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新社会运动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5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4)08－0166－10 上世纪中叶以来，特别是巴黎“五月风暴”之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一系列不同于传统工人运动的新型社会运动，具体包括生态运动、学生运动、新女权运动、种族民权运动、同性恋运动、反战和平运动等利益诉求各异的群众抗议运动。随着新社会运动日益成为西方社会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也使其成为西方学界广为关注和研究的对象，主要研究内容涉及三个维度：一是将新社会运动视为运动实践事件本身展开研究；二是将新社会运动作为一种理论范式，分析西方新社会运动的产生、发展和未来趋势；三是对新社会运动的研究方法加以探索，找寻研究新社会运动的规律和方式。国内也有学者开始不同程度地关注新社会运动这个学术领域，但总的来说，对新社会运动的研究仍处于起步和初级阶段。为引起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本文拟对近年来国内外的研究状况进行必要的梳理，以期能够将这一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 一、运动实践与事件本身的研究 具体而言，西方学者关注的问题主要在于新社会运动这一新的政治景观为什么会在西方出现，以及新社会运动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社会结构的关系。具体到对新社会运动景观的产生、发展与未来趋势，原因、影响及运动过程的研究，西方学界的研究分析思路主要可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具体性分析。将某一类型的新社会运动作为典型案例进行深入具体地分析，或以某一国家为蓝本，具体分析这个国家内新社会运动的发展的情况。由于女权运动和生态运动在新社会运动形态中是规模较大、较为成熟的两种，因此，国外学界关于这两种运动形态的研究成果颇丰。瑞典学者爱伦凯(Ellen Key)在《妇女运动》[1]一书中，评论了妇女运动已取得的表面成绩及尚待解决的各种问题，探讨妇女运动对于独身妇女、婚姻、母道及一般男女等各方面的影响。法国学者皮埃尔·布尔迪厄从对卡比尔社会的一种人类学研究出发，揭示了今天存在于男性和女性无意识中的男性中心世界观的永久性，并根据男女之间的基础对立，重新阐释了社会生活和象征生活的既定条件，详细展现了生活的象征资本(荣誉)如何与男女之间的对立相辅相成。[2]迪特·鲁赫特(Dieter Rucht)对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这十年间德国生态运动的发展变化形势展开了分析，在《当今德国环境抗议概况》[3]与《德国环境运动的组织特征：既不是下降也非僵化》[4](p55－81)这两篇文章中，作者从议题、形式、组织规模、资源等方面分析了德国生态运动的动员水平以及组织结构的变化情况。而玛丽·克斯(Maria Koussi)和曼纽尔·吉米(Mnauel Jimenez)则集中研究了南欧国家希腊和西班牙的生态环境运动。玛丽·克斯在题为《希腊环境抗议事件和环境声明：探究外部环境的影响》[5]一文中通过分析希腊的生态运动与外部环境的关系，从政治机会角度研究了不同生态运动类型的动员水平变化；而曼纽尔·吉米在文章《西班牙环境抗议的十年：议题、行为者和领域》[6]中，分析了从1988到1997年十年间西班牙生态运动的发展变化，以运动规模和政治机会作为因变量探究了其对生态运动的具体形式和动员水平的不同影响。法国学者塞尔日·莫斯科维奇(Serge Moscovici)在《还自然之魅：对生态运动的思考》[7]一书中，对法国的生态运动历史进行了个案研究，但不仅仅是线性的纪实，而是对人的自然史中各种生命关系的梳理，对近代以来形成的理性至上的各种价值观念进行反思，展示了人类如何在科学进步的亢奋中，背叛自然、征服自然，直到将活的神秘的自然变成死的机械的自然，并最后失去了养育我们的自然的历史过程。 第二，对比性分析。比较分析方法包括三种形式：一是对各种不同类型的新社会运动形态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进行比较分析；二是把各种不同类型的新社会运动在同一国家或地区范围内进行对比研究；三是将单一类型的某一新社会运动形态在不同国家之间进行比较分析。 首先，多种类型的新社会运动在多个不同国家之间的比较分析。汉斯皮特·克里斯等人(Hnaspeert Kriesi et al.)合著的《西欧新社会运动：比较分析》[8]一书，使用政治机会结构概念分析，对1975年至1989年间西欧的荷兰、法国、德国、瑞士四个国家的五种新社会运动形式：反战反核和平运动、环境运动、团结运动、城市自治运动和同性恋运动加以比较研究，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新社会运动的动员能力、发展状况不仅受国家政治机会结构的制约，而且也与新社会运动的特定形式不无关联。社会运动动员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家特定的政治分化结构决定的，而政治分化结构进而又根源于一个既定社会的社会分化和文化分化。与传统的政治结构内容不同，他们把政治制度中有型的体制结构也包括进去，进而强调社会运动动员的有型的体制设施同政治权力当局处理他们时沿用的主导的无形战略之间的区别。