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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应付生活、阅读本位的现代语文教育范式
我国现代语文教育范式,创构于20世纪初,确立于60年代前期,其基本理念是:教育目的——“应用”“实用”,即语文是“应付生活”的工具;教育功能——“阅读是吸收,写作是倾吐”;教学范式——以阅读为本位(“阅读是写作的基础”)。它可称做“以应付生活为目的,以阅读为本位的实用吸收型”范式。
语文教育的“实用性”目的,在1904年清政府颁行的教育法规中就已被明确提出。如《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在“中国文字”科目(初小语文)下规定:“其要义在使识日用常见之字,解日用浅近之文理……供谋生应世之要需。”在“中国文学”科目(高小语文)下规定:“其要义在使通四民常用之文理,解四民常用之词句,以备应世达意之用。”从八股教育的“代圣贤立言”,到强调应用、实用,从“为功名”到“为文章”“为生活”,这自是一个进步,有其一定的历史功绩。
此后的语文教育继续了这一实用主义认知:“旧式教育可以养成记诵很广博的‘活书橱’,可以养成学舌很巧妙的‘人型鹦鹉’,可以养成或大或小的官吏以及靠教读为生的‘儒学生员’;可是不能养成善于运用国文这一种工具来应付生活的普通公民。”(注:叶圣陶.叶圣陶教育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92.) “学生为什么要练习作文,对于这个问题,老师必须有正确的认识。练习作文是为了一辈子学习的需要,工作的需要,生活的需要。”(注:叶圣陶.叶圣陶论语文教育[M].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86.) 总而言之,认为语文学习是为了“应付生活”“应用”。
在这里,语言、语文的深厚的文化象征意蕴、本体性功能、对人的认知与表现机能的制导作用和促进人的精神发展、显示人生价值等属性被抽取掉了,惟取其器用(语言是思想的外壳)的性质,将其彻底地实用化、工具化了。在“实用性”目的之下,自然应培养学生的实际语文能力。语文能力一般界定为听、读、说、写四种,又主要限定为阅读与写作这两种。语文界前辈学者早就指出,写作的“根”在阅读,并对读、写关系作了进一步确认:“有些人把阅读和写作看做不甚相干的两回事,而且特别看重写作。总是说学生的写作能力不行,好像语文程度就只看写作程度似的。阅读的基本训练不行,写作能力是不会提高的。……实际上写作基于阅读。老师教得好,学生读得好,才写得好。”“总而言之,阅读是写作的基础。”(注:叶圣陶.叶圣陶论语文教育[M].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86.)
这种“实用”“应付生活”的目的论有两个核心理念:1.写作的基础是阅读,阅读决定了写作,这就确立了“以阅读为本位”的以读带(促)写的语文教学范式;2.写作的目的是“应用”“实用”,而写作“倾吐”得如何,则是由阅读的“吸收”情况所决定的,由“吸收”而致“应用”“实用”,即“实用吸收”。总而言之,我国现代语文教育范式可称为“以应付生活为目的,以阅读为本位的实用吸收型”范式。这一工具主义范式堪称我国现代语文教育的主流教育范式。
二 语文教育范式的解构与重建
随着社会的进步,应付生活、阅读本位的现代语文教育范式的基本理念的陈旧性及其在实践中的负面效应日益明显,这一状况的不断加剧,势必要引发语文教育的一场革命。
首先,把语文教育的目的定位在应用、实用上,从认识论上看,缺乏辩证观,是片面的。即只把语文学习看做是应外部世界的需要,是培养一种实用技能,没有看到语文学习更多的是应人的内部即生命本体存在与发展的需要,是基于人的生理、心理、精神、情感和思想等多方面的需要,也可以说是人对言语一符号具有的一种特殊的“本能”。人的内部世界的“发展、存在性”需要,显然并不亚于来自外部世界的“实用性”需要;从某种程度上说,人的发展性、精神性需要,制约着实用性需要。人的言语能力,是一种最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符号活动能力”,这一能力是人的本质属性的体现,它的发生与进展,主要便是以人的内在生命性、发展性需要为原动力的。积极主动地追求“言语上的自我实现”的动机(可称之为“应性”动机:顺应人的言语生命本性),比单纯将语文作为被动地“应付生活”的工具,以满足社会性需要的动机(可称之为“应世”动机),更符合人的发展、存在性需要,也更符合人文精神和人的类主体性。
