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族之间“异”与“同”的两重性——在与西方比较中对汉民族凝聚力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重性论文,汉民论文,凝聚力论文,在与论文,中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认为，客观存在的某些差异，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成为民族矛盾和离心力的根源，然而在另一种条件下，也可以成为民族内部或民族之间形成相互补充、相互依存的共同利益的根源，也就是凝聚力的主要来源。不同民族之间的相同之处，同样既可以是和睦、友好、团结的原因，也可能是彼此互补性差、利益矛盾尖锐、冲突激烈的根源。这就是民族之间“异”与“同”的两重性。至于在某些民族之间的“异”或“同”究竟是它们的两重性中的那一面处于主导地位，则是由这些“异”与“同”的自身特质和某些条件决定的，或是在某些条件下二者相互转化的结果。我国的万里长城虽曾是我国古代民族矛盾尖锐的表现，然而，由于我国地理条件的特点，并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人们对客观规律日益深刻的理解和共识，它现在已转化为汉民族内部和中华民族之间不可阻挡的内聚力的象征。认识“异”与“同”的两重性和二者相互转化的客观规律，有助于制定正确的政策，以使我国不同地区和民族之间在发展中必然出现的不平衡变为相互促进，使差异变为优势互补。独具特色的中华文明，也必将为我国在世界上赢得更多的朋友。
长期以来，似乎已形成这样一种观念，那就是：民族之间的“差异”是造成民族矛盾的根源。而对各民族之间的“相同”，则一般被看作是团结友好的条件。应当看到，发展后进民族的经济文化，尽快缩小各民族之间在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上的差距，让各民族共同繁荣，的确是保证民族平等，促进民族团结的重要条件。但是，如果把民族或民族国家之间任何条件下的任何一种“异”都看作是必然的矛盾根源，甚至认为“文明背景”的不同将成为当今“全球性冲突”的根源，就成问题了。与此同时，如果把任何条件下的任何一种“同”都当作是团结或和平的保证，甚至认为在文明相同的民族之间的矛盾不会是世界重大冲突的根源，那更是和人类社会的历史与现实不相符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政府为改变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落后状况，消除我国较为先进的民族和后进民族之间在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上的差距，已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在继续为此而努力。然而，事物是不断发展的，平衡只是暂时的，不平衡和事物之间的差异是必然存在的。因此，在大力发展后进民族的经济文化、努力实现各民族间事实上的平等的同时，还应当看到各民族间“异”与“同”两重性而予以正确对待，因势利导。而世界上的冲突与联合，也并非是以文明的差异来划分的。全面地认识民族之间的“异”与“同”的两重性，无论对于我国民族关系的健康发展，还是对于世界各民族的友好和睦以及各民族国家的和平共处，都是至关重要的。
在谈到各民族之间的“异”与“同”时，人们往往只注意各民族在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民族特征上，以及在文明背景、社会发展等方面的差别和相同，而并不把某些民族之间在利益上有哪些共性、差异和矛盾考虑进去。实际上，后者才是最主要的决定民族关系的因素，这是本文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所谓民族之间“异”与“同”的“两重性”，就是说，客观存在的种种差异，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是民族矛盾和离心力的根源，然而在另一个条件下，它也可以是一些民族共生关系的根源，是它们之间相互补充、相互依存的凝聚力的来源。而不同民族之间的相同之处，同样也既可以是和睦、友好、团结的原因，但也可能是彼此互补性差，针尖对麦芒地产生激烈冲突的根源。至于在某一历史时期某一地域上的某些民族之间的“异”和“同”究竟是它们的两重性中的那一面处于主导地位，则是由其自身的特性和某些条件决定的，有时则是随着一定条件转化的结果。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把以汉民族过程为主线的中国民族过程和欧洲的民族过程作一些比较，是可以有所启发的。
