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参知政事与宰相之关系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事论文,宰相论文,宋代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 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1999 ）01—0052—60
参知政事，原来是临时差遣名目。唐太宗贞观十三年（639 ）十一月，以李洎为参知政事，参知政事始正式成为宰相官名。到宋代，则演变成一个常设官职，“掌副宰相，毗大政，参庶务。”[1] （《宋史·职官志》）但是，《职官志》仅仅是对参知政事的职权做一个粗线条的勾画。史学界或以为宋人设参知政事以分宰相之权，故宋代相权削弱；或以为参知政事不过是宰相的副手，并不会削弱相权，这两种说法皆有其合理之处。关键在于宋代参知政事从其最初之设立，中间曾一度改变称谓（注：神宗元丰五年（1082）四月改革官制，废参知政事，以门下侍郎、中书侍郎、 尚书左丞、 尚书右丞为副宰相。 高宗建炎三年（1129）四月复改门下、中书二侍郎为参知政事，省去尚书左、右丞。以后沿袭不变。中间历时47年。与两宋近320年的历史相比， 还是很短暂的。而且，来回改变称谓之间，职掌不变，故本文将其归并到一起讨论。），其设官意图、职权范围有跌荡起落之变化，其与宰相之间的权力分配、相互关系也随之更改。本文试图依据史料，梳理脉络，从参知政事的角度入手，大致描述宋代参知政事与宰相之错综复杂的关系。
一、参知政事的设立
宋初并无参知政事一职。宋太祖代周自立，以范质、王溥、魏仁浦为宰相，3相并设，而没有副宰相之职。上述3人皆后周旧臣，太祖对他们自然有防范心理。同年又以心腹赵普为枢密副使，很快迁枢密使，朝廷大政实际上操纵在太祖和其弟赵光义、赵普等人手中。太祖出征，往往使赵光义留守东京，赵普随军参谋。太祖母亲建隆二年（961 ）六月去世时，《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 （以下简称《长编》）有这样一段记载：
后聪明有智度，尝与上（太祖）参决大政，犹呼赵普为书记，常劳抚之曰：“赵书记且为尽心，吾儿未更事也。”尤爱皇弟光义，然未尝假以颜色。光义每出，辄戒之曰：“必与赵书记偕行乃可。”乃刻景以待其归，光义不敢违。……疾革，召普入受遗命。……后曰：“……汝与光义皆我所生，汝后当传位汝弟。四海至广，能立长君，社稷之福也。”……普即就榻前为誓书，于纸尾书曰：“臣普记。”
此时，赵普仅仅是枢密副使，却得参预商定嗣君这等大事。这段记载说明北宋初年中央权力核心之所在。这时候，中央机构的运作还不是一种正常态，宰相们只是起处理一般政务的辅助作用，所以，没有设副宰相的必要。
宰相制度的健全，是太祖开国四年之后的事情。乾德二年（964 ）正月，范质、王溥、魏仁浦3相并罢， 完成了从后周到赵宋的宰相人选过渡期。同月，赵普拜相，“上视若左右手，事无大小，悉咨决焉。”[1]（《宋史·赵普传》）一直到开宝六年（973）八月，太祖对赵普信任有加，中书只有赵普独相，这段时间持续将近10年。
