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变迁看方法论的“霸权”——兼论社会工作方法论运用的“共时性”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社会工作论文,霸权论文,特征论文,社会变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历史的变迁和思想历史的变迁在逻辑上是具有同一性的，黑格尔指出：“每一个哲学属于它的时代，受它的时代的局限性的限制，即因为它是某一特殊的发展阶段的表现。”①从本质主义的知识论出发，任何时代的思想文化都是对自己时代精神的反映，这实际上蕴含有“黑格式”哲学的顶峰论的思想，哲学是对时代精神的最高表现，哲学的知识成为最高的知识，哲学成为一种方法论的“霸权”。
一、“知识霸权”方法论的消解
21世纪伴随着高新科学技术革命的浪潮快速推进，整个世界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全球化浪潮也是“风起云涌”。一方面，全球化带来了东西方冷战的消除，在政治意识形态上，丹尼尔·贝尔认为，原有的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二元对立也就消除了，“经济的发展”将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性意义”的意识形态，市场经济意识形态成为一种具有“恒久性话语”的意识形态的终极表现。②同样，美国的弗朗西斯·福山也把西方的自由民主当成是人类历史的唯一出路，“自由社会已经从过去社会组织所呈现的‘矛盾’中解放”。③在科技文化上，科学技术成为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核心要素，“知识经济”成为新世纪的最大特征之一，“现在真正控制资源和绝对是决定性‘生产要素’的既不是资本也不是土地和劳动力，而是知识。后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划分是知识工作者和服务工作者，而不是资本家和无产者”。④一个“知识至上”的历史盛会到来了，这不仅彻底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也彻底改变了人们的交往方式。很显然，以本质主义和普遍主义为特征的“知识霸权”呈现出强劲的生命力。这种“知识霸权”是现代性意识的科技理性在方法论上“霸权”地位的直接延伸。
然而，另一方面，同一的社会现象完全可以引起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趋势。从社会变迁的历史而言，事物发展到“极盛”之际也就是其转向衰退之时，20世纪90年代后，“知识霸权”的方法论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劲风”下被不断地消解。
其一，“知识至上”理念的形成是基于“知识爆炸”的社会现实。这种爆炸使得人类在知识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动摇，在人类“类”的理性的无限性和个体理性的有限性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张力。这种“爆炸”的残酷性就是直接导致个体的人对科学知识的传统信念的破坏。个体理性的有限性局限，根本无法面对如此庞大的思想和信息源，而只能产生一种既“神秘难解”又“高压难受”的感情。知识变化的高“速率”和知识至上的“稳定”就形成了一种悖论，这使得个体的人们在“忙碌”于知识的实证过程之时，却清楚地意识到永远无法达到对社会现象的“总体性”的知识把握。从方法论的意义而言，知识变迁的高“速率”使得人们对“过去现实”的知识层面的把握已失去意义，既然无法透视“过去”，也就无法预测“未来”，所能存在的也只能是对“永恒现在”的“永恒变化”的理解。原先的“知识霸权”的权威性和合法性基础在这种状态中已失去了其存在的作用。
其二，“知识至上”的理念同样会带来对科学知识体系理性追求精神的消解。“在来源于需要，来源于完全自由的具体实体的自由正变成一种现实可能性这个程度上，与低的生产力状况相适应的解放，正逐渐失去它们从前的内容。在一个似乎日益能够通过其组织起来的方式满足个人需要的社会里，思想的独立性、自觉性及政治对立的权利正逐渐被剥夺了基本批判功能。”⑤人们对待知识的态度从理性的理想性追求转变为像对待“适合”消费产品的渴望一样，传统的分类和话语范畴的界限消除了，传统的高雅文化和所谓的大众文化之间的区别消失。这种社会现实的“前置”，人们开始对传统的“科学、知识、真理”等产生怀疑。福柯的“知识即权力”的口号，其实质就是反对本质主义科学知识体系的追求，后结构主义力图抛弃的形而上学垃圾就包括了“真理”本身。从方法论上而言，这种“前置”现象必然带来“后设”的变化，社会发展的逻辑决定了思维发展的逻辑，原先的“霸权”在这种状况下也失去了其存在的根据。
其三，“知识至上”理念的形成也直接威胁了人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方式。在整个社会管理的专业化和科学化组织机构面前，个体的人要接受“角色要求”而作调整。人本身不再是目的，人的发展和人的自由已成为漂亮的口号，人成为“知识”的载体和承受者，成为最大限度地谋求利润的工具。科技的发展不仅没有实现其自己的诺言，反而成为统治人的力量，成为一种为统治提供合法性的新“意识形态”，⑥社会问题的严峻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人口问题、贫穷问题、生态问题、心理问题……都是一把把的“达摩克利”之剑。后现代主义者的一些代表人物在继尼采提出“上帝死了”之后，又激进地提出“人已经死了”。福柯通过权力和知识的系谱学研究，指出科学技术不是价值中立的工具，知识的新形式和社会控制的新形式在起源上是相互联系的。福柯认为“人”正在接近其终点，“人”已经成为“最后的人”，在他的《事物的秩序》的结尾中写道：“我们敢打赌，人将像海边画在沙滩上的面孔那样被抹去。”⑦从方法论意义而言，原先的“霸权”在这种情景下已经走向其理论“目的”的反面，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
