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决定论交替的内在逻辑_决定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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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决定论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前沿的重大课题,而且也是当今哲学论坛和社会实践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近年来,国内学者围绕此问题笔耕不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著述,推动了这一理论的纵深发展,但是,由于对历史决定论和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缺乏深层的历史源流考证与分析,结果在诠释和判定历史决定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内涵方面,歧义丛生。因而,如实地考究历史决定论从神学历史决定论、人性历史决定论、理性历史决定论到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演进的规律,在凝重的历史哲学氛围中界定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深刻而丰富的内涵,就成为解决问题的中心环节。

卢梭曾感叹过:“人类的各种知识中最有用而又最不完备的,就是关于‘人’的知识。”(注: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62页。)当人类由于物质生产实践的需要,开始揭示自然现象的奥秘时,对自身活动的规律、动力和目标的认识尚处于浓厚的神学迷雾之中。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产生之前,唯心主义历史决定论在历史领域中一直占统治地位。当然,这并不是说在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人类对历史的认识充满了谬误和成见,毫无成就可言,恰恰相反,人类对历史的认识如同历史本身的进步一样,处在不断地深化和发展中。在西方决定论史上唯心主义历史决定论从神学形态、人性形态到理性形态的更迭,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诞生的必要阶梯。

历史决定论是人类思维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确立之前的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人们对历史规律和历史过程内在必然性的研究远未达到哲学思维的层次上,那时,还谈不上历史决定论的发展史。古希腊哲学家笼统地把永恒不变的本原或始基看成宇宙万物循环运动的“逻各斯”。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性,他们还不能把自然和社会区分开来,社会被包容于自然之中,成为自然的简单延伸和扩大,丝毫没有给历史研究以独立的地位。这种状况,注定了人们根本不可能从自身的历史中概括出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相反,只能从历史之外把超自然、超历史的上帝看成人间吉凶祸福、民族兴衰荣辱、社会制度更替的根本原因。

用超自然的神的意志和力量解释历史自身的必然性的神学历史决定论在中世纪处于统治地位。从奥古斯丁到阿奎那的神学家都主张,一切历史事件和社会的等级秩序皆处于上帝的有意安排,除了上帝,在历史领域没有偶然性和自由意志的存在,人只不过是上帝手里随意摆弄的棋子。这种神学历史决定论不过是历史宿命论的别名词。

神学历史决定论,从严格意义上说,很难被称为历史决定论,因为它的一切推论都来自上帝的启示,而不是从人类自身的历史中发现的,但是,同古希腊人循环倒退的历史观相比,有着某种历史的进步性质。奥古斯丁在《论神之都》一书中,把社会上的人分为上帝的信徒和魔鬼的信徒两大阵营,坚信人类的历史就是两种信徒斗争的历史,其结局是:上帝的信徒必然胜利,永恒幸福的“神之都”必将出现。在两种势力的斗争中使历史走出循环,走向进步。神学历史决定论走出了古希腊人狭隘封闭的历史视野,以某种“世界历史”般的宽广胸怀,把积极向上的品格赋予历史,构成了西方历史决定论发展的开端,奠定了近代人性历史决定论的基础。

近代人性历史决定论的出现,决不是纯粹抽象的历史概念逻辑推论的结果,它是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资产阶级的普遍革命密切相关。

从15世纪开始,西方资产阶级为了扩大市场,掠夺东方财富,进行了一系列海上探险活动,迎来了“地理大发现”的时代。“地理大发现”极大地开拓了人们的历史视野,冲破了民族史、区域史的狭隘界限,发现了作为人类整体的世界历史的存在,使人们有可能提出并研究世界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问题;资产阶级在政治领域里的革命,也迫切需要用历史发展的普遍原则为其存在的合理性进行辩护;资产阶级在文学、艺术等领域里的革命,即文艺复兴运动,使神的历史变成了人的历史,人们不再从神的意志,而是从人自身中引出历史必然性原则。这一切,使历史决定论的研究重心实现了从神学向人性的必然转变。

