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古代实践看制约政治传播效果的政治因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论文,中国古代论文,因素论文,效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2338(2015)04-0008-05 提升政治传播能力、改善政治传播效果是当前中国政治传播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已经有学者敏锐地提出了在政治传播中“政治统摄传播”的论断[1]，但目前学界更多的还是着眼于从改进传播策略、手段、技术、话语等层面来思考问题，对政治在政治传播中的制约性影响缺乏深入的探讨。中国古代的政治传播实践以丰富的案例充分揭示了政治传播中政治对于传播效果的影响，对我们认识这一问题有重要的启示。总结、提炼这种启示，不仅有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影响政治传播效果的因素，而且能帮助我们更全面、准确地把握提升当代中国政治传播能力的着力点。建构政治合法性、沟通政治信息、塑造国家形象是政治传播的三个主要功能，也是当代中国政治传播面临的重大挑战，所以本文对相关问题的论述也围绕这三个主题展开。 一、建构政治合法性的传播活动离不开社会共享的政治文化 政治合法性是一个政权建立与维持政治秩序的基础。但是，对绝大多数政权而言，政治合法性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它需要精心建构，而要建构合法性就离不开广泛的政治传播活动。从中国古代政治传播的实践来看，紧紧依托社会普遍认同的政治文化开展政治传播活动是取得良好成效的重要经验。 首先，合法性议题的设定要以社会公认的政治文化为基础。设置议题是开展政治传播活动的首要环节，因为成功的议题设置能够有效地引导受众关注的焦点并进而影响其态度，从而有利于统治者的合法性论证。纵览中国古代数千年以建构王朝政治合法性为目的的政治传播活动，帝王的天命、圣德与王朝的正统性是历朝构建政治合法性议题中最核心的三大议题。在这三个议题中，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一直到明、清两朝，帝王的天命、圣德是贯穿始终的，而从三国魏晋开始正统性也成为重要的核心议题之一，尤其对于少数民族建立的中原政权而言，后者更是必须辩护的主题。究其原因，这三个议题是中国历史上具有悠久传统的、普遍而根深蒂固的政治文化与社会信仰的核心观念。这种悠久不是对我们今天而言悠久，而是对中国古人而言就非常悠久，是其重要性不再受到任何质疑的元议题。因此任何政权，只要能获得臣民对其在上述三个因素方面的认同，就能比较成功地建构其自身的政治合法性。正因为如此，历代王朝以建构政治合法性为目标的政治传播活动才毫无例外地一再重复论证和宣扬这三项议题。 其次，政治符号的选择要充分考虑社会共享的政治文化。政治符号是建构合法性过程中运用的重要媒介，主要是“通过其象征意义对人们产生影响”[2]。在中国古代建构王朝合法性的政治传播活动中，频繁地运用了大量的政治符号，充分利用了这一重要媒介所特有的象征功能来为核心议题的论证服务。如为了构建新建王朝的天命，历代新朝的建立者普遍运用了包括帝王神话、异象神话、谶纬神话等各种符命政治神话，并频繁操演了劝进、禅让、改制等各种政治仪式；而符瑞神话与祭祀、封禅等仪式则是帝王塑造自身圣德常用的政治神话与政治仪式。这些政治符号在中国古代的政权更迭与统治中被统治者频繁运用，显示其具有良好的传播效果。而之所以能取得这种效果，与这些政治符号的创制建立在当时中国的政治文化与社会信仰基础之上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在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中，人们普遍相信各类符命现象是天命的昭示，劝进等各类政治仪式是建立王朝合法性的基本程序，而众多的符瑞现象与封禅等仪式，则反映了帝王具有足以感动上天的圣德的标志。正因为知道基于普遍的政治文化与社会信仰，臣民对这些政治符号的寓意具有高度一致的认识，中国古代统治者才热衷于频繁运用这些政治符号来制造政治认同。 再次，理想的政治修辞要植根于深厚的政治文化之中。政治合法性的建构，离不开通过政治语言进行论证，因此也就离不开政治修辞活动。亚里士多德认为成功的修辞技巧要从逻辑推理、说话者的人格品质与受众情绪三个层面入手考虑。中国古代政治传播实践则启示我们，上述三个层面对修辞技巧的思考，必须植根于具体的政治文化环境之中。因为对说话者人格品质的判断、受众的情绪乃至逻辑推理，都与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有密切的关系。中国历史上有大量杰出的论证政治合法性的政治文书，这些文书的共同特点除文辞优美之外，就是其论证的展开均紧紧依托于当时的政治文化。