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安全问题论文,中国论文,视野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全球化不能不包括军事自卫手段的全球化
真正的中美利益冲突是在中国经济进入市场经济，从而中国的国家利益日益融入世界、中国政治日益向现代民主政治转变的时候，而不是在这之前出现的。在文革时期，中美关系虽然紧张，但由于中国经济尚处于自然经济阶段，中国对海外利益并没有多少追求。自从中国进入市场经济之后，其发展已日益依赖于世界。目前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已经达到36%，即通过对外贸易所创造的价值已经占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3强；因经济发展而产生的资源需求也越来越严重地依赖外部进口。这样，中国就不可能不对世界，从而对自己的海上安全即中国海权问题有所关注。这里所说的中国海权，是指建立在外层空间卫星监控技术引导下的导弹远距离精确打击和准确拦截能力之上的海上自卫权利而非美国式的霸权。海权是任何国家，特别是南方国家更应该平等享有的国家权利。美国是霸权国家，其军事上的重要表现首先是对海权的排他性垄断。这样，中国的国家利益，尤其是海权利益，就不可避免地要与霸权，尤其是海上霸权发生冲突。霸权并不是国家应有的权利，它只是根据强权原则建立的在世界利益问题上的排他性的权力。这样，中国要求走向世界并寻求在这个进程中的安全保障，而美国则不允许中国为其海外利益保驾护航的军事力量走向世界。（注：美国《福布斯》双周刊2001年6月11日刊登英国著名史学家兼作家保罗·约翰逊《关于美中关系的七点意见》的文章，该文认为，中国有两条主要边界线：太平洋西岸的海上边界和中亚地区的陆上边界。一条通往战争，一条通往繁荣。美国必须让中国明白，争夺海上边界周围的领土主权只会给自己招惹麻烦，而设法开拓中亚地区的经济机遇将得到美国的赞许，必要时还会得到美国的帮助。美国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让中国相信，命中注定它的前途在亚洲。）这样，中国与美国的利益，尤其是集中在南中国海及中国台湾地区的海权利益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冲突。（注：由美国国防部主持并于2001年5月14日发表的一项研究报告说，美国应该把它在亚洲部署军事力量的重点转移到菲律宾和更靠近中国台湾的其他国家。研究报告提到了台湾海峡两岸发生武装冲突的可能性，认为这应该是美国最关切的安全问题。报告建议美国应在东南亚作出新的安排，使美国的军事力量在一旦中国发动攻击时，能够到达将被用来支持台湾的港口和空军基地。报告建议同日本和韩国继续保持传统的军事关系。）
资本全球化和资本多极化及其对立统一运动是现代战争产生的总根源。在资本中心国的资本扩张中，资本必然流向可产生高额利润的外围区域。只有从海外不断获得大量的资源和利润，资本中心国的再生产和社会活动才能正常运行。在世界近现代史上，资本乃至市场经济的出现确实解放了生产力。但生产力的解放、生产力的发展，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资源来支撑。发展市场经济犹如养虎，在幼虎时，养虎人感觉尚好，但当虎长大从而胃口越来越大时，养虎人若得不到更多的食物来源，就会感到恐怖了。对一个走上市场经济的国家而言，当国家生产力在资本的推动下发展起来并使生产对资源有越来越大的需求的时候，若没有滋养这种发展的资源支撑，就会变异为一种破坏自身的力量，国家经济从而国内社会就会发生危机，严重的还会发生带有暴力性质的社会动乱。这是任何已走上市场经济的国家不可避免而今日中国正在试图避免的经历。
目前，中国经济在发展，市场在扩大，消耗资源的胃口也在扩大。像石油资源，中国过去是出口，现在不够用了就必须依赖大量进口。这样，我们就必须走向世界。当中国开始走向世界时，就免不了与世界霸权国家产生冲突。开始是意识形态层面的冲突，如亨廷顿所说的文明冲突论。随着我国经济越来越快的增长，就发生了贸易层面冲突，意识形态的冲突退居二线，意识形态是服从于国家利益的。接着是政治层面的冲突，当这种矛盾达到政治层面后并日益逼近中国安全利益的底线时，从近现代史所有大国崛起的经历看，军事层面的冲突似乎是很难避免的。
