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色耶路撒冷》中的原型伦理与神话复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耶路撒冷论文,原型论文,伦理论文,金色论文,神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5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29(2015)04-0089-09 自2005年至2013年，英国“坎农格特出版社”(Canongate Books)的神话改写系列已经邀请了超过二十五个国家的百位知名作家，对包括潘尼洛普、耶稣和孟姜女等经典神话人物原型及叙述模式进行了否定性互文创作、滑稽模仿和变形。该系列丛书也成为文化批评界反宏大叙事与真理符合论、强调读者误读和文本嬉戏的典范之作。无独有偶，童话改写也成为与神话改写并行的政治书写流行创作模式，如美国儿童文学作家希兹卡(Jon Scieszka)的《臭奶酪小人儿以及其他相当愚蠢的故事》(The Stinky Cheese Man and Other Fairly Stupid Tales)就对豌豆公主等九个浪漫童话进行篡改和批判；巴塞尔姆的《白雪公主后传》和英国作家希曼特尔(Hilary Mantel)的《秋天里的灰姑娘》(Cinderella in Autumn)中的女主人公均以控诉婚姻枷锁新女性先知的身份，对传统童话中女性变形轨迹进行了激烈狂悖的嘲讽和调侃。 因此，当英国当代作家玛格丽特·德拉布尔(Margaret Drabble，1939- )创作的《金色耶路撒冷》(Jerusalem the Golden，1967，以下简称《金色》)首次出版时，书中通过反抗原型伦理内涵为欲望主体寻找合理合法性的叙述策略，很容易让读者误认为这又是一部女权主义对抗性改写之作。作品由第三人称叙述者通过主人公克拉拉的内聚焦讲述整个事件，阐释作为典型新女性的克拉拉如何以对基督圣歌和童话进行模仿、移用到改写为叙述动力，不断逃离、反叛外省家乡诺瑟姆和母亲所代表的传统价值，并最终选择伦敦德纳姆替代家庭的僭越轨迹及伦理冲突。以英国文评家爱德华(Lee Edward)为代表的评论界聚焦于女性主体意识的建构，充分肯定了德拉布尔在“升华主人公自我实现方面传达的女性权力话语”；(Stovel：90)另有评论家则指出作家的“性别政治书写背后充满了伦理困惑，读者以混杂不安的心情对克拉拉的逃离既同情又谴责”；(Creighton：67)伯格纳兹(Bernard Bergonzi)甚至在BBC系列节目中公开指责德拉布尔在叙述过程中助长了“现代女性在自我实现过程中轻浮浅薄的生活态度”。(Stovel：90)笔者认为，这些评论都局限于《金色》的表面文本，混淆了叙述者和作者不同的伦理位置，因而对作者意图造成了误读。德拉布尔在小说创作初期就曾明确表示，“《金色》的意义在于抵御60年代对通过僭越和反抗来实现自我的片面理解。”(Stovel：75)布思(Wayne Booth)曾提出不可靠叙述涉及价值判断，读者必须认识到叙述者表层文本中的道德取向与隐含作者潜藏文本中的伦理、信念等价值规范(norms)之间的间离和悖逆，并对其做出双重解码(double decoding)，才能发现“叙述者的事件叙述或价值判断不可靠。叙述者则是嘲讽的对象。”(申丹等：134)事实上，小说中作为德拉布尔“第二作者”的隐含作者始终以批判、质疑的冷静客观的态度，对叙述者有限视角中的宗教伪文字主义和童话魔幻变调构成寓意反讽并保持着审慎的距离。 