为阐明政治机会结构对社会运动的影响，他们提出了把政治机会结构的宏观层次与运动行动者的集体行动联系起来的机制，而政治机会结构的诸因素共同决定着政治权力的战略，这些战略意味着作为国家特有的对运动动员的促进或压制、它们成功的机会和它们不得不估计的改革或威胁的程度之混合，这种混合规定着一个既定社会运动的具体机会。通过表明社会运动动员的代价和收益，这些具体的机会进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社会运动本身的战略、动员水平和动员过程的结果。 路德·克普曼斯(Ruud Koopmnas)在题为《西欧新社会运动及政治参与的变化》[9]的文章中分析了新社会运动对政治参与方式的影响，通过对比荷兰与西欧的英、法、德、瑞士和西班牙这五国的新社会运动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发展形势，认为新社会运动只是在某些国家占主导，而在多数国家中传统社会运动仍是主流。此外，他还得出结论说，新社会运动之所以产生并非是由于非传统参与形式的日益扩张，而是与不同国家的政治机会结构有关。 多娜泰拉·德拉波尔塔在《社会运动、政治暴力和国家——对意大利和德国的比较分析》[10]一书中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案，分析意大利和德国这两个国家自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的社会运动。德拉波尔塔通过广泛地运用官方文献和深度访谈，解释了新社会运动参与者对外部政治现实的架构。她运用经验数据来建立一个关于政治暴力的中层理论，这个理论包括：在宏观层次上，对社会运动与国家间相互作用的分析；在中观层次上，对作为政治暴力倡导者的激进组织的发展变化的分析；在微观层次上，对“武装分子”身份和反主流文化建构历程的分析。作者通过研究那些其中出现暴力的社会运动家族，并把社会运动和制度相联系，最后提出对政治暴力性质的系统性分析。作者把对意大利和德国政治暴力的分析同时置于欧洲和美国的社会运动理论中，解释了20世纪70年代与80年代这两个国家中的组织化暴力活动是如何与前十年出现的那些社会运动发生联系的。此外，作者把对新社会运动的研究根植于政治制度领域，把对新社会运动的研究置入“规范化”(normalization)研究的传统，并把所要研究的社会运动与政治过程联系起来。尤其是，她运用政治机会结构(the structure of political opportunity)这个关键概念来说明在60年代晚期出现新社会运动中的一部分是如何被整合进入政治过程，而另一部分是如何走向政治暴力的。作者还把政治过程方法拓展到国家以及影响政治暴力动力(dynamics)的最相关因素——警察，进而集中研究了这些社会运动的手法与警察的策略是如何相互影响的，以及以民权为取向的群体同以法律与秩序为取向的群体之间的平衡时如何影响这些社会运动的手法和警察的策略。而警察与抗议者之间的交互过程解释了意大利和德国的政治暴力团体在活动频率和战略上的很多差别。德拉波尔塔研究新社会运动与政治暴力始终不脱离历史，不但追溯了德国和意大利始自20世纪60年代的组织化暴力在80年代的崛起及其动力，而且还把她的发现根植于二战后两国各自体制更为广阔的政治制度发展之中，不但把对政治暴力的分析置入出现暴力活动的社会运动家族，而且还把新社会运动与制度联系起来。 其次，对多种不同类型的社会运动形态在同一国家内的发展状况的研究。约翰·勃格(John C.Bger)编著的《Teamster and Turtles 21世纪美国的激进政治运动》[11]一书分别对发生在美国的三种类型的新社会运动加以分类归纳和对比研究。第一种类型是关注物质利益的社会运动，包括学生运动、劳工运动、老年人运动等；第二种类型是关注身份的社会运动，包括同性恋运动、妇女运动、残疾人运动；第三种类型是为关注人类生活质量和世界和谐的运动，包括生态运动、和平运动以及人权运动。 再次，将某种单一类型的新社会运动具体运动形态在不同国家之间进行比较分析。托德·雷德曼(Todd Lnadjmna)和布雷卡(Bioerai)就集中探讨了生态运动这一新社会运动形态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形势。托德·雷德曼在《组织和影响：比较视角下的绿色运动》[12]一文中运用政治机会结构理论对比分析了美、英、德、法、荷兰、西班牙、智利、墨西哥等不同国家里生态运动组织与政治机会结构之间的关系。布雷卡在题为《环境抗议和生态文化：一个比较的分析》[13]的文章中则从生态文化的维度对东欧六国与在美洲、亚洲和澳洲等其他国家的生态运动的动员状况进行系统的对比分析，并根据社会统计学和意识形态等变量将这些国家的新社会运动划分为不同的动员类型。克里斯托弗·卢茨(Christopher Rootes)在其主编的《西方环境运动——比较分析》一书中，对20世纪90年代环境运动在西欧、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发展状况进行了综合分析，分析了环境运动的制度化及面临的困境、地方环境抗议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跨国环境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探讨了全球环境运动前景如何等问题。卢茨提出，西方环境运动正处在十字路口。发达工业社会中不断制度化的现存环境组织面临着更激进团体和地方性抗议者的挑战；尽管存在着日益增加的环境难题和经济与文化全球化的趋势，一种全球性环境运动的发展至多是初步性的。[14] 第三，从总体上对新社会运动进行宏观层面的研究。由西德尼·塔罗、查尔斯·蒂利、道格·麦克亚当等合著的《社会运动论》[15]一书对西方新社会运动的结果进行了系统的研究，理论视野超越了新社会运动在国家政策和政治影响的研究从而探索了一些新的领域，诸如国际和平运动的非国家领域、社会运动对科学研究机构影响的非政府领域、变化着的抗议性政策话语的文化领域、社会运动对生命过程影响的非制度领域等。