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五四运动关系辨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关系论文,孙中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6)02-0096-07
五四运动是中国百年史上十分重要的界标，中国社会由此实质性地告别中世纪，蹈上现代化的征程。中国现代史上叱宅风云的学界和政界人物，都与这场运动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他们对五四运动的参与及日后的评判，无不在其学术生命和政治生命中产生重大的影响，成为他们学术开展和政治意识形态重塑的重要资源。近百年来，孙中山研究者的兴趣大多集中在辛亥年间和民国初年以及国共合作时期，而对孙中山与五四运动的关系则缺少关注的热情，①即便是周策纵的名著《五四运动》，也对五四时期孙中山的表现语焉不详。有鉴于此，笔者拟对此进行一些探讨。
一、前五四时期：五四运动的旁观者而非领导者
五四运动是由民族危机而产生的爱国救亡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总称，时间跨度大致从1915-1923年，以1919年“五四事件”为界，分为前、中、后三期。前期的新文化运动为五四爱国政治运动做好了思想舆论的准备，而五四爱国政治运动的爆发，又极大地推动了新文化运动向深层次的发展。思想启蒙与政治救亡共同构成了五四运动相互交织的两大资源。
五四运动以辛亥革命不曾有的姿态出现在中国现代政治舞台上，它又和孙中山领导的这次革命有着历史的联系。可以说，没有辛亥革命，就没有五四运动。辛亥革命在成功与失败的双重意义上影响了五四运动。一方面，辛亥革命结束了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催生了民主共和思想的发展，为新一轮的思想启蒙运动扫清了制度性障碍；另一方面，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促使先进的中国人探求新的解放道路，在思想和政治层面继续进行深刻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辛亥革命的成功与失败，都使五四运动不可避免。从这层意义上说，孙中山无疑是间接地有功于五四运动的。
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1919年10月更名为中国国民党），是五四时期最有实力、也最负盛名的政治党派，孙中山本人在国人心目中也享有崇高的威望。但我们认为，在前五四时期，孙中山及他所领导的中华革命党，是有负于国人特别是知识青年的厚望的。辛亥革命后的十年左右时间，是孙中山革命道路最为曲折的低潮时期，可谓屡战屡败，屡败屡战。鉴于二次革命、护法运动的失败，五四运动爆发前夕，孙中山一方面致力于思想理论建设，一方面继续以军事斗争的形式从事革命事业，而对五四运动的爆发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忽视了思想文化革新的重要性和群众运动所蕴藏的巨大能量，因而对五四运动意义的认识是很不到位的。
在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孙中山似乎缺少杰出政治家应有的政治灵敏，对五四运动不愿表态，使得一些寄望于他的人大失所望。由于他对形势的发展未置任何评议，社会上不免有些传言。有一位名叫马逢伯的人，特别致函孙中山，询问此事：“前在羊城，获聆伟论，敬佩私衷，固无已也。顾此次外交失败，凡有血气者，莫不奋起；乃我公噤不一语，以开国之伟人，效刘胜之寒蝉，真令人百思不解其故。蜚语传来，谓我公与徐、段一鼻孔出气，然耶？否耶？我公而不欲解此嘲，则亦已耳。否则盍一言以慰国人之望乎？”这几乎是用激将法激孙中山就五四运动表态。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孙中山仍没有亲自回复马逢伯，而只是请他人代笔表明自己的态度。1919年6月5日，孙中山批曰：“代答以近日闭户著书，不问外事，如国民果欲闻先生之言、则书出版时，望为传布可也。”[1](P64)8月28日，孙中山在《致日本廖凤书》中又说：“文近时观察国事，以为欲图根本救治，非使国民群怀觉悟不可。故近仍闭户著书，冀以学说唤醒社会。政象纷纭，未暇问也。”