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华书院与晚清编译事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英华论文,晚清论文,书院论文,事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8626(2012)01-0001-08
一、英华书院创办的背景
19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势力的进一步东扩，西方基督教国家海外传教事业也随之兴盛。1807年9月4日，基督教新教英国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所派遣的第一名传教士——25岁的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辗转来到广州。1813年，伦敦会派遣另一名传教士米怜(William Milan)前来协助马礼逊工作。1818年，马礼逊和米怜于马六甲开办英华书院①，1843年英华书院正式迁往香港。几经周转，现时校址位于香港九龙深水埗区的英华街一号(小学部位于英华街三号)，是香港名校之一。
马六甲时期，1818年由米怜任第一任校长，此后依次为宏富礼校长(Rev.James Humphreys)、高大卫校长(Rev.David Collie)、修德校长(Rev.Samuel Kidd)、汤雅各校长(Rev.Jacob Tomlin)、伊云士校长(Rev.John Evans)、理雅各校长(Rev.James Legge)。理雅各于1843年将英华书院迁到香港。
英华书院于1818年开办，1843年迁往香港，教育情况不断发展。1818年下设3所华人小学，以福建语授课。1831年下设8所华人小学，有学生200人，另有4所马来文小学，以后，英华书院还增设了华人女童学校、妇女成人学校[1]。学生人数如表1所示。
伦敦传教会往中国派遣传教士人数之多，影响之大，非其他传教会所能比拟，而且，伦敦传教会的海外传教士群体都是知识储量最为丰富、文化程度最高的学者式传教士，这些高素质的传教士对近代中国所产生的影响不可低估。
作为来华传教的先遣队，马礼逊和米怜创办英华书院的初衷主要是为基督教新教打开在华布道的沉闷局面，为在中国传播福音服务。之所以创校于中国本土之外的南洋马六甲，首先在于清朝实行“禁教”政策，严格限制外国人在华的活动；其次，澳门作为葡萄牙国教天主教的势力范围，不容新教染指；再次，英国东印度公司垄断了东方贸易，该公司从商业利益出发，反对新教布道和教学。马六甲拥有大量华侨，距中国较近，且殖民当局支持新教传播，因而成为他们建立根据地的最佳选择。马礼逊和米怜通过考察发现，发展教育和编译出版事业，用文字来传播基督教义，是最佳选择。马礼逊1815年开始筹划办学，作为在中国及其统治地区传播圣光和知识的源地，得到有关方面支持，学校定名为英华书院(The Anglo-Chinese College)，于1818年11月11日在马六甲奠基并开学。英华书院尽管未设在中国本土，办学目的也只在“为宣传基督教而学习英文与中文”，但它是第一所主要面向华人的新式学校，该校毕业的部分华人学生，成为近代中国第一个系统接触西学的社会群体。
在马礼逊之后，新教传教士接踵而来，在数十年间遍及中国各地，而新教福音也牵扯融合了西方的文化、教育、政治、经济与武力等其他因素，对近代中国文化转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英华书院和其编译事业则成为这个潮流的开风气之先者。
二、英华书院编译活动内容及贡献
马六甲英华书院作为传教士在华人文化圈创立的第一所学校，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英华书院传教士的编译活动掀起了近代西学东渐的劲风，预示着中国近代翻译事业高潮的到来。
(一)英华书院编译作品类型及内容
1.西书汉译
英华书院对西文书籍的汉语编译第一次系统搭起了中西文化、语言交流的桥梁，并通过创造性的出版印刷活动直接催生了中国近代书刊出版业，其中马礼逊和理雅各的编译作品影响最为深远。马礼逊的西书汉译作品主要有《神道论赎救世总说真本》(A true and summary statement of the divine doctrine，concerning the redemption of the word)、《问答浅注耶稣救法》(An easy explanation of the doctrine of Jesus，in question and answer)、《〈圣经〉摘要》(Short abstract relative to the Scripture)、《古诗如氐亚国历代略传》(Outline of Old Testament History)、《养心神诗》(Hymn-book)、《年中每日早晚祈祷叙式》(Daily morning and evening prayers of the church of England)、《神天道碎集传》(Miscellaneous Essay)、《西游地球闻见略传》(Tour of the word)、《神天圣书》(The Holy Book)、《古圣奉神天启示道家训》(Domestic Instructor)、《杂文编》(Series Miscellany)、《祈祷文赞神诗》(Prayers and Hymns)等12种。