中书事务繁剧，北宋初期更面临着平定内乱、统一全国、抵御外族入侵等繁重的军政要务之处理。赵普以独相主持中书工作，分身乏术，当然难以应付头绪纷繁的军政事务。于是，太祖就试图为赵普设置副手，协助其处理日常政务。《长编》卷5载：
（乾德二年四月）上欲为赵普置副而难其名称，召翰林学士承旨陶谷问曰：“下丞相一等者何官？”对曰：“唐有参知政务，参知政事。”乙丑，以枢密直学士、兵部侍郎薛居正、吕余庆并本官参知政事。不宣制、不押班、不知印、不升政事堂，止令就宣徽使庭上事，殿廷别设砖位于宰相后，敕尾署衔降宰相数字，月俸杂给皆半之。盖上意未欲令居正等与普齐也。
参知政事的最初设立，完全是为了协助宰相赵普的工作，地位较低，不具有与宰相分庭抗礼的任何迹象。在赵普独相期间，这种状况一直没有改变。参知政事是作为宰相的行政副手，在宰相的直接领导下，全面参与朝廷政务的。
参知政事协助宰相处理中枢事务有两种方式：一是几位参知政事并无具体分工，通盘协助宰相处理各方面政务；一是几位参知政事有了具体分工，各负责某一方面政务。前者称为“通治省事”，后者称为“分治省事”，以前者方式居多。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5 “参政分治省事”条载：
元丰官制，尚书左右丞分治六曹。后以为皆执政官，乃令通省治事。绍兴四年，张魏公再入省府，上谕魏公曰：“朕于三四大臣，皆当分委。张浚可专治军旅，胡松年可专治战舰，如财用亦须委一大臣。”后魏公相，不果行。七年，魏公独相。三月，诏尚书省常程事权令参知政事分治。于是，张全真治吏、礼、兵房，陈去非治户、刑、工房。九月，魏公免，复诏三省事令参知政事权轮日当笔，更不分治常程事。浚除相如故。自是，参知政事复通治省事矣。
二、北宋初期参知政事职权的演变
从理论上讲，参知政事作为宰相的副手，地位、职权、作用应该维持不变。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参知政事的地位和职权却不断发生变化。封建专制社会，从本质上说是“人治”社会，实行皇帝专制独裁。所以，皇帝个人的好恶往往决定权力的重新分配。有时，皇帝直接下诏书，体现自己的意志，使参知政事的地位和职权发生明显变化。
宋初宰相与参知政事的关系，一直延续到开宝六年（973 ）才开始发生变化。到这一年，赵普独相已10个年头。因其长时间独揽中书事权，在朝廷中的势力日益膨胀，逐渐出现揽权、独断等情况，引起太祖疑忌，恩宠渐衰。这一年里发生的四件事，可以看出太祖对赵普态度的改变。其一，太祖到赵普家，偶尔发现吴越王钱俶遣使送给赵普的10瓶瓜子金，太祖虽然命赵普“受之无妨”，却又叹息说：“彼谓国家事皆由汝书生耳。”其二，“故事，宰相、枢密使每候对长春殿，同止庐中。上闻普子承宗娶枢密使李崇矩女，即令分异之。”其三，权三司使赵玭揭发赵普私贩秦、陇大木，太祖大怒，“将下制逐普，赖王溥奏解之。”其四，雷有邻击登闻鼓，状告赵普，授秘书省正字[1] （皆见《宋史·赵普传》）。
太祖既对赵普有猜疑之心，自然想方设法削减赵普的权力。从制度上略加改变就可以实现这个目的，其举措便是提高参知政事的地位，扩大参知政事的权力，以分宰相之权。开宝六年六月壬寅（20日），“诏参知政事吕余庆、薛居正升都堂，与宰相同议政事。”庚戌（28日），“复诏薛居正、吕余庆与普更知印、押班奏事，以分其权。”[2]（《长编》卷14）至此，参知政事获得了与宰相共同议政、轮流执政的权力。八月，赵普罢相。九月，以薛居正、沈义伦为相，以卢多逊为参知政事，这是北宋开国以后宰相班子的第二次大变动。随着最受皇帝信赖的独相赵普的下台，参知政事的地位有了相应的提高，职权也随之膨胀。