宗教伪文字主义与伦理物质化 19世纪英国国教牧师尼尔(J.M.Neale)创作的圣歌“金色耶路撒冷”是克拉拉“避难的天堂”：“金色耶路撒冷/天佑富饶之地/在你的凝视之下/我们敛声潜心/何等圣爱欢乐/何等荣耀光辉。”(德拉布尔，2001：28)①作为全世界基督教徒心中耶稣基督复活的圣地，大卫王所创建的耶路撒冷在《圣经》中被描绘为神迹生成的超验居所：“圣城耶路撒冷中有神的荣耀，城是纯金的，如同明净的玻璃。”(《启示录》21：11)在克拉拉看来，德纳姆女主人、作家坎迪达位于伦敦海格特文化名人聚集区的奢华生活，与母亲代表的卫斯理教区诺瑟姆隐忍克己的教育理念构成了强烈反差，其住宅中“镶金”扶手椅、“金色”镜子、“镀金”烛台、壁炉架上的金鹰甚至鱼缸里的“金鱼”都成为耶路撒冷的具体表征，代表着“贵族的理想在身后金色的灯光投影下熠熠生辉”。(100-11)此处的炼金术意象与耶路撒冷属于同一类神谕象征，地下的黄金与日月星辰等炽热天体融汇隐喻人能够感知处于周缘的上帝。(弗莱，2008：207)主人公日后的情人、德纳姆家次子加布里埃尔(Gabriel)的名字源于圣经中光的天使(Cherubim)，永远与基督教的神祗同时出现。克拉拉(Clara)的名字出自拉丁语clarus，意指“光明、明亮”，她深知只有在德纳姆这些“炽烈天体和群星、天堂之人”(218)的神力光芒普照下，自己才能获得救赎。 在表面上，依靠类比移置的规约范式对无意识的间接指涉，克拉拉成功地将圣经神话中的主题原型和人物原型移植到了自己的现实生活中。然而，主人公对宗教神秘感与神圣感的理解更多地停留在浅层的奇妙愉悦的色彩与想象维度，作为“躲避现实和幻想的手段”，(29)仅保留神话母题的形态，却改变了其内核，目的在于为物质自我的实现披上一层虚假的合理化外衣。一旦原型伦理内涵与个体诉求表达相悖，便转而采用互文戏仿的揶揄模仿手段，对《圣经》经卷的“伦理霸权”进行政治对抗性欲望改造。 克拉拉小时候常读《两棵野草》的宗教故事：“矮草把目光放在长远的未来，而高草却竭力长高长大，最后碧绿的高草被人摘下，死去。仍在河边的矮草则笑了，它想到自己还活着，能活到明年。”(31)主人公深知故事本身赞扬的是“基督徒隐忍、持久而深刻的神性宗教态度，批判纵欲、浅薄的奢华和愉悦”，却又认为故事寓意充满“伦理矛盾性”，耽于“在旧的内容与词语中发现某种新的东西，按自己的意志重写选择性的结尾”。(31)谈及克拉拉对圣歌“金色耶路撒冷”中彼岸性精神救赎的质疑时，作者明褒实贬的赞许大大增强了对主人公世俗理想的反讽力度：“至于圣歌她也有别的用法。她自小就知道自己憧憬的从来就不是那些梦幻般镶满珍珠的拱门、水晶般的围墙和金色塔楼的天国，而是真正人间世俗的天堂。”(29)作为道德主体最古老的口头文学与伦理的抽象化和想象化，原圣歌中“何等圣爱(social joys)欢乐”的“圣爱”，源自耶稣“爱的诫命”中人神关系层面上精神信仰、心灵神迹的神秘重生(《申命记》5：6-9)，因此在文学伦理学的层面上具有明显的伦理道德倾向。然而，克拉拉却执意根据词源相似性将其混淆为世俗社会的身份符码，“一定是‘社会’(social)一词让她产生了这样一种想象。”(29)除此之外，克拉拉将自己在办公桌下偷情时头上沾满的碎纸屑视为基督婚礼上的五彩撒花，将《圣经》中通往天堂的“窄门”意象理解为巴黎之行中逃离诺瑟姆车站黑色隔墙的狭窄夹道，在吟诵圣咏仪式中将“造物主”幻想成性爱对象等行为，同样体现出弗莱(Northrope Fyre)所言的“宗教伪文字主义”(pseudo-literalism)世俗倾向，即读者在消费文化和解构主义要求消解语言终极意义的“文字学”(grammatology)双重影响下，误认为对真实宗教文本(literally true)的理解必须超越上帝终极意义的在场，转向经卷字面能指与外部经验世界所指实体之间的对应关系。