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环境污染形势的综合评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环境污染论文,综合评价论文,形势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经济迅速发展时，伴随而来的不仅是生活水平的提高，更有因种种原因造成的日趋严重的污染问题。当人们在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物质利益时，是否能够意识到环境的恶化和对环境问题的漠视将带给人类最无情的伤害！
环境的保护问题已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李鹏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又一次强调：经济建设必须要与环境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人类应该懂得：靠牺牲环境来求得经济发展，不仅得不偿失而且后患无穷。我们发表曲格平同志的这篇文章，意在呼吁全社会不仅重视环保问题，而且要找出症结，有针对性地进行治理。
如何看待我国环境污染的形势？
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国内外的一些人不断提出这样的疑问：中国的环境污染为什么这样严重？有些领导机关的同志也说：花了那么多钱，建立了那么多管理机构，立了那么多法规，环境污染为什么控制不住？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应该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不仅是回答人们的提问，而且也是找出症结所在，有针对性的开展工作。
任何对中国环境问题有所了解的人都会承认，中国的环境问题十分错综复杂。总体看来，严重的环境污染有着多方面的原因，既有政策上的失误，也有工作上的问题；既有现实问题，也有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除了经常讨论的人口压力过重这一基本问题外，从经济发展方面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
超常发展给环境带来的冲击
改革开放15年来，我国的经济一直在快速增长，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达到9.3%，1994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四万三千亿，跃居世界第八位，综合国力大大增强，我们大家都尝受到了经济发展带来的物质利益。但是，我国的环境质量，主要是城市地区环境质量却日趋恶化了，空气中的悬浮颗粒物浓度和SO[，2]浓度居高不下，在500多座城市中，大气质量符合我国一级标准的不会超过1%，就其污染程度和城市数量来说，属世界上最严重的国家，水环境质量恶化趋势更加明显，城市附近的江河水质普遍较差，大江大河污染也在发展。另外，垃圾围城、噪声扰民问题也很突出。
党和政府对环境问题给予了很大关注，采取了一系列防治环境污染的措施，特别是投入不断增加，由仅占GNP的0.3%逐渐上升到占0.7%左右，付出了很大努力。按照联合国有关部门的估计，发展中国家对环境的投入达到占GNP的0.5%，即可控制环境污染的发展。但是，我国的投入超出了这一指数，环境污染发展趋势没有控制住。其中主要原因是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高得多，同战后一些发达国家经济“黄金时代”相比也不逊色。经济的高增长要伴随环境的高投入，环境投入要高过1%，甚至1.5%，才能有效控制环境污染，这是发达国家的经验。我国环保投资比例与高速增长的经济相对照，显然是不足于控制环境污染发展的。这就是说，我国的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靠牺牲环境作代价取得的。工业发达国家在高速发展过程中，几乎都走过这样的历程。我们的近邻日本，在经济高速发展下，环境质量急剧恶化，把整个国家变成了“公害列岛”，随后不得不付出巨大的环境投入进行治理。相比之下，我们在高速增长中采取了一定的防治环境污染的措施，特别是强化了环境管理，情况要好一些，这一点也得到了国际上的积极评价。
在展望2010年的时候，预计我国的国民经济仍将以8-9%的速度增长，经济还将处于工业化过程中。过去遇到的在高速发展下的环境压力，今后的15年还依然存在，甚至会因经济总体规模的扩大而加重。如何缓解甚至解除这种压力？关键是转变发展战略，同时加大对环境的投入，这是新的考验。
“超常结构”加大环保难度
从工业发展过程来看，工业发达国家一般是先轻工业和加工业（对环境污染较轻），后基础工业、重工业（对环境污染较重）的发展模式。我国却反其道而行之，把基础工业放在优先发展地位。结果是西方工业发达国家一般在人均GNP2000-3000美元时才出现的比较严重的环境污染，而在我国则在人均GNP几百美元的情况下就出现了。发展经济学家称我国这种低收入与工业重型化结合的产业结构为“超常结构”。超常结构的环境后果是严重的结构性污染，使我们在着手解决环境问题时，面临着与发达国家很不相同的经济条件，成为我们现阶段有效解决环境问题的巨大障碍。
