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条件及社会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方式论文,条件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政府和理论界就不断呼吁要进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但其进程却极其缓慢，重要原因就是还不具备全面转换的条件；同时，1998年以来，我国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转换迹象，但它所带来的两极分化等后果又是我们难以接受的。从我国目前各方面的条件看，如果在转换中不协调好这些问题，转换过程对我国就很可能是灾难而不是善果。本文主要分析经济增长方式转换所需要的条件及其可能产生的不良社会后果。
一、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条件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就是由粗放型增长转换到集约型增长方式上来，具体来说，就是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产品的更新换代和附加值的提高、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演进，减少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等等。显然，要进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对任何社会来说都需要一系列的社会经济条件。如果条件不具备，这种转换就不可能顺利进行。如从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政府和理论界就不断呼吁要进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1]，但至今成效仍然不是特别明显就充分说明了这点。
关于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条件，人们曾进行了多方面的论证，但绝大部分的论述都是从经济增长方式转换所需的技术和各种硬件条件，如劳动力素质的明显提高、增加科技投入、完善基础设施等，此外就是制度的完善等。这些因素固然是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必要条件，但却不是最根本的条件，一些条件在特定情况下甚至可能阻碍该过程的进行。这是因为，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是由追求利润的厂商支配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在微观领域也就是生产方式(即技术选择、资源配置和组织方式等与生产组织有关行为的总称)的改革，而厂商是否进行这方面的变革，取决于这些变革是否能够带来更大的利润，只有当生产方式变革能够带来更高的资本收益率时，新的生产方式才会产生，否则就不会发生，所以，探讨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条件，必须围绕这个着眼点来进行。
从厂商的成本收益，也就是企业利润的角度来分析增长方式转换的条件①，就必须分析在现有条件下，厂商进行生产方式转换是否能够取得更大的效益。我们知道，效益的提高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生产成本能否有效降低，二是收入能否有效增加，因此，分析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条件，也应该从这些决定企业微观效益的因素中去探寻。相对而言，其中的外部因素显然居于核心地位，因此本文对转换的条件仅仅限于外部。
1.经济增长方式转换所需的需求条件
外部因素中起决定作用的，显然是社会对企业产品的有效需求。这是因为，社会对每种产品的需要，决定了生产该产品所有企业收入的总量，在成本一定时，也就决定了企业的利润，所以有效需求的大小变化，是决定企业荣衰变化的最主要因素。
在市场经济中，决定企业采取什么方式和是否进行生产方式转换的，最主要的是社会对产品的需求环境是否严酷。一般地说，只有在严峻的需求环境中才有可能发生生产方式的转换，在宽松的环境中，是不可能发生重大变革的。这是因为，如果市场环境宽松，如产品供不应求，厂商能够轻易获得较好效益，所以不会有进行生产方式转换的动力和压力。
不过，严酷的市场环境虽然是促使厂商进行生产方式转换的条件，但它是促使生产方式向好的，即产业不断升级的方向转换，还是向相反的方向变化，却是有严格的条件限制的，即取决于有效需求变化的性质。如果有效需求的变化是建立在人们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和消费层次升级的基础上，那么会促使一国的产业结构不断向高级的方向转换；如果有效需求的变化是建立在人们收入停滞不前甚至下降的基础上，那么它会导致一国产业结构向低劣的方向转换。这是因为，如果收入能够持续增长，那么人们的消费层次就会不断演进，不同层次产品的有效需求就会发生相反的变化，低档次产品的有效需求不仅会相对减少，甚至会绝对减少，在利益诱惑与竞争压力下，必然会促使整个社会的产业结构不断向高级的方向演化；与此相适应，产业演进所带来的高收入，反过来又会成为推动产业升级的动力，所以在这里，两者是相反加强的。与此相反，如果有效需求的减少是建立在人们收入下降而产生的绝对需求减少或者是向更低档次产品需求的转移上，企业为适应这种变化，必然要进行相应的生产方式转换，只不过这种转换是向“低劣”的方向变化。在此过程中，虽然也会出现提高资源利益效率的变革，但更主要的将是以降低劳动工资和产品质量为主的变革。因为，在一个收入增长缓慢甚至倒退的社会结构中，必然存在大量的相对过剩的劳动供给，因此减少劳动工资水平成为厂商最直接有效的成本降低方法；劳动成本的降低则促使厂商选择劳动替代资本的技术，由此导致整个社会的产业结构向劳动密集型的方向转变；与有效需求的减少相适应，人们对产品质量的要求也必然是下降的，因此通过降低产品质量来节约成本的方法也必然会成为厂商的选择，在这种环境下，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市场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在缺乏购买力支撑的社会环境下，生产方式是有可能向低劣的方向转换的。