理雅各的西书汉译作品主要有《致马六甲中国侨民的一封关于霍乱的信》(Letter addressed to the Chinese residents at Malacca，on the subject of the Cholera)、《养心神诗》(Hymn Book)、《耶稣山上垂训》(Sermon on the Mount，with Commentary)、《英华通书》(Anglo-Chinese Calendar)、《约瑟纪略》(Brief History of Joseph)、《重修礼拜堂仁济医院祈祷上帝祝文》(Prayer used at the Reopening of the Chapel and Hospital at Hong Kong)、《耶稣门徒信经》(The Apostles' Creed)、《新约全书注释》(Commentary on Matthew)、《劝崇圣书略言》(Incentives to reverence the Scriptures)、《遐迩贯珍》(Chinese Serial)、《智环启蒙塾课初步》(Graduated Reading；Comprising a Circle of Knowledge，in 200 lessons.Gradation 1)、《圣书要说析义》(Skeleton Sermons)、《亚伯拉罕纪略》(Brief History of Abraham)、《往金山要诀》(Advice to Emigrants)、《圣会准绳》(The Faith and Practice of a Christian Church)、《新金山善待唐客论》(Address to the Chinese settlers at Sydney)、《落炉不烧》(Unscathed in the Furnace)、《浪子悔改》(The Prodigal repenting)等18种。
(1)宗教类。基督新教在中国传教事业的开始，同《圣经》等宗教书籍的翻译紧紧联系在一起。当时欧洲人认为学习并精通汉语是一件可望而不可及的事，《圣经》汉译是一件极其困难的工程，许多权威人士和机构对这件事都望而却步。第一本中文《圣经》是英国传教士马世曼(Joshua Marshman)和亚美尼亚人拉沙(Joannes Lasser)在印度合译的，史称马世曼译本，晦涩难懂，对后世影响不大。1810年马礼逊开始编译《圣经》，1814年完成《新约》的新译本。1819年，他与米怜共同翻译完成《旧约全书》，取名为《神天圣书》，于1823年在马六甲出版，把《圣经》完整地介绍到中国。马礼逊译本是在充分考察中国人的口语和书面语后，用平实、通俗的语言将《圣经》原文的含义、感觉和精神译出，因此中国人易于接受，对后世影响深远，也为此后《圣经》的汉译提供了借鉴。1824年马礼逊分别向英王乔治四世和伦敦会上呈了《神天圣书》，引起轰动，欧洲各大图书馆也以拥有这本中文《圣经》为荣。《神天圣书》直接鼓舞了后续传教士赴华传教。
此后，《圣经》中译本的修订和补充工作相继展开。英华书院几任校长均译出《圣经》部分内容，如高大卫校长所编写的小册子《圣史简本》(An Abridgment of Sacred History)，修德校长的《新版汉译〈圣经〉评说》(Remarks on a New Version of the Sacred Scriptures in Chinese)[2]。在《圣经》的中译史上，“译名之争”可以追溯到清代前期的“礼仪之争”，这场围绕基督教核心名词如何中译而产生的争论在19世纪40年代英美传教士之间达到高潮，以英华书院师生为主力的理雅各、麦都思、马儒翰、美魏茶等英国传教士与裨治文、文慧廉等美国传教士各自坚持己见，展开长期的论战。以“God”为例，前者主张译成“上帝”，后者主张译成“神”，并各自出版了自己的《圣经》译本[3]。最终英华书院师生以马氏译本为基础所修订的《圣经》版本得到认可，并流传甚广。此次“译名之争”确立了英华书院在《圣经》翻译中的权威地位，以及此后数十年间译经活动的趋势和格局。
(2)世俗类。英华书院编译的作品除了宗教类书籍之外，还有大量世俗类书籍，涉及天文、地理、历史、科技、社会文化等各方面。早期传教士编译的西学作品比较零散，内容也不太系统，但是其开启西学东渐序幕的意义不可低估。据考证，1842年以前，传教士出版中文书籍共147种，仅在英华书院就有47种[4]73。