[2](P1200)在五四运动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的关键时刻，当热血青年引颈企盼国内最大政党党魁对运动有所指示的时候，孙中山竟无暇过问政象，把著书立说作为他的头等大事，而对学生直接行动，并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和及时的支持、指导，甚至不愿发一言以释疑团。由此判断，以振兴中华为己任的孙中山，此时仍未能认识到五四运动是一场足以影响中国政治和中国社会的伟大的运动，因而，他只是以旁观者的姿态站在五四运动的边缘，致使他本人及中华革命党的凝聚力和号召力大大降低。参与五四运动的张国焘为这一结论提供了佐证，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五四时期的一班青年“即对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党，也因其混乱及反日面目的不够鲜明，不寄予甚大的希望”。[3](P41)这就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孙中山与五四运动的疏离性。
既然国内最大的党派无心也无力领导中国革命，时代则呼唤另一个强有力的政党产生。早期共产党人蔡和森曾指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正是对中国国民党无心和无力治理国事的一种强烈回应。1919年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是辛亥革命后民族觉醒的表现，可是，“国民党站在以外不闻不问。而这证明国民党是不能领导革命了。”这时，孙中山“只注意护法，使革命运动愈走愈狭隘，而只注意军事及广东了，对宣传组织民众往往是不注意的。一个革命的政党在革命的高潮中完全不能领导，可见他快要死亡了。这就有利于新的政党的产生，中国革命需要组织各派力量以反对帝国主义而引导革命的党了。所以中国共产党诞生了。”[4](P2)虽然蔡和森撇开经济发展、时代背景和阶级基础来解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过于简单，宣称国民党“快要死亡了”也有异党相轻之嫌，但谁也不能否认，在五四运动何去何从的关键时刻，国民党淡漠国事是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少年中国学会发起人之一的王光祈在1918年6月30日发表的“本会发起之旨趣及其经过情况”中也指出：“本会同人何为而发起斯会乎？盖以国中一切党系皆不足有为，过去人物之使人绝望，本会同人固欲集合全国青年，为国创造新生命，为东亚辟一新纪元。”[5](P219-220)少年中国学会发起的背景及团体组织之宗旨，恰好说明前五四时期孙中山所领导的中华革命党无所作为、不能赢得国人的信任，不失为蔡和森共产党诞生说的一个旁证。
如果说蔡、王二氏党团色彩比较鲜明，对孙中山的评价易欠客观公允的话，那么，无任何党团背景的曹聚仁的评述当是值得重视的。曹氏指出：“其实，领导五四运动的文化人，并没有一个是属于国民党的；而且，孙中山本人，就主张保持旧文体，不十分赞成白话文的，和《新青年》派的反封建观点是相反的。站在新文化运动的激进线上，研究系梁启超派所创办的《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的《学灯》，其在文化上所尽的大力，远在国民党的上海《民国日报》的《觉悟》之上。”[6](P113)无独有偶，20世纪20年代初期，在中国政治运动中曾有过举足轻重地位的苏联驻中国代表马林，也有与曹聚仁相近的看法，只是曹聚仁侧重于孙中山与五四思想文化建设方面，而马林侧重于孙中山与工商学界爱国救亡运动方面。马林在1923年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当爱国精神表现的时候，当国民革命发达的时候，我们看不见辛亥革命的国民党。例如：民国八年（1919年）学生大运动的时候国民党在什么地方？民国四年（1915年）反对日本二十一条要求运动中，有没有国民党？很可以举许多例来指出国民党在学生会、商会和别种团体对列强屈辱中国做示威运动的时候，没有能在其中指导和促进。无怪乎五四运动的学生把国民党忘掉，去年北京双十节纪念在中央公园开会，学生工人到者数千人，连创造民国的国民党的名字也没有提起。国民党所以不能得五四学生运动的领袖，不是没有理由的。”[7](P381)马林的看法应是基于一种从大处着眼的冷静观察，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历史的真实。