作者们从宏观视角深入探讨了社会运动的政策结果、制度结果、文化结果、短期和长期的结果、有意和无意的结果，而且还比较了当代几大社会运动的政治结果。他们的这些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用制度化的方法解决底层社会抗争行为或集体行动事件的有益借鉴。西德尼·塔罗的另一本著作《运动中的力量：社会运动和争议政治》[16]考察了新社会运动产生的前提条件以及社会运动发展的历史，提出了一种集体行动理论，以阐释新社会运动的兴衰，为影响个人生活、政策改革和政治制度的运动力量提供了解读。塔罗不仅论及文化、组织和个人方面的运动力量源头，还特别强调了新社会运动作为政治斗争的一部分，作为政治机遇结构、国家战略和跨国扩散的变迁结果所经历的兴衰起伏。一方面强调新社会运动对个人生活、政策改革和政治体制的影响；另一方面又指出新社会运动动员水平的上升或降低既是政治斗争的一部分，又是政治机会结构、国家战略和跨国扩散变化的结果。 由莫里斯(Morris,A.D)、罗伯特·D.本福特(Robert D.Benford)、理查备·A.克劳沃德(Richard A.Cloward)、米拉·马克思·费里(Myra Marx Ferree)、戴波拉·费里德曼(Debra Friedman)等合著的《社会运动理论的前沿领域》[17]一书主要诠释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社会学学科内有关社会运动研究的范式变迁：即从占统治地位的功利主义导向的资源动员理论向以意义建构和象征斗争为主要切入点的社会建构论的转变。这一范式转变既得益于社会学家对上述其他学科的最新理论成果(如认知心理学、文化研究和社会史)借鉴，又得益于北美资源动员理论家和欧洲新社会运动理论家之间的相互交流和批评。对于所有对社会运动和集体行为这一研究领域的读者来说，本书给出了研究社会运动的一个新的理论框架，这一理论框架给予社会运动中的资源动员进程和意义阐释进程以同等的重要性，在空间轴上顾及到了微观(个体的)、中观(网络或组织的)和宏观(社会文化的)的分析层次，在时间轴上又涉及了社会运动形成、发展和哀亡的生命历程。 由杰克·A.戈德斯通主编的《国家、政党与社会运动》[18]一书，考察了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生在美国乃至全世界的社会运动和政党政治之间的交互作用，以社会运动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作为分析的中心问题，对不同国家不同种类的社会运动进行了系统的比较分析。作者们着眼于不同背景下社会运动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国家是如何塑造自己的对手，然后又如何回应这些对手的。他们认为，社会运动和政党并非互不相干、截然不同。事实上，二者深深地交织在一起。社会运动常常塑造选举竞争和政党政策，甚至能导致新政党的出现，同时，政党和政治活动塑造社会运动的机遇、人员结构和结果。在很多国家里，选举民主制本身就是社会运动的产物。在对美国公民权运动、新左翼、捷克斯洛伐克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墨西哥人争取民主的斗争以及其他种种事件的研究中，如若忽视政党政治和社会运动之间的紧密关系，就不可能理解这些新社会运动。本书的研究使我们更好地理解，新社会运动并未脱离传统政治，而是传统政治的扩展和延伸。 查尔斯·蒂利(Tilly,C.)在《社会运动(1768－2004)》[19]一书中梳理了自18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国家的社会运动，诠释了社会运动何以成为波及整个世界的大众政治手段。蒂利通过定位历史中的社会运动，对当代社会运动实践的起源、社会运动与民主化的关系、社会运动可能呈现的未来等问题，提出了不少富有创造性的洞见。蒂利解释了当前世界范围内的社会运动正在如何变化——涵盖了新技术和全球化的影响，磨砺了人们对于上述影响是否为“新”以及怎样为“新”的认识；追溯了社会运动的创建与演进历程，伴之以对社会运动何以丧失活力的检讨；探索了诸如“民主化何以真正发生？”等根本性的问题；考察了社会运动与身份、公民权及资本的关系，并对社会运动能否生存于威权主义国家进行了思考。 二、作为理论范式和研究方法的研究 对西方新社会运动的准确理解不能局限在运动实践和冲突事件本身，随着运动实践的不断演进，对新社会运动的理论研究也从刚开始的崭露头角到现在已经成为西方学界的一门显学，新社会运动已经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登上学术舞台，新社会运动研究在理论上也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范式转换，形成了若干研究范式和理论框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社会运动不仅是运动实践，也是理论范式，学界把研究新社会运动的理论范式笼统地成为“新社会运动论”。按照时间推进、运动实践演进和理论发展的历史轨迹，西方新社会运动形成、经历了以下五种研究范式，分别是集体行为论、资源动员论、政治过程论、框架整合论以及社会变迁与文化价值冲突论。 第一，集体行为理论。集体行为论是兴起于美国的一种早期的社会运动理论，而集体行为理论又是一系列理论的统称，具体又包括七种理论，分别是勒庞的集体心智理论、布鲁默的循环反应理论、特纳和克里安的突生规范理论、斯梅尔塞的值数累加理论、康豪瑟的群众社会理论、戴维斯的J曲线理论以及格尔的相对剥夺理论。而莫里斯(Morris,Aldon D.)