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族学的“物”与“文化”关系之辨
周红果
（吉首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所，湖南吉首 416000）
摘 要： 自然万物型构民族社会结构，民族学以自然万物为研究对象。人贵为万物之首在于人可以创造文化以区别于其他万物，人以文化去识别物、利用物，于是物被赋予文化特性，使自然之物变为文化之物。物型构自然，人在认识物的前提下创造文化，在文化的作用下又不断加深对物的认识和利用，构成“物—人—文化”的循环体系。民族学“物”与“文化”关系的研究将是民族学研究的新视角。
关键词： 民族学；物；文化
历史发展进程中，不同地域的自然特征，不同社会关系的演进构成文化差异的多民族社会，任何一个民族都有特定的历史和文化，历史和文化的载体既可以体现在“物”上，亦可以体现在“人”上。从广义上讲，“人”也是“物”的一种体现，只不过人是比较高级的一种“物”而已，“物”和“人”都是文化的载体，也即广义的“物”是文化的载体。任何一门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对象，民族学也不例外，民族学是考察各民族文化的一门学问，即是研究“物”与“文化”关系的一门学科。
如前述表1所列，很多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不发达或国家较小，无相关的地震区划，一般遇到这种国家，经常采取如下两种方式采取建设场地的抗震设防烈度：
一、“物”与“文化”关系研究的背景
民族学的研究对象包括特定民族及其民族文化，“物”与“文化”是民族构成的两大基本要素，对特定民族及其文化的研究，则必然关涉到“物”与“文化”的研究。早期民族学关于“物”与“文化”关系研究的雏形，在国内外都有相关学者进行过研究，并有一系列著作，为深入探讨“物”与“文化”的关系提供研究背景。
美国历史学家、人类学家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在这部著作中，摩尔根以美国印第安人亲属制度、家庭生活为基础，拓展到人类早期的氏族制度与社会生活，通过丰富翔实的案例，再现社会的组织方式。《古代社会》这本书为后人留下了有关易洛魁人的丰富资料，书中关于古代人类婚姻家庭方式的观点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历史理论提供了根据。
该模型的复相关系数R为0.9850，判定系数R2为0.9703，经调整后的判定系数R2为0.9698，F=1950.69，F0.05(6，364)=2.12350,F﹥F0.05，显著水平为0.05，预测精度可达97.52%。
为了验证前面标定式(7)的重复性,本文利用了297×10-6、694×10-6、1 100×10-6标准气体在25 ℃温度下每隔一分钟测量一次,连续测量10 min,测得10个数据,绘成图13(a)所示曲线。从图中可以看出,浓度曲线有轻微的波动,但是波动幅度很小。为了验证实验系统的稳定性,对浓度为495×10-6的CO2样气进行了长期多次测量,每隔3 min测1个数据点,待测得10个数据点后,间隔半小时,继续测量,重复多次,结果如图13(b)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测量结果的绝对误差在±50×10-6左右,达到了预期水平。
英国人类学家，功能学派的创始人马林诺夫斯基，在他的著作《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一书中，以田野调查的地点特罗布里恩岛及周边一些群岛为例，描述一种贸易体系——库拉。库拉制度是一种重要的经济现象，在封闭的循环圈内，以贝壳臂镯和项圈交换，交换的同时伴随着其他物品的贸易，库拉与权力、巫术、信仰、社会秩序等相关联，交换的物品赋予了文化的含义。把文化作为一个有机体考察，有机体中各组成部分对整体的贡献及相互关系，各要素在有机体内都发挥各自的功能。例如一根棍棒，可以做拐杖，可以撑船，可以用作武器，或用作其他用途，作用不同就代表不同的观点，发挥不同的功能，具有不同的文化价值，赋予不同的文化名称。
人与自然是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关系，人的活动同自然生态系统密不可分，处于生态系统中的各种自然之物，若离开人的活动，对于民族学的研究来讲是没有意义的。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是在依赖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基础上，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在文化的作用下通过人与自然环境、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得以实现。“环境是一种整体性概念，它包括生活于其间的生物可以感知和感应的力量以及相关的条件及事务。这一切都是某种刺激引发的运行方向及其运行后果的总和。因此，不能把环境仅局限于自然，目前正在创建的环境新理念范围已经扩展到能够把社会文化、知识、理解有效囊括其中的地步。”［2］自然之物一旦被赋予文化含义，在特定民族的认识和观念当中，便成为文化的象征甚至是神圣的象征，自然之物被认定为文化之物、神圣之物。