这种情况说明，从需求方面看，一个社会要顺利地进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不仅需要整个社会的收入持续增长，而且要求收入分配相对公平化，并建立起有效的社会保障机制，否则就可能出现产业结构变化的二元化。
2.经济增长方式转换所需的投入条件
在收入一定时，决定企业效益变化的因素就在于投入方面了。不过，与相对单纯的需求不同，投入方面由于涉及的因素较多，因此对企业生产方式选择的影响也更复杂。
在市场经济中，各种投入大都通过市场交易完成，因此在投入方面，对企业生产方式选择最主要的因素，就是要素价格的变化与各要素成本占总支出的比重。工业革命之所以发生于西欧，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劳动力短缺所产生的高成本，由此促使厂商不断进行以资本替代劳动的结果。20世纪70年代发生的石油危机，就促使各国厂商竭尽全力地进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技术创新，由此才出现此后能源消耗远远低于经济增长速度的现象。所以说，市场经济各种与投入有关的技术革新，大多都是建立在要素短缺所产生的成本提高基础上的。如果资源供应充裕而又价格低廉，这方面技术创新的收益也就不明显，技术创新的高投入与结果的不确定性，更是会阻碍厂商在这方面的努力。作为理性的厂商，是否进行投入方面的创新，取决于其中投入与产出的比较。若投入不变，创新效益的大小显然与技术变革主要对象的价格水平呈正比，对象要素的价格水平越高，节约或提高其利用效率所获得的效益就越显然，厂商创新的动力就越大。“邯钢经验”(一种以降低生产成本为主的管理方式)就是在(严酷的市场需求环境和)高昂的生产成本条件下产生的；“邯钢经验”进入新千年后又被同行普遍冷落，原因就是投入品的价格及其与产品价格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产出效益不明显的结果[2]。
这种情况说明，要使厂商能够不断地进行与投入有关的创新和生产方式变革，就需要各主要投入品及相关产品(包括制度等)的供给处于短缺状态并且价格水平较高。就这方面来说，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要求各主要资源处于比较短缺从而价格较高的水平；劳动力的供给也相对短缺并且价格水平不断上升；社会对生态环境资源保护的要求提高，致使各种外部性活动的成本大幅度提高等等，这样才会使得技术创新和生产方式转换的效益比较明显而促使企业创新。
二、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矛盾性
从经济增长方式转换所需的条件看，我国在需求与供给方面都存在促进与阻碍的两面性。
在需求方面，我国经济持续增长，消费层次转换极其迅速，其产生的需求快速转换对各行业形成强大的技术升级压力，与经济快速增长联系较紧密的行业，都出现中低档次产品供给严重过剩，而高档次产品却严重短缺，需要大量进口来满足；更为突出的是，满足产业提升所需的机械设备和各种高科技产品也大部分依赖进口。这种因需求转换所产生的技术层次效益间的巨大反差，为我国相关产业的技术转换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国内中低档次产品的有效需求不足和高度竞争，则为这种转换施加了强大的压力。这种动力与压力的双重作用，必然会加速我国企业生产方式的转换。近些年来，每年数百亿甚至上千亿美元的机械设备和技术进口，就是我国企业生产方式转换的最好证明。
但另一方面，我国又存在着严重阻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力量，这种力量甚至导致我国相当部分产业或企业的生产方式向低劣的方向转化。这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分配上的两极分化趋势一直在加强，相当部分人的收入长期来不仅没有明显增长，甚至出现下降；有效需求的减少，必然使得他们对产品的需求层次难以提升，有些甚至下降。在此形势下，满足他们需求为主的厂商，虽然在严酷的有效需求环境和过度竞争的压力下，也会进行产业的技术变化，但却不是技术水平的提升，而是下降。因为在有效需求不足且向低级产品需求转换的严酷环境下，他们既无产业升级的动力更无相应的能力，因过度竞争和有效需求不足所产生的价格下降(与此对应的是原材料和机器设备等投入品的上升)，必然会促使企业转向以降低工人工资为主的成本管理，这也是我国那些以生产中低档次产品为主企业近十几年来所普遍采取的方式。工资水平的降低，反过来又进一步减少对这些产品的有效需求，继续压低其价格水平；价格水平的降低不仅迫使企业进一步降低工人工资，而且还普遍采取降低产品质量的方式来转嫁损失，由此形成一种相互加强的恶性循环②。在有效需求不足的环境下，低档次产品和假冒伪劣产品充斥市场并驱逐质量较好的产品，就是这种机制的作用结果。在我国，虽然收入快速增长产生的需求转换使得中低端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下降，但由于在我国收入增长缓慢的中低收入者占人口的大部分，因此必然造成满足他们需求的产业增长方式转换的缓慢，甚至向低劣的方向转变，结果也就是中国经济日益严重的二元化。这种情况说明，没有社会分配的相对公平，要实现整个社会经济增长方式的良性转换是不可能的。