和郝宁(Cedric Herring)从集体行为理论的研究取向和内在逻辑又可以把这七种集体行为理论划分为三个类型，[20](p137－198)第一类是符号互动取向的集体行为理论包括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的集体心智理论、芝加哥学派社会学家布鲁默的循环反应理论以及特纳和克里安的突生规范理论。这类理论研究的轴心是社会互动过程，即从社会个体的心理冲突通过社会互动过程影响其他个体，从个体心理演变为社会心理最终形成社会集体行为，因而称作符号互动论的集体行为理论。第二类是结构功能取向的集体行为理论，包括斯梅尔塞的值数累加理论、康豪瑟的群众社会理论。虽然这类集体行为理论也是通过社会心理来解释集体行为，却极少关注从个体心理到集体社会心理的演变过程，它与符号互动论的聚焦点也是不同的，符号互动论研究的轴心是社会心理的互动过程，而结构功能论则更愿意从社会结构层面探究社会心理的根源，把集体行为视为一定社会结构影响的产物。第三类相对剥夺取向的集体行为理论，包括戴维斯的J曲线理论以及格尔的相对剥夺理论。事实上，这类集体行为理论也关心集体行为发生的微观心理机制，但与符号互动论和结构功能论关注的侧重点不同，它既不像符号互动论那样垂青社会心理的形成和互动过程，也不像结构功能论那样热衷社会心理的社会结构根源，而是将社会心理更为聚焦化，甚至把社会心理简单化约为相对剥夺感，仅强调相对剥夺感这一社会心理因素对集体行为产生和发展的影响。虽然，这三种类型的集体行为理论都强调社会心理在集体行为过程中的重要性，都将社会运动归因于社会怨愤，但相较而言，相对剥夺感的集体行为理论对心理因素的刻画更为形而上学，理论上的缺陷也更为明显。 第二，资源动员理论。由于集体行为理论始终过分强调集体行为的产生是社会整合失败、社会控制崩溃的结果，是一种非理性行为，具有社会破坏性，是社会病态和失序的表现，因而随着20世纪中叶各种社会运动强势袭来，集体行为理论在政治立场和理论解释力上陷入窘境，开始遭到严峻质疑和猛烈批判。而在对传统集体行为理论的批判过程中形成了社会运动理论的第一次范式转换，资源动员论开始登上学术舞台。范式的转换也决定了政治立场和理论倾向的转换，资源动员论扬弃了传统集体行为论将社会运动视为非理性和社会病理的主张，开始强调社会运动的理性特征。这就决定了资源动员论的理论倾向不再禁锢在社会心理因素上，认为怨愤本身并不能形成集体行为，相反，对社会运动的产生和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动员社会资源的能力。 20世纪60年代，利普斯基(Lipshy,Michael)在文章《抗争作为一种政治资源》[21]pp1144－1158)中较早分析了组织资源和领导资源对社会运动产生、发展和成效的影响，认为社会运动发展成为一种边缘群体维权的政治资源，但这种资源存在其内在缺陷，这种缺陷必须通过运动领袖来加以克服。该文虽然尚未明确提出资源动员这一专业术语，但对资源动员论的主要概念和议题均有阐述。20世纪70年代，欧伯萧(Oberschall,Anthony)在《社会冲突与社会运动》[22]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动员”这一核心概念，从社会冲突集体的形成与社会运动参与两个层面阐释了社会运动的动员过程，并尝试从运动动员视角诠释社会运动的动态发展过程。而梯利(Charles Tilly)在《从动员到革命》[23]一书中更为明确地将运动动员看作欧洲历史上社会运动的最重要特征之一。麦卡锡(McCarthy,John D.)和左尔德(Mayer N.Zald)在他们的合著《美国社会运动的趋势：专业化与资源动员》[24]中首次明确提出了“资源动员”这一专业名词，并将其作为研究焦点展开论述，分析了美国社会运动的专业化趋势及其与资源动员的相关性。甘姆森(Gamson,William A)在《社会抗争的策略》[25]一书中，更加明确了资源动员理论的核心关切，即运动动员策略是决定社会运动兴衰成败的关键。麦卡锡(McCarthy,John D.)和左尔德(Mayer N.Zald)在他们一起发表的一篇题为《资源动员与社会运动：一个不完全理论》[26](p1212－1241)文章中首次将“资源动员”作为研究社会运动的独立维度，并将资源动员视为一个独立的分析范式加以建构，由此，这篇奠基之作标志着资源动员理论的正式诞生。由此，资源动员论在理论倾向和政治立场上实现了彻底转换，不再将社会运动视为非理性的社会病态，而是将其视为与制度化行为平行的正常表现；不再从社会心理和怨愤视角探究社会运动的产生、发展的缘由，而是从资源动员、运动战略等角度追寻社会运动形成过程的根源。 第三，政治过程理论。政治过程论也是在同集体行为理论斗争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一种研究范式，但它的理论倾向既不同于传统集体行为论，也不同于资源动员论。一方面，政治过程理论与资源动员理论一道反对集体行为理论将社会运动视为因社会结构崩溃而产生的非理性病态行为；而另一方面政治过程理论也反对资源动员理论将社会运动作为一个市场化的资源竞争过程的理论倾向。从词源上看，政治过程有两层含义，一是强调社会运动是一种正常的理性政治行为而非病态的社会心理怨愤行为，二是强调将社会运动看作一个持续发展的过程，那种偶然的一次性的或零星散点的孤立事件并非社会运动。政治过程论认为社会运动产生的根源在于被边缘化的弱势群体为维权而发起的政治斗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研究社会运动应该聚焦于政治机会，在政治环境视野下来分析社会运动与政治机会的关系，而不是像资源动员理论那样将理论倾向聚焦于社会运动之间的资源竞争以及相应的动员机制。 鲁尔(Rule,James)和梯利(Charles Tilly)在《革命法国的政治过程：1830－1832年》[27]文中首次提出了“政治过程”这一专业术语。