如雍正面对清朝在论证合法性时种族身份的困境，竭力从儒家学说出发，强调天命、圣德对种族地域而言在建构合法性时至高无上的重要性，并且把满人与汉人的差别视为地域而非种族差异，大大弱化了种族身份对其合法性建构的影响。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高举维护孔孟的旗子，更是成功拨动了大批汉族文人学士的心绪，使其积极加入了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的阵营。 最后，成功的政治社会化要以成熟的政治文化为前提。政治社会化的实质是政治文化的代际传承。对一个政治体系而言，实现政治文化的代际传承，是维护其合法性认同的重要条件，如果政治文化不能传承，其合法性认同就面临着难以延续的威胁。中国古代有的王朝能够延续数百年，关键的一个因素是其政治社会化比较成功，即政治文化能够比较顺利地实现代际传承。之所以出现这种状态，一个根本的原因是由于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的成熟。这一建立在儒学意识形态基础上的政治文化，不仅核心价值观非常明确，体系非常完备，而且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普遍认同，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代政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正是基于全社会，尤其是士大夫阶层对这一政治文化的推崇，中国古代才形成了国家与社会协力合作的政治文化传播体系，才产生了丰富的政治文化传播媒介，才创造了全社会普遍践行政治文化核心价值观的理想局面，并最终实现了政治文化的顺利传承。 需要说明的是，作为一个长期稳定的政治文明，中国古代形成社会共享的政治文化环境是非常自然的现象，而这种普遍共享的政治文化则为传播主体开展传播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但对于多元价值观并存与不断变革的当代中国而言，恐怕很难在短期内形成全社会普遍认同的政治文化。这就要求我们深刻认识到当代中国政治传播面临的特殊困难与复杂性，同时也要对克服这种困难、改善政治传播效果抱有足够的耐心。 二、良好的政治传播效果有赖于宽松的政治言论环境 现代政治传播研究在讨论传播效果时，常常会从传播的主体、媒介、策略乃至体制等方面进行探讨。中国古代的政治传播实践则告诉我们，除了这些原因之外，政治言论环境的宽松与否也是影响政治传播效果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对中央集权官僚制国家而言，创造并保持宽松的政治言论环境对确保政治传播的效果尤为重要。① 作为世界最成熟的古代政治文明之一，中国古代的政治传播实践也达到了古代官僚制帝国的先进水平。辉煌成就的取得，除了中国历代王朝依托官僚体系建立起来的相对完备的信息传播体系，并不断改进传播技术、完善具体传播制度外[3]，一个关键的原因是，相比于其他古代帝国，中国古代王朝虽然有“焚书坑儒”、“文字狱”等用高压暴力手段钳制言论的黑暗时刻，但作为世界古代史上最成熟的中央集权官僚制国家，总体而言保持了相对宽松的政治言论环境。 从制度层面来看，谏诤制度在历代王朝的存在与发展是中国古代政治言论环境整体较为宽松的重要标志。谏诤制度是中国古代存在的一种主要以给帝王提批评意见为目的的政治传播制度。在世界古代政治史中，尤其是在世界古代著名的大帝国中，只有中国有如此成熟且长期延续的谏诤制度。《荀子·臣道》篇说：“君有过谋过事，将危国家、殒社稷之惧也，大臣父兄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去，谓之谏；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死，谓之争。”[4]这里的争与诤通义。从这句话可以看出，谏与诤都是针对君主有过错的决策或行为做出批评，而且要求君主接受。 为了鼓励谏诤，不仅专司谏诤之职的谏官组成结构在两汉、唐宋等朝不断得到调整和优化，而且谏诤形式也日趋丰富，最终形成了由讽谏、顺谏、规谏、致谏、直谏五种形式构成的谏诤体系。需要说明的是，设置专职谏官只是鼓励或保障言论的一种制度性举措，事实上可以给帝王提批评意见的并不止于谏官，而谏官批评的对象也不仅限于帝王本人。相关的典型事例，在史籍中比比皆是。 从实践层面来看，中国历史上的杰出帝王大多致力于创造比较宽松的政治言论环境。鼓励臣民进谏，营造宽松的言论环境是中国上古三代盛世及其圣君光辉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淮南子·主术训》描绘了这种盛况：“古者天子听朝，公卿正谏，博士诵诗，瞽箴师诵，庶人传语，史书其过，宰彻其膳。犹以为未足也，故尧置敢谏之鼓，舜立诽谤之木，汤有司直之人，武王立戒慎之鞀，过若豪釐，而既已备之也。”[5] 同样，秦汉以来，已经建立了中央集权官僚体制的历朝开明君主，几乎无一例外地重视创造宽松的言论环境，鼓励臣民积极进谏。