报刊方面，1842年以前，传教士中文报刊共有5种，即《察世俗每月统计传》(Chinese Monthly Magazine)、《天下新闻》(Universal Gazette)、《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Eastern Western Monthly Magazine)、《特选撮要每月纪传》(Monthly Magazine)、《各国消息》。其中，《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和《天下新闻》都由英华书院创办，《特选撮要每月纪传》和《各国消息》则由英华书院学生麦都思分别在巴达维亚和广州创办。由此可见英华书院在中文报刊史上的位置。
2.汉籍西译
传教士深知在文明悠久且儒教思想根深蒂固的中国传教，必须熟谙儒教，与中国文化相融合。英华书院师生编译出版《圣经》的同时，也同时进行有关儒教思想、风化习尚、典章制度等典籍文献的翻译。
马礼逊是比较系统地编译中国经典的第一人，他编译介绍有关中国题材的英文作品有Horae Sinicae:Translations from the Popular Literature of the Chinese(《中国文集》)、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Language(《汉语言文之法》)、Translations from the Original Chinese，with Notes(《中文英译(附释文)》)、Dialogues and Detached Sentences in the Chinese Language,with a free verbal translation in English(《中文会话及凡例》)、A view of China,for philological purposes(《中国大观》)、A Memoir of the principal occurrences during an Embassy from the British Government to the Court of China in the year 1816(《1816年英政府遣使清廷要闻实录》)、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华英字典》)、Memories of Rev.William Milne(《米怜牧师传略》)、Translation of a singular proclamation issued by the Foo-yuen of Canton(《广州巡抚发布的特别公告》)、China：Dialogues Between A Father and His Two Children Concerning the History and Present State of That Country(《中国：一个父亲同其两个孩子间关于这个国家历史和现状的对话》)、Chinese Miscellany(《中国杂记》)、Parting Memories(《临别几年》)、Familiar Lectures on the Philippians(《〈腓力比书〉漫谈》)、A Vocabulary of the Canton Dialect(《广东省土话字汇》)、Notices concerning China and the Port of Canton,the affair of the frigate Topaz,and the fire of Canton(《中国、广州港、塔巴沙号护卫舰事件以及广州大火》)、A Sermon preached onboard the American ship Morrison; at Whampoa,in China,December 2,1833(《1833年12月2日在黄埔的美国船“马礼逊号”上的一次布道演讲》)、The Evangelish; and Miscellanea Sinica(《澳门杂文篇》)等19种。
英华书院第七任校长理雅各是近代英国第一位著名汉学家，编译作品影响之大，内容之精深，非其他人所能比拟，主要有A Lexilogus of the English,Malay,and Chinese Language(《英语、马来语和汉语词汇》)、The Ordinance of the Sabbath(《安息日的仪式》)、An Argument for 上帝as the proper rendering of the words Elohim and Theos,in the Chinese Language(《用“上帝”作为Elohim及Theos两词中译名的商榷》)、Letters on the rendering of the name God in the Chinese Language(《关于“God”一词中文译名的信件》)、Rerports of the preparatory School,and the Theological Seminary in Hongkong,of the London Society(《伦敦会预备学校和香港神学院通讯》)、The Notions of the Chinese concerning God and Spirits(《中国人关于上帝和灵魂的观念》)、The Chinese Classics(《中国经典》)。理雅各倾注几十年心血才得以编译完成的《中国经典》，在西方引起巨大轰动，后成为牛津大学教材。其《四书》、《五经》的编译及注释至今被西方汉学界视为标准。理雅各也因在翻译上的成就与汉学研究方面的贡献，于1876年获法兰西学院儒莲汉籍国际翻译奖(The first International Stanislas Julien Prize for Chinese Literature)[5]。
