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教育创新观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江泽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0
一、引言
江泽民同志作为国家最高决策层的核心，对创新，尤其教育的创新极为重视，反复强调。党的十五大以来，在一系列重要报告、讲话和批示中对这一问题都有十分突出的阐述。如果说国家三代领导集体核心人物因其所处时代背景的差异，而有其不同观念（思想）特征的话，那么毛泽东的“革命”观念、邓小平的“改革”观念、江泽民的“创新”观念抑或能成为其代表之一。“革命”使新中国诞生、“改革”使人民富足、“创新”将给神州带来怎样的变化，从目前的发展趋势看未可限量。革命——改革——创新，虽表述不同，但其深层都不同程度地意蕴着——创新，只是江泽民同志如此凸显“创新”则是前所未有的。“创新”不仅作为一种观念，而且它作为一种思想，特别是作为国家高层领导核心教育创新的思想，其深刻的内涵是什么？它已对或将对增强我国综合国力产生怎样的影响？换言之，江泽民同志教育创新观对中国跨世纪的发展蓝图，对新世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着怎样的作用？亟待我们学习与研究。
二、江泽民教育创新观的本质特征和时代背景
江泽民同志的教育创新观，是其创新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在这种创新观中的还有体制创新、政策创新、管理创新、观念创新等一系列观念。应该说这种创新观是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缜密的思想体系。江泽民同志的创新观在90年代中后期逐步凸显，除其他因素外，与所处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在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国际合作不断扩大、国际技术竞争日趋激烈，科学技术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增大的新形势下，“当今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竞争的核心，是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化。我们要在未来激烈的国际竞争和复杂的国际斗争中取得主动，要维护我们的国家主权和安全，必须大力发展我国的科技事业，大力增强我国的科技实力，从而不断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防实力”。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生存竞争日渐白热。以计算机发展为例，其关键是集成芯片，尤其是超大规模集成芯片（LSI）， 芯片的优劣指标之一是线宽，这种芯片特征线宽自70年代以来，每年以30%左右的速度缩小。韩国在1995年已完成了0.16μm线宽芯片的设计。 而我们国家目前正在投产的是1.5μm线宽芯片，两相比较差距是很大的。而发达国家正在研制中的，可望在2020年左右应用的DNA 计算机（生物计算机），专家预测其几天的运算量就可超过目前全球所有计算机问世以来的运算总量。再以制造技术为例，当今制造技术已经实现了纳米加工，换言之，当今的制造技术已使操作“原子”美梦成真。前苏联由于得到了数控铣床技术使本国与美国的核潜艇技术一下缩短了十年左右，使导弹命中精度达到十数米甚至更小。可以说在世界涌动的创新大潮中，“不进则退、不‘创’则亡”。江泽民同志以其长期从事科技工作的丰富实践经验，敏锐地把握当今时代创新——特别是教育创新这根主动脉，可以说，没有教育创新基础的支撑其他创新将是“无源之水”。
三、教育创新是基础
教育是一个民族进步和发展的基础，是提高全民族整体素质和创造能力的根本途径。 纵观本世纪世界科学技术中心历次转移：意大利（1546—1640年）→英国（1660—1730年）→法国（1770—1830年）→德国（1810—1920年）→美国（1920—）。随着世界科技中心转移的“汤浅现象”的作用，世界经济中心也随之转移，这种“显性”特征更容易得到人们的关注与研究。然而，作为世界科技和经济中心转移基础的教育，这种“隐性”特征得到的瞩目相对来讲要少一些。但教育的每一步创新与随之而来的科技和经济腾飞的内在必然联系已是不争的事实：意大利14世纪发起了文艺复兴运动，韦杰里乌斯、昆体良等古代教育思想被发掘和研究，还出版了一批“新教育”论著，创办了欧洲最早的萨莱诺医科大学（1231年）等；英国创办科学大学和技工学校；法国大革命后致力于高教改革，建立综合性科技教育体制；德国集科学教育与研究为一体，首开研究生教育；美国南北战争后，把重点院校逐步变成研究生院为主体的大学。上述教育的创新都为“转移”做了先行的、基础的准备。换言之，没有教育创新的基础，科技和经济创新将成为“空中楼阁”。韩国后来居上跻身“富国俱乐部”与其大学生占人口比例的3 %（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不无关系。在世纪末的今天，教育是基础，教育必须创新的观念已渐为人们接受。