供给方面的情况同样如此。就促进的方面来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我国资源短缺的局面日益严重，如水资源短缺使我国每年损失数千亿元；土地资源的短缺使得粮食安全日益突出，同时也使得许多地区的生产成本日益高昂；国内资源的短缺，使得相当比例的重要资源高度依赖进口且呈加强趋势。资源短缺所造成的高成本压力，为我国企业在这方面的技术创新与生产方式转换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我国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力度正在不断加强，环境保护的硬性约束正迫使越来越多的企业进行技术变革。如在水短缺所造成的强制性数量调节下，许多企业主动或被动地加强了节水和循环利用等方面的技术创新；近几年以石油为代表的能源高价格，不仅促使企业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以降低成本，而且鼓励社会各方面加强替代能源的开发，这些情况，使得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废弃物再利用与寻找替代资源的技术开发，正成为一项十分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而被社会广泛重视。正是在这种机制的作用下，使得我国近些年来的资源利用效率有所提高、生态环境也因此得到改善。这些情况说明，在市场机制和政府管理加强的作用下，我国存在着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积极条件。
但另一方面，我国又存在着诸多阻碍经济增长方式的因素。如在利益集团的操纵下，人为地抑制某些重要资源的价格，结果导致这些资源利用的低效率甚至严重浪费。如为了所谓鼓励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对农药、化肥实行价格控制，其结果不仅导致了资源利用的浪费，而且化肥与农药的滥用还对农村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如果采取对农民直接现金补贴的方式，不仅可以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而且农民可以得到更多的利益。地方保护盛行，为取得局部的地方利益，各地不仅对破坏环境和公共资源的行为视而不见，甚至采取纵容态度，由此造成环境破坏的重大事件时时可见，环境安全成为威胁我国社会的最大隐患。在这样的环境下，企业必然缺乏创新的动力，必然会通过以掠夺公共性资源和大量利用低廉价格的资源来获取企业利润，由此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公地悲剧”的结局。这些情况说明，要加强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力度，不仅必须根据市场规律来配置资源，而且必须加强“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如像发达国家那样，大力提高短缺性资源的税收③，同时加大环境保护的力度，以倾家荡产的后果来严惩那些破坏环境的企业行为。
阻碍我国生产方式转变的另一个重大障碍，就是上面提到的两极分化所产生的低级劳动成本的不断下降。因为低廉的劳动力价格，会促使企业采用劳动替代资本的技术来获取更大的利益，而低工资产生的有效需求不足，则又会强化这一过程，同时会促使企业通过降低产品质量的方式来应对产品价格的下降，由此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所以说，劳动力的相对短缺及其工资水平的提高，也是一个社会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必要条件。在当今世界上，还未发现任何一个社会经济增长方式的顺利转换是建立在社会严重两极分化或一个庞大群体收入水平持续下降的基础上。如阿根廷等中南美洲国家，20世纪初人均收入曾达到当时发达国家的水平，当时人们普遍预测其会步入良性发展之路，但最终却陷入长期停滞不前的窘境，其原因就是严重的两极分化阻碍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良性转换。所以说，良好的分配关系和劳动力价格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持续增长，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必要条件。只有在此基础上，企业才会不断地进行节约劳动的资本深化选择④，由此推动生产方式的转换。
以上分析说明，一个社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既是一个客观的自然过程，同时又是一个社会的主观能动过程，因此必须加强这两方面的工作。
三、经济增长方式转换产生的不良社会效应
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是提升我国国际竞争力和国家地位的客观要求，但在此过程中，也必须特别注意它所可能带来的不良社会影响，否则，其结果就很可能南辕北辙。
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走集约化发展道路，是我国理论界和政府所长期呼吁和祈盼的，这种情况终于在东南亚经济危机后隐约出现，如1997年至2001年，我国的能源消费增长速度与经济增长速度之比，不仅远远低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平均数，而且在1997至1999年间，在经济仍保持快速增长时，出现了能源消费负增长的现象等。然而，当这种千呼万唤好不容易盼来的经济增长方式转换开始出现之时，却又带来了我们更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即经济快速增长而就业增长停滞不前、收入快速增长而相当大比例的人却越来越穷，结果使得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就呈现的两极分化明显加快。