维护一国在世界范围内自由贸易的前提必然是要对海上资源运输线路进行自卫性的控制。（注：美国国防部2000年12月发表《21世纪美国战略》宣称：“能否保卫美国领土、我们的公民和我们的经济繁荣将取决于自由贸易和能否得到战略自然资源以及国际水上和空中通道。”）所以说全球化不能不包括军事自卫手段的全球化，因为国家的利益已经融入世界。在国际政治中，安全观念是随着国家利益而扩大，而不完全是随领土而扩大。“领土安全”与“国家安全”是有联系但又相互区别的两个概念。美国的国务院与我们的国务院的作用不同，它是“管”世界的。美国为什么到处插手，因为到处都有它的商人；它的利益已经遍布世界，因此世界的事在它们看来就是国家的事。美国靠如此丰富的世界资源来滋养其庞大的生产力，所以它才有其较高的民主发展程度。以世界财富滋养着美国，再加上没有外敌侵入境内的战争（它可以运用其强大的海上力量，将其萌芽早早地消灭于遥远的海外）；它也不会有其他国家的飞机飞到它边境上去侦察的事。它有安全，又很有钱，既体面又民主，但它的钱是靠其世界霸权地位和强力垄断世界资源实现的。美国外交具有很强的虚伪性：它鼓励南方国家发展市场经济并建立民主体制，但当苏联建立起议会民主体制后，它却推动并促成了苏联的解体；当中国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之后，它却又将战略重心移向中国，将中国视为潜在的战略竞争对手。事实上，是美国而并非中国及其他南方国家才是世界走向民主与自由的最大障碍。
有人会说，现在中国海外贸易在没有海权的情况下不是发展得挺好吗？但问题是这是没有保障的发展。如果有一天，美国像对待南联盟那样，随便给中国找一个莫须有的借口，对中国实行禁运，中国怎么办？现在中国经济有1/3（甚至1/2）的部分依赖海外市场拉动，一旦遭到禁运，这时已发展起来的巨大的生产力就会反过来成为毁坏我们国家的一种力量。强大的生产力一定要有它畅通的吐故纳新的渠道，吐出的是产品，因而它需要国际市场；吸纳的就是资源，因而它必须走向世界。没有这两条，在市场经济中已解放出来的巨大生产力，对国家反倒是很危险的事。
海权是中美战略利益矛盾中的重要方面
中美之间的战略矛盾焦点在哪呢？并不在意识形态，相反倒是中国进入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轨道时，中美之间的矛盾才开始尖锐化的。其实，中美之间矛盾的焦点是海权。但中国的海权与美国的海权并不是同义词。确切地说，中国的海权指的是海上自卫权利，美国的海权则是海上霸权。霸权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式的垄断权力，而自卫权则是国际法赋予每个主权国家的正当权利。中国发展到现在使我们迫切地感到海权而非霸权应是一种普遍的国家政治权利，也是一种重要的国家利益。中国要走向世界，要进行自由贸易，就必须保护我们海上线路的安全。“贸易自由”是美国人早期在反对西方列强时提出含有反霸语义的口号。今天中国人也提出同样的诉求，美国人就不答应，就以“国家导弹防御体系”相威胁。布热津斯基在《与中国相处》一文中说：“中国目前的局势与1890年前后的德意志帝国相比较则有某些重要的相似之处。”（注：National Interest,No.59,Spring 2000,p.11.）读了这段话后，我倒觉得今日中国更像一百多年前的美国，熟悉世界史的人对此会有更深的体会。如果说，五十多年前在用国家力量迅速打造国家经济体系方面，苏联是昨日中国的先生的话，那么，一百多年前的美国在发展市场经济方面却是今日中国的先生。
台湾问题，与一百多年前的夏威夷问题并不一样，它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但若台湾位于别的什么地方，比如说中国东北边远内陆，台湾问题并不会演变成中美关系中的焦点问题，美国也不会对它那么关注。从这个角度看，与一百多年前的夏威夷问题一样，目前台湾问题还包含着中美之间的海权之争——这与当年美国反对英国在东太平洋上的海上霸权一样。没有台湾，中国就没有进入太平洋最起码的和有安全保障的可能；当然，没有海权，中国也就在相当程度上丧失了发展权。从这个意义上说，捍卫中国正当的海权就是捍卫中国的发展权。