参知政事的第二次地位提高和职权扩大，是至道元年（995 ）四月之事。这一次则是中书宰相主动相让的结果，《长编》卷37载：
戊子（12日），诏自今参知政事宜与宰相分日知印、押正衙班；其位砖先异位，宜合而为一；遇宰相、使相视事及议军国大事，并得升都堂。先是赵普独相，太祖特置参知政事以佐之，其后普恩替，始均其任，既而复有釐革。吕端初与寇准同列，及先任宰相，虑准不平，乃上言：“臣兄余庆任参知政事日，悉与宰相同，愿复故事。”上特从其请，亦以慰准意云。
显然，太祖开宝六年以参知政事分宰相之权的作法是一种临时举措，事后又恢复了原状（注：关于开宝六年以后到至道元年之间的参知政事的地位和职权的变化，张其凡先生的《宋初中书事权初探》一文中有较详尽的排列和推测，可以参阅。《宋初政治探研》， 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5年版。）。吕端“有器量，宽厚多恕”，与寇准一起深得太宗信任。吕端和太宗都看到寇准卓绝的才干，期望他能多发挥作用，利国利朝廷。所以，一经吕端提议，太宗马上同意。
寇准为人刚强自任，揽权专恣，因此触怒太宗，至道二年（996 ）七月罢免，不久出知邓州。参知政事地位随之调整，《长编》卷40载同年闰七月辛未（3日）诏：
自今中书门下只令宰相押班、知印。其参知政事，殿廷别设砖位，次宰相之后，非议军国政事，不得升都堂；祠祭、行香、署敕，并以开宝六年六月庚戌诏书从事。
这次调整参知政事的职权，不是回到开宝六年之前，而是取消了参知政事俨然可以与宰相分庭抗礼的地位。即与开宝六年之前相比，参知政事地位虽然得以巩固提高，《宋史》卷161 《职官志》载：“押敕齐衔，行则并马，自寇准始，以后不易。”但也明确了他们仅仅是宰相的副手，不允许押班、知印。
三、参知政事对宰相职权的侵夺
参知政事的职权经过宋初的几度变化，在制度和观念上给人们以如下启示：第一，参知政事作为宰相的副手，在宰辅机构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不再是可有可无的临时设置。第二，必要时参知政事可以作为一种制度的补充，取代宰相，行使相权。这种启示，为参知政事侵夺相权提供了可游刃的空间。
第一，参知政事成为事实上的宰相，宰相则退居其次。
一个人跨入仕途，其升迁虽有快慢之分，但相对地需要循资渐进，时间、资历都是职务升迁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因素。然个人的才能却有高下之分，时间和资历不一定能弥补才干的不足，同样难以掩饰横溢的才华。有时，才华横溢、个性鲜明、深得皇帝信赖但资历尚浅的大臣，只能屈居参知政事之职，而当时的宰相却相对平庸。此时，参知政事往往成为宰辅机构中的主要决策者，宰相反而成为其附庸。也就是说，参知政事成为实际上的宰相。或者，皇帝就是信任此时的参知政事，宰相知趣退让，参知政事也将侵夺宰相的职权。
最典型的例子是王安石。王安石是北宋中叶杰出的政治改革家，早年便“议论高奇”，“果于自用”，“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神宗未登基时便闻其大名，即位后， 立即起用他主持朝政改革。 熙宁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拜参知政事，次年十二月拜相，王安石任参知政事一共1年10个月。