(1991：14) 对于克拉拉而言，耶路撒冷仅仅是其世俗进取的光鲜外衣，用以证明自身伪基督平行镜像背后的主体欲望。实际上，她在巴黎经历的只有肮脏的凡尔赛宫、缺了塔尖的巴黎圣母院以及浅薄空洞的聚会纵乐，“整个旅程让人极其失望”。(64)颇具反讽意味的是，被克拉拉视为神之荣耀的德纳姆家庭光鲜的表象下，更隐藏着子女的倒错性幼稚病(克莱莉亚房间里摆满了玻璃弹珠、布娃娃和过家家的熨斗等玩具)、兄妹乱伦、加布里埃尔的双性恋、经济困顿以及与妻子菲力帕的婚姻冷暴力、坎迪达对母亲受难者身份的病态依恋等心理症候群。斯托夫(Nora Stovel)由此提出，“理解《金色》伦理结构的关键在于对小说文字象征的领会，读者对克拉拉社会意义上成功(作者意图中的道德匮乏)的误读，源于他们接受的是主人公的文字，而不是作者蕴含于象征中的文字。”(12)在德拉布尔编撰的《牛津英国文学词典》中，作家指出原型伦理参与构成身份认同，“宗教神话是关于人类至善梦想的普适象征语言”，(2011：38)继而对克拉拉盲目篡改、伪造基督命名和荣耀，并用比喻来混淆象征等《圣经》文字误读倾向表现出了与柯勒律治同样的忧虑。她认为，比喻是具象、碎片的个体意识操控有限、有形且短暂的感官对象的过程，我们对作为崇高象征的上帝的理解必须超越对语言符号形式上的表象翻译，通达象征语言那无限、无形而永恒的内心本质。(2011：217) 克拉拉将自己对上层社会金色光影的追逐融入了宗教神话的象征符号，同时又将其简化为伪文字主义，其因肇始于英国上世纪60年代末的撒切尔主义伦理物质化进程期。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基于实用和商品化平等交换原则的伦理物质技术性侵入，主张内心精神原则的宗教认知。看到诺瑟姆街头商业广告中作为宣传噱头的《圣经》引语，主人公宣称“《圣经》里的词语似乎可以用于另一个更大的、现实的世界。即使这些话语并不真实，至少有人相信这里的道理而肯为它付钱，为它们租广告牌，贴标语，给人对它重新选择的可能性。”(28)显然，《金色》中的《圣经》文本已沦为文化资本逻辑下物质和象征性交换的筹码。主人公通过重新阐释、有鉴别地包容或排除等方式对宗教文字进行选择和置换，以便用逆向对照方式使原初宗教词语别具他意，从而盲目夸大传统宗教道德。但作者对这种可疑的行径不置可否，只是在《作家笔下的不列颠：文学中的景观》一书中，借狄更斯笔下焦炭镇中疯子和宗教教派所建造的红砖仓库式教堂对宗教物质化提出了质疑。(1979：207) 需要指出的是，德拉布尔对《圣经》经卷和上帝的认同绝非对于超验概念的阐释。在伦理物质化引发的实用主义和享乐主义作为缺陷性存在的语境下，作家提出的上帝之言，实际上是在神学伦理的高度上，为引导英国民众在低层的物质存在中对内心信仰所指的话语置换。基于此，德拉布尔借《金色》结尾处与天使报喜(Annunciation)同名的德纳姆家小女儿安纳奇亚塔(Annunciat)前往牛津大学神学院学习这一事件，提出了“宗教复兴”与“重释基督伦理意义”的主张。(Preussner：575)按照作家自己的话说，“上帝的救赎从世俗的、事实上的、有限的、自私的和充满重重对立的物质现实中走出，通过寓于人们自身中的神性生命达到精神自由。”(Creighton：29) 童话魔幻变调与理性伦理 如果说克拉拉建立在宗教伪文字之上的去神话认知导致了伦理物质化以及人与自我精神性存在的断裂，那么主人公以工具理性对童话文本所主张的真诚关爱进行的对抗性改写，则预示着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匮乏。