在当今世界，不反霸则不能发展。中国不称霸，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不保护已隔入世界的中国国家利益及其事实上已融入世界的自主发展权。霸权是什么呢？是排斥别国的自主发展权，是发展权的国际垄断。美国开始也是反对霸权的资本外围国家。它反对英国，开始是正义的，但自从它入侵菲律宾和占领古巴之后，它与西方列强的矛盾就成了非正义的世界霸权之争了。美国进入远东后，在与其他列强关系上，开始它还是低姿态。比如它刚到中国，只提出通商自由的要求；（注：阎广耀、方生选译：《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选编》，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08～409页。）但随着它贸易的发展和海上力量的加强，特别是到二战之后，随着英国退出世界霸权地位及苏联解体，美国就成了世界独一无二的霸主。这时，它开始排斥其他国家，特别是南方国家的发展权。它今天打伊拉克，明天又打南联盟；在海上拉帮结派，形成对海上通道的绝对垄断。这都是当代中国为保卫自己正当的发展权利因而不能不反对的霸权行径。霸权与反霸权，是中美矛盾的本质所在。与美国不同，中国只想自卫属于自己主权范围内的和已隔入世界的中国利益，并不想排斥其他国家各自追求的合理的国际利益。因此，中国“不称霸”的外交政策不应被理解为放弃中国主权中固有的必然要走向世界的发展权的外交选择，它应被理解为中国在争取和捍卫自己所拥有的必将融入世界的发展权——发展权只能是世界范围的发展权——的同时，不仅不排斥而且还要与其他国家平等地享有各自的发展权。反对霸权主义与保卫平等的发展权，是一对不可分割的概念。对中国，乃至对所有南方国家而言，不反霸则不能求发展，求发展必然要反霸。用强力自卫自己应有的海外平等自由发展的权利，而不是动辄以“制裁”的方式剥夺他国的这种权利，正是中国既要崛起又要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的原则界线所在。
领土边界安全必须要有一定的外延空间即国家安全边界来保证。目前，我们国内已形成了强劲发展的生产力，而要维持这样的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就不得不依赖海外资源。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拥有相当的海权。如果我们失去台湾，接踵而来的就是失去南沙群岛，而失去这两个地区，就意味着中国将彻底失去作为一个大国崛起最起码应据有的保证国家政治经济安全的外延空间。正因此，中美之间在台湾问题上便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
美国对中国的批评和赞扬兼而有之，其实美国是在按自己的需求来描写中国，这正如中国也在按自己的理解来赞扬和批评美国一样。那么美国需要的是一个怎样的中国呢？
有许多人以为，美国不希望中国发展，也有人认为美国希望中国强大。这都不准确。美国并不反对中国发展，但他希望中国最好就在你国内发展，尽管你生产力变得强大了，你吞吐资源的胃口变大了，但美国只允许你在自己家里找吃的；等到没有东西可吃了，你就只有吃自己（的资源）。如此这般，等中国发展起来了，中国也就把自己的资源吃光了。美国则不同。美国的发展是靠吃世界。它靠全世界的资源喂养它。而在中国，现在大家已经感觉到资源利用已达到极限，比如沙漠的蔓延、生态环境的破坏，这都是资源的问题，而美国则放着自己国内的资源不开发，将它留作战略储备。事实上，国家经济发展的良性模式应是在生产力发展曲线向上升的同时，国内资源消耗的曲线向下降，形成一个剪刀差，差值越大，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就越健康。中国经济发展一直是与资源消耗成正比例上升，这更使中国经济与世界资源产生了不可断绝的联系，而获取世界资源的前提条件是必须拥有强大的海权。在这方面，中国也就与美国的世界霸权产生了难以调和的冲突。
中国应当积极准备迎接高科技战争的挑战
目前有一种观点，即把是否发生世界大战作为战争与和平的标准，认为只要不打世界大战，和平与发展就应当是时代的主题。且不说，世界大战出现之前的时代如何判断，也不说古罗马奴隶与奴隶主之间的和平是不是真正的和平，现在的问题是自从有了核武器以后，世界范围内的大战就几乎不会再发生了，因为那样就意味着战争的双方都将同归于尽。但战争形式的改变并不意味着战争的消失。未来的战争形式更多的是有限战争，是快速打击。高科技条件下的有限战争的成败将决定着21世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高科技基础上的有限战争而不是世界大战将是未来世界战争的主要形式。在具有远程打击和卫星制导技术的时代，像过去那种大规模的诺曼底登陆式或克劳塞维茨式的主力决战，将在今后的大国冲突中成为历史。卫星制导意味着准确，远程打击则可以超越敌方陆军控制的地理空间。这两点使战争发生了革命：人力的作用将让位于技术力的作用；攻击方不需要大规模的士兵突入就可以有效打击对方。19世纪和20世纪的中国都因不能有效地赢得英国在海上和日本在空中的军事挑战，而使我们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现在，历史又把中华民族再次送到高科技战争的面前，中国要积极迎接这种新式战争的挑战。