一
应当看到，在语言、文化、宗教、社会和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中国各民族之间的差异要比欧洲各民族的差异大得多。就是在汉民族内部的不同地域集团之间，存在的差异也不小。这当然是和我国古代民族之间差异颇大分不开的。然而，在中国地域上，差异颇大的一些古代民族却聚合为华夏民族，并从秦汉开始日渐发展成一个越来越大的汉民族。还有许多较小的民族和汉族在一起，结合成一个多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可以说，中国地域上的民族过程基本上都处于聚合状态中。而共性较大的欧洲古代民族在罗马帝国崩溃之后，一直都处于逐渐分化的过程中，直到如今。何以如此？其中就有一个“异”与“同”的转化问题。
这里，不妨先分析一下我国和欧洲的地理条件。因为，地理条件是一定地域上各民族发展的物质基础，民族地域是民族历史发展的舞台。越是在古代，地理条件对该地域上的民族过程和社会进程的影响就越大。中国各民族之所以在某些特征上的差异较大，而欧洲地域上各民族之间则差异较小，首先都是由地理条件造成的。
就所处的地域来看，中国是亚欧大陆上的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欧洲虽然是一个洲，但实际上只是亚欧大陆向西伸出的一个大半岛，是与中国地域大体相当的一个地理单元，二者是具有可比性的。虽然有关我国的情况，一般都知道，但为了进行分析和比较，这里仍不得不提到。
我国从北部的寒温带到南端的热带，按各地积温差异可分6 个温度带，冬季气温南北相差可在50度以上，山区还存在着由于海拔不同而造成的立体气候带。
就地形来看，我国不仅拥有作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而且全国面积的2/3都是山区。地势从东到西阶梯形地上升，东西两端海拔差距在4000米上下（人烟稀少的世界最高峰且不去计）。
由于所处温度带和地形的影响，按年降雨量来说，可分为4 个水分区。大体来说，东部地区的土壤、气温和雨量宜于农耕，而在西部和西北部内陆地区，则形成了以沙漠、戈壁和草原为主的适合畜牧业发展的地带。这样，就使我国形成了长城以北的游牧区和长城以南的农耕区。
以上种种不同的地理条件和生态环境，造就了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特有风俗习惯和人们各自不同的地方特点。就我国的古代史来看，民族差异确是造成民族矛盾的重要原因。在民族矛盾中最尖锐的，莫过于一些游牧民族和从事农耕的汉族之间的矛盾。语言文化和风俗习惯差异较大的这两种类型的民族之间的争斗，曾是我国历史上的重要内容之一。
然而，我国有不少地理条件在造成差异的同时，又具有促使差异向共性转化的特点。例如，我国多山的地形，造成了内部交通的不便，原本是各民族相互隔绝、保持差异的原因。但是，由于东西南北四面八方被大洋、高山所包围，极难逾越，因此，我国地域上的交通路线却仍然是内向的，中国地域仍是世界上内部紧密度最强的地理单元之一。而且，正因为地势险峻，天堑重重，一些山系和水系之间的峡谷地区，就成为这片地域上古代各民族共同的通道和走廊，从而把许多不同的民族引向中原地带和一些平原、盆地，使不同的民族走到了一起，住在了一起。正如一些历史学家所指出的，西周后期，中原地区还处在各族交侵错处的状态中。而这些民族正是形成华夏民族的基础。古代许多周边民族纷纷通过一些自然通道进入中原地区，并接受当地高度发达的农耕文化，正是汉民族得以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的主要原因。而汉族与其他各民族通道相联、门户与共、交错而居的状况，又成为使中华民族凝聚在一起的重要原因。这岂不是由“异”向“同”的转化！
又如，我国地势从东向西阶梯形上升的特点，使东部与西部、山区和平原不同地区的民族之间以及汉民族不同地域集团之间出现许多差异。然而，由于全国由西向东倾斜的地形使所有由西向东流的水系都存在着严重的水患。在长期治水的实践中，人们逐渐形成了对全流域的整体思考和规划。这样就使远隔数千里的上游居民和“下江人”之间，不论他们属于那个民族，都有了需要共同维护的利益。夏禹为治水踏遍江河上下和九州各地的传说，既反映出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善于掌握自然规律的大智大勇，也体现了古代各民族对于这一共同地域的认同，更说明在我国的地域上的某些客观条件，通过人的能动性，造就了一种促使某些“异”向某些“同”转化的内动力！