作为一种将情感联结作为唯一至善的感性思维方式，童话文本的可能世界在时序(发生时间)、逻辑(遵循排中律和非矛盾律)、分析(本质属性)以及语言学(语言)四个方面，与现实世界表现出同一本体之下的兼容性与可通达性。(Ryan：559)这种特质赋予其有效的认知、叙事及道德功能，因此能够通过重建表述话语引发现实中人们的共同心理反应与愿望投射。与此同时，鉴于童话原型在指涉生活和读者接受度方面与神话具有显见的同质性和通约性，可将其视为神话内涵的表征延伸，并与后者具有同样的地位。(Zips：6)克拉拉自小喜爱罗塞蒂(Christina Rossetti)的童话长诗《小妖精集市》(“Goblin Market”)。诗作讲述了幽谷中像蛇、熊和老鼠一样潜行的妖精们用施法后的奇异水果蛊惑劳拉，使其丧失本性；姐姐莉兹冒险闯入恶魔巢穴，并用溅在脸上的果汁拯救妹妹的情感升华以及“她一生中也没见过的姐妹情深”。(123)长期的情感压抑促使克拉拉在童话人物的参照体系下与德纳姆家的女儿克莱莉亚产生了强烈的镜像认同，“发誓要与她好一辈子”。(118)学者指出，童话总是与纯真情感相连，“童话中的变形传达的不止是魔幻，更是人与他人之间相互的爱。”(I.Opie and P.Opie：178)然而通读全书，读者却难以看到主人公表现出任何真情实感。恰恰相反，《金色》中的克拉拉在新女性自我赋权、自我实现的政治诉求下，将莉兹和劳拉之间为善的关爱、感受和情感置换成了思辨命题和策略之下的理性判断。 在第二次巴黎之行中，克拉拉与德纳姆长子马格纳斯偷情被加布里埃尔发现，后者独自回到旅馆负气睡去。匆忙赶回的克拉拉突然不情愿地意识到，自己没有叫醒熟睡的加布里埃尔这一举动是出于真切的关爱，而情感表露是她所无法接受的。“让他睡着是不自私、真诚而亲密的表达。她知道这一切已经结束了。当决定不去叫醒他时，她就不能再继续下去了，离开他不是因为不爱他，而是因为太爱他了。”(198)克拉拉之所以拒斥情感和爱的原因，可归为在黑格尔的伦理性别差异区分之下，感性始终与停留在事物表面的、处于卑贱属下地位且不具备行为主体伦理意识的女性气质相连，因此必须被否定并超越。离开加布里埃尔，克拉拉独自在巴黎机场候机时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所有让她怀疑的伦理承继都被抛弃了，她开始了漂泊，就像花被剪下来，脱离了原来的根，或者是一粒种子，随风飘散，可以无所畏惧地随意落在任何地方。”(201)在这里，克拉拉所怀疑并最终抛弃的伦理承继，是指女性传统中以同情和关怀为代表的道德情感、道德直觉和道德经验等感性价值，而对无根的花和随风飘散种子的向往，表明克拉拉在稳定长久的爱情与短暂浅薄的露水情缘之间明确的伦理选择。德拉布尔对克拉拉主动抑制并割裂情感伦理有着高度的警觉：“我们不能抛弃过去的伦理传统，或摆脱他人对我们的要求。情感生活也许比自我意识或智性更让人悲伤，但同时也赋予人充实和完整的生活。她是我所有作品中最无情的女性，她只会攫取。”(Rose：25) 小说的最后，克拉拉再次逃离家乡，以及面对濒死母亲表现出的情感压抑和极端冷漠，留给了读者更多的思考。《金色》的艺术手法之一，就在于在结尾处将克拉拉的成长之旅置于理查德(Laura Richards)的归家童话集《金色窗子》(The Golden Window)的结构模式之中，通过强烈的比对和参照，加深作品的伦理寓意与反讽力度。在充满浪漫想象的童话前文本中，“一个小男孩看到远处一座金色窗户的房子，于是就去寻找。经过苦苦跋涉，他突然意识到这座房子就是自己的家，而那灿灿金光只是太阳反射的光。”(30)家宅意象在空间理论中暗合情感中心与伦理意蕴，“居住的空间超越了几何学空间，家宅是一种强大的情感融合力量，把人的思想、回忆和梦融合在一起。”