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名记者到政工干部 ——范长江进入新四军前后职业角色转变的现实理路与缘由探析
陈 锐, 高卫红
(内江师范学院 范长江研究所， 四川 内江 641199)
摘 要： 范长江以其新闻成就著称于世，但其职业角色并不仅限于新闻记者。他在开创新闻事业、新闻理论、新闻教育以及政治工作等方面也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尤其在1942年进入新四军的前后，范长江的工作目标和面临的新闻语境发生了显著变化。他坚决服从党的革命实际需要，随现实斗争环境的转变而完成自我转型，逐步从自由职业的名记者转型为党报工作者或者说党的政治工作干部,从救国会会员的中性话语表达转型为直接公开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奔走、忙碌。
关键词： 范长江；名记者；政工干部；职业角色
范长江因西北考察通讯而驰名中外，名记者的无冕之冠无疑是他最引人瞩目的身份。纵览范长江的一生，他不仅是杰出的新闻记者、新闻事业家、新闻出版家、新闻理论家、新闻教育家，还是优秀的政治工作者和社会活动家。但现因名记者的头雁效应，以及遗存有关范长江政治工作材料的匮乏，部分范长江研究者热衷于研究范长江成绩卓著的新闻工作，却无意弱化了他作为一名普通爱国知识分子到共产党员，其更高层次的理想抱负在政治工作上做出的可喜成绩。基于此，本文特选取在范长江人生历程中职业角色转变较为明显的关键节点，即以进入新四军的前与后为时间分界，探析其从名记者到政工干部的身份之变、从救国会会员的中性话语表达到直接公开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奔走呼号的现实理路与缘由，以此考察范长江在所处时代为实现扶危救国、振兴中华的筚路蓝缕，并以此觇视抗战时期怀揣救国救民从事新闻救国事业的一代新闻人走进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走向中共的历史步履。
一、国统区时期：名记者的头雁效应与国民党当局的残酷打压
范长江从1935年西北考察成名，至1942年7月初进入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其大部分时间是在国统区度过的。其间，范长江作为《大公报》的名记者，尽管其在1938年秋离开《大公报》，但以“长江”为笔名的名记者身份，却超越了一份报纸的空间，代表着一种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奋志精神，而深根于读者心脉。简言之，读者对范长江名记者身份的认同，主要是对其人其作品其精神的认同。那这种读者的认同效果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又给范长江的前行之路带来了哪些机遇与挑战？
从历史视角来看，读者对范长江名记者身份的认同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当时所处时代的人的认同，另一种则是后人的认同。回归范长江所处的历史现场，其时其人的认同显得更为重要，即使范长江在后人心目中最显要的身份是名记者。在范长江创造新闻界公认的载入史册的多个第一后[1]，其受到当时读者认同的程度可从以下几方面管窥到：首先是《大公报》高层领导人对其的认可。总经理胡政之认为“这几年我们《大公报》在销路上打开局面，主要靠范长江吃饭”[2]1189，以此否定了报社同仁要求限制范长江的活动范围与经费的主张，甚至示意要范长江继承和主持报社事业，这无疑也暗示了范长江在当时读者心目中的影响力，进而对提升《大公报》的发行量和舆论影响力的贡献度之大。其次是《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创造的发行奇迹。1936年8月范长江的第一本通讯集《中国的西北角》出版，“各界争购，未及一月初版数千部已售罄，而继购者仍极踊跃，特赶印再版数千部，出书未及，复又售罄，而来函订购者尚多，当赶印三版，出售未及登广告，又经售罄，此书行销之广，为空前所有。”[3]193此书在一年多的时间内连印9版，在创造了当时书籍出版奇迹的同时，还入选西南联合大学20种学生课外读本榜首，其受读者欢迎的空前程度不言而喻。1937年6月范长江的第二本书《塞上行》出版，至同年11月已印行6版，达到了1月出1版的盛况。另一个就是范长江的名记者效应引领了一批有志青年步入新闻事业。原《人民日报》总编辑李庄回忆，“30年代中期，范的名作《中国的西北角》在《大公报》连载，我每篇必看。……看了长江这些文章，又想学他的样子，当个新闻工作者。”[4]230原江苏省记协副主席王淮冰在中学时代读了范长江“写的《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就为之倾倒。……我那时多么向往也能像长江一样，跃马奔驰在祖国大地上，当一名‘为民喉舌’的新闻记者。”[4]99像李庄、王淮冰一样因倾慕范长江而走上新闻岗位的有志青年不胜枚举，范长江也在此基础上培养了冯英子、高天、唐海、任重、于友等一大批优秀新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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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记者的身份和实力为范长江的前行之路打开了全新局面，同时也为其施展救国救民、振兴中华的宏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主要表现为：范长江成为了国共两党争取的新闻人物，并富有成效地发挥其名记者的公开身份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1937年的延安之行，范长江受到中共高层领导人的热情接待，并与毛泽东主席彻夜长谈，结束了其十年来在政治上辛苦摸索的历史，并于1939年5月经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引下从事新闻工作。