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经济增长目标下的最优税负和税收结构调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税负论文,经济增长论文,结构调整论文,最优论文,税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导言
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在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大背景下，我国的财政总收入呈现出高速增长的态势。根据财政部公布的数据，2008年1～9月全国财政收入累计实现48 946.86亿元，同比增长25.8%。在收入增长过程中，我国的宏观税负①水平却在不断上升，2007年实际税负水平是20.05%，2008年前三季度更是高达22.85%。一方面，宏观税负上升意味着政府掌握资源的比重扩大，用于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进一步增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增长；但另一方面，税负提高对微观主体所产生的抑制效应却不利于经济增长。因此我们需要考虑一定时期的最优税负水平。
对于最优税负的确定及其相关问题，我国学者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1][2][3][4][5][6][7]。依照内生增长理论，经济中的税收并不总是与增长同方向变动，经济增长是宏观税负的一个凹函数，从而可以利用经济增长和宏观税负的回归方程得到增长率最大目标下的最优宏观税负。上述研究均从这个思路核算了我国最优的宏观税负，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我国的最优宏观税负大致应保持在20%左右。不过，这些研究在核算宏观税负和经济增长实证方程时大多采用最小二乘估计方法。这种方法在分析时间序列数据时容易产生“伪回归”，因而导致研究结果不稳健。同时，基于回归模型得到最优宏观税负之后，现有研究多是根据我国实际税负与最优税负之间的差距提出相应的税制调整方案，所提出的方案与最优税负确定所遵循的内生增长模型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一般是泛泛而谈，因而使得最优税负的确定与实现该项最优税负所需要的调整方案之间存在不一致性。有鉴于此，本文利用一个统一的内生增长模型框架来分析我国最优宏观税负的确定和税收结构调整方案的选择。
基于统一的内生增长模型框架，笔者对模型的实证研究将采用自回归分布滞后(ARDL)模型，以避免出现最小二乘的“伪回归”现象。同时，由于税负主要通过影响经济活动特别是影响创新活动而影响长期经济增长路径，而创新活动可以由中间产品投入加以衡量，实现的创新活动在宏观层面上的效果又可以由要素生产率的变动反映出来，所以，实现最优增长目标所需要的税收调整方向应以行业要素生产率为标准。正是基于上述逻辑关系，本文利用乔根森等人(Jorgenson，et al)新近建立的基于行业投入产出表的经济增长核算方法[8]，估计我国不同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并以此为标准，说明趋向于最优税负的税制结构调整应如何进行抉择。
本文研究发现，我国现阶段的最优宏观税负应为16.47%，低于实际宏观税负水平，因而需要进行较大幅度的减税。就经济增长目标而论，减税的目的在于刺激技术创新活动。本文利用全要素生产率表示创新活动的宏观效果。通过对不同行业的实证研究发现，我国目前的TFP增长主要来自于服务业。同时，由于服务业面对的主要税种是营业税，因此在降低宏观税负的同时，减税的重点应该是降低营业税。
本文的分析结构如下：首先，说明本文所使用的内生增长模型的理论框架，以及包含中间投入品的增长核算方法；其次，利用自回归分布滞后(ARDL)模型讨论我国的最优税负估计；再次，利用各行业的TFP数据讨论可供选择的税制调整方向；最后是本文的总结及主要结论。
二、理论框架
长期以来，财政政策被视为熨平经济周期的重要工具，其中政府支出和税收的变动通过改变总需求，促使经济趋向于潜在产出状态。不过，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的内生增长理论，为我们关注政府支出和税收等财政政策手段的长期增长效应提供了理论基础。
从财政支出的角度来看，政府通过提供基础设施[9]、研发投入[10]、公共教育[11]等生产要素，影响经济运行。同时，由于这些要素的积累通常具有外部性，使得经济呈现出规模报酬递减的特征，因而对长期增长率产生影响。从财政收入的角度来看，税收通过改变要素积累的动机而产生扭曲效应。所以，对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课税最终会影响长期增长。由于财政收支项目对长期增长的效应大小不一且方向不尽相同，所以有关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效果的文献大量涌现。不过，从模型的结构来看，这些文献大都采用了内生增长理论的一般框架，同时引入财政支出或不同种类税收的影响。为了综合分析各种财政政策对于经济增长的效果，泽格勒和杜内克(Zagler and Durnecker)建立了一个包含若干政策参数的统一模型[12]。本文在这个模型的框架下讨论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和税收结构调整问题。