(巴什拉：5)德拉布尔也认同“归家”作为童话结构原型体现了人类回归原初情感和生命本真状态的希望，而逃离家宅体现的是灵魂无处栖居的流浪状态：“家乡风貌是过去的我们和当下的我们之间的纽带，是我们具有深厚情感的缘由。当它变得无法识别，我们的痛苦就无法言说。我们失去的不止是某个地方，而是自身的一部分和生命的延续。”(1979：270)像童话中男孩重新认识自己的家那样，克拉拉在得知母亲病重并返乡后一度与过去达成了某种顿悟式和解，翻看母亲年轻时的照片和日记时痛哭失声，终于意识到“《金色窗户》童话寓言的伦理内涵就是告诉人们要珍视已经拥有的东西”。(30)然而这种体悟却倏忽即逝，无法转化为实际行动驱力。事实上，即使在临终母亲的病床前，主人公也表现出一种源自政治情感与自然情感痛苦冲突的内心矛盾和摇摆不定，“她一直焦虑地、害怕地等待着，唯恐出现任何情感的迹象，她不敢、也无法忍受石板上出现一丝情感的裂缝。”(211)她一想到看望病重母亲要带上鲜花，便“羞愧难当”。(210)斯宾诺莎伦理学意义上道德的增益源于通过反省将情感纳入心中，由此产生道德感并获得成长，而克拉拉却将感性习得归为空洞的能指幻象，拒绝从情感经历中学习并反思自己的价值取向。对母亲和家乡的爱让位于伦敦具有实用性的加布里埃尔，偶有表达，也在逃离、反叛传统的内化过程中被有意识地淡化搁置。在这个层面上，克拉拉的人性堕落契合了反成长小说的成长失败或错位主题。 《金色》在叙述克拉拉对家乡的厌恶时，穿插了两则伤感的童话互文本。第一则讲述了孝顺的小女孩雨夜为寻找狠心后妈的猫而死于肺炎。第二则是一个母亲的故事：双目失明的老妪流着泪向每一个战场回来的人哭问，是否看见过一个穿着绣花衣服的年轻男孩被杀死；士兵说只看到一个长着胡子的男人死了，死时身上确实裹着件破旧的绣花衣服。克拉拉读后毫不掩饰自己对童话文本中情感虚构性的怀疑：“故事里的悲伤缺乏一种现实生活的复杂性和层次感。她在金色童话世界闪光易碎的欺骗中寻找真实、寻找含糊的真理，但她失望了。”(29)德拉布尔在回忆录《地毯中的图案》中写道：与克拉拉一样，童话《伊巴密浓达和妈妈的伞》的作者阿特雷(Allison Attelly)晚年转而主张将表现“慈母与爱”的故事结尾改写为“更加现实而悲伤”的版本，其原因也是对童话“自我欺骗”的警惕。作家在分析了阿特雷的转变，并结合自己对儿童文学家特拉弗斯(P.L.Travers)和布莱顿(Enid Blyton)关于童话家只是按照成年人的记忆和经验接收或转录童年精灵意象、本身并不参与创作这一作者观的质疑之后指出：造成这种表面上非个人化或超验客观的原因，在于一种更接近孤独成年人经验的情感匮乏：最让人痛苦的是童年精灵崇拜的强大力量与万物有灵思想必须被抑制以防御自我欺骗意识的矛盾。导致当代创作主体及读者产生自我欺骗意识的原因，正在于他们被囿于“自我的童年”和功利性的理智之中，以致没有了情感和温情。”(2009：54-55)在这一点上，德拉布尔对克拉拉童话改写深层心理机制的解读，符合德国浪漫主义哲学家诺瓦利斯(Novalis)的“童话魔幻变调”(demonic modulation)理论，即童话从早期旨在使他人和世界的丰盈性和神秘性显现的“魔幻化”，向以保障权利为目标的理性伦理方向流变异化。(李永平：122) 在小说中，主人公寻求的理性伦理集中表征为“如天上群星，时聚时散”(218)的原子化人际关系，以及作为其维系手段的契约论、功利主义和公正诉求。人与人之间摒弃了统一性有机联系，成为卢卡奇异化理论中彼此孤立的原子。克拉拉多次拒绝在宿舍招待克莱莉亚和加布里埃尔，抗拒主动亲吻马格纳斯，其原因就在于自己“太自私、不愿给予、只想获得”。