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人秦墨哂北洋政府时期二三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洋论文,报人论文,二三论文,时期论文,政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秦墨哂（1887—1966），本名秦钰，笔名神獒、百晓、陌生、蒼蒼、桮棬等。浙江吴兴（今湖州）人，南洋公学、江苏武备学堂、留日士官毕业，曾任北京大学讲师，民国大学、高等警官学校教授[1]，长期从事新闻记者工作并任北平新闻记者公会执监委联合会主席。[2]
秦墨哂1909年毕业回国后，就在延吉吉林边防督办公署任职，后随吴禄贞将军到北洋军第六镇任参谋。[3]1924年，曾任吉林东南路兵备道、西北路兵备道、吉林省长、中东铁路督办和国立京师图书馆馆长的郭宗熙（1878—1934）在《书小桃源诗集后》这样写的：他和秦墨哂偶然相识在幕府之中，秦墨哂豁达开朗、才智突出，他们一见如故。秦墨哂跟随吴禄贞将军入塞后，他分管吉林东南的军事，在巡察中发现秦墨哂辅佐吴禄贞将军守边之计划、规划事无巨细，井井有条，各方面都更加佩服秦墨哂的才干。后他调往北京任中东铁路董事会总理，和秦墨哂在北京接触多了，发现秦墨哂的见识更加宽广，学问更加精进，脚踏实地而不浮躁，声誉日益彰显。 秦墨哂和吴禄贞将军在保卫祖国边疆、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建立了革命情意，在吴禄贞将军牺牲后，秦墨哂以学生名义拜诔：怪雨盲风适从何来旌旗黯石庄抹煞五大洲亿万斯年人道之幸福侠肠热血今为谁死牺牲救祖国质诸廿一省四百余兆亲爱的同胞。[4] 革命暂时失利后，他遭全国通缉，经西藏亡命印度，与大文豪泰戈尔结识，1924年泰戈尔来华，秦墨哂曾参与接待。4月25日，梁启超、蒋百里、熊希龄、汪大燮、范源濂等在北海静心斋设宴欢迎泰戈尔，胡适、陈普贤、秦墨哂等四十余人作陪。[5] 1912年秦墨哂到北京（1929年秋，秦墨哂在《薛铁真先生遗著》序中写道：余来旧京十有七稔），改行从事新闻记者工作，在北京报人圈子中颇有成就。1924年薛单（报人、曾任《申报》驻京通信记者）曾有如下记叙：“九年（注：1920年）冬日单再至京师。始获交秦君墨哂。墨哂当清季以诸生卒业陆军学校，佐吴禄贞将军治兵东省。声名藉甚。改国后。国中战伐不绝。兵权日重。墨哂曩日同僚多致身贵显。墨哂独弃兵柄。弄柔翰。为新闻记者。北京久之其名益高。英伦纽约泰晤士。上海申报时事新报新申报。皆争致之。京津各报。尤倚墨哂为耳目之寄。墨哂不以此自多。治事益勤。与友人语。无一语出其业。指陈政事。若影之肖形。纤微必著。间为论断。语简而意深。皆人人心中所欲发。墨哂之友曾聆墨哂言论者。类莫窥其学养之津涯。而共信其渊源有自久矣。”[6]从薛单先生这段话可看出，1912—1924年，这12年秦墨哂在京城新闻界已崭露头角，可谓改行成功矣。 1918年，秦墨哂经蔡元培介绍，担任上海《申报》北京特派员，（是继邵飘萍之后的《申报》北京特派员），老报人华觉明在《忆北洋政府后期的北京新闻界》里写到：“上海《申报》在京设有办事处，地址在顺治门太平胡同，主任为秦墨哂，从事采访新闻给《申报》发新闻去电，及办理《申报》在京一切事务，工作甚忙。秦对新闻有判断力，每天派人到国务院、外交等单位分别采访消息，晚间由秦抉择打电话给《申报》，次要的新闻则用快邮通信寄出。”[7]当时上海各大报纸，把全国各地的通讯员划为若干个等级，北京的最高，为一等。驻京记者的地位，与报馆内的主编大体相等。驻京记者除写中央政情外，还可兼写全国各地重大事件。[8]。秦墨哂精通中西文字，当时的北京政府因《申报》在东南销路广泛，对秦很重视，尽情敷衍。秦喜谈政治，对旧政治利弊有相当认识。有人说秦熟悉公债行情，当时在证券交易市场中有所活动，收获不少。