对于人的发展来说,毫无疑问,“应性”动机是内因,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是言语学习和表现的基本动力;“应世”动机是外因,是矛盾的次要方面,是言语学习和表现的诱因,它必须通过对“应性”动机的诱发,对人的言语行为产生作用。现代语文教育过分强调“应世”动机,忽视“应性”动机,正是这种错位导致了语文教育与人的本体需要的背离,使学习主体长期处于“异己”性、被动性心理状态。要使学生的言语学习状况发生根本的转变,使之在言语表现上能积极主动地施展禀赋、张扬个性,惟有适当淡化强制性的“应世”动机,强化自发性的“应性”动机,将对学生言语学习的发展性、精神性需要的培植摆在首位。
其次,“阅读本位”的教学框架,是建立在“吸收”功能之上的,而“吸收”功能,绝不是语文教育的基本功能,语文教育的基本功能——终极功能,应是表现(说、写)一言语创造。
人的“发展的需要”的终极目标,是要成为一个像马克思所说的“能自由地运用人的权利”的“全面发展的人”,或如马斯洛所说的具有“充分人性的”“自我实现”的人,(注:〔美〕弗兰克·戈布尔.第三思潮:马斯洛心理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57.) 即潜能、个性和价值得到充分体现的人。而人的全面发展和自我实现的表征,显然不应是消极被动的“吸收”,而应是积极能动的表现、创造。
“表现本位”,由于其最具代表性的方面是“写作”,所以也可称为“写作本位”。“写作本位”实为“表现本位”的精粹化,它必须也能够容纳听、读、说能力的培养。听、读、说、写是一体的,“写作本位”教学规范的提出,目的只是要理清四者之间的关系,阐明语文教育的基本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建构相对合理的具有更大包容性的课程形态,为教材、教法确定基本的指导思想。
语文教育目的除了应用、实用、应付生活等外在的功利性需要外,还应有超功利的精神的、审美的、人的本体发展、言语上自我实现等内在的需要,两种需要均不可或缺,而后者较之于前者更具本质意义,对言语行为更具动机效能;“吸收”既非“阅读”的目的,也非语文教育的主要目的,阅读只能作为“表现”的过程或手段之一,语文教育的主要目的应指向“表现”(说、写);教学范式的“阅读本位”,较之于“表现本位”劣势明显,无法充分达成语文教育的目的和功能,也未能体现优化的课程形态和教学效果。因而,充分体现人的本体需要的“以言语上的自我实现为目的,以表现与存在为本位的发展创造型”范式,必将成为未来语文教育的主流范式。
三 表现、存在本位的语文教育目标
1.语文之醇境:引领言语人生
“以言语上的自我实现为目的,以表现与存在为本位的发展创造型”新语文教育范式,着眼于人的基本文化素养和综合言语素养的提高,充分发挥人的言语潜能、创造力和个性,以言语主体的“自我实现”为主导性教育功能和目标,以人的生命性、精神性、发展性需要为语文教育的基本目的诉求。21世纪“知识经济”时代的语文教育,在对以叶圣陶为代表的语文教育本体论有所继承的同时,更应当要有所扬弃和发展。当代语文教育必须在指导思想上实现语文本体论的转向,从外部转向内部,即从言语客体——生活,转向言语主体——人;把言语主体的行为特征与终极目标,定位在指向人的言语生命的自我实现上。
言语人生,是人类最具本质特征的人生。因为,言语活动是人类这一智慧生命体与其他物种的根本区别,是一切思维活动、精神活动赖以产生的基础。言语人生,是人的最具典型特征的生存形态、生命状态,是指具有较高的符号创生力和精神创造力(及其物化形态)的人生,指的是在人的一生中,他创造的精神产品(包括其物化形态)在人类的文明史、文化史上留痕的人生。
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把人的需要分为两种:基本需要与发展需要。基本需要是生存性需要;发展需要是存在性需要,是人的终极性需求。语文教育,不仅要指向人的基本需求,更要指向人的发展需求,即指向言语上的自我实现,最大程度地发挥人的言语生命的潜能、才华与个性,这才是完整的、前瞻的语文教育。语文教育要引领学生走上言语人生,说到底是一种人本主义的回归。
言语人生的教育,是对以往语文教育思想,诸如“修己”“事功”“实用”“立诚”等的包容与超越,有更强大的概括力和更深刻的理论内涵,同时也对言语主体建构与语文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促成在言语主体良好的言语人格意识统摄下的学识、智能、情意素养等的全面和谐的发展,这应是面向未来的语文教育的目标。