(139)与此同时，从中学时期与工党领袖的儿子阿什交往、第一次巴黎之行时与陌生的意大利青年在电影院猎奇偷情、大学时与教授发生性关系，到最终的德纳姆替代家庭(坎迪达与菲茨杰拉德的工作合影、克莱莉亚在邦德街的画廊以及加布里埃尔工作的法国电视中心)，所有对象存在的意义仅仅是为了增长见识，开阔视野。与情人之间围绕“你只是我自我实现的手段”，“而你只是我自我逃避的工具”(216)之对话的伦理指向，更是符合现代人根据目的性决定行为取向的纯粹理性范式。 如此看来，《金色》中重要的是如何通过表现为女性阈限的关怀与情感伦理，来抵御主人公“不懂什么是爱”(176)的绝对主体危机，进而启发读者重返《小妖精集市》和《金色窗子》童话世界中对情感秩序的主张和生存意义问题。纵观德拉布尔的童话原型伦理创作诗学——无论是《瀑布》中藉由中国童话蓝色玫瑰指涉爱欲救赎、《针眼》中以格林童话中的汉赛尔和格莱特影射兄妹之爱，还是《黄金国度》中借睡美人童话传达原始亲缘——所表达的古老童话中爱的要旨，与自柏拉图、培根、霍布斯、洛克、休谟等所提倡的感性经验，与穆尔(Charles Moore)直觉伦理崇尚的个人情感和吉利根(Carol Gilligan)的关怀伦理等情感伦理学薪火相传，殊途同归。然而德拉布尔不无遗憾地指出，《金色》中的温暖童话记忆却“在一个时代的文化浸染之下被倒置过来，成为一种臆造的精心操作或狡诈的召唤机制，伊巴密浓达等童话被影射为种族或父权主义范式，这是一种强势的文化盗用(cultural appropriation)”。(2009：54-55)行文至此，我们也许有必要对克拉拉毫无甄别地颠覆基督神话的神圣威严、亵渎童话的真诚灵动等传统价值的时代语境和文化缘起，做出进一步的探究与反思。 原型改写的伦理性与政治性之争 以克拉拉原型改写为代表的去神话认知模式植根于解构主义政治化书写，神话(包括童话)所蕴含的伦理价值成为带有歧视意味的本质主义。换言之，当代宗教伪文字主义及魔幻变调等戏仿写作模式肇始于对神话中“意识形态”的高度警惕，原型被等同于某种宏大叙事的面具。巴特(Roland Barthes)在《神话：大众文化阐释》(Mythologies)中提出了“神话化程序”概念，指出神话蒙蔽了具体文化的、知识的和意识形态的本来面貌，在普适规范化、合法化和自然化的外衣下建构起统治阶级极具遮蔽性的权力机制和一整套话语系统，因此充当着“这个社会的意识形态转化的最合适的工具”。(202)弗莱的学生柏格登(Deanne Bogdan)进一步对神话“隐含的父权制意识形态”展开了激烈抨击：“当逻各斯被误认为是神话时，真实和虚构变得界限不明，性属便成为意识形态与神话相互渗透的标志。”(281)柏格登所抵制的意识形态接近葛兰西的精神道德领导权，这也正是前文所提到的坎农格特神话改写系列丛书的起因，也是《金色》中克拉拉对原型伦理采取普遍质疑态度和激进僭越立场的主要心理动因。德拉布尔在小说中多次提到德纳姆家的乱伦(adultery)，如加布里埃尔、克莱莉亚和克拉拉三人之间的畸形爱恋等堕落表现，在主人公看来却都成了权力政治的表征，“用以满足自己通过人牲、恋尸狂以及乱伦来无视正统思想的好奇心。”(113)乱伦一词本身意味着混杂与掺入(adulteration)，是一种僭越和破坏行为，在固有类别和意义中引发“不可调和的类属混乱”，和“无法吸收的另类种属与功能的合并”。(Tanner：12)在这个层面上，藉由肉身化乱伦僭越功能将原型伦理价值作为“非我”、“他性”政治标靶置于普遍质疑与讽拟性互文框架中，成功地体现出克拉拉意欲颠覆的主体欲望，至于打破道德界限后的去向于她而言似乎并不重要。 应该说，原型戏仿和颠覆对匡正歪曲的女性形象、恢复遮蔽的女性声音曾起到过重要作用。然而，伦理观念的形成是建立在特定时代语境之上的。