创立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盛世的汉景帝、汉文帝、唐太宗乃至女皇武则天以及宋代帝王群体，均可以被视为是保持宽松言论环境帝王的代表。他们不仅体现了接受批评的雅量，而且还采取各种措施积极创造臣民批评政治的宽松环境。如汉文帝就下令废除了秦汉以来的诽谤、妖言之法，认为其“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6]；唐太宗刻意包容进谏者的各种激烈批评的言辞；武则天设置铜匦鼓励臣民进谏；而宋代帝王则有“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家法[7]。 必须指出，相对于这些杰出的开明帝王而言，一般帝王统治时期，王朝的政治言论空间的宽松程度可能要打折扣，但除了一些特殊黑暗的时期，显然不会是一下就到了完全没有言论空间的地步。 从文化层面来看，受中国政治文明的理想及长期的制度设置与实践影响，中国古代形成了倡导舆论宽松、反对言论压制的政治文化。在历史上，凡是压制言论的君王都受到严厉的批评，成为其不可洗刷的污点之一，如“监谤”的周厉王、焚书坑儒的秦始皇，以及后世兴文字狱的帝王。反过来，广开言路往往是臣民给帝王进谏时提的重要建议，而且在历史上也出现了众多敢于直言进谏，甚至不惜以生命为代价犯颜直谏的著名官员，他们被视为忠臣而被后世历代称颂。这样一种传统到了宋代更是发展到了高峰，此时的士大夫已经不满足于犯颜直谏，而是发展出了“以天下为己任”、与皇帝“同治天下”的自觉而强烈的政治意识。[8]这样一种政治文化，只能在一种相对宽松的言论环境中才能产生和发展起来，反过来，它又促进了宽松言论环境的形成和维系。 综上所论，中国古代王朝总体上的确创造和维持了在古代帝国而言比较宽松的政治言论环境。尤其是在杰出帝王统治时期以及王朝处于上升和盛世阶段，言论环境更为宽松。我们当然可以从精神层面寻找杰出帝王们致力于创造与维护宽松言论环境的动因，但更根本的原因，恐怕是中央集权官僚制这种制度特性，决定了要维持良好的政治统治，内在地要求必须尽力创造与维持相对宽松的言论环境。否则，政治信息既难以畅通传播，而国家统治也会随之出现问题。 究其原因，中国古代的政治信息传播机制是依附于中央集权官僚制度本身的单一、垄断的信息传播机制。受这种机制的制约，其政治传播即使仅从政治信息的传递来看，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信息的“扭曲与失真”，存在着“效率低下”与“欺上瞒下”等现象。[9]而且在这样一种制度框架内，难以从制度设计上根本解决这一困境。更何况，政治传播显然还不仅仅是这些所谓客观信息的传播，即使在中国古代，对现实政治问题，乃至对最高统治者错误的批评也是政治传播的题中应有之意。但是，官僚政治的实质是“政府权力全把握于官僚手中，官僚有权侵夺普通公民的自由”[10]。而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更是权力不仅集中于官僚，而且尤其集中于最高统治者，在中国古代这个最高统治者就是皇帝。在这样一个缺乏现代自由、缺乏法律保障被统治者言论权利的体制中，又不得不为了维持统治秩序而听取臣民的批评意见，客观上要求统治者必须尽量创造宽松的言论环境，才能激发臣民的言论热情。一旦统治者运用暴力打压臣民的言论，就会出现万马齐喑的局面，而这样的局面又会导致统治的衰败和崩溃。秦的迅速灭亡，东汉与明后期的衰败与统治的最终崩溃，都与对臣民言论的打击有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 当代中国政治虽然不论其性质还是面临的环境都与古代中国截然不同，不过依然具有中央集权的特征，尤其是官僚主义的作风和观念在我国依然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历史的经验与现实的需要启示我们，当代中国需要不断拓宽法律保障的更为宽松与自由的言论环境，来为当代中国的政治传播创造良好的软环境，从而促进中国政治传播效果的不断改善。 三、国家形象从根本上来说是由政治文明的特质及发展水平决定的 国家形象塑造是对外政治传播的重要目标之一，更是当前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目前有关国家形象的研究多集中于传播媒介与传播策略的层面，但中国古代的相关实践则启示我们，一个国家的国家形象从根本上来说是受其政治文明特质及发展水平决定的。 首先，国家形象的建构目标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一国的政治文明特质决定的。每个国家都有各自与其他国家不尽相同或完全不同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历史传统和政治文化，这些因素导致不同的国家体现出不同的文明特质。其中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各自的国家定位与治国理念不同。