艾辛杰(Eisinger,Peter K)在《美国城市中抗争行为的条件》[28](p11－28)第一次提出了“政治机会结构”这一专业概念，并系统阐述了美国城市中社会运动与城市政治环境的关系。他认为社会运动的产生过程不仅仅是资源动员和组织所决定，而与政治环境所具有的特性密切相关。在此，他把政治环境与社会运动的关系理解为政治环境为社会运动所提供的政治机会。梯利(Charles Tilly)在《从动员到革命》[29]一书中首次提出了政治过程的两个理论模型，并将其称为“政治体模型”和“动员模型”，前者将社会运动解释为体制内机构和成员与体制外的挑战者之间的权力斗争，体制内成员可以通过常规政治渠道表达利益诉求，属于政治体的守护者，而体制外边缘人员则无法通过常规渠道表达利益诉求，成为政治体的挑战者；“动员模型”则认为社会运动是由组织内的动员与组织外的政治机会共同决定的。这两个理论模型形成了政治过程理论的雏形，为政治过程理论搭建了基本理论框架。[30](p27)麦克亚当(McAdam,Doug)在《政治过程与1930－1970年黑人起义的发展》[31]一书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政治过程模型”这一专业概念，并以这一理论模型与集体行为理论和资源动员理论加以区别，这标志着社会运动理论范式实现了又一次转换，政治过程理论正式诞生。而在麦克亚当、麦卡锡、左尔德合作编著的《社会运动研究的比较视角》[32]一书中更为明确地把社会运动理论划分为资源动员、政治过程和文化框构三种类型，更加明确地将政治过程理论视为一种独立的理论分析范式。 第四，框架整合理论。框架整合理论与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过程理论一样都关注社会运动过程及其要素之间的关系，但侧重点不同，后两者侧重的是社会运动过程的客观因素，而前者更为关注社会运动过程的主观因素，即观念因素。现代社会运动与传统集体行为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前者具有鲜明且复杂的以意识形态和话语为主导的政治目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框架整合理论将理论倾向聚焦于社会运动的观念塑造和思想动员，并认为这和资源动员与政治机会一样也影响着社会运动的产生、发展与成败得失。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戈夫曼(Goffman,Erving)在《框架分析》[33]一书中第一次提出了“框架整合”(frame alignment)这一微观社会学概念。在社会运动理论研究普遍强调资源动员、政治机会、组织力量等客观性因素在社会运动过程中的作用时，思想动员、政治宣传、观念塑造等话语性因素被远远抛在了脑后。为弥补这一缺陷，斯诺(Snow,David A.)和他的学生们在《框架整合过程、微观动员与运动参与》[34](p464－481)一文中把戈夫曼的框架整合概念创造性地嫁接到社会运动微观动员过程的分析，这也标志着框架整合论的正式诞生。在这本著作中，斯诺和他的学生认为以往的社会运动理论都忽视了重要一点，即对于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人们都会有一个解读过程，但即使针对同一事件不同的人会采取不同的框架进行各自的解读，而解读的过程和结果又会极大影响其对社会运动过程的反应。以往的社会运动理论都忽略了这个解读过程，而斯诺等人的研究填补了这一盲点。框架整合理论通过两个过程加以实现：第一是把具有相近的意识形态、话语或目标的运动组织通过运动目标和策略改造联合起来的过程，另一个是通过社会运动目标和策略的变通将社会运动组织目标、话语、意识形态与潜在参与对象的利益和怨愤相联系的过程。因此，框架整合论又把框架整合过程称为策略性框架，这种策略性行为的核心在于运动领导者话语塑造，这种社会运动话语的形成过程所彰显的社会运动理性特征与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过程理论是一致的，框架整合理论所做的贡献在于从微观视域阐释了社会运动话语和动员在运动过程和成效中的作用。然而，理论贡献的另一方面也恰恰反映了其内在本质缺陷，一方面它想当然地夸大了运动领导者在框架整合中无限制的能动作用，另一方面在反对资源动员理论和政治过程理论的结构决定论倾向的同时过分强调观念因素的决定作用，在这个意义上又陷入唯心主义的泥潭而不能自拔。 第五，社会变迁与文化价值冲突理论。国外学者在对西方新社会运动研究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两种学术传统，即美国传统和西欧传统，前面四种理论范式属于美国传统，具有社会学的理论倾向，是一种微观叙事，关注社会运动兴衰的具体机制；而社会变迁与文化价值冲突理论则属于西欧传统，具有哲学的理论倾向，是一种宏大叙事，善于从西方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以及社会形态变迁等宏观视角对社会运动产生、发展和未来趋势进行总体性、历史性地分析。社会变迁与文化价值冲突理论的基本理论假设是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历史变迁，致使以阶级为纽带的社会主义工人运动走向低潮，而以价值和认同为基础的新社会运动逐渐成为西方社会运动的主流，西方进入一个“社会运动社会”。[35]但对于西方社会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历史变迁，持社会变迁与文化价值冲突理论的不同学者对其亦有不同的规定，比如图海纳(Touraine,Alain)认为西方社会由工业社会进入了“后工业社会”和“程控社会”[36]的新阶段，相应的，以阶级为基础的传统认同日渐式微，而新的阶层和新的认同强劲袭来。