意大利17世纪思想家维科是人性历史决定论的开创者。他反对直接用神的旨意解释历史,在《新科学》一书中他写道:“以往哲学家们倾全力认识自然界,这个世界既是由上帝创造的,那就只有上帝才能认识;同时,他们却忽视对民族世界的思考,这个世界既然是由人类创造的,那么,人类就能认识它。”(注:维科:《新科学》,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31页。)在维科看来,人完全能够认识自己创造的历史,根本不需要上帝的启示。历史有自己的规律,正是这一规律决定了一切民族都要经历一定社会结构的发展阶段,都不可避免地从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历史规律的依据就是人类共同的本性,即一切民族都具有的共同起源和特征。维科强调,尽管历史的发展在细节上充满了种种偶然性的曲折和偏差,但是,人类共有的本性使世界上一切民族具有了大致相同的基本的社会结构和历史进程。

毋庸置否的是,维科对历史规律的认识并未达到唯物主义的理解,更不能从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找出这一规律。在他那里,人创造了历史,人是历史的前提,那么,人是何物?它从何而来?又如何而来?由于他不理解社会生活的本质和基础,把人归结为上帝的创造,结果是:上帝是历史的开始,上帝的旨意成为历史的基础和达到历史目的的动力,最终未能从神学决定论的樊篱中解放出来。

法国启蒙学者不满足于维科用外在于历史的神的天命对历史规律的吞并,强调人类自身如同自然事物一样,受不变的客观规律支配。孟德斯鸠指出:“人,作为一个‘物理的存在物’来说,是和一切物体一样,受不变的规律支配。”(注: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卷,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3页。)他们从社会环境,即人类自身都有的风俗、道德特别是社会政治法律制度中寻找历史“不变的规律”。问题在于,社会政治法律制度、人的精神风貌又渊于何处?18世纪法国启蒙学者和唯物主义者作出了截然不同的阐释。

孟德斯鸠从人类社会必不可少的地理环境中寻找答案。在他看来,地理环境,特别是气候、土壤和居住地域的大小是一个民族精神风尚、社会政治法律制度的决定力量。启蒙学者夸大了地理环境的作用,抹煞了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根本区别,否认了历史规律的特殊性,就无法从人类自身中发现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但是,孟德斯鸠不是在历史之外的神中,而是在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必不可少的外部条件中寻找历史之谜,毕竟是历史认识史上的一个伟大进步。

法国18世纪唯物主义者爱尔维修反对孟德斯鸠对地理环境作用的过分夸张,他认为,地理环境对历史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在历史上,尽管某些民族的地理环境始终如一,但民族精神、政治法律制度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单从地理环境无法对社会发生的变化作出合理的解释。他另辟蹊径,不是从远离历史的自然条件中,而是从历史中,从历史主体一分子的立法者的意见中,寻找社会环境变化的深刻根源。爱尔维修主张,贤明的立法者造就完善的政治制度,形成良好的社会环境,相反,昏庸无能的立法者订立不完善的政治法律制度,产生恶劣无道的社会环境,归根结底是人的观念决定了社会环境。可是,历史上何以会有贤明与昏庸的立法者之分?他回答:皆由社会环境所致,因为人的智力天然平等,“我们在人与人之间所见到的精神上的差异,是由于他们所处的不同的环境、由于他们所受的不同的教育所致。”(注: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译:《18世纪法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467~468页。)这样,法国唯物主义者就陷入不能自拔的二难境地中:一方面,“人是环境的产物”;另一方面,“人的观念决定环境”。他们根本无法理解“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页;)一言的真实意义。

法国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19世纪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甚至包括费尔巴哈,绕过了这一难题,他们不再从社会环境中,而是从社会环境创造者的人本身中,从人的永恒不变的共同本质——人性中寻找社会制度、社会结构以及财产关系变更的动力和根源,进而把人性作为衡量世间一切东西的最高裁判官。从人性出发,他们把以前的历史,看成与人性相违背的、充满欺诈、谬误和成见的历史,应当予以抛弃。未来符合人性的理想社会终将会出现,至于在何时出现,那是非常偶然的。如果天才人物能早一点认识到旧历史违背人性,那么理想社会就会提前一些建立,人类社会就可少遭一些灾难。这种随意剪裁历史、割断历史、把历史建立在偶然事件基础上的非历史主义方法,还不可能把历史看成是由一系列必然演进的发展阶段构成的有机过程,揭示这一过程的发展规律。人性历史决定论无疑包含着无法解决的逻辑矛盾:永恒不变的人性何以能成为变动不居的人类历史的根本原因呢?