1918年5月，孙中山因不满非常国会对军政府的改组，愤而辞去大元帅职，并离开广东于6月间抵达上海。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孙中山远离五四运动的中心北京，他主要致力于理论著述，以唤起新的革命运动，因而与代表革新势力的学界的联系自然较少。1919年五四学生爱国运动爆发前，孙中山与陈独秀、李大钊等五四激进人士未谋一面，就颇能说明问题。在前五四时期，无论是在政治、军事，还是党务方面，孙中山所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均处于一个低潮阶段，孙中山对五四运动及运动中表现出来的新兴力量，不仅不能作有效的指导，甚至呈现了疏离的现象，并未凸现出作为一个政党的组织与作用。由现今孙中山留下的文字来看，1919年5月4日前，他对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并没有太多公开的积极支持。可见，孙中山在前五四运动时期只是五四运动的旁观者，而非领导者。
二、五四爱国运动时期：五四运动的参与者和指导者
五四运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管国内政党支持与否，它都要按照自己的逻辑多面向地向深层次发展。如前所述，前五四时期，孙中山对五四运动的重要性未能引起足够重视。但随着五四运动各方面力量的展示，孙中山对五四运动的态度发生了一些转变，一改原来对运动淡漠、旁观的态度。1919年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以后，孙中山曾应邀到会演讲。他说：“宋代有太学生陈东等伏阙上书，今日有北京学生发起的五四运动。学生不能安心读书，挺身出来干预政治，总是由于政治太坏之故。从五四运动以来，不一月间，学潮弥漫全国，人人激发爱国良知，誓死为爱国的运动，整个社会蒙受绝大的影响，使顽劣的北京政府也不敢撄其锋。此一运动倘能继长增高，其收效一定更为伟大而长远。”[8](P46)如此高度评价五四运动，不啻是对学生运动的极大支持与鼓舞。
孙中山不仅对五四爱国运动在认识上有所转变，对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知识界掀起的思想文化革新运动，也给予了辩证的评价，认识到思想观念的革新对于革命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鉴于此，孙中山在1920年1月《致海外国民党同志函》中，曾高度评价五四新文化运动：“自北京大学学生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于是蓬蓬勃勃，抒发言论。国内各界舆论，一致同倡。各种新出版物，为热心青年所举办者，纷纷应时而出。扬葩吐艳，各极其致，社会遂蒙绝大之影响。虽以顽劣之伪政府，犹且不敢撄其锋。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推其原始，不过由于出版界之一二觉悟者从事提倡，遂至舆论放大异彩，学潮弥漫全国，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倘能继长增高，其将来收效之伟大且久远者，可无疑也。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兵法‘攻心’，语曰‘革心’，皆此之故。故此种新文化运动，实为最有价值之事。”[1](P210)这是被研究者反复引用的一段话，借以说明孙中山对五四运动的看重。应该说，孙中山对五四运动的高度评价并非哗众取宠、赶时髦。但孙中山欣赏和理解的主要是五四爱国运动，对思想革新之推动社会改革、政治革命有一定程度的认同，对舆论的力量也有较充分的认识；但他对张扬个性自由、提倡白话文、激烈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根本上是持反对态度的，他从新文化运动中得出的直接结论是要加强舆论宣传工作以造成群力。他指出：“革命成功极快的方法，宣传要用九成，武力只可用一成。我们国民党这几年用武力的多，宣传的奋斗太少”，现在要改变这种弊端。因为“中国的大事业太大，要用四万万人的力才容易做成功，不是一两个人的力可以做得到的。”“国家，是人人生死所在的地方。国家是基础，是建筑在人民思想之上。……只要改造人心，除去人民的旧思想，另外换成一种新思想，这便是国家的基础革新。”[9](P560-563)1919年6月18日，孙中山在《复蔡冰若函》中说：“文著书之意，本在纠正国民思想上之谬误，使之有所觉悟，急起直追，共匡国难，所注目之处，正在现正［在］而不在将来也。试观此数月来全国学生之奋起，何莫非新思想鼓荡陶溶之功？故文以为灌输学识，表示吾党根本之主张于全国，使国民有普遍之觉悟，异日时机既熟，一致奋起，除旧布新，此即吾党主义之大成功也。”[1](P66)这表明，孙中山此时已有所觉悟：没有人心改造和思想革新，没有群众的广泛参与，仅仅依靠少数军人的武装斗争，是难以实现其“三民主义”政治目标的。