根据冷战时的经验，大国之间的冲突有两种：一种是“掰手腕”，即局部和间接军事试探。比如说美国把中国驻南联盟的大使馆炸了，叫“误炸”，然后说抱歉，但其真正目的是用间接的方式让对手明白并被迫默认美国的安全边界所在。另一种就是代理人战争。比如20世纪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等。未来大国间冲突也主要是采取这样一种间接形式而非直接宣战的形式。在这些战争中的成败往往决定国家的成败。
现在对中美而言，双方矛盾的关键就是海权问题。海权问题的核心就是海军问题。海军是非常专业化和科技含量非常高的军种。中国海军不能再是“旱鸭子”，而是一定要携带导弹并伴着外层空间运转的中国卫星远航，并在远航中推展我们的安全边界。当代中国海军一定而且必须像19世纪末美国海军一样，也要有一个快速的和大规模的发展。中国的未来系于现代化的海军，中国的命运系于现代化的海军。
国家关系是一种自然的关系，文明只能在有法律（也是一种国家暴力）保障的地方发生；国际间文明也只能在实力对等的国家间发生。弱肉强食是国际斗争铁的法则。弱者是有权利但无能力享受有保障的文明的。
19世纪80年代，中国和美国当时的海军都很弱。就在清政府大造颐和园时，美国却在迅速发展海军，到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美国的海军已经达到了世界第二。其发展之所以迅速，是因为它面临着并且必须打破英国在东太平洋上的海上霸权。在当时，冲出霸权关乎美国的命运。结果是中国在甲午海战中被日本打败并从此失去台湾，而美国则得到夏威夷、占领古巴和菲律宾，继而在东太平洋上获得相当的海权利益。
由于长期以来中国人靠种地吃饭，因而大家往往认识不到海权之于中国发展的重要性。但等你失败以后再认识到这个问题，为时已晚。国家失败之后的那种感觉，那是语言所不能表达的。南宋时期中国哲学出现实学之风，究其原因是由于当时的文人对北宋时期学界脱离实际的空谈导致大宋王朝倒在北方游牧民族的铁骑之下的事实痛心疾首；同样也正因为20世纪20年代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和30年代王明的左倾空谈所导致共产党的两次大失败，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期才提出“杜绝空谈”和“实事求是”的口号。实践的失败往往是认识变革的开始，进入市场经济后的中国对国家安全的认识也会有一个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和面向现代化的大变革，但愿不要为此付出过于沉重的代价。
有人说，生产力上去了，经济发展了，国家也就强大了。但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城的时候，清王朝的财富拥有量在当时的世界是名列前茅的。海权理论创始人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1840～1914)把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他说：“武力一直是思想将欧洲世界提升到当前水准的工具。”（注：［美］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海权论》（中译本），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259页。）历史经验表明，安全问题在相当的程度上确实就是军事问题。只要综合国力拉得不要太远，安全，尤其是主权安全主要是靠军事实力来保卫的。这一点，毛泽东看得透彻。1950年，在新中国百废待兴的时候，毛泽东做了两件对未来中国国家安全具有基石意义的大事。第一件事是进军西藏。历史容不得政治家在关键时期有半点犹豫。1947年印度独立，当时中国国共两党正在进行大决战。试想一下，这时在中国军事无力西顾的时候，1962年的中印边界战争若提前14年，也就是说在1948年发生，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最好的结果也只能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胜利后再与入侵者谈判，谈下来也很难是今天这个样子。