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结果，是因为我国的劳动质量呈典型的金字塔形，在改革开放中我们又对收入分配基本采取了放任的态度，因此一旦产业演进达到一定程度而呈现新旧分化时，就会与收入的分化结合而呈现相互加强的过程，最终使整个社会出现严重的二元化趋势，到一定程度就可能中止整个的现代化过程。如我国产业的分化与收入的分化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的。经过近20年的改革开放与经济的快速增长，到90年代中期我国(东部)基本完成了传统工业化的任务，时逢新一轮的世界产业革命[3]，我国开始了(由市场机制自发作用的)经济增长方式转换，同时在(部分人)消费层次转换的作用下，我国的产业内部在不同的收入与价格弹性作用下开始发生明显的分化，如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速度非常之快，传统产业则相对萎缩，两者之间的二元化趋势不断显现，这种情况在1997年的东南亚经济危机后尤其明显。其原因就是我国劳动结构的金字塔形与收入分配两极分化初始形态的出现。在产业分化的过程中，劳动的金字塔结构必然产生高级劳动与低级劳动供求间的失衡。新产业的快速发展及其产品价格与收入的高弹性，必然导致高级劳动力收入水平以较快的速度上升；高收入产业的有效需求，则会进一步推动这些产业的发展，由此形成一种良性循环。与此相反，传统产业在面对有效需求转移、产品比价日益不利的严峻形势下，在劳动供给过剩的基础上，必然会采取降低工资水平的方法来应对。然而低工资产生的有效需求不足，不仅会阻碍该产业的发展，而且会迫使厂商进一步降低工资水平，由此形成恶性循环。这也就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的中低级劳动力的平均工资水平不升反降和传统产业产品比价不断恶化的主要原因。其结果，也就是整个社会二元化趋势的不断加强。值得注意的是，低工资虽然会促使厂商采取以劳动替代资本的生产方式，由此会增加我国的劳动就业，但由于这些行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是不断下降的，同时又存在产品在价格与收入方面的低弹性，因此对增加就业总量的影响是有限的。
由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映衬，在一个人与人之间关系紧张的社会，必然带来人与自然间的高度对抗。为此我们看到，凡是生产关系恶化的地区，如中南美洲、非洲等，都是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地区，只有在那些生产关系相对完善的社会，生态环境才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得到改善。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生态环境恶化，不仅是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结果，更是生产关系恶化的结果[4]。
我国经济在各方面的这种二元化趋势，虽然与不同技术水平产业的性质(如收入与价格弹性)有关，但与我国在此过程中未注意经济增长方式转换过程中的社会影响也是密不可分的，从欧美、日本、韩国、我国香港与台湾地区等方面的情况看，这种现象并不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而是特定制度安排(如以经济增长速度作为政绩考核的主要标准的制度，以效率优先而忽视公平的政策取向等)的结果。在此过程中，如果加强收入再分配调节，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等，是可以极大地缓解其中的不良后果的。
上面讲到，一个社会整体性的经济增长方式转换，是不可能建立在社会两极分化的基础上的。虽然在一定的范围内，我国的部分高新技术产业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取得了快速发展，但这种发展如果没有整个社会生产关系协调所产生的有效需求增加为支撑，是不可能持续下去的，到一定时候就会在社会动荡、其他产业的萎缩所产生的有效需求下降中而衰退。南美洲一些国家之所以在发展到相当程度而陷入持续衰退，就是这种机制所导致的。所以说，在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转换中，如何有效地增加就业，避免不同产业之间和各产业内部的二元化趋势，缩小在此过程中所产生的分配差距，使社会生产关系向不断改善而不是恶化的方向发展，是决定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换能否实现并由此走上持续发展道路的关键。
注释：
①在分析经济增长方式转换时，人们大多将着眼点放在宏观效益(收入总量、就业水平等)上，这种做法在分析转换的必要性时是对的，但在分析转换的手段时却是错误的。因为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是由厂商根据微观效益来实施的，而微观效益与宏观效益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立的，所以以宏观效益为目标来指导增长方式转换的对策必然是行不通的。在市场经济中，宏观经济的运动方向，是由微观机制决定的。
②这虽然是厂商应对严酷环境所做出的理性反应，但对于我国的整个企业家阶层来说，却无异于集体的慢性自杀，因为这种方式摧毁了他们生存的基础，最终必然会因有效需求的下降而遭受毁灭。
③我国最近实施的消费税率调整，其中有一项的目的是保护生态环境，但其力度就犹如隔靴搔痒，如一次性木筷的税率只有5％，这种税率对于每双只有几分钱的筷子消费行为怎么可能产生明显的影响。
④在竞争性的生产方式基础上，资本深化不仅不会在宏观层面产生资本排斥劳动的现象，而且会导致劳动的日益短缺。历史证明，资本积累过程也就是劳动供给日益短缺的过程(圈地运动、将妇女和儿童变为劳动力、贩卖奴隶、资本向后进国家转移等，都是劳动力短缺的作用结果)。有关该机制的作用结果，请参见拙著《论马克思的宏观经济学——马克思经济理论新解读》(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