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势造偶像：解析青年偶像崇拜现象的变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偶像论文,崇拜论文,现象论文,青年论文,时势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归结一下各个年代小青年的流行形象：20世纪五十年代是一身中山装，一双黄皮鞋，一头瓦片发，上衣口袋插上两支钢笔；六十年代是旧军装，宽皮带扎腰，头发剪得短短的；到了七十年代，则是“敞摆”衣服齐腰杆，小裤管把屁股和腿脚绷得紧紧的，大背头擦得油光光的，尖头皮鞋雪亮雪亮；八十年代则是喇叭裤，的确良，理个寸头；接下来，或许就很难归结了，往往是种种流行形象“各领风骚三两年”。其实，各种思想何尝不是像这些服饰一样从身体每个部位“炸”开来。流行形象的变化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现象，它往往反映了每个时代更深层次的蕴意，代表着价值取向的变化、消费观念的变化、媒介环境的变化，然而，最直接与之关联的就是大众所模仿、所学习的对象的变化，而这里所谓的学习对象就是我们所要探讨的偶像或者榜样，一言以蔽之，即为崇拜对象。
“偶像崇拜是一种特殊心理情感需求和心理现象，具有心理认同与情感依赖，具有自发性、感情性和认同性，表现为‘偶像’的理想化、浪漫化和绝对化；榜样教育是成长教育的重要手段和途径，其基础在于社会学习与模仿，具有指导性、示范性和激励性，较之偶像更现实化、理性化和相对化。[1]”但从心理源的产生发展来讲，无论是自我投射、替代性补偿，还是作为认同的心理，偶像崇拜和榜样学习从心理实质的角度上讲，均是其主动寻求情感和认知上的同伴与朋友，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受到激励和帮助。在发展中，它们互相作用，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或以主流崇拜类型、或以非主流崇拜类型面貌出现。总之，无论何种偶像抑或榜样，他们的出现都代表了特定的时代精神，或者说反映了特定的时代需要。
一、“向雷锋同志学习”：以英模崇拜为主的年代
以建国为起点，这是一个榜样的“偶像化”年代。 “向雷锋同志学习”——这句口号不知道影响了几代人，《学习雷锋好榜样》——这首赞歌亦是小学音乐课本上必不可少的曲目。建国之初，年轻的新中国所面临的种种困难，决定了这将是一个以革命集体主义精神为号召的偶像年代。雷锋、“铁人”王进喜、焦裕禄，他们身上无私奉献、为国家牺牲小我、艰苦奋斗的精神感动了几代人，成为几代中国人学习的榜样，并成为那个时代的历史标志。在这个时期，集体主义道德原则的精神力量发挥得淋漓尽致，正是在这一精神感召下，贫穷但充满激情的建设者们克服了重重困难，为社会主义大厦铺下了基石[2]。
这个时期是榜样的“黄金时代”，每一个榜样的出现都会造成全民性的影响，一个英雄的报告、报道常常使人们激动不已，并暗下决心使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向他们靠拢，其普及程度是后来的榜样或者偶像所不能企及的。它的盛况达到了这样的地步：全国人民都在“雷锋精神”、“铁人精神”的感召下投身国家建设的洪流，年轻人都以研读《雷锋日记》为豪[3]。这一时期涌现的榜样人物的道德品质主要包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为人民服务、刻苦钻研、大公无私、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不畏困难、爱岗敬业等，分别体现在领导干部、科学家、英雄和模范的事迹之中[4]。
以下，聚焦于时代主题和媒介环境来对此阶段的英模崇拜现象进行分析。
1.时代关键词：集体主义、政府宣传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正是共和国早期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百废待兴，年轻的新中国面临种种困难，国家需要全社会人民群众的奉献精神——决定了这将是一个以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为号召的榜样年代。这一时期的偶像或者榜样在道德上体现了为政治服务的精神，认为人的道德风范是实现政治理想的前提，树立典范、发挥“榜样的力量”成为当时国家政治的需要。