其间，他充分发挥了名记者的领头雁作用，引导孟秋江、邱岗、陆诒、方大曾等人步入《大公报》，组建成抗战初期以其为核心的战地名记者群。他与恽逸群、夏衍等24人于1937年11月发起组建在党间接领导下的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新闻机构——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后改名为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简称“青记”)，并发展会员达2000多人，在海内外建立分会50个左右，与国民党投降派、反动派、顽固派的新闻势力分庭抗礼。1938年10月范长江离开《大公报》后，他与胡愈之等人发起组织在党直接领导下在国统区合法的新闻堡垒——国际新闻社(简称“国新社”)，业务包含海外的英文远东通讯、华侨的祖国通讯、国内的国际新闻稿，等等，供给报纸刊物150多家。他还与邹韬奋等人于1941年4月在香港创办党的第一份报纸《华商报》，日印行量40000多份，远销澳门、新加坡、雅加达、仰光和广东沿海港口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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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范长江进入新四军前后的工作内容、方式、特点及其成绩，可以明晰地发现，尽管其名记者的身份效应持续，但其职业角色已不再局限于一个自由职业的记者，而是逐步转型为一位名副其实的党报、党刊工作者，或者说党的政治工作干部。为什么在1942年范长江的职业轨迹会显现如上所述的面相？其职业角色转换背后之原动力又是什么？
二、新四军时期：名记者的政治引领与根据地事业的蓬勃发展
范长江在新四军工作的第二阶段时间里，除了负责新华社华中分社，在文艺工作方面也表现出特殊才干和探索精神。他积极宣传贯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协助华中局淮南区党委开展淮南路东抗日根据地群众文艺实践活动，主要抓了以下工作：一是深入解读毛泽东有关文艺工作讲话精神。范长江先后参加淮南津浦路东第一届民间艺人代表大会、第一次抗日群英大会(即1944年9月天高县民兵万人检阅大会，各地民兵剧团纷纷到此演出，又号称“百团大汇演”)，并在新四军第二师师部驻地大刘郢、天高县桐城镇民教馆等地为广大文艺工作者作政治报告，阐释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号召文艺要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大众服务。二是探索实践出一条符合当时实际的大众文艺新路径。范长江拿出当年西北考察的劲头，常常从师部驻地大刘郢长途跋涉至偏僻乡村蹲点调查，向民间艺人求教演艺，甚至深入施官等地农村业余剧团，同住破庙、睡草铺、写剧本、编节目[4]178。他指导当地民兵组建的青锋剧团，采用“旧瓶装新酒”的方式(即以工农兵喜闻乐见的民歌小调和地方戏等旧形式，写进党在一定时期的革命任务和根据地的生动实践材料的新文艺形式)，创造出一批现代洪山戏、玩“花船”、民歌小调等新文艺形式。三是培育了一批新文艺人才和优秀文艺剧目。范长江不仅对新文艺事业把方向、强内容，他还把发掘、团结、教育和改造旧民间艺人与培育新艺人放在关键位置，要求第二师的抗敌剧团和大众剧团经常派人到基层辅导群众文艺团体，举办“音乐函授学社”，发现优秀人才及时吸收进来[6]86。他亲自指导、修定青年农民缪文渭的《生产互助》剧本，并交淮南通俗文化出版社发行，以此引导缪文渭走上了文艺发展道路，并成长为安徽著名的农民作家。他还指导了青锋剧团编导王永泉修改现代洪山戏剧本《保家乡》和小调词《解放雷官》等作品。范长江坚持走文艺民族化、大众化之路，其重点培育的大众剧团成为新四军中的“状元剧团”，也培育了《生产互助》《保家乡》《丁赞亭》等众多优秀剧目，成为抗日战争文化的一道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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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闻工作方面，范长江的“名记者”政治引领力继续发挥，完成从党报外围走进党报、党社的工作历程。范长江初来乍到做的第一件事，即是执笔报道苏北根据地蓬勃发展的人民事业，延安《解放日报》以《名记者范长江报道苏北根据地观感》为题，将他的2篇电讯稿刊发在1942年9月6日的第一版，并在标题和编者按里着重突显了其“名记者”的身份。对于范长江而言，他时刻谨记自己的党员身份，从不以新闻界名人而自居，当其党组织关系因环境阻隔没能及时转至新四军时，经常对时任《新华报》编辑部主任的谢冰岩倾诉“我的党的关系还没有来”[4]151，直至同年12月其党组织关系转至中共中央华中局组织部。