人类对科学技术影响本身的反思，就是要求从知识的方法论上让科学技术回归其本身的“历史位置”，强调要从实践的具体性出发去把握人本质的全面性，人的情感、人的理性、人的自由、人的信仰、人的尊严、人的审美、人的道德等等，不能用人类“类”的价值来消弭“个体”的价值，要凸现个体的生存意义和生存价值。人类在物质财富、人类劳动和科学技术等层面的反思，表明人类在价值观上正在从注重物质力量到注重精神文化的转变，在人性观上正在从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的转变，在自然观上正在实现由“人类中心论”或“人类万能论”向人与自然交融的新世界观转变，在文化观上正在实现“文化中心论”或“文化一元模式”向“文化多元论”转变。
二、社会学传统方法论中话语“霸权”的发展
社会学的目的是要透视社会本身的内在发展规律性，其理论目标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⑧在“规律性”和“良性运行”的知识“定律”上，这显然也是一种本质主义的致思方式，不同社会发展时代的社会学家们对这种“规律”认知模式的变迁就直接构成了社会学主流方法论的演变历史。这个历史的发展主要经历了4个不同的阶段。
第一阶段：19世纪孔德等创立的实证主义社会学说。作为经典社会学家，孔德抛弃了神学和当时思辨的“后设”理论的那些所谓绝对、终极的却无法证明的抽象本质，他认为“自由、平等、民主”等抽象原则只具有破坏性，而对于一个新社会是缺乏建设性的。孔德认为按照其实证主义原则建立起来的关于“人与社会”领域的理论就是社会学，社会现象虽然比自然现象复杂但同样是有客观规律的，要从“经验事实”出发去找出“不变”的社会规律，以真正实现社会的革新和进步。因此，判断社会学合法性的根据就是“实证性”，社会学成为科学“统一”的基础。⑨孔德的这种“实证社会学”理论后经斯宾塞发展，演进为“社会有机体”论，并且一直影响着社会学方法论的价值取向。
第二阶段：20世纪以迪尔凯姆和韦伯为代表的古典社会学理论。这个阶段的思想家们都强调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二元对立性，反对用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来研究人文科学，反对人文科学的实证主义化倾向。马克思·韦伯指出，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差异性不仅体现在研究对象上，而且也体现在方法论上；人文科学注重人类行为的意向性，注重内在的思想对人的外部行为的决定性。因此，个体思想的主体自主性必然带来由人的行为总和构成的社会历史的无规律性(或必然性)，社会历史虽然有重复性、经常性和可能性，却无客观性、绝对性和规律性。韦伯在社会学方法论上对孔德的实证主义社会理论进行了修正。
那么，我们如何来进行社会人文科学的研究呢？韦伯则在方法论上提出了“理解社会学”的概念。韦伯指出，人的理性可以分成两类：工具理性：以外在目的的预设为前提的理性；价值理性：以善与恶、美与丑等内在价值为目的取向的理性。“职业劳动领域内部的互动在道德层面变得中立了，以致社会行为可以脱离价值和规范，转而从工具理性出发追逐自己的利益。”⑩工具理性逐步制度化为衡量一切的标准。因此，我们在进行社会科学的研究时应通过投入理解的方法来实现人们外在行为的客观性和内在动机的主观性的有机结合。这种投入理解法是由直观的观察性理解和间接的解释性理解所组成，只有通过“精神感悟”来实现。在此，韦伯明显受到狄尔泰生命解释学的影响，“精神感悟”是一种全新的“理解”方式，以此来实现对复杂社会行为的有效分析，达到由个体的外在行为向社会行为的过渡。所以，韦伯在方法论上又提出了“理想(或纯粹)类型”的理论。理想类型是抽象性概念，是通达具体事物的个别化手段，各种表面现象的差异可以通过不同的理想类型来得到表征。这种“理想类型”显然是一种人为的有选择的“精神性建构”，却在一定的情况下近似而又集中地表现了个体的真实性。
当然，韦伯的这种理解社会学方法论对经典社会学实现了“范式”革命，其“工具理性”的思想为后来的法兰克留学派所继承并产生了批判的社会理论；但其“理想类型”势必隐含有一种“价值关联”而与其社会研究中的“价值中立”相矛盾，这也深深影响了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学、文化社会学和知识社会学等流派。
第三阶段：20世纪30～70年代以伽达默尔和哈贝马斯等为代表的“批判解释学”社会理论的形成。1960年，伽达默尔的《真理和方法》发表后，他和哈贝马斯之间爆发了激烈的争论。伽达默尔在方法论上构建了其自身的“意义”理论。他认为“价值中立”的理解是不可能存在的，理解是解释者对于生活经验的未来可能性的筹划和历史自身的运动，是对未来各种可能性的“善”的选择；这种善的“意义”不是“在那里”等待发现，而是在解释者的理解中发生，并通过理解的“发生”而实现。“传统并不只是我们继承得来的一宗现成之物，而是我们自己把它生产出来的，因为我们理解着传统的进展并且参与在传统的进展中，从而也就靠我们自己进一步地规定了传统。”(11)伽达默尔强调了理解的历史性，解释者对意义的理解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着“无限多的可能性”；他强调了理解的实践性，意义的形成并非是解释者的主观任意决定的，理解不仅是“多种视角的融合”，而且是有不同规范性的语言游戏。当然，伽达默尔的这种“意义理论”，在方法论上的困境是：理解是否可以达到主体间的可通约性？不同的人完全可以产生不同的理解，“善”的选择何以能达成这种普遍性价值的认同？
