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与民国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唯物史观论文,史学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民国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唯物史观对中国现代史学的深巨影响，前人论之甚多，但仍有一些问题值得探讨。近年来，有学者针对过去的论述多局限于中共红色史家范围，以致不恰当地缩小了唯物史观在民国学术界影响版图的缺陷，认为只有扩大其在现代史坛实际运作的考察面，才有助于复原这一学术史真貌。一些学者对1920年代胡汉民、戴季陶等传播唯物史观，和其后冯友兰、陶希圣及食货派等运用唯物史观的学术实践作了考察。①这样的思考，确有见地。本文将循此思路，在这方面作进一步的补充和展开，同时亦欲对其间出现的某些模糊观念，有所厘清。不当之处，敬祈方家指正。
一、民国学术生态中的马克思主义与唯物史观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理论，固然有其基本的原理和体系。但在传入中国之初，却往往因人们接受或理解程度的不同而产生歧义，甚至示人以不同的形象。当其19世纪末进入国人的视线时，首先以其强烈的社会政治革命倾向，激起了革命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关注。惟最初二十年间，各类报刊对之的介绍多属零星片断，直至“五四”运动前后，才稍趋于系统化，并将唯物史观逐步引入社会学、史学和哲学等学术研究领域。但即使在这时，从事马克思主义著作正面译介和研读的人员构成仍颇复杂，其中既有共产党人，也有早期无政府主义者、国民党高层理论家（如胡汉民、戴季陶），甚至加入中共后不久就自行脱党并在抗战中成为汉奸的陈公博、周佛海等人，或者竟可以说，其学术队伍的阵营是不清晰的。这个事实，一方面显示了马克思主义自身对社会各界的理论感召力，同时也表明当时国内思想界不少人士对其性质尚处于辨识的过程中。至于一般社会对之的认识，自然更为滞后，以致1926年北京“三一八惨案”后，北洋政府段祺瑞竟将徐谦、李大钊、李煜瀛、易培基、顾孟余等五人一并指为“假借共产主义，啸聚群众，率暴徒闯袭国务院”而下令通缉。②
大革命失败后，随着国共分裂，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界限日渐分明。不过在学术领域，其明确分野似乎要显得更晚些。在此后展开的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中，政治立场不同的论战各方都不同程度地在学理上举起过唯物史观，用以证实自己的观点或反驳对方，便说明了这点。当然，也正是经过这场论战，使各方的学术立场及其相互间的区分度变得明晰起来，并形成了旗帜鲜明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与其它学术派别相比，该阵营的基本特征在于：从人员结构看，这是一支以共产党人为核心、以改造社会为目标的革命史学队伍；在学术取向上，不仅始终坚持以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还十分注重学理观与世界观的统一、学术实践与社会实践的统一，公开倡导学术研究应关怀现实，使之发挥服务现实和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在论战中，他们一再强调：“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③其根本指向，“是为解放民族之一现实的任务上的问题”。④翦伯赞在对此进行理论总结时还表示：“我们要使主观的斗争配合着客观的形势——即历史的必然——的发展，尤其要以中国历史发展的原理指导这一现实的民族解放斗争，然后才能使这一斗争更顺利地获得最后的胜利。因此，现在来研究中国社会形势发展史的问题，决不是一种经院式的无病呻吟；反之，而是一个最迫切的政治任务。”⑤这一治学理念，实际上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种传统。
有人主张，既然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特征就是运用唯物史观治史，那么，判别现代史上个人或团体是否属该阵营的基本依据，就看其是否在学术研究中运用了此史观。盖狭义唯物史观（指马克思主义有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理论）的学理乃广义唯物史观（包括了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基本学说）之基础与核心，后者涉及的社会发展理论、阶级观点和无产阶级革命等学说只是作为前者的推论和应用结果而存在的。故在评判唯物史观史学时，不妨将“学术上”的马克思主义与政治的或“实践”的马克思主义作适度的分离和切割，从比较单纯的学理角度加以考察。这样做的出发点也许不错，可惜只是一厢情愿。须知马克思主义原本就是一种党性或阶级性很强，亦即具有明确政治指向（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和共产主义理想）的学说，在社会革命年代尤其是如此，离开了这一点，也就不成其为马克思主义了。马克思本人为此就特别表明过：“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⑥恩格斯也特别强调了唯物史观在“实践”上的意义，称其“不仅对于理论，而且对于实践都是最革命的结论”，只要“把它应用于现时代，一个伟大的、一切时代中最伟大的革命远景就会立即展现在我们的面前”。⑦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个体系，我们固然可以作一些理论上的逻辑结构或层次分析，却不宜将其理论的各主要组成部分人为地切割开来，这样做的结果，既有违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本意，也不符合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实际，至少也是将这一过程作了过于简单化的处理。