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觉悟，孙中山遂于1919年6月指派廖仲恺、朱执信、胡汉民、戴季陶筹备和出版《建设》杂志，并在上海《民国日报》上开设了《星期评论》专刊，作为宣传民主革命理论的阵地，与陈独秀、李大钊在北京创办的《每周评论》遥相呼应。为了加强文化宣传和理论建设的效果，获得更多知识青年的同情与支持，孙中山越来越感觉到有加强与北京大学新知识分子阵营联络的必要。廖仲恺、朱执信、胡汉民等国民党人遵照孙中山的指示，约请胡适、陈独秀、蔡元培等人为这两个杂志、专刊写稿。在《胡适来往书信选》一书中，就保存有他们关于组织稿件和商量问题的八封信。孙中山以实际行动参与了后期新文化运动，并取得了实绩。
毫无疑问，孙中山在一定程度上是同情、支持思想文化革新运动的，对五四爱国救亡运动更是给予了有力的推动。他虽不是五四运动的发动者和领导者，但却是学生运动的同情者和指导者，特别是当学生运动的重心移到上海后，孙中山给予上海乃至全国的学生运动以切实的指导，获得了青年学生的信赖和尊敬。
孙中山对北洋政府镇压五四运动无比愤慨，曾积极营救过被捕的工、学界代表。五四运动的主要领导者陈独秀于1919年6月11日散发传单被捕后，全国震动，各地掀起了营救运动，北洋军阀迟迟不予释放。到8月24日，北京著名进步刊物《每周评论》又被北洋政府封闭，胡适被捕的谣言也传到了上海。孙中山对陈、胡两人之被捕深为焦虑，并利用自己的政治声望积极予以营救。②
孙中山一生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富强而奋斗，在关涉国家主权问题上毫不含糊，一贯持严正立场。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2月1日记载了孙中山的谈话：“余本主张‘二十一条’应作废。日本並应于租借期满后，退出满洲各地。高丽独立问题，按照《马关条约》，中国亦应过问。余所主张如此，则山东问题不问可知矣。此次日本通谍，可以置之不理。盖日本绝无可以占据胶州、青岛之理由。……日本既属协约国之一，应取一致行动，岂独能占据吾国之胶州、青岛乎？乃日本竟强行占据胶、青，无异强盗行为！日本可为强盗，吾国断不能与强盗交涉，更不能承认强盗有强夺吾国土地之权利。况吾国既已拒签德约，自无再与日本直接交涉之理。”[2](P1222-1223)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民族主义立场，孙中山在五四爱国运动期间对学生运动给予了很多的关心与指导。当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上海后，孙中山即指示邵力子于5月6日到复旦大学演说，指示从速组织上海学生联合会，以推动学生爱国救亡运动的发展。5月8日，陈汉明上书孙中山告南京华侨学生代表大会决议电请各方争回青岛，维护国权，请予赞助。孙中山批云：“此间有一分之力当尽一分之力也”；5月12日，又复函陈汉明，谓：“此次外交急迫，北洋政府媚外丧权，甘心卖国，凡我国民，同深愤慨。幸北京各学校诸君奋起于先，沪上复得诸君共为后盾，大声疾呼，足挽垂死之人心而使之觉醒。”表示：“对诸君爱国热忱，极表同情，当尽能力之所及以为诸君后盾。”“尚望诸君乘此时机，坚持不懈，再接再厉，唤醒国魂。民族存亡，在此一举，幸诸君勉力图之。”[2](P1174)
1919年6月10日，上海复旦大学文学系三年级学生朱仲华等登门拜访孙中山，孙中山面授机宜，要求朱仲华等“要扩大阵线，尽可能设法使上海商界参加到爱国运动中来，要敢于向帝国主义盘踞的租界进军。”并表示：如果租界工部局胆敢逮捕学生，他会出来讲话，作学生的后盾。孙先生的一席话，给予学生莫大的鼓励，并推动了上海商界的全市性罢市。[10](P233)上海商界罢市后，孙中山担心商人利益受损，并最终影响到学生运动的正常发展，因此，他又主动通知学生去见他，告知斗争技巧：“你们发动罢市，很好。但是，能发也要能收。……罢市已将一星期了，你们知道商人不做生意要有损失吗？如果商人们支持不了，自动开市，那时学生会的威信就大大的减少了，不如由学生会主动劝商人开市，这样，商人以后就更能听你们的话了。”[11](P235)可见，“五四事件”后，孙中山不仅给予学生运动以宏观上的指导，而且在微观操作层面为学生出谋划策，有效地推动了五四爱国政治运动的健康发展，他本人也因此在青年学生中得分不少，这从当时许多学生领袖造访孙中山请求指示中可以看出。