第二件事是抗美援朝。美国出兵朝鲜，实际上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在向苏联和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叫板。在这场较量中，世界各国都在观望它的结果，并由此决定各自的对华政策走向。结果中国打赢了，连斯大林都对新中国刮目相看，中苏很快结盟。1955年中国在万隆会议上那耀眼风采的背后，是中国取得了打败当时不可一世的美国的军事胜利。尼克松说得对，“只有在战场上夺取更大胜利，才能在谈判桌上赢得更多的东西。”（注：［美］理查德·尼克松：《1999：不战而胜》，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03页。）目前，中美将在台湾问题上再次交手，我们应当知己知彼，从最坏处准备，往最好处努力。
在军事准备方面，今天的中国应该好好回味一下毛泽东批评陈独秀放弃革命武装做法时说过的那句名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文章”。如果我们将这个思想运用于国际政治斗争领域，也会发现：国际政治也不能仅是请客吃饭和作文章。对一个国家而言，它应当是实力，尤其是一个国家靠得住的至少是可以还手的军事实力。历史经验表明，在军事安全领域让步的国家是绝无出路的。
研究一下当年美国崛起的经验就会发现，迅速提升强大的国防力量，特别是海军力量，是当代中国的当务之急。英国和西班牙曾在海上封锁年轻的美利坚合众国，如果当时美国逃避挑战，不去主动迎接与英国和西班牙的冲突，它就不会有今天的局面。美国和英国、英国和西班牙没有一个不是打出来而是让出来的。中国在这件事上也不能例外。与大自然优胜劣汰的原理一样，对大国成长的历程而言，有些战争可能是想回避也回避不掉的。
目前看来，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及其哲学似乎走到非强力则不能实现飞跃的“关节点”。这方面，目前中国人尚未达成共识，但问题是我们已有了俄罗斯人的经验，从戈尔巴乔夫到普京，他们为了这个“共识”曾付出了多么惨重的代价，丧失了多少宝贵的历史机遇。当时美国特别赏识叶利钦，而叶利钦则在20世纪的最后一天，主动辞职并怀着内疚的心情请求人民原谅。
做学问总应当是实事求是。国际政治这门学问，讲的是国家利益，一厢情愿的“价值判断”迎来的结果一般都是冷酷的。目前，中美矛盾是国家现实利益而不是长远利益的冲突。现实利益在多数人的眼中，总要重于长远利益。卡特总统想的是人类的长远利益，却被勃列日涅夫的现实主义在国际舞台上打得落花流水；戈尔巴乔夫想的是长远利益，但与美国现实主义交手后，迎来的却是苏联解体和独联体各国人民的艰难。即使如此，美国也并未就此罢休，它反倒变本加厉实行北约东扩，继而军事打击伊拉克和南联盟，现在又调头直逼尼克松曾请求联盟的中国。台湾和南沙群岛属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领土，但美国并不十分尊重中国的主权。只要有重要利益，美国就会动手。中美飞机相撞事件及美国军事打击阿富汗的行动再三表明，在中美矛盾中，中国的安全边界与领土边界接近重合，这本身就是极危险的。确切地说，如果将中国台湾地区的主权安全也考虑在内的话，中国东部安全边界若不能扩展到太平洋中部即东经150度，中国就没有可持续的安全保障；如果中国安全边界不能扩展到台湾东部即东经125度海区，那么中国就不能保障在台湾地区的中国主权安全。中国的西部安全边界若不能扩展到中亚富油区，中国就不能保障未来经济发展必需的石油和天然气的稳定供应。美国军事介入阿富汗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从上游源头上扼住中国发展必需的能源进口线路。马汉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他说：“一根链条的强度实际上是由其最薄弱环节的强度决定的。”（注：［美］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海权论》（中译本），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240页。）中美撞机事件就发生在中国经济发展重心的边缘，阿富汗战争又发生在中国石油进口的关键地区，而这两个地区都是我国安全链条中较为薄弱的环节。2001年6月21日，美国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在美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上说：“作出军事调整的最安全和最佳的时刻是在你独占鳌头的时候，而最危险的时刻是等到一个富于创新的竞争对手来临并找到方法来打击你的时候。”现在美国确已独占鳌头，但中国尚未真正崛起，因此，我们在往最好处努力时，不能不做好最坏的准备，尤其是军事准备。