实际上，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或史家，通常是指较完整意义上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即不仅将其作为学术事业的指导思想，还以此指导人生实践，并立志将社会改造和革命，实现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作为其终生奋斗目标的一批史家。这也是不少人在谈到马克思主义史家时，往往十分强调其具有“学术家和革命行动家兼而为之”的时代特征之原因。
诚然，此期也有一些学者在史学实践中接受并运用了唯物史观的学理，并取得了相当成就，其中有的后来还进一步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但也有不少人始终只愿将其作为一种学术研究的理论或手段看待（如社会史论战中的部分学者），或仅是其参用的多种观念和方法中的一部分罢了。这些学者，也许会在唯物史观学理的认识上达到一定的层次，但不可否认，其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认识和接受程度，显然与前者不同。应当看到，唯物史观固然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论之一，但不是全部。由于他们中的不少人在学理上并不赞同其中的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等学说，更无意于将此类理论付诸当下的实践，有的还对此持坚决的反对态度，因而才在学术和社会实践中对此采取了回避或反对的姿态。显见，其与通常所说马克思主义史学间的分歧，恐非“学术”和“实践”间的差异所能解释。也就是说，这些人对于唯物史观的理论或部分观点，虽然接受了，并且愿意施诸学术研究，但对其整个思想体系却并不认可。故尽管他们运用唯物史观的学术活动可纳入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实际影响范围进行考察，却仍不宜将其与通常所指的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视为一体。
如果细细考察，还可发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共产”或共产党这些概念在民国的学术生态中，其境遇不尽相同。对于“共产革命”或共产党，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国民党政府，都视之为洪水猛兽，必欲扑灭之而后快。而比较单纯的“学术”马克思主义和唯物史观，处境似乎要好一些。且不说社会史论战中许多学者公开打出唯物史观的旗号相互争鸣，1930年代的大学里，一些教师仍可公开讲授马克思的学说。据侯外庐回忆，当时“在张学良统治下的北平，一段时间内，不论组织集会，还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只要限于学校范围内，多少还有那么一点自由。即使有时把人抓去，也会较快地释放”。乃至1932年暑假后蒋介石派其侄儿蒋孝先率宪兵三团到北平，试图对中共组织实施严厉镇压而逮捕侯外庐后，民国大学校长雷殷致电法学院院长白鹏飞，请其帮助救侯的理由依然是：“侯玉枢君，前在哈法大任教，对马克思学说颇有研究，但尚未运动宣传情事，闻因讲演受嫌被捕，请公加意营救。”而这一时期山西军阀阎锡山为标榜自己统治地区的“开明”和“民主”，也曾允许一些进步人士在当地有条件地讲授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1933年秋，侯外庐从北平出狱到山西，还由阎的绥靖公署付给薪水而专事《资本论》的翻译。⑧可见其时的国统区，唯物史观和马克思的学说在军阀纷争形成的地区政治不平衡中，仍保持着一定的生存和传播空间。抗战中，在国共合作的新形势下，国民党当局虽未放弃“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根本方针，但在某些公开场合，特别是高校和学术领域，更不得不做出一点“松动”的姿态。如1939年国民党当局杀害新四军干部，制造“平江惨案”后，淑浦县国民党部书记长找到正在民国大学任教的翦伯赞，试图以此威胁其勿再宣传马克思主义。翦伯赞却理直气壮地说：“这里是大学，是讲学的地方，和你们县党部不一样。你们那里只准讲‘三民主义’，这里各种学说都允许讲。”又说：“我讲马克思主义已经很久了，并不是什么秘密。我在南京住了多年，一贯是讲马克思主义的。我在长沙、沅陵都讲马克思主义，难道到了你们贵溆浦，就不允许我讲马克思主义了吗？你们不要以为谁讲了马克思主义，就有多大的问题，就大逆不道！你们要明白，这是学术！”“上海、北平的大学教授，讲马克思主义的多得很，难道都是共产党？都要抓起来？”说得对方语塞而退。⑨这些情况，正有助于我们从另一个侧面认识那个时代“学术”和“实践”（政治）的马克思主义间存在的差异。
综上可见，全面认识马克思主义对民国时期史学发展的影响，至少应从两个层面加以把握：一是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的成长及其活动；二是唯物史观在各史学实践领域的表现。前者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核心和主体力量，后者则标示着该史学思潮在学术界的实际影响力。
二、左翼民主人士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设
当然，提出从两个不同的层面考察马克思主义对民国史学的影响，并不意味着将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与中共史学家的活动直接打等号。这是因为，在整个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设过程中，除了中共红色史家外，事实上也活跃着一批党外左翼人士和学者，这些人大多受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熏陶，不仅学术上始终奉唯物史观为主导，其整个世界观和改造社会的目标及实践也与共产党人基本一致，只是由于他们的非中共或民主人士身份，在这方面的建树往往易遭人忽视，因而很有必要在这里特别提出来彰显一下。
这些人中，较有代表性的可举出李平心、宋云彬、张健甫、曹伯韩、陈竺同、汪士楷等一长串名字。其中李平心因“文革”初期奋力抗争致死的惨烈状况，其学术贡献自新时期以来时有人论及，故不赘述。其余诸人在这方面的贡献则很少有人提及，以致长期默默无闻。为引起大家的注意，以下就所见资料，对这些史家及其学术活动略作梳理。