还应该看到，这种由“异”向“同”转化的内动力，还来自另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由于物产的不同而产生的互补关系。由于上面提到的种种条件，世界上绝大部分的植物、农作物，几乎都可在我国各地找到适合的栽培地。因此我国内部各地区之间在物产上的互补关系是极强的。再加上地缘紧密度造成的相互依存关系，就使这片地域上的各民族处于一种共生状态中。最能说明这种共生状态的，也正是我国古代长城内外的游牧民族和从事农耕的汉民族之间的关系。正是由于二者在物产上不可割断的互补和依存关系，即使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尚未出现的封建社会，在全国范围内已出现了规模颇大、方式多样的茶马互市和丝麻、皮裘、粮食等生产和生活必需品的交换。这种出于生活必需的交换关系，在我国历史上，大多是在中央政权统一的行政管理下实现的。但是，往往也表现为民族间的战争和掠夺。与此同时，就必然地伴随着各族人民对全国统一、安定的要求，以及各民族的统治者都以中国的统治者自居等历史现象。今日仍巍巍蜿蜒于崎岖山颠的万里长城，既留下了我国古代民族之间相互征战的痕迹，更显示着汉民族内部和中华各民族之间不可阻挡的内聚力——一种客观的、长远存在的、向心的内动力！这种内动力只会因外在压力而加强，却不会由于外在压力的减退而消失。
当然，我国还有一些地理条件直接造就了汉族先民和中华各民族之间的某些共性。例如，由于所处的纬度，我国大部分地区都受到季风影响，季节分明、夏季高温、雨热同期，是各地的普遍现象。所以，我国的东西南北各地各民族在节气和农作物方面又有许多共同之处。这样就使相距甚远的各地居民和各民族之间，又存在着许多共同的生活习惯和需要。在互补关系密切、有着共同利益的共生关系中，这一类共性更加强了汉族内部和中华各民族之间的认同感。
欧洲地理条件与中国的地理条件很不相同。欧洲各地区，特别是西欧，可说是世界各大洲中地理差异最小的一个。欧洲大陆的南北跨度虽与我国大陆的南北跨度差不多，但它却没有热带地区。其北端虽已进入北极圈，但大部分地区冬季并不太冷。由于暖流的影响，大西洋沿岸国家（包括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斯堪的那维亚半岛三国和俄罗斯的西北端）的海港冬季并不封冻。作为一个半岛，欧洲大部分地区为海洋性气候，温和而湿润。各地区普遍具有农耕和畜牧结合密切，畜牧业在农业中比重较大的特点。而不像中国划分成为游牧区和农耕区这样两个差异较大的不同地带。因此，欧洲，特别是西欧和中欧，各国的农业结构及物产十分相近，各民族在衣着、饮食等生活习惯上有较大共性。
欧洲还是世界各大洲中内部交通最方便的一个。全洲平均海拔只有300多米，是世界各大洲中最低的。而海拔在200米以下的平原，竟占到全欧洲面积的60%，其比重之大， 在世界各大洲中也首屈一指。 海拔2000米以上的山地面积仅占全洲总面积的2%。西从大西洋海岸， 东到鸟拉尔山西麓，几乎都为平原所贯穿。许多山系虽和我国一样，也是东西向的，但欧洲不像中国整个地形由西向东倾斜，因此河流的流向是放射形地流往各方，分属北冰洋、波罗的海、北海、大西洋、地中海、黑海、里海等水系。这就把一些山脉切割出许多山口，使之不能成为交通的阻碍。正是由于这样有利的地形，在公元初奴隶社会的条件下，才有可能达到“条条道路通罗马”的水平。此外，在世界七大洲中，欧洲的海岸线是最为曲折复杂和支离破碎的。岛屿与半岛占欧洲总面积的1 /3。海湾多深入大陆，海域窄，风浪小， 无需太高的航海技术就可以出航。再加上密密的河网，欧洲的舟楫之利也是得天独厚的。由于如此便利的水陆交通条件，罗马帝国的军队每征服一个新的行省，寻求市场和出路的罗马商人和移民就能很快地把意大利半岛上的优质产品和先进技术带去。欧洲地域上古希腊兴盛时还处于蛮荒之中的许多古代民族，正是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下，开始进入了文明时期。也就像恩格斯所说的那样，“罗马世界霸权的刨子”在“刨削地中海的所有地区”数百年后，已基本把它们刨平了。也就是说，欧洲古代极大一部分地区，从此在社会发展、生产力水平和物产上，共性进一步加强了。