建国以后，国家权力与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日益显现，市民文化消费领域随之而变化，计划体制取代了市场体制，国家权力主导取代了大众消费市场主导。这一时期的社会转型其主要特征是实现了政权的更替和意识形态的质的飞跃，其社会倡导和践行的总体价值目标是马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原则，强调的是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其明确的重集体的价值取向决定了社会价值评价的标准和价值规范的性质。这一时期榜样人物舍己为公、为人民服务的道德品质就是集体主义价值取向的反映，是政府所大力宣扬及重点塑造的。
就“英模”的形成而言，它的出现主要是政府各级部门大力宣传的结果，具有很明确的政治取向性、教育性和组织性。“1949年以后，随着文化消费国家体制的建立和政治教育功能的增强，都市社会舆论的公共空间很快萎缩，大批知识分子从自由职业者变成单位人。作为这一过程的催化剂，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迅速消解了社会公众领域”[5]。偶像崇拜宣传随之进入了国家的统合之下。
2.媒介关键词：政治教育功能、榜样宣传
共产党一开始执政就坚定不移地将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包括新闻、出版和各种形式的文艺创作和演出。在党和政府的主导下，大众传播媒介的娱乐功能日渐式微，政治教育功能日益凸显。“执政者力图通过构建权力话语，让广大观众接受主流意识形态对于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批判，以取得政治教育的效果。[6]”伴随着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在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框架内，调动一切大众传播媒介进行英雄模范榜样宣传，则是形成英模崇拜的重要方式。
诚然，浮在纸面上的社会呼应确与国家意识形态的权力运作有关，遣词造句的生硬、幼稚和牵强的上纲上线也常常在字里行间。传达通知、领导题词、发表社论、学习活动等是进行英模宣传所采取的主要方式。比如，1963年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辽宁省开展学习雷锋活动的新闻，刊登雷锋生前先进事迹和日记摘抄，同时发表评论员文章——《伟大的普通一兵》。解放军总政治部、共青团中央分别发出了通知，号召广泛开展“学习雷锋”的活动。1963年3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的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随后，又发表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以及邓小平的题词。国防部命名他生前所在班为“雷锋班”，沈阳部队领导机关举行了隆重的命名大会，被誉为“毛主席的好战士”的雷锋烈士生前事迹展览馆也在同一天开幕。学习雷锋的活动在全国广泛开展起来，并在全国迅速形成热潮。
这个阶段奠定了“高、大、全”人物作为主流偶像的基调。此一时期所形成的英模崇拜深深地嵌入到接下来的几个阶段中。
二、“毛主席万岁”：以领袖崇拜为主的年代
以“文革”开始为起点，这是一个特殊的年代。“文革”时期把领袖崇拜、个人崇拜提高到了极致。如果说在上一阶段占主导地位的英模崇拜在这一阶段继续延续着其影响，那么领袖崇拜对当时代的人则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泽东万岁！”——这是宣扬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典型口号。“毛泽东”三个字成为了全国人民的偶像，那是坚不可摧、毫无疑问的偶像。每个人都以胸佩毛主席像章、背诵毛主席语录为荣。当然那时的这种“追星”不但不会被社会所不容，而且还是必须要追，一定要追，不追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人人都以追“星”为荣，为生活中最重要的大事之一。“文革”期间的毛泽东崇拜，呈现了丰富多彩的形式，并且几乎触及到社会的每个角落，影响到人们生活的每个方面，深入到每个人的灵魂深处，以至于当社会政治环境发生改变不再有自上而下的系统灌输以后，这种崇拜依然有着相当的生命力。“文革”时期的毛泽东崇拜，既依附于现实政治生活，又与社会生活高度融合，由此导致私人社会空间与政治空间高度统一化。“毛泽东崇拜既有公众的真实情感为基础，又有强大的组织体系为依托，其效力不可谓不大，因而展现了波澜壮阔的高潮[7]”。