宋云彬（1897-1979），字佩韦，浙江海宁人。1921年起，先后在杭州多家报馆任编辑。1924年加入中共，1926年秋至黄埔军校任政治部编纂股长。抗战爆发后，应邀赴武汉参加郭沫若主持的军委政治部第三厅工作。1938年12月到桂林，参与创办文化供应社，先后任编辑、出版部主任和总编辑，并在桂林师范学院讲授中国近代史。在桂林期间，除为报刊写作时评外，颇留意搜读中国近代史资料，⑩接连发表了《怎样研究中国近代史》（《青年生活》1940年1卷1期）、《四十年来宪政运动的回顾》（《国民公论》1940年3卷6号）、《章太炎的学术思想及其影响》（《文化杂志》1941年创刊号）、《辛亥革命前的中国文化运动》（同前1941年1卷3号）、《五四时代的反儒家运动》（同前1942年2卷2号）等文。后经数年努力，于1948年写成《中国近百年史》（1948年香港新知版）一部。
张健甫（1898-1955），原名幄筹，另名怀万、云汉，化名江汉波，湖南平江人。1925年加入中共。1929年10月，以江西中共省委巡视员身份赴赣西农村根据地。次年，因在攻打吉安和土地政策上与赣西特委负责人发生意见分歧，这本是党内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但在当时却被上纲为“取消主义”和“富农路线”，遭到严酷打击和开除党籍的处分，(11)从此被迫离党，转入文教界。1935年参加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抗战初，先加入由钱亦石带队的第八集团军战地服务队，后辗转至桂林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主讲中国近代史，主编《广西教育》，并参与文化供应社的工作。1940年6月，继杨东莼任干校代教育长，直至该年底干校停办。著有《中日关系简史》（1937年上海黑白丛书社版）、《近六十年来的中日关系》（1938年上海生活书店版）和《中国近百年史教程》（1940年文化供应社版）等。
曹伯韩（1897-1959），原名典琦，湖南长沙人。1921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加入中共。旋任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宣传部长，主编《战士》周刊。“马日事变”后，到上海中共中央组织局宣传科工作。1930年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判刑六年。出狱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在上海参与救国会和左翼文化运动。抗战全面爆发后，辗转于长沙、武冈、桂林、香港、昆明、重庆等地，从事抗日救亡的文化教育工作。在桂林期间，先后任文化供应社专任编辑和桂林师院教师。编著有《中国现代史常识》（1939年石火出版社版）、《中国近百年史十讲》（1942年华华书店版）。(12)
陈竺同（1893-1955），原名经，字啸秋，浙江永嘉（今温州鹿城区）人。1915年毕业于浙江省立第十师范学校，后赴南京支那内学院进修。1925年参与创办瓯海公学。1927年加入中共，大革命失败后脱党，流亡日本，入东京帝国大学研究院，专攻墨经与因明的互证及印度婆罗门思想传入中国史。1930年归国，执教于复旦大学和中国公学。1934年，应广西省立师专校长杨东莼邀，赴桂林任教，旋复返沪。抗战初，回家乡温州师范任教。1938年秋，辗转任教于广东省立文理学院、中山大学，后任桂林师院史地系主任，专长于少数民族史和中外交通史研究。著有《日本势力下二十年来之满蒙》（署名陈经，1931年上海华通书局版）、《中国文化史略》等。(13)
汪士楷（1894-1959年），又名泽楷、杜竹君、万武之等，湖南醴陵人。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1922年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为邓小平入团介绍人。次年转为中共党员，旋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4年归国。大革命时任中共安源地委书记、豫陕区委书记、湖北省委组织部长、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政治部组织处长等职。1929年底，因追随陈独秀路线，与彭述之等同被开除出党。后在北平中国大学等校任教。抗战时期，到桂林师范主讲西洋史。(14)
这些人，早年都加入过中共，后虽因各种原因脱党，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却始终未改。如汪士楷离开党组织后，仍积极从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先后出版了《哲学之贫困》（1929年）、《马克思恩格斯政治论文集》（1930年）等中译本。(15)1933年前后，与李达、吕振羽、黄松龄等“红色教授”同任教于北平中国大学，讲授《社会主义思想史》和《国际关系》等课程。(16)平时，“他从不隐讳自己的马列主义立场、观点，在（桂林）师院授西洋史课程时，从来就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忠实传授”。(17)讲课时，“总是从社会经济发展变化情况讲到政治、文化教育，进一步从政治、文化教育的兴衰，再讲到它们对经济基础的影响、阐明各个历史时期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教育的相互联系”。(18)其他几位在大革命失败后，也都没有消沉，而是积极参与各种社会进步活动。抗战中，他们先后聚集到桂林，与谭丕模、杨荣国等中共党员的学术活动互相呼应，共同为民族救亡运动奔走呼号，并能注意在实践中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据宋云彬日记，在桂林文化供应社期间，他每周日都要参加社内举办的“读书会”，和曹伯韩、张健甫、千家驹、萧敏颂、傅彬然、张铁生等一起讨论诸如辩证法、封建主义、图腾主义（指氏族社会）、思维与存在关系、形而上学与唯物辩证法等理论问题。(19)而他们的史学活动，同样坚持了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