然而，欧洲民族共性的加强，并没有增加它们彼此之间的凝聚力。罗马帝国在刨平地中海盆地的同时，也刨去了罗马文明曾具有的吸引力和各行省之间由于物产不同而具有的互补性。在缺乏政治经验的蛮族统治下建立起来的欧洲封建社会，具有极大的封闭性。西欧、中欧的一国之内或国家之间，都很少进行较大的地区之间的产品交换。像我国古代农耕区和游牧区之间的交换，在中世纪的欧洲就表现为与小亚细亚和北非的远程洲际贸易。曾兴盛一时的地中海贸易基本上是对东方的转口贸易。威尼斯、热那亚等地的商人，主要是把欧洲的羊毛织品运往北非和小亚细亚的港口，换回来自印度和中国等地的香料、丝绸等等，然后再转卖到欧洲各地。后来意大利和英吉利等国的对外贸易虽然带动起全国经济的发展，形成了国内的统一市场，但其产品仍是大量运往海外，换取欧洲缺乏的产品。
欧洲各地，特别是西欧、中欧的各国之间，在物产上的互补性差，未能形成全欧洲的统一大市场，可说是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难以再度形成统一大国的重要原因。无论是在神圣光环下的罗马教廷、日耳曼人的神圣罗马帝国，还是不可一世的拿破仑，都难以实现其梦寐以求的统一欧洲的愿望。在地理大发现之后，凡是有实力的国家，都利用各自的海上门户，向欧洲以外寻找所缺乏的资源、市场以及廉价劳动力。此后，对殖民地的争夺，更加剧了欧洲列强之间的矛盾。这正是有着共同文明的欧洲各民族由于地域共性强、差异小、互补性差造成的后果。
而且，由于各地区之间在物产上的互补性差这一内在条件，欧洲的海岸线和水陆交通对于欧洲内部联系的作用就不居主要地位了，而主要地则是起到使欧洲各地区之间的紧密度差，开放性强的作用。正因为如此，平静而便于航行的多瑙河，其主干和支流虽然贯通德、奥、捷、斯洛伐克、匈牙利、克罗地亚、南斯拉夫、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摩尔多瓦等国，却并不具有像黄河、长江那样把这一流域联成一个整体的作用。倒是欧洲东部的俄罗斯和相邻的亚洲部分的地缘关系更为紧密，互补性较大，从而能在民族差异和民族矛盾很大的情况下，仍为沙俄和苏联的存在提供了一定的客观条件。这些也表明了在不同条件下“同”向“异”或“异”向“同”的转化。
从以上与欧洲的对比中，可以格外清晰地看到我国地理条件的一大特点，那就是：它在造成各民族或各地居民较大差异的同时，反过来又能促使它们相互之间形成一种更重要的“同”，即由于在物产上相互补充、在地缘上紧密相依而形成的共生关系，以及由此而来的共同利益、共同命运。对于民族之间的凝聚力来说，这比欧洲民族之间由于某些地理条件相同而产生的某些特征上的“同”，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因为这是一种内在的动力，是持久发生作用而不会短期消失的。这显然是人数众多和分布极广的汉民族内部和中华民族之间得以长期保持聚合状态的重要原因之一。
上面仅着重分析了古代由地理条件、地缘关系造成的某些因素对于民族间“异”、“同”的影响和转化作用。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这些条件对经济、政治、军事的影响和作用，虽然逐渐有所减弱，但还远远没有达到消失的阶段。当今欲散不能的独联体和聚合艰难的欧共体都说明了这一点。当然，使各民族之间产生“异”和“同”并使之转化为内聚力或离心力的因素还有很多，如：共同的古代文明、民族过程和民族文化的特点、社会政治和经济，以及外来影响等等。
二
就文明来看，中国和欧洲也是具有可比性的。它们都是人类社会两大古代文明的发源地。但是，这两大古代文明的特质是不同的，它们和各自地域上的民族文化的相互关系，对民族特征形成的影响，以及和社会进程的交织状况，是全然不同的。
在欧洲地域上，起源于希腊罗马的基督教文明，在发展上，有不少独特之处。有高度文明的古希腊人，并未能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而一度辉煌强盛的罗马帝国，却未能在帝国境内造就出一个统一的罗马民族。曾在“罗马和平”时期迅速推进的罗马化进程，并未能促使各行省的拉丁语获得统一。古拉丁语在传播过程中变成了形形色色的民间拉丁语，也就是恩格斯曾提到的“被败坏的拉丁语”，它们仅是后来形成的印欧语系拉丁语族（或称罗曼语族）诸语言的基础。