基于内生增长理论，泽格勒和杜内克假定t时刻的产出由柯布－道格拉斯总量生产函数决定：
假设储蓄为可支配收入的固定比例，用于厂商研发开支的融资。厂商的利润最大化行为会导致厂商选择最优投资，从而保证稳态的经济增长率。根据这个模型的设定，稳态经济增长率表明财政对于经济增长具有两面性：
首先，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正效应，比如通过提高公共投入的数量促进经济增长。
其次，税收会影响创新活动，而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对于研发的税收降低了创新活动，对于储蓄的税收降低了可用于研发的融资数量。
上述结论是以税收和政府支出相互独立为条件的，但是在实际经济活动中，政府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收入预算的约束，在长期中更是如此，即
(＾表示变量的增长率)取决于税率τ，比如=(τ)。这就是说，增长率以非线性的形式取决于税收。因此，这不仅为我们考察最优增长目标下的宏观税负提供了理论基础，而且也允许我们利用税收的非线性函数求取长期中的最优税率。
依照持续增长目标考察最优宏观税负，不仅仅要给出调整税负大小的方向，更重要的是要确定调整税制结构的方向。根据上面的分析，经济增长率的提高源于创新，而税收的负面作用主要在于对创新起到了抑制作用。因此，调整税负特别是调整税制结构的方向就应该是使得调整后的税制结构更有利于促进技术创新，从而最终促进经济增长。从总量意义上来看，我们可以利用全要素生产率(TFP)来表示创新的强弱。因此，税收调整的方向就是要有利于提高经济中的TFP。但是，不同的税收对不同行业的TFP作用不完全相同，所以调整税负应重在减少创新活动较为活跃行业的负担，激励创新，从而保证持续的增长。为此，我们需要测算各行业的TFP，以便选择调整创新活跃行业的税收负担。那么，应该如何进行这种测算呢?
在上述增长框架中核算各行业的TFP，需要在生产函数式(1)的形式下进行，这就需要考虑各行业的中间投入，这是一种有别于传统核算TFP的方法。本文选择了乔根森等人的方法[8]，这种方法很好地考虑了如何在包含中间产品的生产函数中核算TFP。
在生产函数式(1)的设定下，假设各行业t时刻的生产函数为：
那么在假设各要素在生产函数中可以分离的条件下，总产出可以表示为：
它们分别表示资本、劳动和中间产品投入在名义总产出中所占的份额。同时可以定义：
此时，核算的难点在于如何构建中间产品把风入。在本文中，笔者利用我国行业投入产出表核算中间产品投入。
根据投入产出表，如果假设市场具有完全竞争性，同时生产呈现规模报酬不变，j行业产出的总价值可以表示为：
这表明，整个经济总体的全要素生产率来自于不同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加权以及资本的重新配置和劳动的重新配置的效率。利用这一表达式，就可以得知宏观层面的全要素生产率来自于哪个行业。进而，根据上面说明的税收对于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税负结构调整的方向就是降低对于社会全要素生产率贡献最大行业的税收。
三、最优宏观税负
根据前面对于税收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讨论，本文考虑采用布荣松和勒威(Branson and Lovell)的单方程方法核算最优税收[13]。此时，经济增长是宏观税负的凹函数，从而可以利用经济增长和宏观税负的回归方程得到增长率最大目标下的最优宏观税负。不过目前的单方程方法采用简单OLS回归，这在时间序列分析中很可能产生伪回归。如果采用标准的协整分析，获得长期方程，那么需要变量是I(1)，这就需要一些实证假设。为此，本文采用自回归分布滞后(ARDL)方法获得变量的长期关系，从而获得最优税率。
ARDL模型的主要优点在于，不管回归项是I(0)还是I(1)，都可以进行检验和估计，而进行标准的协整分析前，必须把变量分类成I(0)和I(1)。这种方法考虑下面的ARDL(p，q)模型：
式(9)中p和q的选择利用SBC准则。
在最优税率问题中，我们可以考虑选择边际税率，也可以考虑平均税率。如果分析中采用边际税率，那么实际上隐含着市场经济具有稳定性这个假设。这在当前的金融危机环境中并不可靠，所以此处的分析关注平均税率。这种方法隐含的假设是，政府可以通过控制税收对总需求产生影响，从而可以稳定经济增长。在方程的具体设定上，考虑现有文献中经济增长和税率之间的实证关系[14]，设定为：
式中，RGDP表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RTAX表示宏观税负。
以SBC指标为选择依据，利用Microfit4.1软件可以得到增长方程(见表1)。
表1给出的结果与笔者期望的符号相符合。如果我们的目标是经济增长率最大化，约束是式(11)，可以得到使得我国经济增长率最大的宏观税负为16.47%。同时，由于约束是凹函数，二阶条件得到满足。这个估计值低于目前学术界的估计值，其主要原因在于本文采用了自回归分布滞后的估计方法，避免了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中存在的缺陷，使得结果更加稳健。依照这个税负水平，相对我国2008年前三季度的实际税负水平22.85%，未来我国需要削减28%的税负。
四、税制调整的方向