以下，聚焦于时代主题和媒介环境来对此阶段的领袖崇拜现象进行分析。
1.时代关键词：绝对集体主义、小农观念
不健康的政治生活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是个人崇拜产生的政治性原因。在这样一个动乱的年代，老百姓精神生活也受到极大限制，上一个阶段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念在“文化大革命”的背景下扭曲成极端的“绝对集体主义”。八个样板戏开始推行，垄断了老百姓的娱乐生活。文化真的被革命了，人们的价值观念也被人为地革命了。
中国由于几千年的封建主义宗法伦理观念和小农经济的影响，广大群众长期以来把摆脱个人际遇的愿望，或寄托在神明保佑方面，或寄托在好皇帝和好清官身上；中国共产党长期的农村战争环境，使得大批党员和革命力量来源于农民。他们因其固有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依附心理、观念是短时期无法改变的。在看待革命胜利的成果时，认为是某个伟大人物对他们的拯救，这就构成了个人崇拜的社会基础。再加上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使得在一个长时期内，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制度不够完善和健全，“当尚无完善的制度来反映领导者在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内的恰当地位，而对个人与领袖的关系不能恰当认识和正确定位时，就会形成个人崇拜[8]”。
2.媒介关键词：红宝书——《毛主席语录》
1961年4月，《解放军报》根据林彪的指示，每天摘编一条《毛主席语录》，刊登在报纸右上角的醒目位置。1964年，总政治部又将这些语录集辑成册为《毛主席语录》。在“文革”的几年时间里，就出版了由50多种文字印成的500多种版本，总印数达50多亿册，按当时全世界30多亿人口数，人均1.5册，堪称世界之最。
施拉姆在《毛泽东》一书中说：“1966年8月以后，中国人又朝一个方向前进了一步，这和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关系，即使在50年代早期苏联也没有过先例。我已说过，这就是不仅认为毛的思想具有神效，而且认为刊登毛思想的物体——小小的红塑料皮的《毛泽东语录》——也具有神效。”细心的施拉姆还指出，在1966年9月4日的《人民日报》上，毛泽东的名字出现了280次，1966年10月1日的《人民日报》，毛泽东的照片占了整个一版。由此可见，各种纸质媒体在促成此阶段的领袖崇拜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那一段时间的“追星”自然是有些扭曲的，是特殊年代下人们思想异化的产物。时代变迁，狂热退却后，一切都慢慢步入正轨。然而在那一代人的身上，那种时代所遗留下的对于毛主席的崇拜和依赖，却是再也无法磨灭了。
三、“月亮代表我的心”：“三星”崇拜的兴起及发展
以改革开放为起点，这一时期的追星浪潮来得迅猛而隐晦。所谓“三星”崇拜是指“以歌星、影星和体坛明星三类明星为崇拜对象[9]”。如果说英模崇拜本质上是以教育和政治利益为出发点的，那么“三星”崇拜本质上则是以经济和市场利益为出发点的；英模崇拜本质上是政府推荐的，有很大的教育性，而“三星”崇拜本质上是个人自己的选择，主要是娱乐性的。