罗马帝国崩溃后，蛮族的进入并未给原帝国境内的各民族之间增加多少差异，而是给许多民族普遍增加了日耳曼因素并使希腊罗马文明遭到破坏。当时的罗马教廷和神圣罗马帝国都有保持和建立统一欧洲的野心，但都不具有作为先进文明代表的吸引力，而且既不代表任何民族，更不符合各地人民的共同利益，都不能成为凝聚的核心。教权与皇权之争，还是造成欧洲（特别是中欧）长期分裂的因素。国王和诸侯之间缺乏持久的共同利益。在许多地区的居民中作为一个民族所需具备的特征并不充分。民族文字，甚至统一的民族语言都迟迟未能形成，更缺乏民族自我意识。中世纪前期的欧洲的民族过程，曾一度处于欲聚不能、欲散不成的状态中。这表明，继承希腊文明的罗马帝国，从经济和文化两方面来看，实际是个跛足的巨人。它在以强大的政治军事力量保证奴隶制经济高度发展的同时，却未能具有足够的文化力量创造出一个高水平的文化机制，以保证文明继续发展，并在传播中不会分解、变形和退化。中世纪继承和垄断了欧洲文明的基督教会，原本是罗马帝国的叛逆者，未曾与罗马的政治经济力量同步发挥作用。中世纪前期欧洲民族过程这样一种停滞或倒退，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罗马帝国未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形成一个良好的同步关系，未能形成促使民族聚合的强大合力。
促使欧洲一些地区（主要是西欧）一方面摆脱教会的大一统的压制，另一方面摆脱诸侯割据的羁绊，而得以形成民族、民族文化和民族国家的力量，来自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激发起来的维护民族利益的意识。而且，这种民族意识和随之产生的种种民族要求与当时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之间形成了一种同步关系，从而产生了巨大的扫除一切障碍的合力。随着资本主义国内市场的形成，以及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发展，出现了民族国家，产生了有民族文字的民族文化，实现了宗教的民族化。在中世纪后期和近代形成的欧洲民族，是从欧洲文明固有的共性和当时的基督教会框定的共性中，力求突出个性而形成的。而每一个民族的共性首先是由商品经济价值规律下的共同市场中的经济利益决定的。民族的语言文字的统一和宗教信仰等特征的确定，几乎都是随着国内资本主义市场的发展和国家政治统一的过程而最终完成的。因此，欧洲各民族的语言文化，也可说是古代共同文明分化的结果。
这种分化，自然是和当时社会发展所处的阶段紧密相关的。欧洲民族形成的时期还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当时的商品经济还只要求在有限的地域上形成市场。因此，那时资本主义市场的形成，对一些民族和国家虽然起到了聚合作用，但是，就罗马帝国曾一度统一的欧洲来说，就罗马教廷、神圣罗马帝国企图维持统一的欧洲来说，却是起到了分化作用。对于日耳曼人的广大的德意志地区来说，也是起到了分化作用。可见，同样是处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影响下，但对于不同地域上具有不同政治历史背景的古代民族来说，其后果完全不同。就此来说，商品经济对于民族过程是具有或聚合或分化的双向作用的。
西南欧（如西班牙）和东欧（如俄罗斯）一些民族和民族国家的形成的原因，和西欧国家不完全相同。外敌的入侵和蹂躏也是激起民族意识的重要因素。这样，从欧洲的民族过程中还可以看到，促使民族聚合的“同”，除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决定的共同经济利益以外，还有政治上的共同命运。语言、宗教信仰等民族特征上的共性与共同利益、共同命运相比，在对于民族聚合的作用上，就是次要的了。至于共同的文明的作用就更不在话下。应当看到，共同的古代文明，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是古代民族相互融合和近现代不同民族相互接近的有利条件，却并非是民族聚合或和睦相处的决定因素，更不是避免矛盾和冲突的保证。文艺复兴中形成的人文主义的某些因素在一些民族的资产阶级统治者和冒险家那里，就蜕变成对现世利欲的贪婪和向外扩张、掠夺的动力。有着共同文明，族源、语言和文化相近，社会发展和国力相当的几个欧洲国家之间传统关系的特点并非是和睦友好，而是尖锐的相互对立。它们从争霸于欧洲，发展到在世界范围内争夺殖民地。给人类社会造成巨大灾难的两次世界大战正是由它们造成的。这让人联想起磁铁：同一块磁铁的同一极，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而分成好几块的磁铁，它们的同一极却是相斥的。这种同性相斥的磁铁效应，如今在欧洲并没有完全消失。