德国古典哲学家们看到了这一矛盾,并力图突破它,他们不是在人性中,而是在人性之外的理性中寻找答案,人性历史决定论历史地被理性历史决定论所取代。

康德主张,一切历史现象、历史事件,包括人们的道德选择,完全由理性为道德行为颁布的道德律令所决定。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以更彻底的唯心主义立场,把理性看成历史的基础和前提,把历史规律归结为理性规律,特别是他们中的黑格尔,在历史观上提出过许多深刻的见解,把西方历史决定论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黑格尔看来,存在于人类历史之前的绝对观念是历史的真正基础和前提,是历史发展的真正主体,因此,追求绝对观念的坚定不移的意向,构成了历史运动的内在规律,形成了历史从低级到高级不断进步的不竭的内在动力。他强调,历史运动的规律不应该从人的动机中去寻找,因为无论是历史人物的表面动机还是真实动机,都不是历史事变的内在原因,人们应当更深一步,探索动机背后隐藏着的动力,正是这一动力推动着人类社会有规律的发展。这种思想,比单纯从行为者的动机中探索人类历史之谜的人性历史决定论要高明得多。黑格尔把人性历史决定论从形而上学中解放出来,使历史决定论成为辩证的。据此,恩格斯说他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是一种有发展、有内在联系的人。但是,由于他把历史看成是绝对观念演化的结果,因此,他就不能从历史本身中,而是从历史之外的意识形态中把规律输入历史,这种历史决定论本质上是唯心主义的,远未达到科学的形态。

从神学历史决定论、人性历史决定论到理性历史决定论的演进,表现了人类对历史认识的不断深化。人性历史决定论否定了神学历史决定论,它不在上帝中,而是从人自身固有的本性中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的确有着某种历史的进步性质;理性历史决定论否定了人性历史决定论,它不在历史现象即人性中,而是试图从现象背后的本质中,寻找决定人性的背后更深刻的东西,就更具划时代的意义,显示了历史认识从现象到本质不断深化的发展趋势。但是,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产生之前,一切形态的历史决定论都未能达到科学的水平。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第一次破天荒地使历史被安置在物质资料生产实践基础上,进而把在物质资料生产实践中所形成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看成是引起社会制度、社会结构、意识形态变革的最终根源,这就从根本上把以往用神的旨意、人的本性、绝对观念和意志来解释历史的形形色色的神学历史决定论、唯心主义历史决定论、形而上学循环论从历史领域中驱逐出去,历史的真正前提和基础才被最终确立。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以深邃无比的理论和方法,解开了人类存在的最大困惑,揭开了人类历史之谜,它的产生,是人类认识史上壮丽的日出。

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是按自身的内在逻辑和规律发展的,但是,它又是当时社会实践的产物,其思想发展的每一个关节点,其每一个原则、原理的提出,都与那个时代的历史条件息息相关,并随着社会历史的不断发展而发展,因此,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理论内涵有一个逐步成熟、逐步完善的动态发展过程。

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史是由三个既相互联系,又各具特色的发展阶段构成的,在这三个阶段的依次更迭中,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逻辑内涵得到了充分地、完整地展现。

从《莱茵报》到《资本论》写作前这一历史阶段,属于这一理论的初步发展时期,主要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基核。马克思通过对大量上层建筑现象,如宗教、国家、法等这些偶然的、非本质因素的分析,揭示了决定这些现象的基础性的东西——物质资料的生产,并转而分析物质生产本身,指出在物质生产活动中产生了双重社会关系:一方面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即生产力;另一方面是人与人的关系,即生产关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就构成了社会历史发展的最根本的动力,也正是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社会形态才呈现出必然上升的发展趋势,这样,作为历史决定论根本宗旨的历史规律,在马克思那里得到了第一次科学的说明。