五四运动爆发后的数月内，是孙中山的思想认识发生转变的时期，思想行动多有矛盾处。一方面，他日渐认识到学生运动、新文化运动对民族救亡的重要性，因而对五四运动多有同情和赞助，甚至充当指导者角色；另一方面，他仍执迷于军事斗争，对学生运动和群众运动内含的能量认识不足。五四运动极大地影响了孙中山晚年的革命道路，他日后明显地加强了与知识分子的联系，逐步认识到发动群众的重要性，即是其思想认识发生转变的一个表示，但这一转变是经过一个过程的，直到后来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口号而告完成，从而铸就了他晚年的辉煌。
三、后五四时期：五四新思潮的反思者与批评者
孙中山对五四运动可谓爱恨交加。爱的是他从中看到了中华民族振兴的希望，找到了激发国民党活力的源泉，他需要五四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思想资源来号召青年，增强自身的凝聚力；恨的是他认为五四运动的否定传统以及西式的民主自由观念、个人主义观念、世界主义观念有损于民族国家的利益，背离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孙中山晚年在《三民主义》的系列演讲中，对反传统、尚西化的五四新观念作出了反思性批判。他认为，近代以来导致中国地位一落千丈的最大原因是由于我们失去了民族精神，而要恢复民族精神，“就要把固有的旧道德先恢复起来”。但是五四运动的结果与这一目标相悖：“现在受外来民族的压迫，侵入了新文化，那些新文化的势力此刻横行中国。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旧道德，以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旧道德。不知道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12](P243)在孙中山看来，西方文化良莠不齐，不加选择地全盘引进是要不得的；同样，中国文化、中国传统道德也是好坏杂陈，不加区分地连根拔除将祸害无穷。他对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传统中华道德作了自己的解释，强调指出：“这种特别的好道德，便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我们以后对于这种精神不但是要保存，并且要发扬光大，然后我们民族的地位才可以恢复。”[12](P247)对传统文化采取如此辩证的态度，与狂飙突进的五四激进思潮显然是不合拍的，难以获得极富感情热力的知识青年的同情。孙中山被视作文化保守主义者和新文化运动的反对者，要即在此。但在时过境迁后的和平建设年代里，孙中山这种有分析有辨别的文化态度，恰是新文化建构所需要的理性态度，这是孙中山比西化派和复古派高出一筹的地方。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孙中山提出了著名的三民主义。辛亥革命后，他曾认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的目标已经达到，所剩只有“民生主义”一项，因此一度热心于民生问题的解决。然而，民国的招牌下隐藏着的是军阀专制、民不聊生、中华民族继续受欺的事实，在失败的痛苦中，孙中山重新思考了许多问题。经过“二次革命”，他在1914年组织中华革命党时，才又提出“民权”的任务，加上“民生”也只是二民主义。孙中山比较系统地对三民主义作出新的阐释，是在五四运动后，这是他受惠于五四运动的一个方面。