中世纪以来，欧洲人对东方世界的想象向往一如既往，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无不使西方人趋之若鹜。但地理的限制及清代“闭关锁国”政策，使得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一直停留在想象中。而英华书院传教士的汉文西译为西方人打开了一窥中华帝国真颜的窗口，继而引发更大兴趣。儒家经典向西方的传播，对西方的哲学思想、伦理思想、文学创作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同时，马礼逊、理雅各的翻译活动也引发了近代以来的持续不辍的汉学研究潮。
3.语言工具书编纂
作为中国传教第一人，马礼逊深感语言不通的困扰。为打通中西文化阻隔，马礼逊将编纂词典作为其终身不辍的任务，并使其成为近代传教士编译工作的传统，词典的编纂不断完善。
马礼逊在汉英词典编纂上具有首创之功。他编纂的英汉双语词典《华英字典》(Dictionary of Chinese Language)，是一部从英语查汉语的词典，按英文字母排序，所收词条大部分为文言文词语，包括单字、成语和句型的英、汉对照，解释颇为详尽，例句都有汉译。这部多卷本汉英字典在1823年出齐，共6卷，收录4万词条，合计4827页，全部由马礼逊独自编纂，前后历时15年。从内容上看，《华英字典》不仅包括对中国各派宗教哲学、神话传说、风俗礼仪、历史名人、音乐戏剧及天文学的介绍；对中国学校教育及科举制度包括对县学、府学、学馆、义学和夜校的考察；还收录了许多在中国历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物的传记资料，如仅在“孔”之下，详细介绍了孔明和孔子的生平、历史背景及贡献。马礼逊的《华英字典》堪称中华文化百科全书，在当时欧洲及来华的外侨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成为汉英字典编撰之鼻祖与圭臬，巴黎的儒莲教授称之为“毫无疑问是最好的用欧洲语言编排的汉语词典”[2]15。其编纂规模和独创性即使在今天仍有重要价值，此后中英双语词典均以此为模本，卫三畏的《英华韵府历阶》、麦都思的《英华词典》、罗存德的《华英字典》、卢公明的《华英萃林韵府》等，都是在马礼逊的《华英字典》基础上修订发展而成的。
另一个对此贡献颇殊的是麦都思，他以马礼逊的《华英字典》为基础，修订了《英华词典》(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在编纂这部词典时，麦都司基本抛弃了马礼逊用汉语句子解释英文词条的办法而采用单字或词组的方式来注释，而且发明创造了更多的对应汉语词汇；还收录康熙字典所有词汇，按部首排列，编成《华英词汇》(Chinese and English Dictionary)；他还兼顾中国方言、朝鲜语和日语，编有《汉语福建方言词典》(A Dictionary of the Hok-keen Dialec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according to the reading and colloquial idioms)，《汉语、朝鲜语和日语比较词汇表(英译)》(Translation of a Comparative Vocabulary of the Chinese，Korean，and Japanese Language)等书，对中西方语言史的研究意义重大。
(二)英华书院编译作品的翻译学价值
1.直译和意译
在翻译史上，直译和意译之争由来已久。特别是在《圣经》的翻译中，由于“上帝之语”是至高无上的，不容任何亵渎，因此在西方各语种之间翻译时，严格按照词对词一一对译，但在中西文之间翻译时，这种方法无法实现。英华书院摆脱了词与词之间的严格对等，采用“意译”的方式，力求表达其意，同时尽量按照中国人易于接受的儒家经典的编纂风格完成翻译工作。马礼逊在1819年写给伦敦会的报告中提到：