如宋云彬的《东汉之宗教》，在基本史实的叙述上，虽多取梁启超、章太炎、皮锡瑞、王国维、郭沫若和周予同诸家之说参稽而用之，但在宏观理论的分析上，则力图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作出解释，强调“宗教和教育是有密切关系的，在阶级对立依然存在着的社会，宗教每做了支配阶级的武器，而教育就是使用这一武器的一种方法”。而儒家思想体系实即“封建社会支配阶级的心理，所以历代帝王都利用他以宰制天下”。而“无论何种宗教，他常随着社会每个进展的阶段上而有所变迁。例如原始共产社会的犹太教，一经耶稣的改革，便成为奴隶社会的信仰；再经繁琐哲学家的钩通，便成为封建制度的护符；三经马丁·路德的个人主义的改革，便成为今日资本社会的武器。儒家也是这样”。(20)其对明代王阳明学说的评价，同样反映出这一特点。如指出：“我们如果承认人类社会所以组织的根本条件，是物质的生产与生产的手段时，那么，像王守仁那样以一心创化天地万物，把社会的本身只看作虚灵的心理的东西，不能不说他是世界的倒置，把世界建立在头脑上了。”又说王学之所以兴起，乃在适应了“当时社会之转变的方向，遂取得大众的接受，获得在社会中存立的根据，于是‘朱学时期’便不得不在这时候归于终结。然而王学没有救得明朝的危亡，其末流且流于荡佚礼法，于是王学便又随社会的转变而失去他在社会中存立的根据，便又归于终结”。(21)陈竺同撰写《中国文化史略》，也旨在揭示“社会一切发展，都与人类生产发展保持着一定的关系，文化发展自然不是例外”。在他看来，文化就大的方面讲，包含了社会经济、政治和精神生活，但其中物质生产活动“是占着基础的地位”，艺术、习惯、思维“都与政制互相影响，而为生产力所决定，而具有反作用的力量”。(22)全书力求运用唯物史观的原理，结合史书记载和金石学以及田野考古资料，吸取现代社会学与考古学的方法观念，按标志古代生产工具和生产力发展水准的石器、陶器、铜器、铁器等阶段，以及渔猎、畜牧、农业、商业等社会经济的演进次序，去解释两汉以前的中国文化史，虽然内容比较简单，但在当时，却是一种崭新的文化史研究思路。
与当时国内学院派史学的偏重古史研究不同，从关心时局和积极参与社会变革的立场出发，他们最为关注的是贴近现实的当代史研究，希望从中探究百年来中国社会变局的因果得失，以为社会进步所用。如面临日本军国主义咄咄逼人的侵华态势，陈竺同与张健甫抗战前就分别撰写了《日本势力下二十年来之满蒙》与《近六十年来的中日关系》(23)等论著，对其近代以来侵占台湾、向东北等地渗透殖民等种种侵华行为作了揭露，并分析了日本作为后起资本主义国家在帝国主义时代对外侵略扩张的特点，意图唤起国人抗日救亡的意识。
他们还编著了多部中国近代史著。其中较有影响的是张健甫的《中国近百年史教程》和宋云彬的《中国近百年史》。
张著原为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必修课讲义，曾于1939-1940年讲授两年。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边境纠纷与藩属的丧失、中日战争的前因后果、从戊戌变法到八国联军、辛亥革命的成功与失败、从鲁案二十一条到五四运动、中国国民党改组与北伐、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全面抗战、一百年中国历史的回顾与前瞻等十讲，其中有关中日关系的三讲（即第四、七、九诸讲），系在其《近六十年来的中日关系》的基础上写成。是书于史实叙述虽较前人无明显突破，但颇能从社会经济形态的变化出发，扣住近代中国“由纯封建的农业社会降而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一主线展开。在他看来，鸦片战争后，中国问题已“与世界问题息息相关，国际间的任何事件，都可影响中国的安危，左右中国的政局，明白地说，中国已为国际势力所支配，所以研究近百年中国历史是不能脱离国际范畴的”。(24)并依据这一认识，在第十讲第一节“一百年中国社会的变质及历史的分期”中，结合国际和国内局势的互动，将近百年的中国史按其向半殖民地的转化过程，以及国内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分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甲午到1914年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4年到1921年华盛顿会议、1921年到“九一八”事变、1931年到1937年抗战爆发等五个阶段作了考察，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各讲所述事件的内在联结度和历史演变的整体脉络感。该书1940年正式出版后，颇受欢迎，两年之中再版六次，后又多次重印。
宋著凡十四章，约40万字，记事起鸦片战争，迄抗战后国共谈判破裂。其书虽稍晚出，然叙事更详，观点更鲜明，特别是正面展示了大量有关中国共产党革命活动的史实。诚如作者所说：“现在坊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大都是在抗战前编写的，没有把轰轰烈烈的抗战史写进去；并且为了避免触犯当道，对于大革命前后的史事的叙述，往往转弯抹角，很少能秉笔直书。这本书总算弥补了这个缺点。”(25)如张健甫的《中国近百年史教程》在论及1924-1927年大革命时，就迫于当时形势，刻意回避了孙中山确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和北伐中国共合作的情况。宋云彬则不仅在书中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及其领导的早期工人运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过程及其分裂作了较完整叙述，还对中共处理“西安事变”的方针、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特别是在第十三章第五节“抗战八年的解放区”中，对抗战时期中共在敌后发动人民群众抗击日寇的巨大贡献、解放区不断扩大，及其内部的各项政权建设，财政经济和农工商业各项政策的实施，推广文教事业的成就，乃至延安的整风均作了正面报道，并附带提供了大量相关统计数据。其余各章叙事也都较翔实而规范。(26)应当说，这在当时公开出版的中国近代史通论性著作中是十分少见和难能的。