自然中的物千差万别，透过这些著作所记录的物产及反映的社会现象得知，自然万物构成了形态各异的生态系统与社会形态，由此形成了生态与文化差异的各民族社会。人创造文化成为万物之首，于是人以文化去识别物，创造了以人为圆周的文化各要素。正如卡西尔在《人论》一书中指出：“人的突出特征，人与众不同的标志，既不是他的形而上学本性也不是他的物理本性，而是人的劳作（work）。正是这种劳作，正是这种人类活动的体系，规定和划定了‘人性'的圆周。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都是这个圆的组成部分和各个扇面。”［1］物、人与文化的关系是互为一体的。
纵观人类社会的历史，文化之物充斥着人类社会的每一个层面、每一个角落，物与物之间关系的确立，通过物而型构特定民族的社会结构。民族社会通过对物的研究，可以体现文化特性。民族学研究的核心要义即对“物”与“文化”关系的研究，民族生境之形型、民族关系之建立、民族文化之活动、民族信仰之体现、民族历史之沉淀皆依“文化之物”来实现。
二、“物”的“文化”识别
蔡元培在1926年发表的论文《说民族学》揭开了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序幕，论文开篇解释了民族学的研究主旨：“民族学是一种考察各民族的文化而从事于记录或比较的学问。”将民族学的研究分为记录民族学和比较民族学。关于记录民族学，较早的有《山海经》一书，大体是战国中后期到汉代的书，主要内容为民间传说中的地理知识，包括山川、物产、药物、祭祀等，还包括女蜗补天、精卫填海等神话传说故事。宋代朱辅撰写的《溪蛮丛笑》一书，记述在其服官之地，根据所见所闻，作为是书，记录蛮夷之地风土物产，奇风异俗等。南宋诗人陆游撰写的《老学庵笔记》，是作者亲身经历，据亲见、亲闻之事，记载风土民俗，奇人怪物，关心时事人物。刘介多次游历少数民族地区，了解少数民族生活习惯、风土人情，博采民风，广收资料，追溯渊源，对少数民族饮食起居、语言、木契、服饰等详细记载，记录第一手资料，完成两本著作《苗荒小纪》和《岭表纪蛮》，都是关于南方少数民族文化习俗的记载。通过对“物”的记载，反映当时的社会状况，体现当地的文化特质。
笔者有幸于2019年3月17—18日，参与了凤凰县禾库镇龙家村的接龙活动，接龙活动里物的文化性和神圣性都得以展现，不仅体现在具体的物上，在言语上甚至在人的身上都得以体现。据村里一位1954年出生的村民讲，他活了60多岁，也是第一次看到村子的接龙活动，村民积极响应，村委会对这次活动也大力支持。接龙的目的是保佑村寨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家庭和顺。接龙所选的龙宫是经过精挑细选的，选择父母健在，儿孙满堂，人丁兴旺的一户村民家，那么这家便是龙宫的处所。在苗族的信仰中，龙是他们的祖先，要接的龙并非是真正的龙，而是龙的灵魂，龙的灵魂以及对龙的认识通过具体的物而体现。巴岱到龙晶宫接龙时，用碗舀起的那碗水里面，如果有虾那么虾就是龙，如果有小鱼那么小鱼就是龙，如果什么都没有只是一碗清水，那么这碗清水就是龙。在他们的文化理念里，碗里面的所有物都是龙，虾、鱼、水都是其象征，都有龙的灵魂。
结构的地基与基础之间的接触问题是土木工程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地基与基础是一个整体，在荷载作用下二者的交界处会产生相互作用力及相关联的位移。很多实际的工程问题，如建筑物筏板基础、高速公路、机场跑道、动力设备基础等，都可视为板与地基的接触问题。
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看，人与自然环境是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关系。当下，我们可以利用的生态系统，都是人为改造过的次生生态环境，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自然环境”。虽然地球上的生态环境不仅仅是为人类而存在，但人类以其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其生物性，突破了生态环境的限度，使人类能够蔓布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因而，自然环境都是包含人类活动的次生生态环境，都打上人类文化的烙印。特定民族下所认识和利用的物，必然是由特定文化而识别出，在人类文化识别之外的物对人类来说是没有意义的。因此，物与文化就成为有机整体的两个部分，二者互为对象性的存在，人以文化去识别物、利用物，于是人成为物与文化的中介。
物型构自然，人创造文化，人类在文化的作用下又不断加深对物的认识和利用，构成“物—人—文化”的循环体系。在这个循环体系当中，物是模塑的对象，人是模塑的主体，文化是模塑的产物，使自然之物变为文化之物，对“物”的“文化”识别则通过主体人而实现。