“任何一本书的翻译，其译者的职责有二：一是必须准确理解该书的原意，领会原著的精神；二是必须以诚信、明达和典雅的译文，表达原著的意义与精神。我认为，第一职责比第二职责更为重要。在我进行翻译时，我曾苦心研究如何才可达到忠诚、明白和简洁的境界。我宁愿采用通俗的文字，避免使用深奥罕见的典故，力求不要异教哲理和宗教的专门名词。我倾向于采用中国人看作为俚俗的文字，不要使用令读者无法看到的文体。遇到难译的句子，我竭尽所能旁征博引，务求达到不脱离原著的意义。”[6]154
在没有前人可以借鉴，没有词与词之间严格的对照，又有着意识形态、文化环境的差异，实现中西文这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之间的转换是一件艰巨的任务。当时做这项工作的人和机构不少，但只有英华书院的作品影响最为深远，其翻译功力可见一斑。英华书院的作品具有翻译策略的多样性：从文化层面上讲，在翻译过程中多采用归化策略，力求使译文本土化；而从翻译技巧层次上讲，更倾向于采用意译方法，追求译文的流畅。这种翻译方式为以后西文汉译、汉文西译提供了借鉴。
2.译者主体论
在翻译学理论和实践中，一直存在着翻译主体的争论。总的来说，有四种观点，一是认为译者是翻译主体，二是认为原作者与译者是翻译主体，三是认为译者与读者是翻译主体，四是认为原作者、译者与读者均是翻译主体7]85。笔者认为译者是翻译主体。译者必须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克服重重障碍，采取恰当的翻译策略，实现语言间的转换。
文化的交流，离不开双方的努力，但在西学东渐的初期，清政府以及中国民众对西方文化采取压抑和禁绝的政策，所谓的西学输入，完全是西方传教士自发的、有意识、有目的的冒险活动。英华书院在从事翻译活动时，既没有前人的翻译做参考对象，作为读者的中国民众又对其持敌视态度，译者只能借助自己的力量，充分发挥能动性和创造性，完成翻译工作。以新造词为例，由于大量的英文单词没有相应的汉语对应，译者必须根据在掌握汉语的基础上，结合中国人的语言习惯，创造出相应的汉语词汇，如《华英字典》的新造词：apostle使徒，pencil铅笔，Christ基利斯督，Critic of books善批评书，digest消化，exchange交换，judge审判，law法律，level水准，medicine医学，natural自然的，necessarily必要，news新闻，novel a small tale小说书，organ风琴，practice演习，radius半径线，spirit精神，unit单位等。在这个过程中，原作者和读者没有发挥什么作用，只有译者是真正从事翻译这个实践过程的人。因此，毫无疑问，译者才是翻译的主体——这个判断在英华书院的早期翻译实践中体现的至为明显。
三、英华书院对近代翻译人才的培养
马礼逊1812年年终前写给伦敦会的信中初次提到盼能在马六甲创办一所书院之事以及其目的：“我希望能在马六甲创办一所学校，以便训练欧洲籍居民和当地的中国居民能够成为传教士……”[6]85但是从该书院1834年列出的毕业生的情况看，大部分都没有从事传教事业。
从下面的列表中可以看到学生的择业情况：
无疑，从以上情况分析，毕业生多数从事工商活动及充当政府雇员，很少人从事宗教事业。曾在英华书院学习过的美国人亨特(William C·Hunter)亦佐证了此点：“英华书院学生的人数全都是来自马六甲、槟榔屿和新加坡，约有八九十人，校方给他们发一些钱，作为吸引他们来上学的一个办法。他们接受各种各样职业的训练，许多人成为店主或职员。”[8]英华书院主旨是传播基督教义，但实际上英华书院给当地最大的遗产不是宗教信仰，而是本非重点的语言训练和由此产生的就职机会，为晚清编译事业提供了最初的人才群。从英华书院的名称可以看出，创办者在人才培养上追求中西合璧的境界，实际上亦达到了这样的效果。一方面，英华书院培养了一些通晓中国语言文化的欧美籍传教士与学者，另一方面，培养了一批懂英文、了解西学的中国知识分子。鸦片战争期间，中英双方的翻译大多出身于英华书院：如英方首席翻译官马儒翰，中国钦差大臣林则徐的翻译亨特、袁德辉、梁进德等[9]。
(一)欧美人才
宏富礼、高大卫、修德、理雅各先以学生身份在书院研习中国语言文化，后来成为书院院长兼教师。修德回英国后出任伦敦大学首位汉学教授；理雅各出任牛津大学汉学讲座，成为牛津大学首位中文教授，更是一位西方公认的汉学大师。除此，较有成就的毕业生有马儒翰、摩尔、亨特等。马儒翰后任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中文秘书，与其父马礼逊编纂的《外国史略》是晚清编译著作《海国图志》的重要资料来源之一；摩尔学成后任马六甲免费学校校长，历任《新加坡年鉴》、《新加坡自由报》主编和新加坡学院教授等职；亨特后在美商旗昌洋行任职，著有《广州“番鬼”录》和《旧中国杂记》，是知名的汉学家。
英国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Med Hurst)曾在英华书院学习中文，1843年11月，他将巴达维亚印刷所迁至上海，定名墨海书馆(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Press)，是外国人在中国开办的第一个现代化的印刷出版机构，大量编译印刷宗教资料以及西方科技文化书籍。