哈贝马斯则批判了伽达默尔的“相对主义”解释学，强调了解释学的批判精神，在方法论上提出了“交往行为合理化”的理论。在他看来，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有两种人类行为：目的行为，其在现代科技的管理下已达到高度合理化，但目的行为的合理性则意味着人性的丧失和人的自我物化；交往行为，是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行为，由于目的行为的合理化则带来交往行为的不合理性，人与人之间各怀己见能彼此理解和相互交流。(12)这两种行为的失衡和交往行为的不合理化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矛盾、冲突、动荡、危机等的根源。因此，要消除社会问题，就需“重建理性”，实现交往行为的合理化，实现主体间有效的彼此认同的交往行为。
面对着伽达默尔的困境，哈贝马斯认为，“合理的交往行为”就是人与人之间通过对话，使双方都能进入彼此认同的人际关系之中以消除对立，从而达到“理解”而产生“共识性”的行为。批判解释学就是要揭露“曲解的交往”，通过社会成员“伦理性”的诚信语言交流就能达到主体间的“共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成为消除社会弊病的一帖良方。这种“伦理的交往行为”只能在“真正”的民主和自由的状态下才能实现。因此，哈贝马斯的批判解释学也只能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
第四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社会学方法论上出现了原先“隐而不发”的质性的研究方法，直接颠覆了哈贝马斯等人的批判解释学理论。在他们看来，个体“异质性”的存在决定了“普遍性的共识”是无法形成的，社会现实和社会变迁与个体的精神活动的联系都是因人而异的，个体存在的意义不在于“时间的确定性”而在于“空间的并存性”，个体的人成为“碎片化”的存在状态。哈桑指出：“因为历史是一张可以被多次刮去字迹的羊皮纸，而文化则是渗透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间之中。”(13)因此，后现代主义者们在对社会现实问题的研究中，反对中心论，强调多元主义和本土化的合理性。
社会学的理论“范式”在这4个不同阶段的变迁，展现了处于社会变迁状态下对社会理解的4种不同的方法论，在一个时间变动的序列中，实现了各自方法论上的“话语霸权”。前3个阶段的发展是一种现代性知识论体系的再现，都肯定了社会历史的发展有一个外在的“客观意义”的存在，尽管这种客观意义的达成方式各不相同，人类思想和行为就是要显现这种客观的意义，即是一种本质主义为基础的致思途径。第4个阶段是对前3个阶段的“总体性”反叛，这种对现代性理论整体性“信仰”的颠覆，实质上是现代性知识论体系中原先“非主流”的因素被极大地张扬之后上升为主流的因素，即从“沉默中的无奈”变成为“愤怒中的吼声”。在后现代主义中兴起的质性研究方法可以看做是在同一主题上(社会问题)上所采取的与实证研究方法截然相反的理论维度。
这样，4种方法论上的“范式”转换，在时间性概念上就可以得到抽象的认同：一切空间的现实都化作时间观念而存在于人们的经验之中，即一种“霸权”的消失，另一种“霸权”又粉墨登场了，其深层的原因是来自社会变迁的阶段性显现。毫无疑问，这种“心理体验的时间”必然是具有深度的，对社会变迁的阶段性都有探索不尽的思想和无限的“微言大义”。
三、社会变迁模式的改变：兼论当代社会工作方法论的“共时性”特征
马克思在其名著《共产党宣言》中曾指出，资本主义短短100多年的历史已创造出的财富比人类有史以来所创造的财富总和还要多得多。这表明整个社会变迁的“速率”已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社会历史变迁的“中心转移”模式已显现出其不合理性，全球化的浪潮进一步彰显社会变迁模式由时间性向空间性的转变。
在原有的社会变迁中，时间本身的“三维性”过渡非常明显，“过去—现在—将来”，社会的变迁显现出明显的阶段性，过去的经验由于历史会出现“惊人的相似”就会形成相对的权威，获得一种“霸权”地位。例如，在资本主义初期形成的“欧洲文明中心论”实质上就是一种理性的霸权，黑格尔也认为：“日尔曼精神是新世界的精神，它的目标是以自由——自由其本身的绝对形式就是其主旨——的无限自立来实现绝对真理。”(14)资本主义被看做人类历史上“唯一”合理的制度，把资产阶级启蒙理性看做是绝对真理的化身。
在当代的社会变迁中，时间本身的“三维性”过渡已变得不十分明显，并日益“黏合”在一起而成为一个“共时性”的存在。随着社会变迁速率的加快，时间就被断裂为一系列永恒的“现在”，过去经验的权威和对未来的憧憬都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仅仅表现为空间上的重复并存，只能给人以时间上断裂的体验。“时间”本身的连续性和阶段性都无法得到体现。例如，网络文化的产生，人们追求的并非是一种时间状态的历史感，而是当下体验的欣快感；网络文化的产生，父辈经验的权威感日益消失，甚至会出现子辈对父辈的文化“反哺”现象，父辈和子辈在网络文化中就是一种“共时性”的存在。