此外，他们编著的史书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即注重面向社会大众。如曹伯韩的《中国现代史常识》和《中国近百年史十讲》系针对初中教学和一般读者而写，前者选取鸦片战争至抗战时期发生之大事，分十八课讲述，每课后附有“习题”，作者自称“没有着重在分析，而是着重了事实的叙述”，(27)其实叙事也相当简略；后者叙事稍详，且自谓“内容力求简单，解释则不避烦琐，一定要使得读者对每一史实的意义完全了解透彻”，(28)但为了契合当时一般社会的文化水平，仍然保持了简要通俗的风格。即使是作为地方干部学校教材的张健甫《中国近百年史教程》，亦颇注意于此。其编例颇取法于“纲目体”，每节正文叙事简明，而后附“参考”甚详，内容为补充原始材料，追溯事件原委，并作进一步评析，颇便读者在学习中依据自己的程度循序而进。应当看到，他们这样做，乃是出于对现代文化建设的一种自觉。宋云彬在《中国文学史简编》中便一再提到中国近代文化的大众化和平民化发展趋势，认为：自1920年代中期起，“文学为大众服务”已日渐成为新文学运动的一致目标，至1930年乃有“文学大众化”口号的提出。(29)也正因如此，尽管这些人自身的文史根底相当深厚，但他们作文编史，从不故作摇曳之态，而是从启发更多民众了解历史真相着眼，始终坚持了大众化、平民化的道路。他们的史学活动，虽不若同时重庆地区郭、吕、翦、侯等那样声势夺人，却与之桴鼓相应，共同推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
三、唯物史观的传播与民国史风的转换
新文化运动以后，随着“科学”和“民主”潮流的涌起，实证论一度在教育界和学术界独领风骚，史学界也由此形成了考证史学独盛的局面。但自1920年代末起，随着唯物史观在学术界的传播和影响不断扩大，学风渐起变化。按照某些人的看法，中国思想界在1930年代前期，几乎已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独步天下的时代。上海的新书店，如雨后春笋，出现很多，都是出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书。老书店，如商务，如中华，都一时黯然无色。学术界、思想界、史学界一些有影响的学者，如胡适等，一时都只能退避三舍”。(30)乃至“大多数‘新作家’的脑后，都隐隐的蹲立着一个普罗革命的神像，前期所高唱的那套‘实事求是’、‘为知识而知识’的自由派科学谈，到此时乃一贬而被斥为一种布尔乔亚免避现实麻醉人生的丑技。革命——普罗革命——必须是一切写作的目的”。(31)在史学界，这种风气的转换，不仅突出地表现在社会史论战和“食货派”倡导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从其时颇为流行的一些史学概论中也不难看到。
如1930年代中期，李则刚就在所著《史学通论》中明确肯定了唯物史观对于建立历史科学所起的关键作用，认为：“这完全以经济的关系来解释历史，从历史的本身寻找揭示历史的原素，既不是神学的史观，也不是唯心论的史观，使历史哲学成为科学的，遂为历史学辟一个新局面。”并从理论上反驳了各种历史学不能成为科学的理由，指出：“自辩证法与自然科学结合以来，历史的经济一元论阐明以后，历史的科学基础更为巩固。”(32)在安庆高级中学任教期间，他的这些观点给学生以很大启发。其学生严耕望晚年犹忆及：“在高中三年中，我由于李先生的引导与长庆（指其同班同学董长庆——引者）的联系，看了不少社会科学书籍，也略涉一点为唯物史观的理论，对于我后来的史学观念，影响也极大。”(33)
又如吕思勉1923年发表的《白话本国史》，贯穿全书的历史观尚是进化论，但在抗战时期写就的《历史研究法》中，已注意到唯物史观的重要价值。称：“马克思以经济为社会的基础之说，不可以不知道……以物质为基础，以经济现象为社会最重要的条件，而把他种现象看作依附于其上的上层建筑，对于史事的了解，实在是有很大的帮助的。但能平心观察，其理自明。”并据此解释了近代科技和物质文明对人类社会组织、观念、交通乃至整个文化变动的巨大影响，以为“近代西洋科学及物质文明的发达，实在是通于全世界划时期的一个大变”。(34)
即使是对唯物史观持有保留看法的陆懋德，在其《史学方法大纲》中也指出：“今日之研究社会科学者，已多趋于唯物派一途。”只是认为，唯物和唯心史观，“二者当参用而不可偏用。如偏于心理，则流于虚玄论之病；如偏于物质，则流于机械论之病”。因历史发展过程中，心理和物质之作用，恒相互影响，“经济状况能改变人的意识，而人的意识亦能改变经济状况”，故不可执一而论。不过，他仍肯定：“盖历史的变化，甚为复杂。取用任何一种原因，皆不能解释圆满，而经济状况有最大的决定，自当承认。”(35)顾颉刚亦表示：“近年唯物史观风靡一世，就有许多人痛诋我们不站在这个立场上作研究为不当。他人我不知，我自己决不反对唯物史观。我感觉到研究古史年代、人物事迹、书籍真伪，需用于唯物史观的甚少，无宁说这种种正是唯物史观者所亟待于校勘和考证学者的借助之为宜；至于研究古代思想及制度时，则我们不该不取唯物史观为其基本观念。”(36)
与此同时，唯物史观的一些基本原理，也被不同程度地引入了他们的历史研究或史书编写之中。
如吕思勉在1923年出版的《白话本国史》中，对上古的“尧舜禅让”传说，原来断定这“实在是儒家的学说，并非实有其事”。理由是“世界究竟是进化的，后世总比古人好。譬如‘政体’，断没有后世是‘专制’，古时候反有所谓‘禅让’之理”。(37)而其后来编写的《中国社会史》(38)，却承认了古代曾经历过“原始共产之世”，其时“力作皆以为群，相养亦惟群是待。故老弱疾病之民，亦皆有以食之；死亡迁徙之事，则必有以协助之”。“原始部落共产之制，随世运之进步而逐渐破坏。其所由然，则以社会组织之改变，由于私有制之产生，私利之心日盛也。”对于尧舜禅让，他虽仍抱有疑问，但也提到：上古时君位继承，“亦有群族所奉，出于公推，不必即为一族之长者，此即选君之制。然人情恒私其子孙，所选者权力既大，选之者不复能制，则坏毁旧法，以传其所欲传之人矣”。(39)可见对唯物史观的某些观念已有所采纳。
李则刚的《始祖的诞生与图腾》则参考美国民族学家摩尔根（L.H.Morgan,1818-1881）《古代社会》的理论，结合传统典籍的记载，对中国原始氏族社会的图腾制作了探索。认为旧籍有关上古的记载，固然包含着不少荒诞不经的传说，但其中也存有一些历史的真实影子。“吾人知道图腾制度为各民族必经的阶段，始祖诞生的传说，势必与图腾发生关系，既与图腾发生关系，势必有‘玄鸟生商’一类的故事产生。吾人倒因为传说的存在，得知社会发展的真象，不能不致谢于保存传说之人。惜传说究以‘文不雅训’之故，存留至今者甚少。但是吾人仅就现存的传说研究，似乎已足证明中国古代社会确也经过图腾制度”。(40)不仅如此，他还在安徽大学和安徽学院，通过“中国文化史”和“历史形态的研究”等课程，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形态理论作了探讨和阐述。(41)