王安石任参知政事的当月，便设制置三司条例司，命其信徒吕惠卿主持工作，负责变法具体内容的规划和起草。“事无大小，安石必与惠卿谋之。凡所建请章奏，皆惠卿笔也。时人号安石为孔子，惠卿为颜子。”（《续资治通鉴》卷66）诸种新法纷纷出台，朝中反对王安石的大臣，陆续被罢免，神宗全心全意地依赖王安石。
在此期间，任宰相者有三人：最初富弼为首相，曾公亮为次相；熙宁二年十月富弼罢，曾公亮进为首相，陈升之拜次相。富弼这年已66岁，年老多病，拜见皇帝也需要“其子掖以进”，思想转趋保守，与王安石不合，屡次“称疾求退”，很快得到皇帝的批准。曾公亮这年则已71岁高龄，暗助王安石变法，“一切听顺”王安石，被时人讥为“持禄固宠”。陈升之“深狡多数，善傅会以取富贵”，以迎合王安石而得以拜相。拜相后，因忤王安石，曾“称疾归卧逾十旬”（以上所引皆见三人《宋史》本传）。时人戏称当时中书有生、老、病、死、苦，“盖言安石生，公亮老，富弼病，唐介死，赵抃苦也。”（《续资治通鉴》卷66）唐介和赵抃是另两位参知政事。可见，王安石当时虽然任职参知政事，实际上代替宰相主持中书工作，是宰辅机构的真正首脑。
在王安石变法之前，仁宗年间曾有过“庆历革新”，主持这一段新政的是参知政事范仲淹。范仲淹庆历三年（1043）八月拜参知政事，五年正月罢，任职1年5个月。在职期间，“以天下为己任，裁削幸滥，考复官吏，日夜谋虑，兴致太平。”[1] （《宋史·范仲淹传》）向仁宗上10事，“上方信向仲淹等，悉用其说。当著为令者，皆以诏书画一，次第颁下。”[2]（《长编》卷143）当时章得象为首相，晏殊为次相。章得象“无所建明”，居官平庸；晏殊虽文才出众，喜奖掖人才，然居官油滑，明哲保身，无所作为。现实将范仲淹推到变革朝政的第一线，使他实际上担当起宰相的部分重任。
南宋权臣贾似道，其姊为理宗贵妃，有宠，贾似道仗势“威权日盛”。宝炤四年（1256）四月拜参知政事。“孙子秀新除淮东总领，外人忽传似道已密奏不可矣，丞相董槐惧，留身请之，帝以为无有。槐终不敢遣子秀，以似道所善陆壑代之，其见惮已如此。”[1] （《宋史·贾似道传》）连一个普通的人事任命，一有谣传，宰相就缩手不敢决断。可见当时的贾似道已成为事实上的首相。
第二，宰相空缺，参知政事代行其职。
两宋时期还存在着这样一种情况：宰相因故罢免或在位时去世，相位空缺，暂时以参知政事代行宰相职权。李心传《朝野杂记》甲集卷10说：“故事，丞相谒告，则参预政事之臣例不得进拟差除。惟丞相薨罢，上未得人，则参知政事行相事，多不逾年，少者才旬月。”这种情况一般持续时间不长，两宋只有一次例外，《宋史》卷161 《职官志》“参知政事”条载：“惟丞相未除，则轮日当笔，然多不逾年，少仅旬月。淳熙初，叶衡罢相，龚茂良行相事近三年，亦创建也。”
龚茂良，字实之，绍兴八年（1138）进士。淳熙元年（1174）十一月拜参知政事。淳熙二年（1175）九月，右丞相叶衡罢，孝宗“命茂良以首参行相事”，“逾再岁，上亦不置相。”[1] （《宋史·龚茂良传》）一直到淳熙五年（1178）三月，史浩拜右丞相，龚茂良以首参行相事共2年6个月。造成这种特殊情况的原因大约有两点：其一，孝宗有做事的雄心和决心，喜独揽大权。孝宗发动北伐战役，就曾撇开宰相，独断独行。以首参行相事，就是为了便于自己控制操纵，这是主要原因。其二，龚茂良较得孝宗信任。《宋史·龚茂良传》载：“上亟用茂良，手诏问国朝典故有自从官径除执政例，明日即拜参知政事。”同列有陷害龚茂良的，孝宗即厉声为他辩护：“参政决无此！”