当然，欧洲一些民族之间的共性并非总是导致矛盾，也有导向联合、统一的情况。例如，面对奥斯曼帝国进攻的奥地利帝国，就一度把东欧一些民族拢到一起。也就是说，当奥斯曼土耳其人的暴力、压迫和剥削同时造成了对这些民族的损害时，他们才有了利益上的共性，从而意识到彼此同为上帝的儿女。而当来自奥斯曼帝国的外界压力消失时，奥匈帝国的凝聚力也不复存在了。显然，欧洲地域上由于外力而产生的凝聚力远不如中国地域上由内部互补、相互依存而产生的内在的向心力持久、稳固。
时代在前进，情况在变化。长期相互对抗的悲惨后果，使欧洲人，特别是西欧几个大国有远见的政治家，不得不认真总结历史教训。于是，从欧洲各民族的长远利益出发，在欧洲组建一个统一的机构以促使经济一体化、消除民族利益冲突的思想逐渐形成，并在灾难深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付诸实现。1957年成立的欧共体数十年来已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也面临着重重困难。其中既有几个大国之间的同性相斥，也有各国由于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不平衡而产生的矛盾。在欧洲地域所具有的种种客观条件下，要从内部把相斥的共性转化为共同利益，把差距变为互补关系，以结成一个整体，条件尚未成熟。但是，在当前国际上的多极政治和市场竞争的外部压力下，联合的进程仍在进行中。显然，西欧和美国之间的磁铁效应也因此而正在加强。
东欧的情况则很不相同。最东端的俄罗斯，其大部分地域的特点是具有大陆性的冬季严寒和内大陆在交通上的封闭性。它与相邻的南高加索、中亚等地区在物产上有较大的互补关系，相互之间地缘关系的紧密度极强。然而，沙俄军事封建帝国对这些民族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以及其它的外界影响，使这片地域上族源、语言、文化、宗教、社会进程等方面差异较大的许多民族处于尖锐矛盾之中。十月革命后，在工农群众的政治联合和各民族政治平等的基础上，前苏联民族政策的重点是消除各民族间由历史形成的在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上的差距。这一列宁主义的政策，取得了巨大成就。在卫国战争中胜利地经受了考验的苏维埃联盟国家表明，有着不同文明背景，以及族源、语言、文化各不相同的各民族，在政治经济利益一致的条件下，是可以紧密团结在一起的。
前苏联各族人民之间的关系由团结、向心转变为离心离德，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也包括在认识论上对“同”与“异”的错误看法，以及为“求同”而采取的错误作法。
某些事物之间由异到同，是在一定条件下矛盾转化的结果。历史造成的前沙俄地域上各民族间存在的“事实上的不平等”确曾是造成较先进民族和后进民族之间矛盾的原因。然而，在剥削和压迫关系不复存在的条件下，在各民族相互支援的国际主义精神的感召下，在列宁提出要消灭各民族间存在的事实上的不平等的任务后，某些较先进的民族在经济、文化上的优势，在客观上就转化为一种加强互补关系和加强内聚力的重要因素。苏联存在的几十年里，各民族在紧密的政治经济生活中，共同繁荣发展，它们相互之间的共性在客观上也得到了加强。
然而，前苏联当局为了求同，曾采取错误的作法。特别是在70年代，就表现得更为突出。那时，苏联的经济发展已开始衰退，而苏联当局却在所谓已形成“新的历史性人们共同体——苏联人民”的藉口下，企图人为地加强各民族在特征（如语言）上的共性以维护联盟国家的统一和巩固。结果是违反了许多民族的意愿，损害了它们的利益。此外，由于政治经济体制的过分集中，各民族共和国失去了自主权和能动性，再加上从60年代开始的投资重点的东移，造成了俄罗斯、乌克兰等原先工农业和科学技术比较发达地区不应有的经济停滞和衰退。这在客观上，是一种人为的填平拉齐，也是整个苏联停滞衰退并在全世界的横向比较中落后的重要表现。这实际上也是苏维埃联盟国家内聚力削弱的重要原因。由于本共和国经济的衰退，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大量外流去寻找出路，把其它共和国的新兴工业基地变成自己的飞地，又激起了当地民族的不满。从而，大俄罗斯主义和民族主义都同时滋长起来。像前苏联那样不尊重少数民族的特性和利益，以及人为地限制某些民族的发展而采取填平拉齐的作法，在一些前东欧国家也曾存在过。 这些问题， 正是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苏联和东欧国家政治剧变的重要原因。此外，前苏联和前东欧某些国家长期否定商品经济，在不同民族的产品交换中缺乏价值规律这一客观尺度，也是造成具有密切互补关系的民族之间出现尖锐矛盾的原因之一。对商品经济已生疏了的前苏联各族人民，正是在戈尔巴乔夫开始“新思维”时，在价值规律激起的原始冲动下，破坏了彼此间传统的互补关系，造成了经济大滑坡的恶果。可见，各族人民，特别是他们的政治领导力量对于社会进程和民族过程相互关系的认识是否成熟，也是决定各民族之间原有的“异”与“同”如何转化，并促成他们或聚或散的重要因素。