因此，当代社会变迁模式转变的具体表现是“全球体系”的形成。“全球体系”意味着全球传播网络的形成，同样也意味着文化和经济的全球传播。经济上的全球化必将预示着一种倾向：所谓的中心和边缘差异的消除，也就预示着可以实现各种不同文化的“共时性”存在，实现相互之间的兼容并蓄。非主导性的文化并非只有上升到主导性文化才是胜利，这种观点本身就是“历时性”的；事实上，“共时性”的存在主要是要达成不同文化间平等对话和平等对话环境的产生。正确的态度就是要求人们抛弃“霸权”意识，抛弃偶像化的观点和偶像本身，努力实现分化的多元“共时性”存在的策略。
基于对社会变迁的“共时性”理解，方法论上“历时性”的话语霸权序列转换成“共时性”多元并存的模型。如果我们放弃对方法论“范式”转换的历时性考察，而把每一种方法论的范式都作为包含有不同层次的共时系统来考察，那么，每一种“范式”都会在这个共时性系统中留下痕迹，都有其积极合理因素的积淀。方法论范式的发展就不是“历时性”的动态而是“共时性”的动态，不是阶梯式的序列而是同心圆式的并存。
应该说，在社会工作的理论和实践发展中，这种方法论上“共时性”特征是非常明显的。社会工作作为专业有其自身独特的分工领域，从人与环境互动的角度来切入对社会问题分析，推动社会制度的“良性”变迁；同时，社会工作又是一种专业的助人活动，使人实现从各种“被控制情境”中摆脱出来，以推动人本身的“良性”变迁。因此，社会工作既要注重理论的反思性知识，又要注重实践的经验性知识；既要注重具有一定普适应的宏观社会政策，又要注重个体性的微观个人行动；既要注重对现实状态的事实判断，又要注重对未来状态的价值判断；既要重视工具理性的目的性，又要重视价值理性的合理性。因此，社会工作本身实现多元“范式”的综合运用，从不同的视角出发，来理解同一的社会现象和社会结构，来解释同一的社会问题和社会变迁。就目前而言，社会工作还缺乏自身相对独立的方法论体系，但这种方法论运用上的“共时性”特征，打破原有各种方法论的霸权，使各种方法在交流和对话中实现“视界的融合”，融合的结果就是一种具有时代适应性的新的方法论的产生。显然，这种“历时积淀和共时并存”的观念，对我们社会工作者而言，在研究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性格等社会问题和研究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发展都会有巨大的启发。
注释：
①[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贺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48页。
②[美]丹尼尔·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张国清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82～483页。
③[美]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本书翻译组译，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1998年，第83页。
④[美]彼得·德鲁克：《后资本主义社会》，张星岩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第6页。
⑤[美]马尔库塞：《单面人》，左晓斯等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页(本书作者根据英文版译文略有修改)
⑥参见[德]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李黎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62页。
⑦转引自姚大志《现代之后——20世纪晚期西方哲学》，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363页。
⑧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第3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页。
⑨参见宋林飞《西方社会学理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1页。
⑩[德]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于晓等译，北京：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第216页。
(11)转引自《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文化：中国与世界》第l辑，北京：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第25～26页。
(12)参见王晓升《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社会理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214～216页。
(13)[美]伊·哈桑：《后现代主义概念初探》，载弗·利奥塔《后现代主义》，赵一凡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118页。
(14)[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北京：北京三联书店，1956年，第3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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