我国环境保护的起步，比发达国家晚不了几年，但经济结构条件明显不同。70年代初，发达国家开始采取严格的环境保护行动时，正在踏入“后工业社会”，第三产业上升为主导产业，对钢铁、建材、化工等高消耗、重污染的工业，视为“夕阳工业”，除花大量投资控制污染外，采取了限制发展的政策，有些则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与能源、矿物资源的消耗已在逐渐脱钩，产业结构变化明显地减轻了环境污染压力。我国的情况则相反，在80年代环保提上议程时，正在迎来新的工业化强劲势头，加之国家出于平衡产业结构的目的，优先发展以钢铁、重化工、交通和以煤炭为主体的能源等基础产业，能源和资源消耗迅速上升，大大加剧了环境污染负荷。我国基础产业薄弱，一直制约着经济的发展，优先发展基础工业，解决“瓶颈制约”是完全必要的。但是，我们在这些产业的建设中，却对环境保护注意不够，没有采取积极的防治环境污染的措施。像钢铁、有色金属、化工、建材等工业企业，除少数外，污染都很严重，在污染物排放中占有很大比重，对环境的冲击很大。烧煤电厂是我国能源的主体，对环境的污染也很严重，特别是释放的SO[，2]形成的酸雨面积不断扩大，对农牧业生产造成了很大危害，而且还在继续蔓延。
现在有的国际组织，主张中国也限制重污染型工业的发展，这显然是与我国产业发展的战略目标相背的，是我们难以接受的。今后的15年，基础产业，特别是污染较重的煤炭、石油化工、钢铁、有色金属、电力、建材等仍然是发展的重点，结构性污染仍旧很突出。据预计，到2010年工业增加值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将超过50%，基本完成工业化进程之后，结构性污染才能得到明显缓减。如何在发展中有效控制这类工业的污染，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问题的关键在于发展这些污染较重的工业时，要提高技术起点，并在控制污染上舍得花一些钱，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同步发展，坚决纠正先污染、后治理的错误之路。
低技术水平加重物料消耗
不论是改革前的几十年，还是改革后的十几年，我国所采用的工业技术除一部分企业技术具有世界先进水平外，从总体上说，技术起点是相当低的，导致了能源和原材料的过量消耗，产品成本高，经济效益差并且加重了环境污染。与国外先进水平相比，企业资源利用效率和污染控制的差距很大。比如火力发电，每年多耗5000万吨标准煤，相应多产生140万吨SO[，2]，1500万吨烟尘；钢铁生产每年多耗煤6000多万吨，相应多产生90多万吨SO[，2]和60多万吨烟尘。工业用水情况也类似，如生产一吨钢耗水是国际先进水平的10到40倍，开采一吨原油耗水是国际先进水平的6-26倍，生产一吨纸耗水是国际先进水平的3-10倍。印染、食品等加工业也都存在类似情形。
乡镇企业遍地开花，产值已达工业总产值的40%以上，成为“半壁江山”，它在引导农民走向富裕和安置大量就业人员中，贡献很大。作为中国所独有的一种工业化方式，是中国工业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它的技术起点更低，能源和原材料的消耗更多，加之布局不合理，生产管理不健全，用于控制污染的投入有限，相对造成更大的环境污染危害。特别是有些乡镇企业采用原始的、极为落后的工艺进行生产，如小炼硫、小炼砒、小炼焦等，往往把一片生物繁茂的地区，变成寸草不生的“死亡地带”。乡镇企业的污染正在蔓延，甚至将乡镇的环境污染与城市的环境污染联成一片，这是过去所没有的，也是其他国家很少存在的。
今后的15年，我国工业技术进步会明显加快，这是对环境保护一个非常有利的因素。但是，由于原有工业很庞大，乡镇工业很大程度上还依旧在低技术层次上扩展，技术水平参差不齐的局面短期内难以改变，今后15年我国还不能与国际先进技术水平拉平，表现在环境质量上的差距还是明显的。在这种情况下，仅靠环境监督管理去促进技术进步是不够的，还应在国家技术改造规划中，把控制污染的目标纳入进去，在推行低消耗、低污染、高效益的技术进步中，一并解决环境污染问题。
工业布局的随意性成为重负
工业不合理布局是全国性的，突出表现在城市。在我国的建设中，除“一五”对工业布局有所控制外，在一个很长的期间，工业布局随意性很大，往往不顾地理环境特点，不顾城市不同功能区划分，不顾人民群众的生活和健康，随心所欲，在城市的上风向、水源上游、居民区、文教区、风景名胜区，到处布设对环境污染危害的工业项目。对这些工业项目，不要说没有采取积极防治环境污染的措施，即使采取了严格的防污染措施，由于处在敏感地区，其污染危害也是很大的。有鉴于此，发达国家实行了非常严格的土地和城市规划制度，从50年代起，就把有污染危害的工业项目迁往远离城市的工业区，这是西方国家城市环境质量变好的重要经验。但是，在我国的城市，这种不合理布局比比皆是，有的甚至还在加剧。北京市是比较早的注意调整工业布局的城市，制定出了搬迁计划，据称每年搬迁费达一亿元，已经连续搬迁了十多年，现在还没完成搬迁任务，可见调整这种不合理布局绝非一件易事。广州行动也比较快。但是，绝大多数城市调整工业不合理布局的步伐不够快。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要想把城市的环境状况和环境质量变好是困难的。