看看欧洲民族过程，再回头看我国的民族过程，有些长期以来习以为常的史实，就显得不那么寻常了。
被西方称作儒教文明的中国古代文明，是由华夏民族到汉民族一脉相承地继承下来的一个整体，而不像欧洲的古代文明，后来分化为不同民族的文化，出现了同性相斥的磁铁现象。
先秦儒家思想是适应中国地域上的种种客观条件和古代各族人民对统一的要求（客观上，封建帝王的愿望也与此相符）而形成的，华夏民族的形成是与之同步的。而汉民族则是在华夏民族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起来的，是在秦、汉两朝开始的政治经济大统一的条件下形成的。并且，是和儒家大一统思想的形成、汉字的定型、科举制的建立等文化现象同步的。这表明，两千多年前统一的中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都是巨人。如果说，罗马帝国曾以它的文明一度吸引了高卢人、伊比利亚人、达契亚人等等，使他们成为操诸种拉丁语的民族，那么，从秦汉开始的中华帝国，则造就了一个人口众多的汉民族，并以它的文明吸引了这片地域上的各民族，形成了中华民族。而缺乏一个能代表先进文明和维护该地域和平安定的核心力量，是罗马帝国之后西欧难以统一和东欧一些多民族国家难以稳固的重要原因。由此可见，汉民族的稳定性及其作为中华民族核心的历史作用，是十分重要的。
在多方面强大向心合力驱动下形成的汉民族文化，继承了数千年古代文明的成果，反映了它的博大恢宏，并具有使其定形以及在传播和发展中保持稳定的功力。因此，它反过来对汉民族和中国的稳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影响。适应这片地域上的客观规律，寻求能够涵括不同地区的人们某些差异的“同”，集神州禹域的天地精华为炎黄子孙所用，歌颂这一共同地域上的大好河山，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自觉地认识和捍卫共同利益所在等等，已成汉族文化的特质、精华和传统。在这种文化的影响下，日久天长，由这一片地域上历史造就的“天下”就成为人们心中的“天下”，以这片“天下”的兴亡为己任的使命感，就成为汉民族仁人志士心理素质的一大特征。这也是汉民族得以成为中华民族核心的重要原因之一。
汉民族文化之所以博大恢宏和绚丽多彩，是因为在悠久的发展过程中博采众长，曾汲取世界上多种文明的营养，更汇集了我国各民族文化的精华（感受到汉族文化能涵括自身的文化，符合自身的需要，正是一些古代民族融合于汉族之中的原因）。我国各民族长期以来，一方面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又以自己的文化影响汉族，共同形成中华文明。各民族的有识之士，也都以整个中华大地这片“天下”的兴亡为己任。鸦片战争以来，特别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中国成立以来，这种心理素质上的共性就更加强了。这样一种心理素质上的“同”，正是欧洲某些多民族国家所不足的。这也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某些多民族国家分裂的原因之一。这自然是和那些国家的各民族之间，自古缺乏紧密的互补关系，近代以来又分属不同的市场，多民族国家形成甚晚等原因分不开的。
由此，又可以看到，中国地域上的民族过程与欧洲民族过程另一个不同之点，那就是分别受到几乎完全不同的社会进程的影响，与社会进程有着完全不同的交织状况和结合点。而且，在我国地域上，社会发展的每一个时期，几乎都（或直接地，或通过矛盾的转化）促使民族过程保持紧密的聚合状态。就以近现代来说，当资本主义的发展使欧洲列强争夺殖民地的斗争更趋激烈并妄图分割中国时，我国并没有像东欧某些国家那样，在政治上被分割，在经济上也从属于不同外国的不同市场。在外界的压力下，中华民族的内聚力反而更加强了。这反映了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汉民族对自身内在的整体性的成熟的认识，反映了有着悠久历史的多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对内部相互依存关系和命运与共的成熟的认识。这样一种共识，又是一种极其重要的“同”。可见，对于一些多民族国家来说，各民族的政治领导者、各界有识之士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如果能以正确的认识论去总结历史，自觉地去认识什么是最有价值的“同”，并善于创造条件把“异”转化为合乎客观规律的互补关系、共同利益，许多民族纷争的悲剧并非是不可避免的。