陈寅恪和冯友兰对唯物史观的态度，亦颇耐人寻味。陈氏不仅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流露出接近唯物史观的倾向，称：“夫纲纪本理想抽象之物，然不能不有所依托，以为具体表现之用；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最要者。故所依托者不变易，则依托者亦得因以保存。吾国古来亦尝有悖三纲违六纪无父无君之说如释迦牟尼外来之教者矣，然佛教流传播衍盛昌于中土，而中土历世遗留纲纪之说，曾不因之以动摇者，其说所依托之社会经济制度未尝根本变迁，故犹能藉之以为寄命之地也。近数十年来，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消沉沦丧于不知不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42)还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以此考察并解释了其时国家制度层面变化的原因，指出：“唐代之国家财政制度本为北朝之系统，而北朝之社会经济较南朝为落后，至唐代社会经济之发展渐超越北朝旧日之限度，而达到南朝当时之历程时，则其国家财政制度亦不能不随之以演进。”(43)
冯友兰虽被视为中国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但从1920年代起就对社会主义学说有所关注，其1924年所著《人生哲学》，即称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为较优”。(44)在1931-1934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中，对唯物史观已有所取，如论及先秦诸子哲学发达的原因时，认为春秋以后，“政治制度、社会组织，及经济制度，皆有根本的改变”，由此引起思想界之动荡变化。至西汉中叶，此种变动渐止，新社会秩序日趋稳定，诸子争鸣局面亦因之结束。(45)1933-1934年欧游归国后，对唯物史观的理解更进一层，深信“一切社会政治等制度，都是建筑在经济制度上。有某种经济制度，就要有某种社会政治制度。换句话说：有某种所谓物质文明，就要有某种所谓精神文明。这都是一套的。”又说：若用唯物史观看历史，就“不能离开历史上的一件事情或制度的环境，而单抽象的批评其事情或制度的好坏……再就历史演变中之每一阶段之整个的一套说，每一套的经济社会政治制度，也各有其历史的使命”。(46)其《新事论》对中西社会与文化的讨论，尤有不少地方依据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指出：中西方的强弱及其文化差别，实因两种不同生产方式，即“以家为本位”和“以社会为本位”的生产制度决定，中国现在所经之时代，正是“自生产家庭化底文化转入生产社会化底文化之时代”。(47)这些新见在哲学史研究中的阐发，使之博得了该时期“辩证唯物论”思潮代表的名声。(48)
当然，这些学者对唯物史观的认识，都有一定的局限或保留。以吕思勉的史学思想而论，最为突出的基调仍是一种广义的文化史观；陈寅恪对社会经济的重视，理论来源也并不出于一端，实际上还包含着由古代良史关注“食货”一脉而来的影响等；而在冯友兰当时的学术研究中，唯物史观也只是其博采各种现代学理和方法的一个方面。然即便如此，这些史家的思想活动，已足证唯物史观在一些主张以多元理论或方法治史的学者心目中之地位，并从中透露出其广泛的影响力和在时代史风转换中的作用。
余论：科学理性的传统依然值得大力弘扬
民国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所以能冲破种种政治压制和阻碍，由弱转强，不断壮大，从根本上说，乃是唯物史观自具的科学性和理论感召力所致。唯其如此，才能吸引和激励越来越多的人甘愿前赴后继，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去接受并加以传播。当然，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史家刻苦钻研，坚持科学理性的精神，在与各种不同观点和学派的思想交锋中，不断发展和完善自己的结果。
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发展，曾遭遇过不少反对或质疑之声，但应看到，这当中既有来自敌对阵营的政治性攻击和曲解，也有正常的学术争议和批评，而审慎对待后者，从中吸取教益，正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得以良性发展的前提。如社会史论战，虽然开创了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的广阔途径，学术上仍暴露出一些明显的弱点。以致当时就遭到朱谦之、周予同等人的批评，认为其不免“理论多而事实少”，往往“拿着马克思的公式来解决中国社会上之复什问题”，(49)“致结果流于比附武断”。(50)对此，马克思主义史家并未拒之不理，而是同样作出了理性的回应。何干之就承认其中确包含着“许多幼稚、空疏、不够的地方”。(51)侯外庐认为：“这场论战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没有很好消化，融会贯通，往往是以公式对公式，以教条对教条。”(52)李平心也指出：“近十年中国历史学界渐渐腾涨了清算旧史观的科学新潮，一般新历史学者企图用科学方法重新整理中国近代史；但无可讳言的，一种公式主义的积习严重妨碍了中国新史学的发展。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有些人离开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和民众实践，机械地背诵新史观的公式，按照西洋社会史的模型来解说中国近代史；他们不能也不愿理解历史的一般规律在特殊状态中的具体展现，结果，为中国人民创造出来的生动历史场面，为中国近代民族生活所显示出来的无数历史特点，是给那种干枯无味的教条主义所荫蔽了。”(53)因此，他们急切地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进现状，把其推向更高的建设层次。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报告中向全党发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号召，由此在思想界引发了“学术中国化”的讨论后，这一问题更引起了马克思主义史家的普遍重视。在讨论中，嵇文甫认为：“世界上任何好东西，总须经过我们的咀嚼消化，融合到我们的血肉机体中，然后对于我们方为有用。”