[9]担任《申报》驻北京特派员多年的秦墨哂一直独当一面，文笔犀利，在《申报》极有分量。[10]秦墨哂也曾被英国路透社聘请作为它的北京通讯员，所以在报界也还算有点资格的。[11] 张恨水1919年从芜湖初到北京，曾在秦墨哂处工作。1963年他回忆当时情形：“到了北京，王夫三引我去见秦墨哂，这位老记者如今还健在；他先是给《时事新报》发电报，后来又当《申报》记者。秦表示很欢迎我，要我每天发4条新闻稿子，新闻来源他们那里有，决定每月给我10元月薪，如果稿子多，还可以外加。王夫三替我表示，我来北方是为了学习，目的不在钱。秦说：那就很好。于是先借我一个月的工资，我赶快寄还给芜湖那位借给我钱的桂家老伯。当秦墨哂作《申报》驻京记者时，他还兼着远东通讯社的事，每月送他60元，他忙不过来，就约我分担一半；后来他又凑了个孙剑秋，办了个世界通讯社，约我作总编辑。我先后住过王夫三的会馆和潜山会馆，这时就搬到通讯社里去住”。[12]多年后，张恨水和秦墨哂虽不在一起共事了，但秦墨哂做为老师和兄长，仍关心着张恨水，1936年4月8日张恨水创办《南京人报》，秦墨哂掩不住内心的喜悦，在上海《晶报》事先刊一新闻，题为“三张共肩人报”。（作者“神獒”，是秦墨哂笔名。）后来慧剑因故没有参加，《南京人报》只剩“两张”了。[13] 1924年，秦墨哂由李大钊介绍担任苏联驻北京代表团潘克福[14]的助理员，潘克福为第三国际派到北京的代表。直到1927年苏联使馆被抄、李大钊被张作霖绞杀，秦墨哂积极参与促成中俄（苏）恢复邦交活动。1922年11月，正值俄国十月革命5周年，苏俄代表越飞（兼日俄会议苏俄代表与远东共和国总代表）在北京设宴招待社会各界人士，参加者有李大钊、蔡元培、胡鄂公、李石曾、孙几伊、秦墨晒、邓中夏等。[15]1924年6月19日邵飘萍以《京报》和新闻编译社社长的名义，在北京中央公园“来今雨轩”，邀请在京的中苏各界人士举行庆祝两国实行邦交的宴会，与会者30余人。列席来宾的苏联代表团人员有加拉罕、伊凤阁等，中方则有熊秉三、汤尔和、蒋梦麟、梁秋水、冯友伟、张公权、徐佛苏、胡鄂公、刘景山等，记者有秦墨晒、吴天生、费觉天等，出席者还有留学日本的中国15省学生代表。[16]解放后，秦墨哂还参加中苏友好协会工作。 从1918年到1930年，秦墨哂担任《申报》北京特派员，1931年到1937年担任《申报》南京特派员，在《申报》工作持续二十年。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前秦墨哂去安徽，在和县天主堂避难。1938年5月和县沦陷，敌入天主堂，将避难所解散，把秦墨哂押解到上海，交伪维新政权，胁迫充安徽省长及宣传局长，但秦墨哂均未依允。在敌伪胁迫下，秦墨哂不得已，以新闻记者本行充任南京地方报《南京新报》发行人，在1940年汪精卫在南京成立汪伪国民政府，将《南京新报》接收，改伪《中央日报》，秦墨哂未允，因为《南京新报》不是伪政府创办的，乃改称《民国日报》，但伪宣传部派总编辑总主笔各一人，负言论文字之责，秦墨哂作为发行人只负责管理。1945年3月，伪《民国日报》改组为伪《中央日报》，秦墨哂为表示不与中央对立起见，于1944年12月毅然辞职，1945年2月离开南京去北京。1938年8月至1944年12月六年间，秦墨哂任《南京新报》和《民国日报》发行人期间，协助抗战工作，军统局南京直属组组长钱念慈、军统局南京区副区长赵希贤、中央调查统计局驻京特派员张瑞京及军统局南京直属组组员田思聪等均有函证。 一、维护国家主权 （一）《申报》“北京通信”笔下的1919年“五四”运动 1918年10月5日，邵飘萍辞去《申报》北京特派员[17]，秦墨哂继任《申报》北京特派员，不久便爆发了“五四”运动。当国家处于严重的民族危机时，《申报》投入到群众的爱国斗争中。 