范长江在新四军的新闻工作可根据时间与地域差异分为三个阶段：1942年进入苏北盐阜区至同年底为第一阶段，他出任《新华报》报社社长，组建报社编辑部，并筹建新华社华中分社，成功突破敌伪对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新闻封锁。1943年初转移至淮南地区直到抗战胜利为第二阶段，他主要负责新华社华中分社，并将其发展升格为新华社华中总分社，下设苏中、苏北、苏南、淮北、淮南、皖中南、浙东等7个分社。其间，他以战略家的眼光筹办起一个新闻训练班，率先为战后培养了一批新闻人才。1945年9月随军迁驻淮阴至1946年5月为第三阶段，他筹办起华中分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华中版)，担任党报委员会委员、编辑委员会总编辑和报社社长，发起成立解放区新闻记者联合会华中分会，并于1946年2月创办了党的新闻史上第一所专业化的新闻学校——华中新闻专科学校。
名记者的身份和实力同样为范长江引来国民党当局的“青睐”，这种“青睐”即是给予崇高优厚的待遇以服务于某种政治目标，反之不成，就是从有权方面发出来的层出不穷的打击。范长江早年在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读书时，就认清了当局“挂羊头卖狗肉”的伪面目，毅然否定了靠近国民党这条道路。即使1938年胡政之对范长江许以专车、专用电台以及随蒋介石大本营行动的优渥期遇，也未能动摇他的政治立场。此后，当局不仅格外“关注”范长江的往来信件和行动，并派特务分子破坏“青记”的活动，禁止国民党系统报纸采用国新社稿件，甚至于1941年4月下令停止“青记”和“国新社”的活动。其中，国新社记者李洪惨遭军阀李品仙部活埋致死，计惜英等人被捕入上饶集中营，而范长江也两次上榜国名党当局的“黑名单”，不得不辗转香港，最终至新四军。与此同时，“青记”和“国新社”也不得按照“隐避精干”的方针，从重庆和桂林两处，有计划地把干部转移到香港、南洋、解放区等安全地区[5]412。
1942年夏，范长江从桂林取道武汉、上海，辗转抵达苏北阜宁县新四军军部，直到1946年5月离开新四军赴南京担任中共新闻发言人，这段时期范长江主要从事党的新闻与文艺两方面工作。进入根据地全新的环境，范长江可以不用再隐藏自己的党员身份，公开从事党的新闻工作，并自觉将救国救民、振兴中华的宏愿有机地融入党的政策传播实践中，推动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新文艺运动，由自发到自觉、局部到全面蓬勃发展起来。
三、工作目标与新闻语境：职业角色转换背后之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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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事物的发展总是内外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范长江的职业角色的变化发展过程也是如此。从他此前的人生求索历程看，17岁即怀揣救国忧民之心走出封建家庭，颠沛流离探寻真理，直至驰骋于环境险恶、寇深祸亟的西北，纵横于枪林弹雨、血雨腥风之民族解放疆场。他倾心倾情的工作均是与为救国救民、振兴中华这一元目标而展开的现实斗争直接相关，这是认识其职业角色转换的出发点、归宿点。在进入新四军以前，范长江已于1939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保持秘密党员的身份。这个时期他将抗战救国具体化为办好“青记”和“国新社”，并广泛与各党派、团体、阶层、海外侨胞和国际人士接触，秘密执行党的政策，尽其所能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巩固与发展奔走呐喊。在进入新四军后，他的关注点转移至发展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新闻事业和文艺事业，以此与敌人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促进抗日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换言之，在进入新四军的前与后，范长江不论是身处国统区、解放区，还是在殖民地香港，其一心倾之的工作始终服务于扶危救国、振兴中华这一核心宏愿，尽管其关注点、聚焦点在具体实践层面上已经发生明显的变化。
考察范长江进入新四军的心路历程，可以发觉其工作实践层面目标的变化是促使他转变职业身份的内在动力，而国民党当局对其的残酷打压，迫使其不得不择地而栖而战，则是其1942年职业身份迅速转变的最直接的外部原因。与之相应，范长江也在新闻语境的变化中，逐步从中性话语表达转至在党言党、从假借救国会会员身份到完全转变成红色报人。这变化前后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在国统区，范长江作为一名中共党员，必须履行党组织赋予的任务。面对当局对中共进步新闻事业及其言论的压制与摧残，他不得不借助救国会会员身份以避免陷入纷繁复杂的党派之争。他因此采取了相对客观、独立的爱国民主人士立场，运用近乎“中性”“灰色”的口吻，比较隐蔽地执行党的任务和传播党的思想、主张[7]。以此给不同政治派别的人留下相对“中性”的印象，极大地方便其执行党“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总方针，团结和吸引了大批爱国人士加入抗战建国队伍，也避免引起国民党和部分对党派立场怀有强烈抵触情绪的人士之反感。与国统区截然不同的是，新四军在根据地开展抗日民主政权建设，范长江进入新四军如若回到党的怀抱，他因而可以公开地执行和传播党的政策与主张，并在党的领导和支持下发挥其所长，进而大刀破斧地开拓了华中根据地全新的新闻事业。