(二)华人人才
英华书院培养了大批汉学家及西学的知情者，直接编译大量书籍、参与外交翻译活动，为促进传统观念的更新和近代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奠定了语言和常识基础。
在英华书院的学生中，第一位华人牧师梁发具特殊意义。有资料亦称其名为梁阿发、梁亚发。1815年4月，梁发随传教士米怜前往英华书院学习，协助其做《圣经》、《三字经》、《中英字典》等的编译工作。梁发亦有大量自著作品，如《救世录撮要略解》(Miscellaneous Exhortations)、《熟学圣理略论》(Perfect acquaintance with the Holy Doctrine)、《真道问答浅解》(A Catechism on the Ten Commandments)、《圣书日课初学便用》(Scripture Lessons for the young)、《劝世良言》(Good Words Exhorting the Age)、《祈祷文赞神诗》(Prayers and Hymns、A Sheet Tract on the Vanity of Idols)。何进善，中国基督教第二位牧师，约于1839入校学习并受洗入教，是理雅各不可多得的助手，几乎贯穿于理雅各编译中国经典的全过程。这些华人助手，在英汉著译过程中亲自口传笔著，把中国文化与基督教加以融合，用传统话语和观念诠释基督教，为基督教语境的中国化起了重大作用。
林则徐在组织人员编译《四洲志》时，府中主要译员一共有4位，即亚孟、袁德辉、林阿适、梁进德。其中袁德辉和梁进德都是英华书院的毕业生。袁德辉中英文造诣颇高。1830年夏，袁由清廷派往广州收集外国书籍，1839年被林则徐聘作译员，成为林府主要译书者。1879年7月《澳门日报》还刊登了他所译的具结贸易告示(中译英)，该报称这是它所登载的第一篇汉译英文件。1839年袁德辉给林则徐译过给英女皇的照会；林则徐翻译班子翻译的书刊中最重要的一部《各国律例》，主要译者是袁德辉。《各国律例》扩充了林则徐的西方法律知识，为处理林维禧事件提供了法律依据。晚清另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编译著作《海国图志》100卷本第83卷即摘引于此。
梁进德，即亚秩，梁发之子，是林则徐4个主要译员中英文程度最高者，由其父托付给裨治文学英文与希伯来文。林则徐翻译团队翻译的书刊之一《澳门新闻纸》(The Canton Press，又名《澳门新闻录》、《广州周报》或《澳门月报》)，梁进德是其主要译者。《海国图志》中第70卷收录的《1840年法国两艘南极探险船》报道即选于这份报纸。1839年12月，林则徐组织人从事对英国慕瑞(Hugh Murray)所著的《世界地理大全》(The Encyclopedia of Geography)的翻译，梁进德也翻译了其中一部分。《四洲志》便是这部地理大全的译本。后来魏源把《四洲志》一书的1841年刊本与林则徐交给他的其他译稿汇编为《海国图志》，此即1842年的50卷本。
四、英华书院编译活动的文化辐射
英华书院在马六甲办学25年，尽管创校于域外，远离中国本土，主观上也是为推进在中国的布道工作，但其培养目标是沟通东西文化及实现全人教育，客观上英华书院在中西文化交流、华人新闻事业乃至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均产生了强大的文化辐射力和引领开拓效应。
(一)编译活动奠定新教远东基地地位
英华书院不仅是一所教会学校，更是亚洲传教事业的一个大本营，也是远东地区传教士们修养疗病和学习语言的场所，这里附带成立了恒河外方传道会(Ultra-Gangers Missions)，是新教活动的远东基地。英华书院因有持续的编译活动做后盾，在传教方面成绩显著。如梁发于1816年受洗礼入基督教，1823年12月被立为传教士后，长期在广州传教。撰写宗教宣传小册子多种，是最早的一批华文传教宣传品，成功地使10多名中国人受洗成为基督徒。洪秀全在1836年赴广州应试时于考场外偶得一部梁发著《劝世良言》，对此书精心研读而悟道，创立拜上帝会，藉此发动了太平天国战争，客观上加速了满清封建帝制的覆亡，梁发的启蒙和传导之功不可忽视。
(二)近代华文报刊的滥觞
近代传教士编译活动的主要载体除书籍外，还有报刊媒介。英华书院编译作品向大众层面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发表在自办报刊上的各种文字。英华书院报刊客观上引发了中国近代期刊的产生，其编撰、出版中文书刊的方法和模式，有普遍的先行意义。刊物中融新闻、知识与宗教教义为一体的宣传格式、语体文体、西式标点等等，都为随后的华文报刊直接承续。