2.语文之化境:诗意地安居
语文教育的极境,当是诗意人生的教育。
言语人生即创造的人生,这是就知识人类一般的生存状态而言。而“诗意”地活着,则为诗意人生。真正意义上的自我实现的言语人生,实即诗意人生。
“诗意人生”的教育,是语文—文学—写作教育责无旁贷的使命。“人文性”是教育的共性,而“诗性”,则是语文教育,尤其是文学教育的特性。哲学、美学、历史、伦理、政治、音乐、美术等的教育,虽然也包含有“诗性”的成分,但是,毫无疑问,任何一门课都不可能像文学教育(这里说的是真正审美意义上的文学教育,而不是海德格尔所批评的把诗“作为文学史的对象而用教化的或科学的方法加以通盘研究的东西”的文学教育)那样,能如此感性而又深刻地将高尚、纯洁的情感植入人的心灵。
诚如余光中先生所说,人,不一定要做诗人,但生活要有诗意。言语人生只有在诗性的烛照下,才能释放出人性的庄严和高贵,才能显示出人的生命意志的坚韧和不屈,也才能在他的一生中用言语智慧给世人带来生活的温馨和快乐、勇气和信念。
诗意,滋生于浩瀚温柔的慈爱悲悯之心。人性的最美好的一切,皆始于对生命、对自身、对他人的垂爱和怜惜。《礼记·大学》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至善”,是人生修炼的终点。从“恻隐之心”到“至善”,是一个“向善”情感的不断滋长和升华的过程。“恻隐之心”,使人能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据守良知、道德的底线;在人与人的不可避免的摩擦碰撞中,保持一份宽容和同情。在人的一生中,苦难是人生的底色,压抑、扭曲和异化,是敏感的心灵无时不在的伤痛。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一个人都很“可怜”,要是没有慈爱与悲悯、体谅与温情、理解和抚慰,人将非人,这世界也就没有光明和希望。文学教育,就要使学生学会悲悯,学会怜惜、关爱生命,拥有一颗利他、向善之心,使人生的伤感变成蕴藉温婉、缠绵悱恻的感动。
有一颗悲悯良善之心,人生还得有梦,有浪漫情怀。生命是一种欲求,是永无休止的渴望。蓬勃的言语生命欲求,是言语创造的不竭的动力。“诗意的幻想”属于理想主义和拥有浪漫情怀的人。他们“安居于大地之上”,而心却属于未来。他们有无限美好的憧憬和遐想,因而在现实生活中能忍受匮乏、不公和误解,面对世俗的冷眼,我行我素,不惊不躁,自适而平和。在广袤的心灵深处,则始终涌动着浪漫和激情。这就使他们的思想和情感变得犹如闲云野鹤般的洒脱、飘逸。也许与现实格格不入,不合时宜,却寸心自知、妙不可言、自得其乐。这是逍遥于九天之外的大境界。从此心中淌出的言语,似行云流水,妙悟天成。
诗意,还意味着美感和审美。人要会欣赏美,要有审美感受力、创造力、想象力,要有情趣、理趣和谐趣,要懂得分辨崇高和卑鄙、高雅和粗俗。审美是超实用的,超越了实用、实利、功利需求,不美满的人生也会流溢着美感。当今语文教育的目的,基于“应付生活”的“实用”“应用”需求之上。而“美”是无用之用,是不“实用”的,因而,在实用主义、工具主义那儿,自然被弃之如敝屣。语文教学,考什么教什么,什么能得分学什么;写作教育,从小就要求写真人真事(好人好事),写熟悉的(陈旧的),写应用文(有用之文)。从小到大,学生无数次地写《难忘的往事》《我的老师》《我的同学》《春游》《一件有意义的事》《我学会了……》《我懂得了……》……,却没有学会欣赏和发现。他们思维的逻辑起点被定位在做这事有什么“用”上,很少考虑到什么有趣,什么巧妙,什么新颖别致,什么是韵律与和谐、对称与对立、同一与错位、重复与简洁,什么是人文与科学之美——因为这些没“用”。这样培养出来的只能是有“劳绩”而无“诗意”的人。
如果说“言语人生”使我们从动物中分离了出来,成为有言语智慧的人,“诗意人生”则使我们从物欲和“现实”功利中抽身而出,成为精神富有的人。一个充满诗意的人,不论人生有多少苦难,面对的是物质还是精神,是自在还是自为,他都能对其作诗意的观照,都能将对象点化成诗,使人生洋溢着温馨、空灵、深邃的诗意。
从“实用”“实利”的角度看,文学、言语也许是最无用的,然而,对于塑造人的心灵,发展人的才情、秉性来说,也许没有什么比它们更有用。语文教育教学生掌握言语技能,使之能应用语言,应付生活之需,这是必要的,但是,顺应学生的言语生命本性,为他们的言语人生、诗意人生奠基,才是真正兴人、立人、成人的教育,才是语文教育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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