孙中山1920年11月在一次演说中公开宣称：“有人说：‘清室推翻以后，民族主义可以不要。’这话实在错了。”[1](P394)，继而提出实行积极的民族主义，反对世界主义的主张。他强调中国人的天职即是恢复民族主义，用此四万万人的力量为世界上的人打不平。“列强因为恐怕我们有了这种思想，所以便生出一种似是而非的道理，主张世界主义来煽惑我们……。近日中国的新青年，主张新文化，反对民族主义，就是被这种道理所诱惑。但是这种道理，不是受屈的民族所应该讲的。”[12](P226)孙中山是具有世界眼光的政治家，在知识构成的意义上无宁说是一位世界主义者。他五四时期屡次强调民族主义的重要性，反对时髦的世界主义，难以赢得五四新潮青年的理解。应该说，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是一对矛盾。既然是一对矛盾，就必然地有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一面；也必然地有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另一面。倡导世界主义而反对民族主义，并不意味着一定要以牺牲民族利益为代价，以胡适、陈独秀为代表的新文化的倡导者即是一个显例；同样，强调民族主义而反对世界主义，也并不意味着一定要与世界文明为敌、一定要实行关门主义，孙中山、梁启超中西取长补短的文化观即能说明这一点。孙中山并不盲目地排斥一切世界主义，而只是认为提倡世界主义不合时宜，因而对五四新青年之反对民族主义深表忧虑。20世纪20年代初年胡适与孙中山之间意识形态方面的紧张关系，只能说明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缺少必要的沟通，现代中国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未能获得健康的发展，孙中山与胡适均难辞其咎。
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价值重估”的旗帜，注重科学、民主、自由、个性等现代性追求，积极推进民众思想启蒙。对此，孙中山的态度是矛盾复杂的。除开科学一项外，孙中山站在弘扬民族精神的角度，对五四价值取向给予了基本的否定。对于自由，孙中山作出了区别于五四新思潮的独特的解释，认为西方现代的自由民主是西方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对于中国来说，“自古以来，虽无自由之名，而确有自由之实，且极其充分，不必再去多求了”，中国的问题并不在于个人没有自由，而是民族没有自由。而一般学生受了五四新思潮的影响，“得到了自由思想，没有别的地方用，便拿到学校内去用。于是生出学潮，美其名说是争自由”，自由用得不得其所。在个人自由与群体利益之间，孙中山选择了后者。在他看来，中国革命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误解了西方的平等自由。在中国，军人、官吏、党员、学生不但不应讲自由，而且应该牺牲自由，他甚至认为凡是政治团体的分子都不应讲自由，以免分散政治团体。总之，自由“万不可再用到个人上去，要用到国家上去。个人不可太过自由，国家要得完全自由。到了国家能够行动自由，中国便是强盛的国家。要这样做去，便要大家牺牲自由。”[12](PP280-282)不难看出，孙中山对自由的批判，主要是针对其对群体力量的瓦解；孙中山放弃“自由”的观念，主要在于他认为其不利于国家、民族这一群体的利益。诚如有的论者所指出的：“在孙中山心灵深处，集体权利（民权、民生、民族）是至高无上的，个人权利必须跪倒在它的脚下，听从它的审判与定夺。”[13](P75)孙中山关于牺牲个人自由以确保国家自由的思想，是五四运动救亡压倒启蒙的一个例证，严复等早期自由主义者晚年自由观的转变，也有着与孙中山相似的解释背景和价值取向。
总的说来，孙中山是以民族主义为准则来评判五四运动的意义和价值的，五四所具有的理性批判、思想启蒙的意义则被遮蔽了。五四运动史研究专家周策纵先生指出：“孙中山在逝世前曾以政治的理由对学生和新文化运动给予了支持。但他从民族主义的理由出发，从未完全同意新文学和新思想运动。孙中山对于五四运动的这种矛盾态度，导致后来常常在国民党内部出现争论和混乱。”[14](P472)孙中山带有矛盾的五四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五四时代国民党领导人对待五四的态度复杂性。国民党一方面需要五四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思想资源来号召青年，增强自身的凝聚力；但另一方面，五四的批判传统、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及其行为方式等同他们重建政治、文化秩序的努力产生了内在的冲突。