中美终究是朋友，但美国的朋友是打不败的对手
但是，太平洋战争及冷战时期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太平洋洋面上，只有中美联手，才有稳定和持久的和平。从长远的战略层面上说，中美关系是亚太地区任何国家都难以取代的战略伙伴和朋友的关系。但在美国的国际政治词典中，“朋友”的含义永远只能是打不败的对手。看看目前的八国集团，其中大多数都是打进去的，而不是仅仅凭市场拥有量和平地挤入的。从中国未来大战略考虑，中国永远也不需要彻底打败美国的力量，它只需要在全球范围，至少在其主权范围内拥有有效的自卫的力量。但从美国的角度看，中国只有成为美国人打不败的对手，才有可能成为美国的朋友。有些人认为顺着美国就是朋友，但美国往往以顺从者（比如蒋介石、吴庭艳、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等人）为最后的牺牲品，而以真正打不败的对手为朋友。
辩证法是历史逻辑的精髓，而国家利益则是历史逻辑发生的起点。没有实力的朋友最后为有实力的朋友所抛弃，而有实力的对手却成了朋友，这似乎是霸权政治的行为规律。就像尼克松认识毛泽东时期的中国一样，美国在与当代中国的较量中，如果认识到中国是一个无法战胜的对手，中美关系反倒会好转。若从中美对抗最坏的结果看，除非中国自废武功或陷入清末式的内乱，根据20世纪初及太平洋战争时期美国对华政策及当代美国自身的国家利益分析，彻底和绝对地肢解中国并不是美国的外交目标，因为这意味着日本、俄罗斯和印度将填补这块政治真空。（注：1900年8月28日美国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给德国驻美大使施特恩贝格的信中写道：“我愿意看到日本占有朝鲜。它将对牵制俄国起作用，而俄国由于它的作为，应该接受这种报应。但是我诚挚地希望不要分割中国。这样做最终将对任何人都不好。”参见阎广耀、方生选译：《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选编》，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25页。）周边某些国家和中国台湾的某些政客愿意看到中国彻底分裂，李登辉还提出“七块论”，认为中国应当被肢解为以台湾为腹地的七个部分，中华民族应当为各地区的新人群所替代。（注：李登辉：《台湾的主张》（中国台北），流远出版社，1999年版，第241页。）而美国只是要用有限分裂即促使中国国内某些地区实行“高度自治”或“分而不离”的方式瘫痪中国——这是军事“瘫痪战”的政治运用。美国容纳中国发展的限度是中国绝对不能对它的海上利益形成挑战，同时还要中国有力量帮它牵制住其他亚洲大国的崛起；防止亚洲地区出现一个绝对可以与美国抗衡的国家。美国对欧盟并不那么介意，因为欧盟只能在分而不散中“融合”而不能统一，融合本身就不足以形成挑战美国的力量。所以布热津斯基就认为欧洲不可能强大到挑战美国的地步。如中国被彻底解体，亚洲就可能会出现类似欧洲中世纪曾出现过的大混乱时期，这对世界而言，将是一场灾难。从地缘力量对比看，美国接受中国崛起的最后底线，是中国更像现代欧洲而不像中世纪和近代欧洲。中世纪的欧洲是混乱和血腥的，近代的欧洲是压迫美国的，现代欧洲那分而不散的国家组织形式使其既不能形成对美国的挑战，又能牵制住俄罗斯再次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但问题是，目前世界的常规资源总量可能不足以在东方再支撑一个新“欧洲”出现；如中国持续保持快速发展，世界资源不足的矛盾又会加速激化中美或我国内部各类矛盾。对此我们应有一个清醒的估计，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同时，辩证地认识和处理中美及其他关系，以实现邓小平同志为我们制定的在21世纪中叶将我国建设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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