除龚茂良外，李颜颖淳熙二年闰九月拜参知政事，淳熙五年三月罢；王淮淳熙四年六月拜参知政事，淳熙五年六月转为知枢密院事。李颜颖、王淮与龚茂良一起承担起宰相的职责。《宋史·李颜颖传》言：“颜颖在东府三岁，实摄相事。”《宋史·王淮传》言：“时宰相久虚，淮与李颜颖同行相事。”也就是说，这一段时间内的三位参知政事共同分担了宰相的职责。龚茂良资历最深，以首参领头。
以参知政事行相事，有悖于制度，龚茂良所为在当时已招致物议。李心传《朝野杂记》甲集卷10说：“龚实之行丞相事近三年，言者以为怀私擅政，遂有英州之祸焉。”龚茂良被贬英州，“擅权植党”就是一大罪状。故两宋以参知政事行相事只此一例。
四、宰相对参知政事的控制
参知政事作为宰相的副手，两者之间有明确的上下级关系。即使后来参知政事的地位有所提高、职权有所扩大，也没有丝毫改变这种固定关系。从理论上来说，参知政事始终置于宰相的领导之下，其职能的发挥，某种程度上是宰相意志的体现。即使深得皇帝信任、独揽中书大权的参知政事王安石，也对神宗说：“名分有上下，如臣为参知政事，众以为过当。然曾公亮所批判，臣但有不著字，与公亮反复论可否，岂敢改公亮文字？臣若改公亮文字，即左右攻臣者必众，陛下必极以为臣不可，臣职任于公亮乃是等夷。”[2]（《长编》卷234）在两宋的大多数时期内，基本情况都是如此。我们可以分别从以下几种角度观察。
第一，参知政事的任命。
参知政事的任命权，掌握在皇帝手中。皇帝的任命，依据不外乎两点：一是对朝中大臣平日所积累的印象，二是听从周围大臣的推荐。第一点时时需要依赖第二点，平日周围大臣对某人的称誉、推荐次数多了，皇帝对此人的印象自然加深，最后体现在人事任命上。有资格向皇帝推荐参知政事的大臣，首推宰相。宰相，一般说来，总是皇帝最信赖的大臣。皇帝如果想依赖某一宰相治理国家，那么，对其更是言听计从。况且，参知政事的任命本来就是为了协助宰相的日常工作，皇帝在任命时当然要考虑到这方面因素。权相当政时，干脆直接将任命权控制在自己手中。所以，参知政事的任命，往往体现宰相的意志。与宰相政见相同或相近者，关系密切或私交甚笃者，善阿谀奉承宰相者，总是优先被宰相引入中书，除拜执政。从另一方面来说，宰相只有推荐与他能相对保持一致的人选出任参知政事，才能保证自己的施政方针得以顺利贯彻实施。欲在政坛上有所作为或喜独揽大权的宰相，更加注意参知政事人选的选择。
最早除拜参知政事的是吕余庆和薛居正。吕余庆是太祖登基前的旧日幕僚，深得太祖信任。薛居正的除拜则与宰相赵普有关，《长编》卷5注引《太祖新录·窦仪传》称：“太祖屡对大臣称仪有执守， 欲用为相，赵普忌仪刚直，遽引薛居正参知政事。”太祖初设参知政事，完全是为了赵普着想，任命时征求、参考、尊重赵普意见，是合情合理的。即使是吕余庆，当年与赵普同为太祖幕僚，早有私交。开宝六年赵普免相时，惟有吕余庆为其辩解。可见他们关系之一斑。
再以王安石任宰相期间所除的参知政事为例。 王安石熙宁三年（1070）十二月拜相，熙宁七年（1074）四月罢；熙宁八年（1071）二月再入相，熙宁九年（1072）十二月罢，两次任相的时间加起来总共5年2个月。任职期间所除授的参知政事有3人：韩绛、王圭、元绛。这3人无一例外，都是王安石的政见相同者，或依赖奉承王安石得入中书。