从前文分析中也可以发现，最能体现范长江职业角色转变的是，其在淮南地区所领导的新文艺运动及其相关的政治指导工作。这也是范长江在新四军中长期接受党的熏陶，党性修养日益增进的表现，他不再自恃“我的职业是‘纯粹自由职业的新闻记者’”[8]152，而认为“一切工作只要是不可少的革命工作，都是实际工作。”[9]294他坚决服从党的革命任务安排，积极宣传贯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将大量精力投入到淮南根据地的文化建设和新文艺运动，富有成效地掀起了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新文艺热潮。然而，无论是从事新闻工作，还是文艺工作，范长江都坚持把正确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这时他才真正完成了从一位以自由职业著称的名记者转型为党报工作者或者说党的政治工作干部。
综上所述，范长江在进入新四军的前与后，其职业角色的转变，实为其在救国救民、振兴中华总工作目标的引领下，为应对现实斗争环境而生发的自觉转型，是其在1927年初满怀救国之志离开内江后选择救亡图存方式的深化发展。而这筚路蓝缕的背后不仅表现了国统区与解放区两地截然不同的新闻环境，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个时期以范长江为代表的爱国青年，怀揣救国救民从事新闻救国工作的特殊面相。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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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a Well -known Journalist to a Political Cadre ——A Probe into the Causes for FAN Changjiang’s Professional Role Transformation after His Joining the New Fourth Army
CHEN Rui ,GAO Weihong
(FAN Changjiang Research Institute, Neijiang Normal University, Neijiang, Sichuan, 641199, China)
Abstract :FAN Changjiang has been famous for his journalist achievements. However, his professional role was not confined to only a journalist. He made striking contributions in starting the journalism, journalist theories, journalist education and political works. Particularly around 1942 before and after enteren the New Fourth Army, his work objectives and the journalist context changed greatly. He firmly submitted himself to our party’s revolutionary practice and achieved the self-transformation with the change of fighting environment. He gradually grew from a journalist to a worker of our party newspaper or political cadre. And he changed to speak openly for the career of our party and people from the early neutral expression of a member of Association of National Salvation.
Key words :FAN Changjiang; well-known journalist; political cadre; professional role
收稿日期： 2019- 01- 12
作者简介： 陈锐(1993-)，男，四川古蔺人，内江师范学院学校办公室、范长江研究所研究实习员，研究方向：范长江研究、新闻传播史；高卫红(1966-)，女，重庆人，内江师范学院范长江新闻学院教授、范长江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新闻传播史、媒介文化。
DOI ：10.13603/j.cnki.51-1621/z.2019.5.018
中图分类号： K810. 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1785( 2019) 5-0102-04
(责任编辑： 王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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