三、“物”与“文化”的关系
语言作为交流的工具，是物的另一种体现，也被赋予特定的文化意义。接龙最重要的禁忌是接龙仪式结束后，宾客离开的时候，不能对主家说：“我走了，你们忙”，或者说“我吃饱了，不吃了”这样之类的话。如果说这样的话，就意味着把龙接来了，暗含着又让龙走的意思。而把龙接来之后，就不能让龙再离开这里，故不能说“不要”“走”之类的话语，这在接龙当中是最忌讳的，乡民一再告诫我们不要说这样的话，否则会触怒龙。通过接龙活动可以看出，龙宫、龙灵魂的载体都是特定物的文化映射，甚至一些言语都成为一种禁忌，成为文化的反映。接龙所扮演的龙公、龙婆也被视为神圣的象征，龙公、龙婆身着盛装，头戴龙帽，龙公骑马，龙婆坐轿，以示对龙的敬畏和尊重。龙公的帽子叫做蚩尤皇冠，也叫做蚩尤冠或龙公冠，两个牛角托起一个圆形的帽体，帽体上有人形、植物、动物等图案；龙婆的帽子则更华丽，分为三层，有龙、花朵、枫树苗、刀、蝴蝶、鸟、鱼等图案。龙帽及上面的图案体现出苗族的文化底蕴，蕴含人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的哲学思想，从扮演的龙公、龙婆以及服饰、接龙帽中可以发现丰富的苗族文化思想。这些本是自然之物，在神圣仪式的洗礼下，自然之物披上浓郁的文化特色，彰显苗族特有的文化特质和文化底蕴。
（一）物是文化的载体
某一物种的生物属性是客观存在的，对生物属性的认知则需要文化的手段，对某一物的利用需要借助一定的技术知识体系，若离开文化的认知，杉木就是普通的物而已，它所体现出一系列的技术知识体系则不存在，更不会传承至今。对山林权属界定所制定的款约，留下的契约文书、碑刻等，都是最好的历史见证。
自然中的物形态各异，不同的物具有不同的生物属性，发挥不同的功能。生物属性是生命个体的内在所属，而对生物属性的认知和利用则需要借助知识的力量，尤其是特定民族的本土知识对生物属性的认识和利用，具有特定的文化归属性。以杉木为例，生物属性方面，杉木属于浅根性树种，适宜生长在土层深厚、质地疏松、排水良好的酸性土壤中，在亚热带地区生长良好，这些条件是保障杉木良好生长所需要的气候及地理因素。自然属性方面，杉木树干通直，材质疏松，耐腐抗压，放入水中久浮不沉，是良好的建筑材料，明清时期一度作为皇木进贡朝廷，发挥着重要的经济作用。随着人们对杉木属性及杉木经济价值的认知，扩大杉木的种植范围，就需要改变杉木的种植条件，原本生长在高海拔地区的杉木向低海拔地区移植，在移植过程中，杉木的内在生物属性或多或少会发生改变，引起杉木的亚健康生长。为确保杉木的良性生长，需要人们在认知杉木生物属性的前提下，借助文化的力量，助推杉木健康成长。在杉木幼苗时期，实行林粮间作，以耕代抚，保证杉木幼苗的健康生长；定苗之后，可以套种其他树种如水冬瓜树、油茶树、桐树等，套种种这些伴生树种有利于杉木克服对自身不利的因素，防治病虫害的发生，确保杉木正常成材。在杉木的运输历史过程中，过去有架厢、放排等，通过水运杉木，留下丰富的文化资源。
据渥巴锡画像“回归”的当事人新疆博物馆道尔基同志介绍：在得知渥巴锡画像在国外这一重大线索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想尽一切办法，几经辗转，通过电子邮件与德国汉斯博物馆取得了联系，并得到他们的支持，顺利完成了展览。1771年秋，在承德普陀宗乘之庙，乾隆皇帝派清宫廷画师为渥巴锡画了这幅画像，并保存于皇宫之内。后来，在八国联军入侵时，这幅画流失海外。道尔基同志深感惋惜地说。
杉木、水域、签订的契约、碑刻所用的石头都是具体的物，对于特定民族来说，这些具体的物通过本土知识利用之后，就成为文化之物，物被文“化”，物和本土知识同时具有文化的归属性，赋予特定文化内涵。“任何一种本土知识都必然具有明确的文化归属性，仅流行并实际应用于特定的民族内，仅适用与特定的自然与生态系统中，以至于任何一种本土知识的价值取向、解释体系和逻辑推导都附属于特定的民族文化。”［3］湘西苗族、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利用杉木建造的鼓楼，所建的房屋都是“物之化”最直接的体现。物充当文化的载体，那么文化的呈现则是通过具体的物而映射出来。
（二）文化是物的映射
同样以杉木为例，一堆杉木杂乱无章地堆放在地上，人们看到这堆杉木时的第一反应就认为这是一堆木头，但经过建筑师加工过之后，变成一座精致的房屋，这时人们看到后的第一反应则是一座漂亮的房子。杉木从木头的物转化为房子的物，杉木从木头到房屋的转化过程是植入文化的结果。在人们的头脑中，对民族建筑文化的认知是通过房屋而认知，而不是通过一堆杉木认知，房屋的外形、构造、布局，甚至房屋的选址都是文化选择的结果。房屋只是众多物中的一种，是民族文化体现的一个侧面，对于一个民族来说，要整体展现民族的文化，可以通过村寨呈现出来。村寨是多种物的集合体，包括村寨的景、村寨的人、村寨的地、村寨的产以及村寨的历史等等，维系村寨的延续和发展，必然是多种物的有序组合和建构。村寨中的鼓楼，水井的位置，房屋的布局，祭祀的场地都是经过精心选址和布局的，按照传统民族文化设计和建造。当人们看到这些景物的时候，会想到这是按照特定民族的文化特征所设计，以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文化。