韩绛，熙宁年间阿附王安石，“王安石每奏事，必曰‘臣见安石所陈非一，皆至当可用，陛下宜省察。’安石恃以为助。”（《宋史·韩绛传》）熙宁三年除拜参知政事，因维护王安石新法，被时人称为“传法沙门”。王圭，对王安石新法从而和之，善阿谀，无所建明，熙宁三年除拜参知政事。人称“三旨相公”，“以其上殿进呈，云‘取圣旨’；上可否讫，云‘领圣旨’；退谕禀事者，云‘已得圣旨’也。”[1] （《宋史·王圭传》）元绛，“在翰林谄事王安石及其子弟”[1] （《宋史·元绛传》），熙宁八年得除参知政事。3 人的任命绝对体现了宰相王安石的个人意志。
第二，参知政事的任期。
参知政事的任期与宰相的任期比较，相对短暂。因为宋代只有宰相擅权、久居相位的，如赵普曾独相10年、秦桧曾独相18年、史弥远曾独相25年、贾似道在相位15年等等。参知政事如得皇帝宠信、把持实权，总是很快升到宰相的位置上来。如王安石任参知政事仅1 年多时间即拜相，秦桧任参知政事只有6个月即拜相。
参知政事的任期没有固定的时间，其长短视具体情况而定。北宋初年，皇帝与宰辅同心同力，政府机构比较稳定，吕余庆和薛居正的任期就与赵普独相时间相始终，将近10年。一般说来，参知政事的任期大约在二三年之间。宋代在两种情况下参知政事的任期特别短暂，一是国家危亡、兵荒马乱之际，即北宋和南宋末年；一是宰相擅权时期。第一种情况不言而喻，第二种情况恰好显示宰相对参知政事的影响和控制，略加说明。
宰相擅权，大都发生在北宋末年和南宋时期。北宋末年，未经战乱，制度比较健全，虽有宰相蔡京擅权，但独相独权的局面持续并不长。南宋宰相独相独权的时间既长、出现又频繁，参知政事一度如走马灯，更换频仍，一定程度上成为一种摆设。
秦桧绍兴八年（1138）三月再入相，拜右仆射，绍兴十一年（1141）六月进为左仆射，一直到绍兴二十五年（1155）十月致仕，独相18年。在此期间，一共更换了20位参知政事，依次为刘大中、孙近、李光、楼炤、王次翁、范同、万俟卨、程克俊、李若谷、段拂、詹大方、余尧弼、章夏、宋朴、史才、魏师逊、施钜、郑仲熊、汤思退、董得元。其中，任期在1年以内的12位，最短的李若谷任参政只有1个月，最长的王次翁任参政2年9个月，越到后来更换越频繁。 《朝野杂记》甲集卷9“高宗朝参政最多”条说：
太祖乾德二年始置参知政事。自是凡十三年，止四人而已。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参知政事凡三十七人；徽宗在位二十六年，凡三十四人；高宗在位三十六年，凡四十八人；孝宗在位二十八年，凡三十四人。以累朝较之，高宗朝除人最多，盖秦丞相专权，不欲其久在位故耳。
《宋宰辅编年录》卷6载：
自秦桧专国，士大夫之有名望者，悉屏之远方。凡龌龊委靡不振之徒，一言契合，率由庶寮一二年即登政府。仍止除一庭，谓之伴拜。稍出一语，斥而去之，不异奴隶。皆褫其职名，阙其恩数，犹庶官云。周必大也对孝宗谈及此事，说：
大臣自应互相可否，自秦桧当国，执政不敢措一辞，后遂以为然[1]（《宋史·周必大传》）。
在这种不正常态之下，参知政事完全丧失了自己的职能和职权，仅仅成为宰相的附庸。
宰相对参知政事的控制和操纵是两者关系中的主要方面，即使不是上述秦桧当政时期那种极端关系，一般情况下，参知政事仍然是要迎合宰相以巩固自己在政府中之位置的。《宋史》卷281《寇准传》载：