在后工业社会或程控社会中，社会的主要冲突不再聚焦于政治权力和物质利益，而是转向“工作以外的生活”；[37](p163)主要社会冲突的主角也由大众阶级和统治阶级组成的社会阶级取代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为主的社会阶级；社会冲突的领域也由物质领域转向文化领域，新社会运动就是人们为控制和定义主流文化所进行的斗争。[38](p749－788)图海纳认为工人运动等传统的社会主义运动只能发生在工业社会，而新社会运动则只能发生在后工业社会，新社会运动与工人运动是完全不同的。他套用阶级斗争的话语，但其阶级斗争的内容显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从斗争的主体和对象看来，这种阶级斗争不再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而是消费者群体与经理和技术精英群体之间的斗争，这种斗争也不再是由经济利益引发的政治斗争，而是发生在文化领域内的抗争。因而，正是后工业社会这一新的社会类型为新社会运动提供了文化场域。 而梅卢西(Melucci,Alberto)则以西方社会向“信息社会”[39]的历史变迁诠释新社会运动的兴起与特征。在信息社会中，人们得以迅速收集、处理和传播海量的信息，使得信息成为社会生产、生活的基本资源和手段，也对个体的认知和独立性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造成了空前的社会分化，严重影响到社会整合功能的发挥，促使社会控制从内容控制转向程序控制。在文化领域中，信息生产和传播以及由此产生的冲突形成了信息社会的“系统性冲突”，而社会冲突的中心就是“意义的生产和扭转”。[40](p110)因此，梅卢西认为，信息社会中的“系统性冲突”是引发新社会运动的本源，而新社会运动的根本诉求就是反对信息社会强调支配和控制的文化逻辑，争夺信息社会程序的控制权，防止自身认同和程序编码过程受控于社会操纵，以维护自我认同的自主性和完整性，从而独立掌控自身生活。 哈贝马斯(Habermas,Jurgen)则以“资本主义合法化危机”[41]来描述和解释新社会运动，以“晚期资本主义”来描绘西方资本主义所经历的社会变迁。哈贝马斯主张对资本主义进行日常生活批判，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理论基础来分析新社会运动产生的基础和根源。他以社会系统的整合来分析晚期资本主义的演变，将社会分为“系统”和“生活世界”，将社会整合分为“社会整合”和“系统整合”。这两种整合方式分别遵循不同的逻辑，“社会整合”重在维持人际之间的社会交往，关心动机和意义，提供“意义再生产”，遵循道德理性逻辑；而“系统整合”则提供“物质再生产”，仅关心产出的效率，而不考虑行动的意义，遵循工具理性逻辑。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在于“生活世界殖民化”，“系统”浸润到“生活世界”。他所说的生活世界就是他早期所提的公共领域，生活世界或公共领域由“系统”所决定，更本质地说，是受作为经济基础的“经济系统”的控制。而新社会运动作为“生活世界”的组成部分也是在“系统”的作用下才产生和出现的。生活世界殖民化构成了资本主义合法化危机的根源，提供了新社会运动所涉及的不满与紧张，而这种诉求的本质源于生活世界中意义系统的受损，诉求的重心即由物质利益、政治权力转向文化领域。[42]因而，新社会运动的本源在于文化价值冲突，代表了处在危机之中的生活世界的自卫性努力。 英格勒哈特(Ronald Inglehart)用“后物质主义”[43]转向来诠释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经历的历史变迁。二战后，西方社会开始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过渡，社会结构的变化导致文化上也开始发生转变，人们的价值观开始从“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转变”。在工业社会，社会焦点在于实现经济增长，人们最为关心的是经济利益和物质财富增长，因此社会冲突主要表现在以经济利益为核心的阶级斗争；而在后工业社会，人们的物质生活相对丰裕，转而注重生活质量、生活方式、生活环境、反战维和等与阶级之外的自我价值实现，社会价值观开始从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转变。英格勒哈特认为，正是由于西方社会发生的社会变迁以及由此决定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转向导致在集体行动领域实现了从传统阶级斗争性质的社会运动向以文化价值冲突为导向的新社会运动偏移。从这个意义上说，“后物质主义是新社会运动的基础”。[44] 三、国内新社会运动的研究 相比国外的研究情况，国内对新社会运动的研究起步比较晚，从事这个领域研究的学者和所形成的著作也比较少。就笔者所掌握的材料而言，截至目前，国内涉及新社会运动议题的著作主要有6部，论文题目与主题涉及新社会运动的文章有五十余篇。 (一)国内研究新社会运动的专著 国内最早涉及西方新社会运动的第一本著作是奚广庆和王瑾主编的《西方新社会运动初探》，[45]开了国内研究新社会运动的先河。由于西方新社会运动是一个涉及非常宽广领域的范畴，作者只选取了新女权运动、民权种族运动、反战和平运动、生态运动和绿党及其斗争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由于对各种运动的研究基础不尽相同，所以作者对每种社会运动的分析角度也有所不同。