在马克思看来,建立在生产实践基础上的人类社会不仅是一个有规律的发展过程,而且也是一个由多种要素构成的多维性社会结构。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不以说明社会结构为己任,但是,它要通过对社会各要素功能的科学分析,展示参与相互作用的要素所形成的复杂关系,最终揭示社会生活的真正本质和现实基础,就有必要深入到社会生活内部,全面阐发各要素环环相扣的作用。马克思指出:“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8页。)他明确地把社会看成由物质生产、社会关系和“原理、观念和范畴”组成的结构,其中物质生产是最基本、最原始的层次,社会关系和各种观念最终都能够从物质生产中得到合理的解释。马克思肯定地写道:“三个因素——生产力、社会状况和意识——彼此之间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矛盾。”(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年版,人民出版社,第36页。)他把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看成既受生产力制约,又制约上层建筑各因素的中间环节,使复杂的社会现象找到了最坚实的根据,但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并不是仅仅承认经济必然性作用的经济决定论者,就这一历史理论的方法论意义而言,其根本宗旨在于:它一方面把物质的、经济的因素视为理解整个社会生活的基础,给各种形式的唯心主义历史决定论以致命的打击,牢牢确立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唯物主义一元论原则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统治地位,就如恩格斯所说:“人们的意识决定于人们的存在而不是相反,这个原理看来很简单,但是仔细考察一下也会立即发现,这个原理的最初结论就给一切唯心主义,甚至给最隐蔽的唯心主义当头一棒。”(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7~118页。)它另一方面反对抽象地承认社会历史领域内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因为这无助于认识历史的本质。科学地认识社会历史现象的重要途径,就是要抓住历史领域内一般起基础的、主导的、决定性作用的因素,舍此无法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

社会历史是一个有规律的、必然的发展过程,但这一过程决不是外在于人的、无主体的自在过程,相反,它同时也是历史主客体交互作用的辩证过程,物质资料的生产实践正是主客体统一的现实基础。在马克思看来,历史是人们活动的产物,人们考察历史,考察每一个时代的历史现实,不应该撇开人类活动,把人当成历史的消极工具,而应该把人“既当成剧作者又当成剧中人物。”(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49页。)人是历史的剧作者,就是说,马克思肯定人是历史的主体,创造历史的既不是抽象的绝对精神,也不是某种神秘的天命与神意,而是现实的人类自己。人类社会领域中的一切,毫无例外的都是人类自身活动的产物。生产力是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生产关系是人们在生产中形成的社会关系;历史规律就是人们活动的规律,是人们在生产活动中形成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写道:“‘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8~119页。)离开了人的活动,社会就无从存在,历史规律就无所附依。同时,人又是剧中人物,也就是说,就人类活动的方式而言是主动的,但活动的结果却不是预期的,行为是受制约的。“剧中人物”一词形象地说明了,戏剧中角色的性格、行为、命运皆不依某个角色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而是依据剧情的内在逻辑而发展,对此,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03页。)尽管人们的一切活动都必须经过思维的头脑,表现为热情、欲望、意志和目的,但是,人的行动和动机有着社会制约性,这种制约人的行动和动机的条件就是社会环境,它是人们借以活动的舞台,舞台是由上一代人的活动形成的,因此,它是既成的、给予的。在这些条件下,归根到底首先起决定作用的是经济条件,它比历史舞台上的“铁腕人物”更有力地左右着历史的命运。

与揭示历史发展规律、创立唯物史观的根本任务相关联,在社会结构内诸因素的碰撞、交汇中,马克思着重说明一切历史现象应当从各个不同时期的社会经济状况中得到归根结底的说明,以此奠定历史领域中历史决定论的唯物主义一元论基石。在历史主客体的交互作用中,尽管他并不否认历史有其选择的一面,但是,他更多地强调历史有不可选择的一面,表现在人不能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产力,不能自由地选择某一社会形式等,最终把历史主体创造作用的发挥置于现实的基础上,显示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发展的时代性、批判性、阶段性特点。

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初步发展时期,马克思还只是从大量的精神现象中揭示出社会的本质和基础,还未能把社会当作活的有机体看待,仅仅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基核作过原则性的阐发。在这一历史理论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即《资本论》的写作时期,马克思指出:“现代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机体。”(注:《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2页。)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有机体全面地、连贯地、系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理论内涵更加丰富起来。

马克思在其宏伟巨著《资本论》中,不仅从社会有机体的横向结构上,层层解析了资本主义社会有机体的不同方面和层次,考察了这一社会有机体的各个环节、方面、层次的作用是如何实现的机制,从而表明,人类社会不是毫无关联的、孤立要素的机械拼凑,相反,它是由多种因素相互渗透、相互作用构成的活的有机体,其中每一个要素、成份都有相对自主的历史,都有自己发展的相对独立的规律和特点,并对其余相关因素发生或大或小、或直接或间接、或暂时或持久的影响作用,经济关系只是在最终意义上对社会有机体的产生、发展和演变起着决定作用,而且马克思又从社会有机体的纵向发展上,说明历史主体具有作为社会有机体的现实结果和实际推动者、发起者的“双重身份”,进而在社会有机体的自我更新中具体地阐述了历史主客体交互作用推动有机体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必然的更替过程。