因此，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注重发掘五四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民族精神和救亡意识，而极力回避以理性批判为内核的五四思想启蒙运动的意义。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权威，国民党不允许个人自由对官方统治秩序的挑战，他们不惜牺牲五四后期积累起来的一点点追求新潮的名誉，在思想文化领域全面与五四精神相对抗，在意识形态上则着力构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以“道统”为核心的文化保守主义，提倡新生活运动和中国本位文化，试图以此恢复中国固有的民族精神。国民党遭到自由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实是势所必然。胡适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也是五四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价值观念的积极倡导者，不管国内形势如何变化，胡适是少数几位始终不曾放弃理性批判的自由主义文化立场的人之一。对胡适来说，国民党的文化保守主义倾向无疑是历史的反动，他遂挺身而出捍卫五四成果，于1928-1930年间，公开发表系列文章，炮轰国民党的文化保守主义和集权政治，并且矛头直指孙中山。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文中，他“从新文化运动的立场”指责国民党人盲目崇拜传统文化和排斥新思想，是出于一种“极端的民族主义”，是对五四精神的公然背叛。他认为国民党在1924年之所以得到人民的支持，是由于他们能够顺应时代潮流，进行了“思想之变化”。而现在所以大失民心，“一半固然是因为政治上的设施不能满足人民的期望，一半却是因为思想的僵化不能吸引前进的思想界的同情。前进的思想界的同情完全失掉之日，便是国民党油干灯草尽之时”。[15](P588)应该说，胡适为了捍卫五四成果对国民党保守思想的批判是十分严厉的，也是十分大胆的，是冒着遭受严厉惩处的风险的。他维护了自己自由主义者的形象，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争了面子。但国民党不仅没有从中吸取教训而有所收敛，反而变本加厉，朝五四的反方向愈走愈远。国民党后来逐渐失去人心，自由主义者在中国现代政治舞台上终演失败者的角色，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孙中山是中国国民党首席领袖，他对五四运动抱持什么样的态度，不仅会影响到五四运动的后续发展，而且会影响到中国现代政治理沦的构建和政治实践的走向。研究中国现代政党政治和孙中山晚年的思想转变及其革命策略的调整，不能不研究孙中山与五四运动的互动关系。孙中山对待五四运动态度的矛盾性，决定了我们不能就孙中山与五四运动的关系作简单的判断，而要作全面的、辩证的分析、评判。
注释：
①几十年来，中外学界对“孙中山与五四运动”这一课题，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仅有的一些相关研究，大多表现在五四运动对孙中山晚年革命道路的影响这一方面，取得了较有说服力的成果，此不赘述。近年来，“孙中山对五四运动的回应”这个问题，已引起少数学者的注意，但意见颇不一致，远未达到研究成熟的地步。香港学者郑万雄先生曾集中讨论五四时期孙中山与知识分子的离合关系，辩证地分析了孙中山五四前后思想的转变历程，颇有见地。本文之所由作，受郑文启发良多，在此谨表谢意。
②当时追随孙中山的沈定一在1919年12月16日写给胡适的信中，详细记叙了孙中山营救陈、胡的情形：北洋政府代表许世英于9月上旬到上海进行南北和议，孙中山对许世英说：“独秀我没见过，适之身体薄弱点，你们做得好事，很足以使国民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证据。但是你们也不敢把来杀死；身体不好的，或许弄出点病来，只是他们这些人，死了一个，就会增加五十、一百。你们尽做着吧！”许听了这番话，口口声声的“不该，不该，我就打电报去”。陈独秀被禁了98天，于9月16日获释。这与全国的舆论压力和孙中山的抗议均有关系。沈定一致胡适信，《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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