该书对几种主要的新社会运动的形成发展、代表人物、基本主张、主要观点进行了叙述和简要评价。作者认为生态环境问题、反核污染问题，已成为西方新社会运动的主导，而“绿党”是新社会运动中涌现出的相当有影响的政治组织形式，所以作者对生态运动和绿党及其斗争做了着重分析。该书的出版为国内学者了解西方新社会运动提供了最初的文本。赵鼎新在《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46]一书中从知识社会学与方法论角度对西方社会运动理论进行了批判和重建。该书认为革命理论、社会运动理论和集体行动理论三者之间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相似性和可转换性，可以彼此打通，并试图提出一种整合性的理论，进而指出将社会矛盾制度化的可能性和方向。在此基础上，以问题分析为切入点，提出了影响和决定社会运动产生和发展的三个宏观结构条件：变迁、结构域话语，并且指出了这些因素之间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关系。该书还强调了国家社会关系在社会运动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变迁、结构、话语这三个宏观结构对社会运动的影响方式，以及这些宏观结构条件和微观机制在社会运动中所呈现出的特定作用方式。该书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国内研究社会运动、革命和集体行为的空白，为国内学者研究新社会运动提供了理论参考。 付文忠的《新社会运动与国外马克思主义新思潮：后马克思主义研究》[47]一书则把后马克思主义与新社会运动联系起来，认为后马克思主义是对新社会运动的理论反映，而后马克思主义提出的问题是在资本主义新变化中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超越。作者用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理论来对新社会运动进行诠释，有助于探索新社会运动与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策略之间的关系。该著作的描述重点在于，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转型所造成的社会分层与政治主体多元化的视角出发，重点考察国外马克思主义问题域发生的转变。因而，本书只是将新社会运动作为切入点，重点则是分析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发展和演变。刘颖在《新社会运动理论视角下的反全球化运动》[48]一书中，在新社会运动理论的视角下对反全球化运动的参与主体、诉求议题、运动方式、组织形式等内在机制进行考察，并依据对反全球化运动的社会动员实践与特征的分析，提出反全球化运动是西方新社会运动在新的国际背景下的一种延续与发展。该书指出，作为一种新形式的新社会运动，反全球化运动尽管在运动实践上还存在一些限制因素，但仍在某种程度上赋予新社会运动理论新的内容、新的特色，从而推动与深化了新社会运动理论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陆海燕的《新社会运动与当代西方政治变革》[49]一书则把新社会运动看作为当代西方社会中一支重要的社会政治力量，它与政党、利益集团一样，对欧美政治制度的运行、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作者以新社会运动为背景，将当代西方政治变革置于其中，对新社会运动影响下的当代西方政治民主理念、政党政治、利益集团、公共政策的变革进行了研究，对社会运动与政治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行了探索。但本书较多地关注西方政治变革的发展历程，相对欠缺对新社会运动本身的理论分析。冯仕政在《西方社会运动理论研究》[50]一书中，对西方社会运动理论进行了梳理，对西方社会运动研究的发展脉络、核心概念和知识谱系做了一个提纲挈领的概述，正如作者本人所说，该书是对西方社会运动研究的研究，指的是西方关于社会运动的研究，而非对西方社会运动进行研究。虽然该书侧重于梳理和介绍，但对西方社会运动理论有着非常广阔的覆盖，有助于国内读者对该领域的历史和现状进行总体性了解和把握。 (二)国内研究新社会运动的论文 除专著以外，也有学者通过撰写论文不同程度地在关注新社会运动这个学术领域，关注的角度涉及新社会运动兴起的原因、性质与特征、发展趋势、影响与启示、应对策略与经验总结等方面。 第一，对新社会运动兴起原因的研究。何平立从认同感角度对新社会运动的形成与发展展开了分析，认为西方新社会运动兴起与发展不仅是当代西方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变动的产物，而且是资本主义社会矛盾与冲突的新表现形式。新社会运动作为一种多元社会的认同感政治，其表现为原有的现代化价值与正在兴起的后现代价值之间的冲突，是人们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寻找自我认同的结果。[51]周穗明则从新马克思主义角度解释了新社会运动的兴起，认为新马克思主义对新社会运动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不仅新社会运动的雏型新左派运动是西方新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直接产物，而且新社会运动的大规模崛起也深受新马克思主义后现代理论转折的影响。[52]此外，周穗明还从文化抗衡视角分析了西方新社会运动的产生与发展。