英华书院创立的报刊主要有中文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计传》(Chinese Monthly Magazine)、《天下新闻》(Universal Gazette)、《遐迩贯珍》(Chinese Serial)；英文报刊The Indo-Chinese Gleaner(《印支搜闻》)。
英华书院经营报刊时，既入境随俗，又有创新。如马礼逊和米怜创办的最早的中文刊物《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及其麦都思创办的《特选撮要每月纪传》(Monthly Magazine)，为迎合中国人阅读习惯，版式沿用线装书模式。修德校长创办的《天下新闻》改进书本形式的装帧和编排方法，用活字印刷在散张纸上，是第一份用活字印刷、现代报纸形式的中文报刊[10]。
英华书院迁到香港后创办的《遐迩贯珍》(Chinese Serial)，虽依然沿用线装书形式，但在栏目设置上，消息、短讯、通讯、评论等近代新闻体裁都已经初具雏形，无论是体例、形式还是内容都比较成熟，且在很多方面都是中文报刊之首创：采访与新闻报道结合，曾登载新闻图片，也出现连续报道的形式；开辟广告专栏，刊登广告并收费，出现商业经营性质；刊有中英文对照的目录；刊登物价行情，传递商品信息。《遐迩贯珍》重视新闻并对新闻作重大改革，是中国近代报刊发展的里程碑。所登新闻数量列表如表3。
不管是在编辑内容、版式设计、商业经营，还是在新闻报道方面，《遐迩贯珍》都直接影响后来的华文报刊，如被称为《遐迩贯珍》“姊妹刊物”的《六合丛谈》，同时也培养了大批的中国报人，如创办《循环日报》的王韬。另外，《申报》创办期间，美查曾专门派钱昕伯去香港向王韬学习经验，新闻观念直接受王韬和《循环日报》的影响；《申报》另一负责人钱征是王韬的女婿，王韬自己也一度担任过它的编纂部主任，其晚年的政论文章主要发表于《申报》。
(三)印刷技术的引进推广
石印技术何时用于中文印刷，学术界说法不一。据熊月之先生考证，第一种用石印技术印刷的中文书籍是麦都思在巴达维亚印刷的《中文课本》(Chinese School Book)[4]97。铅印技术传到中国则是因为马礼逊的《华英字典》，1814年为了印刷《华英字典》伦敦会派遣印刷工汤姆司携带活字印刷机及其他印刷设备来华，并刻出第一幅汉字活字。1827年，为了提高中文印刷水平，伦敦布道会派戴尔到马六甲进行专门研究，研制出了先雕钢模、然后冲制铜字模、再制汉字铅活字的技术工艺，于1843年病故前刻制了一大批美观耐用的中文字模。
英华书院以戴尔刻制的字模为根本，成为中国第一家拥有中文铅活字设备的印刷机构，印刷了大量中文书籍，以及中文报刊《天下新闻》，使其成为第一份用活字印刷的中文报刊。后印刷设备随英华书院迁到香港，承印大量中文书刊，其中就包括《遐迩贯珍》，开了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史上用铅活字印刷中文报刊的先河，从而结束了中文报刊雕版印刷的时代。华花圣经书房和墨海书馆也从英华书院购进部分中文活字，印制大量中文书籍。1871年王韬和黄胜在香港购进英华书院印字局全部排印设备和活字，筹建中华印务总局，并在此基础上创办世界上第一家华资中文日报——《循环日报》。至此，铅印技术在中国迅速发展。
(四)教科书编译对近代教育双语教学的推动
英华书院所设课程，有英文、中文、数学、天文、地理、伦理哲学等。所用教科书除了传教士从西方带来的英文书以外，还有中文《三字经》，以及教师自己编译的各种介绍世界历史、地理、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书籍。
马礼逊在《英华书院计划书》里即指明施行双轨教育制，“既教授中文，也教授欧洲文字”[6]140，并将一些西方较先进的近代教育理念移植到学校教学过程中，根据课程需要编译各种各样的教科书，打破了中国传统私塾以“四书”、“五经”等为主的单一课程模式。实用化的课程设置、教材使用等方面表现出了近代化的特色，这对中国传统的私塾、官学无疑是有力的冲击。
以后各教会书院的教材编写方式和课程设置均以英华书院为圭臬，继而影响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创办新式学堂，可以说英华书院直接影响了我国近代教育的变革。在中国教育蜕变乃至文化转型的过程中，教会学校一度起到了开风气、引潮流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西式教育一步步地取代中国封建科举教育，最后成为中国现代教育的主流。
注释：
①此外另有福州英华书院，为美国美以美会布道部(American Methodist Episcopal Missionary Society)1847年所派遣的麦利和(Rev Robert Samuel Mac lay，DD)于1883年开设，名称为福州鹤龄英华书院(由厦门商人张鹤龄捐款购买洋楼和校址得名)。后几经变迁，2001年更名“福州英华职业学院”。本论文在此不涉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