5月7日，《申报》“北京通信”以“国民对于山东问题之激昂”为题客观地报道“五四”运动： 北京国民对于山东问题之激昂程度已达沸点以上各界人士定于五月七号在中央公园召集国民大会共商办法而三号晚北京大学学生全体同在北河沿法科开会四号早遂有二千多名学生排班出行经过东交民巷等处为一种之示威运动是早已派人四处发布传单各学生三三五五立于道旁用白布制成大旗有书力争山东问题字样者有书排除卖国汉奸字样者有书扑杀卖国奴曹汝霖字样者事前警察当局会派警察多名监视学生行动然各警察虽见此等旗帜一若熟视无睹并未上前干涉学生等出行各处极有秩序亦并未现出一种激烈行为。 5月8日，《申报》“北京通信”以“学生事件之续闻”为题，肯定了学生的爱国之心： 昨日各学校学生等在曹汝霖宅大闹风潮后今日满都顿现一种凄惨情状各报纪事多表同情于学生而一般会社尤表示一种极热挚之赤忱以为学生等因爱国心冲动激变之结果行为虽为法律所不许然其爱国之心之炽烈究不能以寻常骚动论。 “北京通信”在此期间发了18篇文章，对北京学生爱国运动作了客观地报道，支持了学生的爱国斗争。
（二）力挺身处逆境的梁士诒维护国家主权 山东问题一直存在于中日之间。一战后，日本乘德国忙于欧战，夺取胶州湾。1914年日本以对德宣战为借口，出兵山东，强占胶济铁路和青岛。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和平会议”，巴黎和会不顾中国也是战胜国之一，决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中国政府的外交失败，直接引发了中国民众的强烈不满，从而引发了五四运动。中国并未放弃对胶州湾等山东权益的主张，1921年华盛顿会议上，中国代表提出山东问题，在英美建议下，山东问题由中日在会外交涉解决，英美派代表列席中日之间的交涉。1922年2月，中日两国签署《解决山东问题悬案条约》及《附约》，规定胶州湾租借地由中国收回，胶济铁路由中国赎回。 梁士诒（1869～1933）字翼夫，号燕孙，汉族，广东三水人。祖籍为如今的佛山市三水白坭镇冈头村。光绪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曾参与袁世凯胁迫清皇室退位的活动，任袁世凯总统府秘书长、交通银行总理、财政部次长、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等职务。为中华民国时期北洋政府交通、财政高级官员，旧交通系首领，是清末和民国初年非常活跃的一位重要政治人物。 对于这段历史，陈奋在《北洋政府国务总理梁士诒史料集》里是这样写的：1922年初，北洋政府国务总理梁士诒在外内的压力下，奔走呼号，来反对外人共管中国铁路问题，当时还惹来不少的诬蔑，硬把他带上亲日派的帽子。从现在看来，梁氏的观点，到底是正确的，还能顾及国家主权的尊严的。我们不妨引述2月24日上海《新闻报》载北京特约通讯一则，也可以代表当时真正的舆论（驻北京记者秦墨哂署名苍苍）： 铁路统一问题实由外交委员会建议，而外交团方面近日亦有会议，英美两使亦有谘文致我政府，极言此案有利云云。此案议论可分为三派。（一）极端赞成派即此案之建议人熊希龄、汪大燮等均属进步党之人物也。（二）条件的片面赞成派，此系新交通系一流人物。曹汝霖代表其主张，以中交银行为主体，联合联盟国银行组成一铁路资本团，专投资於国内铁路，全部管理委之外人到万万不可。（三）严格条件的赞成派，即旧交通系领袖梁士诒所主张，其意则谓国有铁路，绝对不能任外人管理。梁指非国有之铁路（即指东清、南满、胶济、滇越等），亦应仿照普通借款筑路之办法，以外国为债主，中国为路主和地主。至未筑之路，始因有势力范围关系，发生障碍时，应在国际联盟中提议将来中国借债筑路应不分地点仍由中国向一二国商借云云。吾人姑不问上述消息之里面如何，试就上述三派而论，进步党之主张不啻卖国政策，万难采用；新交通系之主张前提不甚明瞭，亦无价值；旧交通系之主张似尚正当，言行一致，始终抱定纯正之宗旨，则未始无挽回之希望……”云云。