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文化大革命”被彻底否定，“文革明星”逐渐失去了其旧有的色彩。这一阶段的偶像是一种过渡型、多元型、混合型的明星群体，那些传统的“高、大、全”式的人物，早已黯然失色。中国竞技体育在世界体坛上初尝胜果，使一些体育明星成了新的英雄，郎平、许海峰等人的名字正逐渐代替了60年代相继而来的“英模”明星的位置；街上开始飘起邓丽君有些靡靡的、柔美的嗓音，似有若无。“三星”崇拜由此兴起。接下来，80年代末、90年代早期，在思想解放浪潮下，社会文化的叛逆者成为年轻人崇拜的对象。罗大佑和崔健是早期的叛逆者，他们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以“愤怒青年”的形象对现实社会发出了批判的声音，因此很快成为年轻人心目中的偶像[10]。再到90年代中期，社会文化进入了一个颠覆传统与精英主义、消解一切深度和意义的“无厘头”时代。在这个时代，周星驰和王朔成为叛逆的英雄，他们以嘲弄一切正经事务、调侃一切权威和正统的游戏态度成为了新偶像[11]。这一时期，世俗化、大众化的文化逐渐成了主流文化。
可见，“三星”崇拜逐渐成为偶像崇拜的核心。随着社会的多元化特征日益明显，这一阶段每个偶像或者榜样形象持续的时间越来越短，往往是“各领风骚三两年”。
下面从所处时代和媒介环境方面对此一阶段的“三星”崇拜进行原因分析。
1.时代关键词：改革开放、人本观念
每个时代确立的榜样或者流行的偶像都带有当时的历史背景，历史环境变化了，社会价值取向也发生变化，某些典型不再被认为是“典型”，某些流行偶像也不再被认为流行。这一时期开始，偶像崇拜从社会走向个人，从一元走向多元，从榜样走向精神快餐。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集体价值取向向人本观念的回归，人自身的价值越来越受到重视。人们发现原来个人的命运并不需要交给组织决定，人们完全可以自主地选择自己的生活。在新与旧矛盾冲突的时代，邓丽君的歌曲算得上是一个带有变革色彩的符号[12]。少男少女们开始谈论那些“非主流偶像”，无论是林忆莲从小录音机里流淌出的有些沙哑却深情的歌声，周润发在《上海滩》里潇洒的白围巾，还是费翔在春节晚会上的“冬天里的一把火”……都让当时一直处于一种迷茫、紧张、困惑的精神生活里的国人，听惯了高亢激昂的革命歌曲的国人，眼前为之一亮。原来还有这样的人，这样的歌，这样的生活，带着温柔和忧伤，有些颓废和颠覆。这样的歌声不是正唱出了自己的心声吗？这样的生活不正是自己所向往的吗？那种压抑已久的潜意识中的憧憬开始萌芽。崇拜，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2.媒介关键词：娱乐化
自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的大众传播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发展着，并且也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的价值取向和社会结构的变迁，人们开始挣脱“勤俭节约”的传统消费观而转向对“能挣会花”价值观的积极认同。于是，除了继续强调工作的价值取向以外，如何合理地享受生活成为大众传媒弘扬的时代主题。大众传播媒介的娱乐化功能日益加强。
媒介娱乐化最初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随之形成为一股传媒的时尚潮流，其表现形式是报纸、电视、电台上的娱乐性节目所占比重越来越大。结合我国这样一个由内在导向型向他人导向型转变的阶段，流行文化日益深入人心，大众传播媒介的娱乐化功能的加强，使得“三星”人物越来越占据偶像崇拜的市场，成为人们精神和情感世界的中心。偶像市场日益多元化、娱乐化和商业化。
这一阶段，标准化、统一化的榜样形象让位于多元化、个性化的偶像形象，尽管榜样依然还在主流文化圈被反复树立与强调，但其荣耀已难与黄金时期相提并论，传统榜样形象的功能作用日益受到消解。
四、“想唱就唱”：平民偶像崇拜的兴起
进入21世纪，平民偶像崇拜兴起。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民间的英雄崇拜的气氛更加淡化，整个社会正在日益向平民时代过渡。
随着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程度的日益提升，中国社会进入到更加开放、多元、个性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榜样形象或偶像崇拜也更加多元化、个性化。尤其随着信息技术和大众传媒的高速发展，在消费主义风潮的鼓动之下，在媚俗的大众文化和商业文化的推动下，平民偶像与“实用型”偶像——各种新财富英雄开始严重冲击着传统榜样形象，以追求自身价值实现为内涵的新榜样、新偶像纷纷登场，体现娱乐化时代神话的“超级女生”就是这类平民偶像的代表。