在总体减少税负的背景下，税负调整结构成为一个重要的政策选择。通过2007年各税种在税收中的比重(见表2)可以看出，增值税、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这三类税种在我国税收收入中所占份额较大，具有较大的减税空间，这是构成我们减税的可行解。但是，哪个是最优解呢?在这之中，目前对于增值税关注较多，笔者认为，需要依据各行业的TFP情况对此问题进一步讨论。
通过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本文利用1995～2005年的投入产出表来进行核算。涉及的行业包括农业，采掘业，食品制造业，纺织、缝纫及皮革产品制造业，其他制造业，电力、热力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炼焦、煤气及石油加工业，化学工业，建筑材料及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金属产品制造业，机械设备制造业，建筑业，运输邮电业，批发零售贸易、住宿和餐饮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保险业和其他服务业。
利用前面分析的方法，可以得到各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由于没有各部门的就业数据，所以采用各部门的工资总额与各部门平均工资估算。对于各部门的资本存量也存在数据不全的问题，在此，笔者假设每个部门在其内部是线性折旧，这样，就可以利用折旧数据估算各部门的资本存量。据此，各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如表3所示。
本文利用上面分析的行业数据加总可以得到总体宏观层面的情况，不同行业对于宏观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如表4所示。
从表4可以看出，在1995～1997年，农业导致了宏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了1%，贡献最大，这反映了农业在当时中国经济中的份额较大。在1997～2002年，农业的贡献进一步加大，可见，在2002年之前，农业的发展对于我国经济的增长作用十分巨大。在2002年之后，其他服务业、金融保险业、运输邮电业、建筑业和批发零售贸易、住宿与餐饮业对于我国经济增长中的全要素增长贡献最大，这反映了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动力的转移，金融等服务行业对于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开始加大，成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利用2002～2005年各行业导致的宏观全要素生产率减去1997～2002年各行业导致的宏观全要素生产率，可以看到，建筑业、金融服务业、其他服务业和建筑材料及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的值大于零，表明这些行业的宏观层面全要素生产率贡献增加，而其他行业都在下降。这说明了近些年我国增长的改善主要来自于建筑业(增加1.12%)及其相关的材料、金融业(增加1.11%)和其他服务业的增长。这和我国近两年的房地产行业推动的经济增长比较符合。在目前房地产行业面临调整的环境中，建筑行业必然受到较大冲击，经济增长可能面临放缓的压力。从上述数据中可以看出，要维持经济增长的快速发展，重点在于服务行业的发展。为此，在税制调整方向上应降低第三产业的税收，促进第三产业发展。在增值税、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中，营业税主要关注第三产业，因此，为了促进经济增长，我国的减税方向应该在营业税。增值税的削减主要提高了第二产业的投资，这无法有效提高TFP，从而无法在长期内促进经济增长。
五、结 语
在我国税收连年高速增长的背景下，我国的小口径宏观税负水平不断攀升，在2008年超过了20%。这一方面对于我国政府调动社会资源发挥了促进作用，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了负面影响。在目前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减税成了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不过，减多少和怎么减都必须在保证持续经济增长的背景下讨论。本文基于内生增长模型，利用ARDL方法得出我国目前阶段的最优宏观税负为16.47%，相对于目前的宏观税负需要较大幅度的减税。在减税中，需要重点考虑的税种是营业税，因为通过降低营业税可以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从而有效地提高我国的TFP，使得我国的增长不再仅仅依赖劳动力和资本投入以及国际市场，从而可以产生更加持续的增长。
当然，降低营业税必然涉及如何实施的问题。第三产业目前在我国的发展也不平衡，金融等行业目前更加具有发展潜力，对于我国的TFP提高影响较大，应当是目前的减税重点。未来如何具体实施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注释：
①本文中宏观税负的衡量方式是总税收除以国内生产总值，从而是传统意义上的小口径税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