国家定位与治国理念不同，其预期与实际呈现给外界的国家形象就不同。 中国古代王朝的国家形象建构是以其明确的国家定位与治国理念为前提的。就国家定位而言，中国古代王朝普遍信奉天下观念，认为中国是天下的中心，在整个天下世界体系中具有独一无二的“天朝上国”地位，是世界文明的中心，与中国交往的国家并不被视为与中国平等的政治体，而被视为是中国王朝的藩属之邦。中国的统治者作为天子，不仅是中国的皇帝，也是全世界的最高统治者。就治国理念而言，虽然中国有过法家主导的秦政，实际政治统治中帝王也多王、霸道杂用，但在绝大部分时间里，至少在理论上都是以儒家学说为主导。这种治国理念强调帝王的至高地位，但更要求帝王必须具有圣德，能够关爱民众、抚驭四夷，把天下治理得安宁富足，从而获得民心的拥护。 从这样的国家定位与治国理念出发，古代中国内在地需要塑造一个天子圣明、政制至善、国家富庶、万国来朝的天朝形象。适应这样的要求，中国古代在对外政治传播中主要致力于从如下三个方面塑造天朝形象：第一，至高无上，具有足堪荣膺天命之圣德的天子形象；第二，中国的礼仪制度作为文明标志的形象；第三，国泰民安、繁荣富庶的中华形象。显然，这种形象不仅是光彩夺目的，更是高高在上的。塑造这种形象的目的不是以平等的姿态与其他国家交往，而是谋求其他国家以仰慕的姿态来表达它们的遵从与臣服，建构以中国皇帝为中心的权力关系。也正是基于其国家定位与治国理念，中国古代王朝才在几千年的对外交往历史中坚持朝贡体制，坚持主导交流方式与话语权，也才建立了一种特殊而卓有成效的对外政治传播体制。简言之，由于古代中国的国家定位与治国理念是非常明确的，所以它在对外政治传播中呈现给世界的形象是非常明确的。正因为如此，与中国交往的国家可以明确地知道当时的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她的文明特质是什么，是否值得与之建立朝贡体系。 其次，理想的国家形象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一国政治文明的发展水平决定的。单有明确的国家定位和治国理念只能确定本国在国际上有一个清晰的国家形象，但清晰的国家形象不等于理想的国家形象，要在国际上塑造受到他国赞扬乃至尊敬的光辉的国家形象，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政治文明是否是先进的，是否处于各国前列。 中国古代之所以能够建立起所谓的“天朝形象”，能够建立与维持朝贡体制，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中国文明在当时处于先进地位。与近代的落后不同，在漫长的古代，中国是当时世界文明程度最高、文化最先进的政治共同体之一。不仅中国政治制度的完善以及政治理念的成熟、先进是当时与其交往的其他藩国无可比拟的，而且在文学、艺术、建筑乃至技术等诸方面，古代中国也都处于世界先进行列。正因为如此，中国才长期对周边民族与国家形成了强大的吸引力，吸引众多国家派人来华学习中华文化。与此同时，在对外交往中，中国朝廷在相当程度上践行了儒家政治理念，不仅在大多数情况下以仁德与和平的态度与诸国交往，而且能够较为认真地承担天朝上国的义务，甚至不惜为此付出沉重代价。明代对朝鲜抗击日本侵略的帮助就是这样的典型事例。以至于直到清朝乾隆年间，朝鲜使臣依然念念不忘明朝对朝鲜的“再造之恩”。[11]简言之，古代中国的治国理念、治国水平处于当时先进水平，且与其对自身的国家定位相匹配，因而其形象塑造才较为成功。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强调政治在国家形象塑造中的根本制约性作用，并不是说在国家形象塑造中可以忽视传播媒介与策略的作用。恰恰相反，中国古代王朝正是依靠丰富的媒介、精心设置的传播策略，在特定的朝贡体制中开展对外传播，成功塑造起天朝形象的。其娴熟运用传播媒介的经验、环环相扣的政治传播策略直到今天依然值得我们学习、借鉴。[12]但一定要认识到中国之所以能主导当时的对外交往模式、能主导当时的话语权，能成功建立并维持朝贡体制，从根本上来说是基于中国文明的特质及在当时的成熟性与先进性。离开这个基础来讨论当时国家形象塑造的策略与成就，就只能是舍本逐末了。 对比古代中国，当代中国正处于不断变革与迅速崛起的发展过程中，世界格局也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内外因素的影响使中国的国家定位与治国理念都处于发展、变化之中，而中国政治文明的发展水平及其被世界的认可程度显然还与中国渴望建构的国家形象有相当的差距。这样的现状使中国的国家形象塑造面临更多的挑战与困境，既需要我们在对外政治传播中认真应对，更需要我们有一个正确的心态。 注释： ①用宽松而非自由界定言论环境，不仅是从理论上来说自由的言论环境当然是宽松的，而宽松的言论环境未必已经达到了自由的程度，而且从我们研究的实践对象以及我们的启示的适用性所希望涉及的范围——整个人类文明史而言，用宽松显然比自由更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