民族食用的物同样折射出文化差异，腊肉就是一个例子。腊肉有湖南腊肉、广式腊肉、四川腊肉等，种类繁多，口味各异；腌制腊肉的原材料有猪肉、牛肉、鱼肉等，不同民族根据自己的文化属性，选择自己民族的腊肉口味。广式腊肉偏甜，湘西腊肉有烟熏味，当我们品尝到不同口味的腊肉时，就会想到是哪个民族的食品，继而联想到该民族的文化特质。侗族喜酸性食物也是经过文化选择的结果，当我们吃到酸鱼、酸菜时，第一反应便会联想到这是侗族特色的食物。各种各样的物被植入村寨当中，进入人们的生活场景中去，建构起村寨的精致画面，使得村寨内部井然有序。通过这些物在我们头脑中的反映，理顺每个物是如何编织这幅优美的生活图景，从而理解该民族的文化。
自然之物千差万别，在中介人的作用下创造千姿百态的民族文化，人创造文化，以文化去认识和识别物，使自然之物变为文化之物；物的文化属性通过人的劳作体现出来，物与文化相互依托，使物得以展现文化因素，文化通过物而传承下去。民族社会对物的研究，可以透视其社会特质，对于民族文化的理解，正是通过物与文化的关系而厘清历史脉络，共同烘托出人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民族学“物”与“文化”关系的研究将是民族学研究的新视角。
［参 考 文 献］
［1］恩斯特·卡西尔.人论［M］.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87.
［2］全京秀.环境人类亲和［M］.崔海洋，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4.
［3］杨庭硕，田红.本土生态知识引论［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0：9.
Discrimin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Material”and“Culture”in Ethnology
ZHOU Hongguo
（Institute of Anthropology and Ethnology，Jishou University，Jishou，Hunan 416000，China）
Abstract: Ethnology takes the material of nature as the study object，and the nature of all things constitute social structure.Human is at the top of everything which can create culture to distinguish themselves from other things.People depend on culture to identify and utilize materials，therefore，things are endowed with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and natural things become cultural objects.Material forms nature，human creates culture.Under the influence of culture，human beings continue to deepen their understanding and utilization of objects，which constitutes the circulation system of“material-human-culture”.The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material”and“culture”in ethnology will be a new perspective of ethnology research.
Key words: ethnology；material；culture
中图分类号： C9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2126（2019）04-0018-04
［收稿日期］ 2019-06-13
［基金项目］ 湖南省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民族学视域下生态系统脆弱性的文化思考”（CX2018B697）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周红果（1978—），女，河南邓州人，吉首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生态人类学。
（责任编辑：戴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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