在工业高速发展的同时，城市也在加速发展。到2010年，城市数量将由目前的570座，增到1000座；城镇人口将由目前占人口的28%，增到50%以上，基本完成城市化进程。在工业和城市迅速发展形势下，认真做好工业的合理布局更显重要。首先是做好新建城镇的发展规划，对工业实行合理布局，不要再造成新的失误。同时，从现在起到2000年的五年中，应加快调整现有城市工业布局的步伐，重点城市应结合基础设施建设和旧城区改造，基本上完成调整任务。否则，随着经济发展和城市化发展，这种包袱会愈背愈重，以致拖住我们前进的步伐。
新老欠帐扩大了投入缺口
在80年代以前的30年中，对控制环境污染可以说基本上没有投入，同环境相关的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也非常有限，各种公用设施严重不足。这种在工业和城市建设中缺乏远见和预见性的作法，给以后的工业和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带来巨大的困难，增大了改造和治理的费用。从80年代起，我国开始把环境保护纳入国民经济计划，投入逐年增加。但是在“六五”期间的投入是很少的，“七五”“八五”的投入有了明显增加，但是也一直没有达到规划要求的目标，欠帐年年增加。新老欠帐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工业污染治理欠帐很大。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大中型企业和矿山都采取了防治污染的工程技术措施，这是偿还欠帐、治理污染迈出的可喜一步。但是，总体看来，治理程度低，达不到环境排放标准的要求，如果进一步提高排放标准，差距就更大。据估计，工业欠帐约在1500-2000亿元。
二是城市与控制环境污染相关的基础设施欠帐也很大，这种欠帐，包括污水处理厂、集中供热、煤气供应、垃圾处置、绿化工程等。据估计有3000亿元左右。
对历史欠帐的估计不尽一致，但不管哪种估计，都在5000亿左右，这是一个很大的数目。由于历史欠帐大，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补上。假定每年以500亿的速度偿还，也需要十年时间。如果加上现每年实际支出的钱，总数可达GNP的1.5%左右。从当前来看，要抓重点，城市和工业区的污水处理和集中供热工程的建设，应作为重点。这样，把有限的资金集中用于最急需的地方，会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政策失效”加剧污染
在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和各级政府的发展规划，都强调了持续、稳定、协调发展，都提出了要控制污染、保护环境。但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不是改善了环境，而是加重了环境污染。这就说明，发展政策上有重大失误。世界各国，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种政策失误现象，学者们把它归纳为“政策失效”。从我国来看，这种失误突出表现在：发展战略执行的仍然是那种靠大量消耗资源、粗放经营为特征的传统模式，追求的是经济增长的数量，忽视了包括环境在内的增长的质量，没有实行与环境和资源保护相协调的持续发展方针。这种发展模式注定了要加剧环境污染。与此同时，在经济发展的综合决策中，很少甚至没有兼顾环境保护的要求。诸如在产业结构的调整中，如何限制或淘汰那些大量消费资源、能源，严重污染环境的工矿企业；在确定工业开发区中，如何先评价、后建设，如何推行污染集中控制；在能源建设中，如何推行清洁能源生产，与控制大气污染结合起来；在城市基础建设中，如何优先安排与控制环境污染有关的工程；在技术开发中，如何大力开发控制环境污染的技术，特别是污水处理技术、清洁能源技术、清洁生产技术；在投资政策上，如何增加投入，以有效控制污染、保护环境等等。
以上列举的诸多“政策失误”，均属管理范畴问题，就是说，如果在决策过程中吸收环境管理部门参与，听取他们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意见和评价，许多失误是可以避免的。因此，需要改进各级决策的体制和程序。另外，国家最近正在制定“九五”和2010年的发展规划，一些专项的产业政策正在陆续出台，这些规划和政策应当综合考虑环境保护方面的要求和措施，否则会在下一世纪带来无穷后患。
以上，我指出了六个综合性的因素，还会有别的因素。这些因素也就是中国环境问题的一些特点，是中国的国情。我在这里只作了非常粗略的分析。当前，我们迫切需要对这些问题作出进一步深入细致的分析，以便找出各种问题的症结，制定有针对性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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