在社会看作有机体,在逻辑上蕴含着社会有机体内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与经济因素的“最终作用”的辩证统一,蕴含着历史主体作为社会有机体的“前提”和“产物”、“原因”和“结果”的辩证统一,但是,由于《资本论》旨在说明:“一定社会有机体的发生、生存、发展、死亡,以及它由另一个更高级的社会有机体来代替的事实,是受怎样一些特殊的法则支配。”(注:《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6页。)因此,马克思主要强调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资本主义社会有机体的支配和推动作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在逻辑上所包含的完整内涵在对资本运行规律的叙述中并未实际展现出来。

在19世纪90年代,针对“青年派”把唯物史观宿命式地理解为经济决定论的错误观点,恩格斯在晚年的历史唯物主义通信中一再重申:“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预交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9页。)由此深化和展开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在第二个阶段尚未展开的重大的理论问题,构成了这一历史理论发展的第三个重要阶段。

恩格斯在晚年通信中,着重突出了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经济发展状况和精神状况的失衡性,深入分析和论述了上层建筑诸因素反作用于经济因素的中介环节和种种复杂情形,并进一步通过“合力论”,对人的主体能动性给予热情洋溢的颂扬,最终把人的活动与历史规律、个人意志与历史合力在现实实践的基础上有机地结合起来,彻底克服了唯心主义历史决定论、唯意志论和机械历史决定论、历史宿命论“咬不开的硬核”,这些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理论内涵绝对必要的补充、发展和完善。

由此可见,理论研究者应该从动态发展的角度,历史主义地界定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丰富内涵,使其紧紧地同当时的历史条件和马克思恩格斯历史理论研究的侧重点相契合,否则,就会导致种种偏差和错误。如果把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理论内涵的理解局限于第一个历史时期,缺乏对后二个阶段宏观地、完整地把握和领会,无疑会把这一活生生的历史理论变成空洞抽象的原则,变成经济决定论的同一语,最终丧失其方法论所蕴含的强大生命力。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自诞生之日起,便一直受到严重的抵毁和歪曲。第二国际的理论家考茨基认为:“阶级斗争只不过是自然界发展一般规律的特殊形式而已。”(注:转引自:《卡尔·考茨基及其观点的演变》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129页。)米海洛夫斯基则更露骨地扬言:“按马克思的看法,社会活动家只是‘被动者’,是被历史必然性的内在规律从神秘暗室里牵出来的‘傀儡’,历史必然性否认个人有任何意义。”(注:《米海洛夫斯基言论集》,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60年版,第88页。)他们都把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看成压制个人自由的机械历史决定论,这是对这一历史理论的严重肢解。如果否定了第一个历史时期所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理论基核,特别是抽去了生产力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原则,就无法理解社会有机体学说的真髓,必然架空社会有机体深层的经济结构,在貌似辩证法的多因素相互作用中把各种因素的作用等量齐观,陷入唯心主义历史决定论、唯意志论。如果忽视在第二个历史阶段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丰富的内涵,就会否认恩格斯在晚年通信中阐发的思想,正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蕴含的这一历史理论的逻辑展开和延伸,相反,会误认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本身有缺陷,把恩格斯晚年对这一理论内涵的有益补充和发挥看成是无法改变理论性质的、外在的、徒劳的赘语,同样,更难领会在恩格斯晚年谆谆教诲背后所包含的理论力量。如果抛弃了恩格斯在晚年通信中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理论内涵的必要丰富和发展,那么,这一历史理论在第二个阶段潜在的逻辑内容就无法在理论层面上得到充分的展开,果真如此,“在这方面我们两人都是同样的过错”(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00页。)就不是理论创始人的虚怀若谷,而是不可避免的客观事实和难以弥补的理论缺陷。

总之,从神学历史决定论、人性历史决定论、理性历史决定论到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理论形态有规律的更迭过程,也是人们力图从自己设定的宗教关系、各种社会关系的奴役中解放出来,从而获得自由的过程。只有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给人们指出了一条从必然王国通向自由王国的现实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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