初，丁谓出准门至参政，事准甚谨。尝会食中书，羹污准须，谓起，徐拂之。准笑曰：“参政，国之大臣，乃为官长拂须邪？”谓甚愧之，由是倾构日深。
多数参知政事皆要不同程度地迎合宰相，只是做得不像丁谓那样露骨罢了。
五、参知政事与宰相的相互制衡
参知政事既是置于宰相的领导之下开展工作的，有时又会侵夺宰相的职权。实际上，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制衡关系。没有参知政事的合理配合，中枢机构就难以正常开展工作。而且，参知政事也是皇帝身边的亲近大臣，参与朝政讨论，他们的意见时常影响了皇帝的决断，反过来制约着宰相的参政和议政权。尤其是后来皇帝有了以参知政事分宰相之权的想法之后，这种制约关系更加明显。在多数情况下，两者之间不是单纯的一种争权夺利关系，而是一种复杂的相互制衡关系。参知政事反对宰相对自己的绝对控制，便是这种制衡关系的经常性之表现。
第一，参知政事的参政、议政要求。
这种制衡关系首先表现为参知政事积极要求参政、议政，不甘心仅仅做宰相的附庸。在北宋前期机构运转正常态之时，这种积极要求并不是争权夺利的表现，而是对自己职权的一种确认。神宗熙宁元年（1068）正月，唐介拜参知政事。“先是，宰相省阅所进文书于待漏舍，同列不得闻。介谓曾公亮曰：‘身在政府而文书弗与知，上或有所问，何辞以对？’乃与同视，后遂为常。”唐介所争的不仅仅是审阅文书的权利，而是参知政事参政、议政的权利。所以，当王安石独揽中书大权时，唐介便多次与之争论，因没有结果，“不胜愤，疽发于背，薨。”[1] （皆见《宋史·唐介传》）为忠于职守，竟死于职任。
当参知政事被剥夺参政、议政权时，忠于职守者或上奏疏抗议，或辞官而去。高宗绍兴年间，宰相赵鼎和张浚独揽大权，张浚“视师江上，以行府为名。”参知政事沈与求和知枢密院事孟瘐皆愤愤不平，说：“三省、枢密院乃奉行行府文书邪？”绍兴六年（1136）二月，张浚再次外出视察军队，沈与求不得预闻，退而叹息说：“此大事也，吾不与闻，何以居位？”便坚决辞官而去[1]（《宋史·沈与求传》）。 皇帝过分依赖宰相，权力发生倾斜，破坏了权力制衡原则，沈与求不愿尸居其位，只有以辞官作为抗议。
第二，参知政事驳议宰相。
这种制衡关系其次表现为参知政事不同意宰相的意见，反复驳议，最终有所改变。一部分参知政事，深切领会官制设置的意图，坚持职守，并不阿附宰相。在北宋前期体制运转比较正常的情况下，这种情形时而发生。仁宗即位初，鲁宗道任参知政事，遇事敢言，人称“鱼头参政”，“因其姓，且言骨鲠如鱼头也。”[1] （《宋史·鲁宗道传》）时用王钦若为首相，鲁宗道时时有所驳议，“钦若不堪，曰：‘王子明（旦）在政府日，不尔也。’鲁宗道曰：‘王文正先朝重德，固非他人可企。公既执政平允，宗道安敢不服。’”[2]（《长编》卷101）仁宗朝另一参知政事吴育，亦风骨凛然，《长编》卷169载：
（吴）育在政府，遇事敢言，与宰相贾昌朝数争议于上，殿中皆失色，育论辩不已，乃请曰：“臣所辩者职也，顾力不胜，愿罢臣职。”
吴育所坚持的是职责，不惜丢官。宰相与参知政事意见相左到这种地步，当然已经无法再共事下去，仁宗只得将吴育与枢密副使丁度对换职位。
第三，参知政事调和政府矛盾。