[18] 在事关中国铁路这个国家主权问题上，面对吴佩孚、熊希龄、汪大燮和曹汝霖等诸大佬的不同意见，作为记者的秦墨哂能旗帜鲜明，力挺身处逆境的北洋政府国务总理梁士诒维护国家主权的主张，实属不易！ 二、维护新闻工作者的合法权益 （一）直面吴佩孚将军 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吴佩孚在中国势力大增，影响至巨，到1924年为影响顶峰之际，甚至其头像还登上了当年9月份的美国《时代周刊》，其所配标题为“吴大帅中国的最强者”。1924年9月20日，吴佩孚与中外记者谈时战局，“中美社云。来京之吴佩孚将军。为应本国及外国各新闻记者之要求。又於昨晨八时在四照堂。接见上海申报特派员秦墨哂，新闻报特派员张继斋，京报社长邵振青，路透社记者文恒，芝加哥日报驻京记者德利，及其他日本德国暨本社记者等二十余人。”[19] 在中外记者会上，秦墨哂就维护新闻工作者的合法权益向吴佩孚提问：“请吴两事，一因嫌被拘之记者，政府为宽大起见，此类文字狱，应早予解放，吴答，本人未预闻，请开单交来，当令发落，秦又云，被扣沪报，请准发行，吴嘱一并开单，候饬放行”。[20]会后，邵振青、张继斋、秦墨哂即起草文书，呈吴佩孚及警察厅，请求开释被押各记者，并请勿扣沪报。 （二）检查员删改新闻电具函质问当局 1925年，北京警卫司令部检查员删改新闻电，甚至改成与原电之意相反。秦墨哂不顾个人安危，3月16日具函质问当局，3月18日，《晨报》刊登了《检查员删改新闻电》的文章，并全文登载《申报》特派员秦墨哂致执政府一函： 北京目下虽非戒严期内，然当局尚有检查电报之举，在当局之意，原为防范有影响于大局之谣言散布各地，而一般无常识之检查员，则以奉承上司之意为能事，不唯随意删改，未公布之消息，乃并当局所公布之消息，亦加以删节，致外省各报特派员所发之新闻电（外报及外资所办之报，则不删节）节被割裂，不成文法，此实荒谬绝伦也。兹录《申报》驻京特派员秦墨哂致执政府一函，即足见电报检查员荒谬之一斑。 迳启者，检查新闻电，原系限制自由之事，与法律上已鲜根据。贿选事败时，李彦青以扣电为政策，贤明如今执政府，岂屑效此。若割裂文字，移花接木，则与发电者意思完全相反，检查者应负重大之责任。如十一日电，发电原文“胡军抵陕州不确”，检查者将“不”字勾去，变成胡军抵陕州确，此一字出入重大。又九日电，原文“萧耀南庚电，于学忠电称，袁祖铭黔军一支，进攻施南，已占利川，沿途张贴援鄂总司令袁告示安民”等，下接“府得报，何遂、岳维峻部，令攻虎牢关，血战两昼夜不下，两部死伤若千人”，检查者将于学忠电称下勾去，接以何遂等事，则张冠李戴，与事实距远矣。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其他所扣动辄数十百字。且所删扣者，多系事实，有京中报纸已登载者，如“胡庚电开封被憨军烧掠，税款被劫，监犯尽纵”等，几令人疑为憨军所扣。又善后会议油印公表者如“严端提议请准卢永祥废督，将江南军队移徐州案”等，亦均扣去。政府禁止京中报纸登载，而扣采用者，已属不解，而油印公表之件，亦被扣删，更百思而不得其故。墨哂曾将上项情形，询之警卫司令部，得该处检查员有电局复函，并摘要函询，究竟上项扣电之事，具有何种理由，如因删改致与事实相反而发生之责任，究应何人负担。如认发电者违法治安，依何查惩，且外人所办之报无国电事？仅对内资之报为逾分之删扣，夫岂人情？尚希查明明白见覆为盼。此致执政府。《申报》驻京记者，秦墨哂启，三月十六日。[21] 三、组织营救新闻界同仁 （一）组织营救《民报》主编陈友仁 陈友仁（1875～1944），近代中国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华侨外交家，祖籍广东兴梅地区，出生于中美洲英属西印度群岛的特立尼达。1913年任交通部法律顾问、英文《京报》总编辑。1922年起任孙中山外事顾问、英文秘书，代笔起草著名的《致苏俄遗书》；更是三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后流亡巴黎。