而不是产量的增长过程，合理地排除了非知识增长因素，建立了经济增长率与经济业绩之间的一种确定联系。只要D足够大，就能得到经济业绩的一种足够准确的预测。
第二，该方法估算出的经济增长率取决于一国知识传播体系的完善所需时间，而与物质性资源的供应状况无关。这表明增长速度很大程度上是受人为因素控制的，不受通常所认为的经济资源的约束，只要能开通知识传播渠道，增长不再会有其它障碍。
第三，该方法所估算的经济增长率是长期持续和稳定的。其持续性可由它原本是全过程的平均增长率可知；稳定性则是因为它与结构失衡、经济波动等无直接联系，这些因素是由特定知识应用规律的状况引起的，与新知识增长无必然联系。因此，由该方法估算的增长率是有保证的，不必受到目前人们所担心的各种不利后果的影响
四、对我国经济增长率的重新估计及若干启示
这里，我们试用前一部分介绍的方法，对我国可能的经济增长率作一粗略的估算。
从公式（2）可知， 对经济增长率的估算基本上可归结为对差距消失时间T的估算，为此我们首先假定：
（1）D可取为1992年我国与美国之间按美元计算的人均GNP 相差的倍数，即D＝60；
（2）假定美国此后年均人均GNP增长率为3%，即V[,0]＝0.03；
（3）假定人民币与美元之间的汇率稳定在1992年水平上，即R ＝1。
此时，我国未来人均GNP可能的年均增长率为：
现在估算公式（3）中的T。
如前所述，T 实际上可理解为建立一个与当今发达国家效率相当的知识传播体系所需的最短时间。在我们看来，这种传播系统的建立主要涉及四个方面的因素：（1）一国人民的知识水平。 这既包括教育水平，也包括所掌握的各种职业技能知识；（2）社会软设施状况。 这主要指由法律、政策及经济运行机制等所体现的诱导人们合理行为的经济环境；（3）社会硬设施状况。这既指社会基础设施， 也包括社会生产单位的构成等吸纳先进知识的必要手段；（4 ）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知识传播渠道。这包括各种国际经济关系及其它往来联系。
在这几方面因素中，除社会硬设施外，第（1）（2）（4 ）三方面的转变都主要涉及观念、制度等非物质性内容的转变，其转变时间无硬性约束，似乎都不会有很长时间的等待。比如，我们很难有充分理由断言，一代人或20年的时间是完成这种转变不可逾越的界线。因此，至少我们可以希望，如果具有明确的模式，如果我们能倾全力促使这种转变，那么，在20年时间内完成这种转变是有可能的。
有关社会硬设施的充分完善会费时多少，似乎是一个不太明朗的问题，人们可能认为，基础设施、生产单位的装备涉及到资本投入的问题，会受到资本供应的硬约束。但是，这不过是一个错觉。如果我们将资本视为一种生产的结果而不是生产所需的外生资源；那么，充分的资本投入就不再取决于有限或稀缺资源的缓慢积累，而取决于资本设备生产者知识的积累。从这一角度看，如果资本投入可以随生产者知识积累同步得到解决，再考虑到任何一国的资本装备与其1年GNP的比值都不会很大，我们就很难再找到什么理由，来断言社会硬设施会成为阻止在一代人时间内完善知识传播系统的硬约束。
由上可见，只要发展战略得当、目标明确、增长方式合理，将T 估计为20年，是有一定理论上的可能的。当然，为提高其现实性，并留有余地，也不妨将T延长为30或40年。
将T的这些估计值代入公式（4），可得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如下估计值：
当T＝20时，V＝26.4%
当T＝30时，V＝18.2%
当T＝40时，V＝14.1%
这即是说，按照新方法的估算，我国经济增长率是可以达到20%左右的超高速增长的，而且这种增长率既无水分，也不是“过热”，而是反映真实的、无副作用的经济业绩。
上述结果是异乎寻常的，但作为一种可能性的粗略显示，更为异乎寻常的还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些重要的启示：
第一，上述预测表明，沿着合理的增长方式，我国经济是完全可以指望在一两代人的时间内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根本丢掉发展中国家的帽子。以往的经济预测以其错误的依据，掩盖了这种充满光明的前景，不仅将增长率限制在无法保证质量效益的10%左右，更使跨入发达国家之列成为遥遥无期之事。因此，新的预测结果要求我们充分认识传统预测方法及其结果的错误与危害，摆脱其长期形成的无形枷锁，树立发展的新观念，以新的努力使我国在一两代人时间之内成为真正的发达国家。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结果对发展中国家具有普遍意义。
第二，上述预测表明，经济发展主要是一个人为控制的过程，发展业绩会因政策不同、增长方式不同相距甚远。得当的政策和增长方式可能使发展中国家在一两代人时间内转变为发达国家；不合适的政策和增长方式则可能将其推迟到成百上千年之后。因此，作为一个可操纵的过程，一国必须精心制定其发展战略与政策，采用合适的增长方式，而不能掉以轻心。
第三，从上述预测结果的依据看，一国要想在一两代人的时间内转变为发达国家，其发展战略与方式的着眼点应转移到建立发达的知识传播系统，而不应以含义难以明确的增长率或结构转变为目标。作为持续稳定高效发展的根本保障，发展战略与方式的这种根本性转变是极为关键的。它要求人们把发展视为建立知识传播系统的努力，而不是产量增长的过程。因此，以前致力于产量均衡稳定快速增长的政策或者应予抛弃，或者只有用于促进新的目标。
最后，上述预测结果所预示的发展战略的根本转变，要求建立新的指标体系。由于目前的指标体系是围绕产量增长状况的显示而形成的，基本上不能适应刻画传播系统状况的需要，因此，抛弃或改造现有的经济监测指标体系，使之着眼于知识传播系统状况的刻画，已是经济实践的迫切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