参知政事与宰相的制衡关系，甚至表现为称职的参知政事，能够起到弥合政府裂缝、维护“和”的原则的关键性作用。当宰相遭受或上或下的攻击、压力时，自身的辩护就显得软弱无力，参知政事从旁调和弥合，往往能够事半功倍。这是制衡关系的正面反映。高宗年间的参知政事张守，就曾起过这样的作用。《宋宰辅编年录》卷15载：
守在政府，一日，上出侍御史沈与求论宰相范宗尹章付守，倚守为相。守再拜曰：“四郊多垒，国步未安。阅一月而再论相，何以系天下望？左右弥缝，臣之职也。”退，上章争益力，天子异焉。他日顾宗尹曰：“近世进不相倾夺者几希，张守之贤未之见也。”且命事无大小，宜悉咨决。建炎、绍兴间，吕（颐浩）、范（宗尹）、赵（鼎）、张（浚）先后秉政，守夙夜寅恭，协和群辟，惟靖国是务。及进，则退然若不自己出，向之自为封畛者始愧而革。而吴丞相元中、李丞相伯纪相次起废，李参政泰发亦自庶僚持从橐善类汇进，多时相所不快意者，悉守调护之力。党附之俗，至是潜为消弭。
张守将“左右弥缝”理解为参知政事的职责之所在，他所做的“弥缝”工作有两个方面：一是宰相遭受攻击时为其辩解，以求政府和政局的稳定；一是起用不被宰相所喜欢的人士，努力做到人尽其才，调和各派矛盾。南渡前期，南宋小朝廷得以稳固，并取得军事战争的一系列胜利，其中有张守的这一份功劳。
第四，参知政事参与策划的政变。
参知政事参与策划反对当权宰相的政变，是权力制衡的一种极端表现。即在权力无法制衡的情况下，采取了消灭对方势力的方式解决双方的矛盾。两宋时期，只发生过一次这样的政变。宁宗开禧三年（1207）十一月，朝廷中反对韩侂胄继续发动对金战争的大臣们策划了一场政变，以史弥远为主谋，主要参与者就是两位参知政事钱象祖和李璧。政变成功后，钱象祖兼知枢密院事，李璧兼同知枢密院事，两位参政一度主持中央工作。
第五，“和而不同”的关系。
参知政事与宰相的矛盾过于突出，便会影响中央权力机构的正常工作；参知政事与宰相沆瀣一气，又容易转为个人擅权，对皇权产生威胁。宋孝宗在任命周必大为参知政事时所说的一句话，可以视为两者关系的理想表达，孝宗说：“执政于宰相，固当和而不同。”[1] （《宋史·周必大传》）双方能协调工作，关系和睦，又能够各抒己见，不苟同附和，这才是两者关系的理想境界。这种理想的制衡关系，很难实现。要么是结党阿附、党同伐异，要么是勾心斗角、争权夺利。
然而，“和而不同”的理想关系在北宋也曾一度实现。欧阳修嘉祐六年（1061）闰八月拜参知政事，治平四年（1067）三月罢， 在位5年7个月。当时的首相是韩琦。欧阳修“在政府，与韩琦同心辅政。 凡兵民、官吏、财利之要，中书所当知者，集为总目，遇事不复求之有司。”[1]（《宋史·欧阳修传》）同时，欧阳修遇事敢言，并不苟合他人，《长编》卷209载：
初，英宗以疾未亲政，太皇太后垂帘，修与二三大臣主国论。每帘前奏事，或执政聚议，事有不可，修未尝不力争。台谏官至政事堂论事，事虽非已出，同列未及启口，而修已直前折其短。士大夫未建明利害及所请，前此执政多媕阿，不明白是非，至修必一二数之曰：某事可行，某事不可行。用是怨诽者益多。英宗尝称修曰：“性直，不避群怨。”修亦尝诵故相王曾之言曰：“恩欲归己，怨使谁当？”
如此直言不讳，却又能与宰相同心同德，精诚合作，在两宋宰相与参知政事关系史上极为少见。英宗体弱多病，又以外藩入继大统，政权能够得以平稳交接，政局能够得以稳定，全部依赖中书大臣的通力合作。
收稿日期：1998—0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