1938年回香港参加抗日活动，香港沦陷时被日军拘禁押解到上海，多次拒绝参加汪伪政府。追随孙中山，推行革命外交，尽管他不是牺牲在抗日的战场上，他本人也没有参加共产党，但解放之后，中央人民政府把他的遗骸放到了八宝山革命公墓，这算是对他最好的肯定与承认吧。 1925年，冯玉祥为了宣传革命的理论，“特敦请陈友仁先生在北京办了一个《民报》，中英文都有，主张与态度，完全以中山先生的遗教的为依据，以达成反帝的任务，此举即是当时国民党相结合的一个步骤。”[22]陈友仁高兴地接受了冯玉祥的聘请，重又拿起那枝犀利的笔，当上了英文《民报》主编。8月25日，《民报》刊登了一则“张作霖病死”的消息，这条一语双关的新闻，激怒了张作霖。第二天下午陈友仁就被抓走，并被送到天津奉军司令部，且严格封锁消息，企图神不知鬼不觉地处置陈友仁。陈友仁的被捕在北京新闻界激起了轩然大波，报界同仁们义愤填膺，决定9月5日召开“援陈”大会，并特地发了一个通告： 敬启者：《民报》陈君友仁前被拿捕，至今尚无确实下落。道路风传，谓不免生命危险，同仁等以同业关系，义难坐视，特定于本月五日（星期六）午后一时，在中央公园来今雨轩举行新闻界会议，讨论营救办法。敬请届时惠临为荷云云。[23] 那天下午一时整，北京各报馆通信社的记者50多人，准时来到中央公园来今雨轩参加会议，会议主持人首先向与会者通报了陈友仁被捕的大致经过，然后大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同行们出于对陈友仁的仰慕，纷纷献计献策，最后一致议决：1.推举秦墨哂、张培风、崔国永三人为代表，赴天津请愿；2.致电张作霖，请即下令释放；3.再发一函致张作霖，叙述陈友仁被捕之经过。记者们说干就干，马上分头草拟电文、撰写请愿书，会议一直到四时才结束。[24] 秦墨哂等致张作霖的电报：沈阳张督办钧鉴：民报陈友仁君被逮解津，闻督办已令天津当局，从轻处理。同仁等以同业关系，特开大会，公推代表赴津保释，特此电恳，请即电令早日宽释为盼。秦墨哂等叩，微（五日）。[25] 经过各方努力，1925年12月，陈友仁终被释放。1926年1月，陈友仁当选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 （二）组织营救《社会日报》社长林白水 林白水亦是民国期间著名记者，其评论“发端于苍蝇臭虫之微而归结于政治”，为世人所知。他在办《新社会日报》（后改《社会日报》）时，曾在1926年8月5日的《社会日报》发表时评《官僚之运气》： 狗有狗运，猪有猪运，督办亦有督办运，苟运气未到，不怕你有大来头，终难如愿也。某君者，人皆号之为某军阀之“肾囊”，因其终日系在某军阀之胯下，亦步亦趋，不离晷刻，有类于肾囊之累赘，终日悬于腰间也。此君热心做官，热心刮地皮，因是有口皆碑，而此次既不能得优缺（财政）总长，乃并一优缺督办亦不能得？[26] 林白水在文中将“智囊”变作“肾囊”，张宗昌又因擅长逃跑而有“长腿”绰号，此文一出，世人无不拍手。潘复当晚也看到这篇嬉笑怒骂的奇文，气得七窍生烟。他先是给林白水打电话，要他在报纸上更正并请罪，林以“言论自由，岂容暴力干涉”断然拒绝。潘复恼羞成怒，拿着报纸到张宗昌面前“控诉”，要求立刻枪毙林白水。张宗昌看后，于8月6日凌晨一点下令让京畿宪兵司令王琦将林逮捕，关押在宪兵司令部。 北平报界同人得悉林白水被捕，立即组织营救。根据《北京报纸小史》所述：事为报界所知，秦墨哂、管翼贤、夏颂来、文实权、乌泽声诸人急至张宗昌处为林氏求释。因秦文二公与张素有私交，张氏即书手谕，命王琦释放白水。岂知此追魂书实等废纸，林白水先生已被枪毙予天桥南大道之旁矣。秦等追至天桥，但见白水先生，身穿白夏布大褂，白发逢蓬，伏于道旁，满腔热血遍洒都门官道之上。至此，秦氏诸人，赌此惨状，不觉热泪夺眶而出，异口同声曰：军阀万恶。遂即备棺成殓。