[53]贾学军从传统社会主义运动的消沉来分析新社会运动的兴起，认为新社会运动是传统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无法应对资本主义新挑战的结果，资本主义社会矛盾与冲突的变化引起西方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新的变动，这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产生了冲击，促使了西方社会主义道路选择理论与实践的历次改变，随着苏联共产主义的失败与民主社会主义逐渐趋于沉寂，新社会运动开始纷纷兴起。[54] 第二，对新社会运动性质与特征的研究。王晓升将新社会运动置于公共领域加以分析，通过与工人运动相比较总结了新社会运动的性质和新特征，这些新特点表现在身份政治、非组织化、非经济化、斗争对象非具体化等方面。[55]徐锋从政党政治视角对新社会运动的性质进行了分析，认为新社会运动与政党政治一起作为驱动民主政治的枢纽，已经成为不同社会力量影响政策议程、竞逐权力(利)的关键场域。新社会运动并不意味着对既有民主体制的否定，而是以它为基础，不断完善、创新和发展。[56]孟宪平对当代西方新社会运动人权诉求进行了研究，认为当代西方新社会运动是以权利要求为主要内容的运动，几乎涵盖了平等权、自由权、环境权、生存权、发展权、和平权等各个方面。西方新社会运动对人权的明显推动作用，虽然人权观上不可避免地带有这样和那样的局限性，但它能够回应各种变化现象以及科学技术革命的挑战。[57]高春芽分析了新社会运动的形态特征和治理效能，指出它在行为主体、价值取向和组织形态等方面具有时代性特征。[58] 第三，对新社会运动的未来发展趋势进行的研究。姜辉从西欧传统左翼政党与新社会运动的关系入手，探讨了新社会运动的影响和未来趋势。认为新社会运动的出现，一方面对传统的左翼运动构成了挑战，另一方面传统左翼政党与新社会运动又存在结合的可能性，而传统左翼政党能否从新社会运动中争取到更多的支持，对其未来发展关系重大。[59]何平立从新社会运动自身性质的积极方面和不利因素着手，分析了新社会运动的未来趋向，认为其对资本主义制度与秩序的挑战和冲击，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具有广泛和深远的影响。新社会运动虽然目前还面临着各种问题，但是其同左翼运动“红绿联盟”的可能性，将对今后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关系重大，但该运动的某些主张和无政府主义思潮也会为未来国际政坛发展带来许多不确定因素。[60]卢春雷从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分析的新社会运动的困境，认为，虽然以工人阶级斗争从未有过的立体战争向资本主义社会发起了进攻，但这种仅对制度的权力结构而不是对制度本身的战争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的终极诉求。[61] 第四，对新社会运动的影响与启示的研究。周穗明从新社会运动对西方政党执政方式的影响与启示展开研究，认为这一运动强烈地冲击了传统的政党政治，萌生了去阶级化的“中性政治”，迫使以阶级政治为基础的西方主流政党因应形势，采取中性化的改革措施，转变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西方政党的新变化对我国社会建设具有启示作用。[62]周穗明还从历史与现实两方面对西方新社会运动与中国进行比较，认为西方新社会运动在文化、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后果和影响能够为中国提供有益经验。[63]此外，周穗明还把新社会运动与晚期资本主义发展相联系，分析了新社会运动在劳动主体、阶级关系、工人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社会主义的历史目标等问题上对传统社会主义工人运动提出的质疑和挑战，并基于此探讨了新社会运动与未来社会主义发展的关系。[64]王芝茂和王筱宇分析了新社会运动对德国绿党的影响带给我们的有益启示。[65]郇庆治也对环境运动比较关注，讨论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影响广泛的生态政治理论流派以及环境运动、环境管治和欧美绿党政治所取得的最新进展，从政党角度分析了新社会运动的影响。[66] 第五，对新社会运动应对策略与经验总结的研究。胡述宝和谢康恺分析了西方新社会运动对治理我国群体性事件的启示，对西方国家应对新社会运动的策略和有益经验予以借鉴。[67]孟鑫对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应对新社会运动的策略进行过了分析，把西方国家所采取的较为有效的应对思路及策略概括为：建立和维护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根据社会结构变化调整政党策略、国家成为社会利益调整的主体、采取法律和行政措施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等。[68]在分析西方国家应对新社会运动策略的同时，孟鑫还就新社会运动对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进行了总结。[69] 总体而言，国内理论界对西方新社会运动这一课题的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未形成研究体系和理论范式，研究基础还相对薄弱，仍需对其进行深入分析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