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言：“在当今世界上，综合国力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的竞争。无论就其中哪一个方面实力的增强来说，教育都具有基础性的地位。”“我们的劳动力素质和科技创新能力不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力增强的一个主要因素。”20世纪，特别是近年来，国际国内的形势无不说明综合国力的竞争着重体现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上。而上述实力和凝聚力又是建立在“教育”这个基础“平台”之上的。这就如同电脑中的“平台”——操作系统一样，操作系统稳定、高效、兼容性强，且具有不断更新升级的功能，那么在此“平台”上的各项工作就有可能高效优质，反之将事倍功半。 这一点从为用户熟知的“DOS操作系统”与“WINDOWS操作系统”的使用比较中可管窥一斑。 以教育立国的新加坡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比较发达的美国无不是在其教育这块坚实的基础之上“变龙”腾飞或“常盛不衰”的。我们是穷国办大教育，尽管下了很大气力，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总体而言，还未将沉重的人口负担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劳动力素质不高。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累计毕业本专科及研究生1800多万人，但目前全国平均每万人大学生数仅为206人，其水平低于人均GDP比我国低的印度。像浙江这样的沿海经济较发达省份平均每万人大学生数只有148人， 则更是说明问题不容乐观。全国劳动者中初中毕业生占70%多，而且现在每年仍有730万初中生进不了高中，230万高中生上不了大学。可是另一方面，一些大学毕业生又遇到了“就业难”的问题。对这种“双刃”难题，按部就班地解决只能是作茧自缚。在高层创新思维的直接影响下，1999年全国高校扩招45万多人，浙江大学一校就招收新生1万1千余人，创中国高校之最。高中扩容也开始启动，与此同时，受优惠政策鼓励的民办各级各类学校正加速发展。同一问题用创新的思维来分析、处理，就可以化“双刃”难题为“双刃”动力：一是发展教育拉动了经济（据美国诺贝尔奖获得者舒尔茨的测算，国民收入增长部分中有近33%是教育所起的作用）；二是缓解了困扰我们多年的教育供需矛盾。
对教育的作用、意义，中外先贤、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大量的论述。马克思、恩格斯十分重视教育的作用，认为它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有力手段，可以培养人的劳动能力，可以纠正分工带来的片面性等。毛泽东提出教育应在德、智、体诸方面使学生得到全面的发展。邓小平强调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江泽民同志在承继的基础上，对教育的作用有了新的认识：“教育是知识创新、传播和应用的主要基地，也是培养创新精神和创新人才的摇篮。无论在培养高素质的劳动者和专业人才方面，还是在提高创新能力和提供知识、技术创新成果以及增加民族凝聚力方面，教育都是有独特的重要意义。”论述中关于教育是知识创新的主要基地，是培养创新精神和创新人才的摇篮的鲜明观点，是在继承基础上的新开拓。将教育的“独特的重要意义”定位在“培养创新精神和创新人才”上，其本身就具有独特的重要意义。北大、清华之所以著名正是因为其有能力向社会输送一批批勇于创新、敢为人先的俊才。美国斯坦福大学校长G ·卡斯帕尔在北大百年校庆大会上说：“对于高校，知识和技术转化最成功的方法是教育一流的学生，将他们培养成为将来工业界和商业界的领导人才。”培养一流学生和企业未来的领导人的过程本身的关键点就是创新，这或许正是斯坦福大学成功的秘诀所在。
江泽民同志以其技术型政治家的特殊敏锐性，在知识经济端倪初显之时就对其倍加关注。他提出要读一读美国计算机网络专家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一书。并在许多重要场合强调，知识经济、知识创新至关重要。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重要基础的经济。在这种将临的经济形态中“知识”的身份倍增，地位空前突出，而作为知识产生主要源头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也随之被逐步推向了“前台”。“创新，很根本的一条就是靠教育、靠人才。培养同时代潮流和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大批人才，不断开拓新的科研领域，是关系我国的发展前景和国际地位的百年大计。”知识创新必须教育创新，对高等学校而言则更是首当其冲，责无旁贷。科研成果是知识创新的体现之一。南京大学那样数年如一日抓住科研不放松，截至1999年连续7年科学引文索引（SCI）居全国高校之冠。正是这样的不断创新才使得南大名声鹊起。如果说大学的功能是知识的创新、传播和应用的话，在当今时代知识的创新则更显重要。据有关专家统计，现在大学生在校所学知识中仅有10%左右来自于“原装”的历史继承，而90%都是经过“裂变、交叉、融合”而创新的成果。没有知识创新能力的大学从某种意义上说就失去了“源头”。