德拉布尔曾指出，“小说的创作就是将变化中的伦理关联于变动不居的社会，同时发扬其当下社会善和美的载体的功能。”(Stovel：70)在女权运动将权力政治推向极端的今天，具有女性私人领域特征的内心空间及自然情感，被贴上了自我凝视的无意识枷锁或主动参与性别操演的同谋论标签，因此必须被彻底摒弃。《金色》中克拉拉在中学时就清楚，要想跻身伯特斯比文法学校的精英圈、征服并利用优秀男生，“耶稣的灵魂之爱、童话中奖励给好孩子的小木马这种道德规训”远不及象征权力和力量的成绩和丰腴乳房实用，而“这种倾向是学校里所有女孩子都有的”。(28)与此同时，自己却在不断利用男性的过程中丧失了爱的能力，“对男孩怎么也喜欢不起来”。(48)不难看出，对内心原则性神话和感性体验童话原型的改写背后，恰恰是将女性导入精神肉身化和情感功用化的道德危机。正如弗莱所总结的那样，“女性主义和解构主义批评家们意欲通过原型改写，将旨在征服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作为权力结构强行附加给神话，而文学的首要任务就是对两者做出区分。”(Dobson：8) 事实上，弗莱早在《词语的力量》出版之初就开宗明义地提出了神话高于意识形态的主张：“神话具有意识形态所不认可的灵活性(flexibility)和整合性(wholeness)。当附于其中的意识形态消失后，神话是唯一永存的要素。”(1990：60)这也正是德拉布尔反复强调“不要相信讲述者，相信神话故事本身”(1987：14)的原因。简言之，在关注对象方面，区别于意识形态对人性修正过程中表现出的政治多义性展示及权力诉求，神话更加灵活地关注人类总体生存的伦理性以及对善的客观尺度的坚持。德拉布尔将其总结为“普遍性留存”(common reservoir)和“无意向性价值”(value-free)，(2011：709)包括圣歌“金色耶路撒冷”主张的精神信仰，和《小妖精集市》、《金色窗子》传达的情感关爱。在认知模式方面，神话也体现出高于意识形态解构和颠覆态度的整合特征：圣歌中耶稣艰难寻求灵魂救赎的爱的诫命、童话中为救妹妹深入险境的莉兹、为归家长途跋涉的小男孩，这些原型人物的认识论核心都在于能够建构一种积极伦理整合态度，“通过反思，激发并强化人们在碎片化的混沌体系下表达对生活总体文化严肃性或人类繁荣的基本关切。”(弗莱，2008：94)用德拉布尔自己的话说，“人类的责任就是在一个充满碎片和分裂的世界中寻找意义，同时直面不可能。”(Creighton：26) 无论是当代英美社会口传活态神话的复魅，还是文学人类学对原始思维的认同回归，都折射出心理学家和文学艺术家在反思现代性、质疑启蒙理性的过程中，对寻找失落的伦理价值及灵魂向度的精神自觉。被誉为“英国伦理学者”的德拉布尔在上世纪60年代解构势头正盛时，就以怀疑和反讽的立场回应并介入了《金色》中泛政治化文化的批评语境，对作为具体技术方式的宗教伪文字主义、童话魔幻变调等对抗性改写策略，以及相应的伦理物质化、理性伦理危机表现出极大的忧惧。作家始终认为，文学的最高价值就在于增进内在精神成长和情感主体间对话等蕴含于原型伦理中的人性之善，而从整体规律和普遍原则意义上来考察的艺术也远远超越了女性自我实现的范畴：艺术“不再是单纯的美学沉思，而成为一种伦理机构，参与了文明的工作”。(弗莱，2008：459)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叶舒宪教授的指导，特此致谢。 注释： ①以下该书引文皆出自同一译本，见参考文献。以下只注页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