而“所谓‘中国化’，就是要把现代世界性的文化和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有机地联系起来。所以离开民族传统，就无从讲‘中国化’。”(54)有的还提出，应从传统的经史子集等“有学术价值的文献中，去研究出我民族对于宇宙观、人生观、哲学、科学思想、史学、政治原理、教育原理等等范畴，其研究是怎样发展下来的，其中有些什么好的东西必须由我们接受下来”。(55)正是这种精神，促使马克思主义史家在抗战的播迁中，克服重重困难，展开了多方面的学术探索，在中国通史、学术思想史和近代史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开创性的研究成果，从而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设和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上述科学理性及与其他学派开展平等学术对话的精神，即使在马克思主义已成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今天，依然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真正的科学研究，只有在与不同学派、不同观点的相摩相荡和学术交锋中，才能更好地展示各自的长处，互相取长补短，不断完善和发展自我。
注释：
①相关论述，可参见陈峰的《〈食货〉新探》（《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3期）、李田贵和赵学琳的《二十年代国民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3年第4期）、王学典的《现代学术史上的唯物史观——论作为“学术”的马克思主义》（《山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11期）和《唯物史观派史学的学术重塑》（《历史研究》2007年第1期）等。
②李书华：《七年北大》，原载台湾《传纪文学》6卷2、3期，1965年2月、3月。见王世儒、闻笛编：《我与北大》，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7页。
③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1929年9月20日），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④吕振羽：《给陶希圣的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食货》1卷9期，1935年。
⑤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95页。
⑥马克思：《致约·魏德迈[1852年3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09页。
⑦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页。
⑧侯外庐：《韧的追求》，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42、49页。
⑨见张传玺：《翦伯赞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0页。
⑩其《桂林日记》屡屡出现的有关阅读左舜生编《中国近百年史资料》，借阅李圭《鸦片事略》，参考陈恭禄和李平心著《中国近代史》，接受约稿编写《鸦片的故事》和《中华民国的故事》等，都表明了这点。参见《红尘冷眼》（宋云彬日记），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1)《刘士奇同志给曾觉非同志的信——党内斗争与开除江含波的党籍（附：前委开除江汉波党籍决议）》，见江西省档案馆编、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73-574页。又，本文有关张健甫的简历，系参稽《平江县志》（国防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39页）、周天度和孙彩霞编《救国会史料集》（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580页）、唐瑜《二流堂纪事》（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25页）、《红尘冷眼·桂林日记》等多种资料而来。
(12)关于曹伯韩简历，长沙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长沙县志》（三联书店1995年版）中有较完整记载，可参看。
(13)关于陈竺同简历，一些回忆资料在生卒、履历方面时有出入，此处主要依据《温州市志》（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699页），并参稽王中《忆陈竺同先生》（《瓯海文史资料》第5辑，瓯海区文史资料委员会1994年版）、周梦江《怀念陈竺同老师》（《温州读书报》2009年1月13日）、陈钧贤《革命教育家陈啸秋》（《温州文史资料》第9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等而成。
(14)关于汪士楷生平，可参考刘晓农《细说汪泽楷二三事》（《党史天地》2000年第九期）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株洲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出版的株洲名人系列史料《劳人·汪泽楷》等。按：1949年湖南解放前夕，汪泽楷还利用其和国民党将领陈明仁的私人关系，在策动程潜和陈明仁起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
(15)邹秉国、罗慧敏：《汪士楷教授对中国革命的历史贡献》，见刘可风主编：《岁月如歌：中国财经政法大学校友回忆录》，湖北长江出版集团2008年版。
(16)吴泽：《我的治学历程》，《吴泽文集》卷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17)张毕来：《一生无长物，举世少知音——忆故友汪士楷教授》，见张谷、魏华龄主编：《桂林文史资料》第36辑《国立桂林师范学院实录》，漓江出版社1997年版，第172页。