和“超级女声”一样，博客、播客、“红学热”等在中国掀起了“平民化”的浪潮。造就平民明星、张扬个性、平民参与度高，成为文化领域备受瞩目的新趋势。
更像是老百姓身边普通人一般的全新偶像类型开始登上舞台，他们敢于表现自己，在这样一个倡导个性自由的时代，平民偶像的流行反映出普通民众的表达需求，借这个表达的机会，希望社会感受到他们的存在。
下面从所处时代和媒介环境方面对此一阶段的平民偶像崇拜进行原因分析。
1.时代关键词：平民文化、自我价值
有人说，“超女”的成功在于它释放了中国平民百姓的社会情绪，“超女”代表了众多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渴望新鲜、追逐时尚的审美取向的变化。具体来说，平民偶像能够得到推崇，其根本原因在于当代平民主体地位的增强，其现实基础是大众文化到平民文化的转换。
在我国古代社会，百姓日常生活的地位远低于国家政治生活的地位，日常生活中的个人相对于政治生活中的集体也显得无足轻重，这种传统一直延续了几千年。直到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推动了社会从政治伦理型向商品经济型转变，也将平民从经济建设的幕后推向幕前，突出肯定了他们的社会主体地位。“随着平民主体地位的增强，他们的文化需求不断高涨，文化水平也不断提高，使属于平民自己的内涵丰富、积极向上的平民文化得以取代大众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主角[13]”。
平民文化更加强调实现自我价值，反映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内心最真实情感的文化作品、娱乐节目更容易受到追捧，平民偶像更加真实，更注重张扬个性，他们的成功代表着普通人通过展示自己实现自我价值，满足了平民百姓的期待心理，这是平民所创造的或为他们所创造的。
2.媒介关键词：娱乐化风潮、网络时代
我国内地的娱乐化风潮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晚期，可以说这是对西方媒介娱乐化风潮的模仿和对港台媒介娱乐化风潮的跟班。
“在娱乐化风潮的推动下，今天的大众传媒以感官享受为旨归，它们从以传者为中心转向了以受者为中心，受众的角色从‘倾听’转向了‘参与’，这意味着传者权威地位的消退和传媒对受众的关注，更重要的是它意味着一种传播模式和立场的转移[14]”。应该说这是一件好事，但是市场经济规则的作用、经济利益的诱惑、收视率的追求，使得传者的眼光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遮蔽，他们夸大信息本身所含有的娱乐元素，并追逐参与性的娱乐节目以满足受众的感官享受。借助这股媒介性力量，平民偶像得以风行。
网络时代形成的社会信息环境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由电子媒介所构成的多元化的“信息环境”成为新一代青少年的主导信息源。与传统媒介相比，网络克服了信息传输的单向性，形成了受众与媒介之间的互动性。受众可以自主选择所希望获得的信息，这便弱化了政府以及为之服务的传统媒介的教育功能。这一方面形成受众对多元化、个性化的网络文化的认同；另一方面，注重受众主体性的网络交往，使得人们的自我意识增强，更注重表达个性的宣泄方式，这也影响到受众对平民偶像的价值认同。
可以预见，平民化的趋势还将继续扩大，大众参与表达个性、需求、情感的意识正在进一步增强，对个人的话语空间的渴望也在增大，这些都将以更新的方式、新的传播渠道表现出来，平民偶像崇拜将随之得以继续发展。
五、结语：时势造“偶像”
综上所述，纵观青年偶像崇拜现象在我国建国后的变迁，可以将之归结为“英模崇拜——领袖崇拜——‘三星’崇拜——平民偶像崇拜”的发展路线。其实，无论哪一种类型的崇拜，在其产生之后都并不是取代了前一阶段的偶像崇拜类型，而是与之一起发展，共同影响着人们的精神生活，这也反映在现今崇拜对象的多元化现象当中。
这条发展路线的形成，反映着时代的变迁，同时也正是因为时代环境的变迁，造就了这样一条特殊的偶像崇拜变迁之路，这就是所谓的“时势造偶像”。此外，若以“媒介关键词”为分析对象，结合“培养分析”理论和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媒介环境变化与偶像崇拜变迁之间所呈现的正相关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