[27] 林白水被害之日离邵飘萍被杀，时间相距不过百日，而且都在同一地点罹难，两位著名报人皆因“说真话不说假话”惨遭杀戮，成为中国新闻史上最悲怆的一幕。1928年北伐成功后，首任北平市长何其巩主持召开邵飘萍和林白水的追悼会，到会者数千人，会场上放满了挽联和花圈。一幅挽联正气浩然：以身殉报一样飘萍身世为国捐躯千秋白水文章。 （三）飘萍无遗憾矣[28] 在林白水被害前，1926年4月24日，邵飘萍被军阀逮捕，同时，《京报》被封。4月25日，《北京晚报》发表“京报馆被封”的消息后，北京新闻界立即组织营救。张学良出面接见13名代表时，竟毫无隐违地说：“逮捕飘萍一事，老帅和子玉（吴佩孚）及各将领早已有此种决定，并定一经捕到，即时就地枪决。”军阀早已有必杀之心，所以那一天各方的奔走均无效。 1928年北伐结束，国民革命军各部陆续北上，奉军退出关外，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在皇姑屯车站。7月，北平报界同人开始为先前牺牲的邵飘萍、林白水举行追悼活动。7月14日，冯玉祥在外交大楼宴请中日记者，席间他亟称邵飘萍：“主持京报，握一支毛椎，与拥有几十万枝枪的军阀搏斗，卓绝奋勇，只知有真理有是非，而不知其他，不屈于最凶残的军阀之刀剑枪炮，其大无畏之精神安得不令全社会人士敬服”云云。此后，平津新闻界同人在西直门外农事试验场“幽风堂”招待随国民革命军之一、二、三、四集团军开入北平的新闻界人土邵力子、陈布雷、何其巩、黄少谷、陶冶公、孙剑秋等，《申报》驻京记者秦墨晒代表众人讲话，随后邵力子致答谢词，表示“深致纪念之意于邵飘萍、林白水”。7月30日，北平报界邵飘萍、林白水追悼会筹备会成立，8月19日，邵飘萍、林白水追悼会召开。[29] 1929年4月24日，邵飘萍殉难三周年，复活后的《京报》出版了《邵飘萍先生被难纪念特刊》，其中刊登有秦墨晒的《飘萍无遗憾矣》： 维民国十有八年四月二十四日，为吾友飘萍君蒙难三周纪念，墨哂无似，存既过从未密，危复挽救乏术，其殁也又不能继君奋斗精神以与反动军阀相周旋，纵从文字上表现出极沉痛之哀悼，盖亦仅矣。呜呼，吾负飘萍。 伊古为文字而罹杀身之祸者，史不绝书，即以近代言论家，被封建势力万恶军阀所摧残与惨害，亦不少觏。独君之死，值得纪念者，殊以为主义而死也，为革命而死也。君死期年，而主义之国府确立于南都，君死两周年，而军阀崩溃北伐完成，倘天假之年，及身以睹革命之成功，吾知君之愉快为何如，而所造于吾同业者，当十百倍于今日也。呜呼，君竟于十五年之今日，以奋斗不屈而遭惨祸，君虽死矣，然牺牲之精神，如日月经天，江湖行地，已足昭示后起之青年而不朽，谓之不死也宜。 在昔君主时代，无论正统偏安，凡蒙杀之名者，其祚必不永，矧当民治潮流澎湃之会，而致文人于死地者，殃必及其身，彼加害于君者，果何如耶。今者修慧夫人，克竟君志，延揽名士，咸君旧友，《京报》复活，一如曩日，是则君躯壳虽死，灵魂固健在焉。呜呼飘萍，应无遗憾矣。 （致谢：在写作过程中，得到浙江大学教授郭汾阳（笔名散木）的真诚帮助，其中《力挺身处逆境的梁士诒维护国家主权》这一节，得到《梁士诒》（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8月第1版）作者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吉奎和《梁士诒史料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10月第1版）作者广东三水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室主任陈奋的帮助和指教。在此，我一并表示诚挚地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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