当然，由于条件各异、侧重不同，教学研究型大学与教学型大学（当然也应搞科研）对知识创新的能力是有差异的，但从教学与科研相辅相成的角度看，知识创新对整个高等教育系统而言是必须认真面对的现实，在注重知识创新的同时，江泽民同志还十分重视培养创新精神。他指出：“面对世界科技飞速发展的挑战，我们必须把增强民族创新能力提到关系中华民族兴衰存亡的高度来认识。教育在培养民族精神和培养创造性人才方面，肩负着特殊的使命。”如果说知识创新是教育创新的“硬件”的话，那么精神创新就应是教育创新的“软件”，要使教育创新效用最大化，必须“软件”和“硬件”相匹配。否则，就如同386电脑与WINDOWS98相配、奔腾电脑仍用DOS一样，都无法使其效用最大化。 我国“两弹一星”的试制成功及由此而形成的“两弹一星”精神，正是这种知识创新与精神创新相结合的典范。有以于敏为代表的“国产”（于敏被同事们成为“国产1号”）科学家和以钱学森为代表的“留洋”科学家， 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充分发挥中国人的聪明才智，抓主要矛盾、走捷径，依靠自己的力量使“两弹一星”梦想成真。西方科学家对中国科学家当时用手摇计算机，在较短的时间里完成了浩繁的核工程计算叹为观止。这种科学上的奇迹与中国科学家集体的创新精神是密不可分的。正如江泽民同志归纳的是一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创新精神。在一定意义上精神创新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知识创新的重要性。前些时候，台湾的一位电脑专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研制的一种电脑病毒，给国际社会造成的巨大损失，令人不寒而栗。使人深感“有能无德”后患无穷。从这一点上看，教育的确肩负着精神创新培养的特殊重任。这同时也是对邓小平“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思想的继承与创新。我们认为精神创新是面临知识经济，中国对“创新”这一“世界概念”的创新。
教育在抓好知识创新、精神创新的同时，还要大力培养创新人才，尤其是学术带头人和尖子人才。江泽民同志在分析了当前教育观念、教育模式及教育教学制度中存在的弊病后指出：“要下功夫造就一批真正能站在世界科学技术前沿的学术带头人和尖子人才，以带动和促进民族科技水平与创新能力的提高。这不仅是教育界的责任，也是全党全社会的战略性任务。”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不仅要培养专门人才，而且要培养冒尖人才，这是知识经济和当代全球竞争必然的、现实的要求。无形资产2000亿元，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的袁隆平，可谓冒尖人才的代表之一，他勇于走前人未行之路，始终立于本学科的前沿，而且不断有所突破，目前，他以最高亩产1137.5公斤，30 —50 亩实验区平均亩产800多公斤的成果在世界上率先培育成功“超级杂交水稻”。 这为我们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 %的人口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代表之二是北大方正的王选，这位集三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第三世界科学学院）于一身的北大教授所研制的方正电子出版系统，使中国传统出版业继告别“铅与火”之后，又迈入了告别“纸与笔”的电子出版时代。方正集团已成为全球中文电子出版系统最大的软件开发商和系统供应商。有了这样一批真正领导世界科技潮流的尖子人才，我们的教育创新才能落到实处，我们的国家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教育必须快出、多出尖子人才，“国运兴衰系于教育”。
鉴于目前我们的教育环境对于培养冒尖人才尚有一些不适应、亟待改进之处，江泽民同志又特别告诫说：“在出人才问题上，要鼓励和支持冒尖，鼓励和支持当领头雁，鼓励和支持一马当先，这不是搞个人突出，个人英雄主义，而是合乎人才成长规律的必然要求。”从外部环境而言，一个单位，一个行业，如果“削尖”、“打雁”、“栏马”，那么创新冒尖人才将被扼杀，即便是对创新冒尖人才“冷眼相看”，也将挫伤其创新冒尖的积极性。袁隆平这位湖南一个农校的教师（后来到了省农科院）参选院士三次才如愿以偿；王选这位北大教授感叹在他最需要的时候（年龄轻、创造力强、成果多的时候），院士却与其“无缘”。撇开其他因素，我们对创新、冒尖人才的观念应该从深层次上予以反思，因为这种“观念”影响的不仅仅是个人，而是整个民族，整个国家。江泽民同志上述话中对冒尖人才连用了三个“鼓励”，其意蕴是相当深刻的，值得我们认真思考。从内部因素来看，人才成长规律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敢于“冒尖”，敢于冒尖就必须有鲜明的个性。广大农民中流行有这样一句话：“邓小平给我们政策；袁隆平给我们种子。”设想如果没有邓小平百折不挠的个性，改革开放将无从谈起；没有袁隆平不盲从权威，敢于打破砂锅问到底的个性，水稻自花授粉的质疑就无法解决。正如马克思所言：“个性的发展是一切人的发展的基础。”培养、发展健康和谐而又鲜明的个性是教育创新的一个不容回避的课题。
收稿日期：2000—08—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