(18)何勇、岑寂：《忆汪士楷教授》，见同上，第174-175页。
(19)见宋云彬《红尘冷眼·桂林日记》。
(20)宋云彬：《东汉之宗教》，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第2、1、9页。
(21)宋云彬：《王守仁与明理学》，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第106-107页。
(22)陈竺同：《中国文化史略》，第17、18页。按：此书写成于1943年，1944年由桂林文化书店出版。此处所引为1950年文光书店版《基本知识丛书》本。
(23)此书出版虽在1938年，然据其序，则完成于1937年“七七”事变前。
(24)张健甫：《中国近百年史教程》，香港文化供应社1946年版，第1、359页。
(25)宋云彬：《中国近百年史·序》，香港新知书店1948年版。
(26)此书记事也存在一些疏误之处，经人指出，作者曾作了自我批评和解释，可参看陈昌勃《评〈高中本国史〉上册》和宋氏本人《我对于（高中本国近代）的几点说明》（均见《人民日报》1950年9月6日）。
(27)曹伯韩：《中国现代史常识·序》，石火出版社1939年版。
(28)曹伯韩：《中国近百年史十讲·前记》，华华书店1942年版。
(29)宋云彬：《中国文学史简编》，文化供应社1945年版，第137页。
(30)何兹全：《我所认识到的唯物史观和中国社会史研究的联系》，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举办“唯物史观与21世纪中国史学研讨会”参会论文，打印稿，2001年11月23日。
(31)林同济：《第三期的中国学术思潮》，原载《战国策》第14期，1940年11月1日。收入温儒敏等编《时代之波》，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第320-321页。
(32)李则刚：《史学通论》，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71、135页。
(33)严耕望：《钱穆宾四先生与我》，《治史三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36-237页。
(34)吕思勉：《历史研究法》，《史学四种》，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9-41页。
(35)陆懋德：《史学方法大纲》（1943），1980年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资料室印本，第84、85页。
(36)顾颉刚：《古史辨》第四册序（1932.1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顾序”第22页。
(37)吕思勉：《中国史》（即《白话本国史》），中国华侨出版社2010年版，第11-12页。
(38)本书系吕氏生前讲稿，分农工商业、财产、钱币、饮食、衣服、宫室、婚姻、宗族、国体、政体、阶级、户籍、赋役、征榷、官制、选举、兵制、刑法等十八专题论述。其中国体、政体、宗族、阶级、婚姻五专题曾以单行本行世。全书至1985年方由上海教育出版社以《中国制度史》为名出版，但对原稿有较大删改。200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原稿排印，并复其原名为《中国社会史》。
(39)吕思勉：《中国社会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48、49、320页。
(40)李则刚：《始祖的诞生与图腾》（1935），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影印本，第76-77页。
(41)参见李修松编：《李则刚遗著选编》，安徽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42)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寒柳堂集·寅恪先生诗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6-7页。
(43)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1939-1940），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45页。
(44)冯友兰：《人生哲学》，《冯友兰文集》卷一，长春出版社2008年版，第376页。
(45)冯友兰：《中国哲学史》，重庆出版社2009年版，第18、25页。
(46)冯友兰：《秦汉历史哲学》，《冯友兰文集》卷十，长春出版社2008年版，第54页。
(47)冯友兰：《新事论》（1940），《民国丛书》第五编本，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影印本，第56-57、72页。
(48)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即称冯氏自欧游“归国后，思想为之大变，代表‘辩证唯物论’的思潮，但是融会贯通而自成体系，非同流俗趋时者可比”。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54页。
(49)朱谦之：《中国史学之阶段的发展》，《现代史学》2卷1、2期，1934年5月25日。
(50)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学林》第4辑，1941年2月。
(51)何干之：《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何干之文集》卷一，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第214页。
(52)侯外庐：《韧的追求》，第224-225页。
(53)李平心：《中国现代史初编·自序》，香港国泰出版公司1940年版。
(54)嵇文甫：《漫谈学术中国化问题》，《理论与现实》1卷4期，1940年2月。
(55)潘梓年：《新阶段学术运动的任务》，《理论与现实》创刊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