至于前面提到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曾对欧洲民族和民族国家的形成起到大分裂小聚合的双向作用，那毕竟是发生在各地区之间互补性小的欧洲，并且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早期。在我国改革开放的早期，甚至目前，历史上商品经济欠发达的一些地区，也曾出现“羊毛大战”、“棉花大战”、地区封锁一类在价值规律刺激下的原始冲动。然而，人们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已逐渐认识到，在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和集团化两大趋势并存的国际环境中，充分发挥我国国内统一市场中各地区优势互补的整体作用，是越来越重要了。
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国广大人民群众在对于各民族和各地区间的“异”与“同”、差距和平衡的问题上，也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以唯物辩证的观点去认识了。曾有过的以“一刀切”、“割尾巴”等作法，让大家同样穷的作法，已成为历史的笑料。让每一个人、每一个地区的自我潜力得到充分发挥，必然会出现不平衡。然而，在邓小平同志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人们已开始懂得，有人先富起来，就“可能”帮助穷的。沿海特区发展起来，就“可能”向内地投资，等等。当然，在“可能”未能成为“现实”时，那就存在差距，就可能引起矛盾。然而，在国家的民族政策、扶贫政策和经济杠杆的调控下，在高度精神文明的建设过程中，“可能”就会变为“现实”，“差异”就会变为互补和相互依存关系。实际上，良好的民族关系、各民族的共同利益，并不是要等经济发展达到平衡时才实现的，而是在“发展中互补”和在“互补中发展”的过程中就已在实现了。1996年在全国人代会上通过的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根据我国各地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等条件的不同，划分为7 个各具特色的经济区域，并指出要“避免地区间产业结构趋同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因地制宜、分工合作，起到各地区间优势互补的作用。
虽然当前汉民族也有不少贫困地区，虽然在少数民族成员中已有不少高水平的科学技术人才，但是，占人口90%以上的汉族成员，仍应更多地背负起中华民族对兴旺发达和祖国富强的期望；必须在勇攀科学技术高峰的同时，努力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这样，我国的社会进程就不会停滞，就能在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发展中更好地使差异转化为互补，使差距变为吸引力。这样，就能使中华民族的内聚力不断加强，永秀于世界民族之林。在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中更加绚丽多彩的中华文明也将为我国赢得更多的友谊！
标签：世界历史论文; 欧洲历史论文; 罗马市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社会因素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文明发展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利益关系论文; 经济学论文; 地理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