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生育研究——人口转变论的补充和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针对我国人口发展的新情势进行了理论的和对策性的研究。本文认为，目前中国已进入了低生育率国家的行列。但低生育目标的实现，现代人口转变的趋于完成并不意味着中国人口问题的终结。首先，中国低生育的实现有其特殊性，是不稳定、不平衡、也不彻底的，生育率转变的任务并未完成；其次，伴随生育率的下降和转变，我国人口问题的焦点开始从高生育率带来的挑战转向人口老龄化及其它和低生育有关的问题。世纪之交的中国正处在这样的人口问题转型期。从人口再生产规律角度看，中国人口控制的目标并非简单地越少生越好，也非生育率越低越好。最优的生率育调整是超前有序的。由于低生育及其新人口问题的出现，人口转变理论的解释力和预见力开始受到挑战。本项研究是对人口转变论的补充和拓展。
作者邬沧萍，1922年9月生，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穆光宗，1964年2月生，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系讲师。
一、问题的提出：在理论和实践上要不要研究低生育现象
经过本世纪70年代的大幅度急遽下降和80年代的波动中缓慢下降之后，中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在90年代前期又有了引人瞩目的变化：这就是，中国越来越多的省市区正在接近甚至开始低于生育的更替水平。从全国来看，综合反映妇女生育水平的总和生育率已从1990年的2.31降到1992年的2.00左右（已在更替水平2.1以下）。分地区看，1992年的妇女总和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的共有21个省市区，覆盖了总人口的81.62%，与此同时，高于更替水平的共有9个省市区，覆盖了总人口的18.38%。如附表1所示，1987年低于更替水平的仅8个省市区，覆盖了当年全国总人口的21.43%；1989年低于更替水平的省市区已达10个，覆盖了当年全国总人口的32.85%，与1987年比较，增加了11.42个百分点。进入90年代，生育率转变有了更乐观的前景，从1992年的生育水平看，全国绝大多数地区的总和生育率已在更替水平之下，与1989年比较，处在低于更替水平的地区的人口比例增加了48.77个百分点，若与1987年比较，则增加了60.19个百分点。据此有理由推断，从全国范围看，目前中国已进入了低生育率国家的行列①。换一角度看，综合近几年的统计数字，按国际通用标准（指出生率在20‰以下），我国自1991年开始已属于低出生率国家的行列。国际上公认中国为控制人口过快增长最好的国家之一。譬如，1993年我国人口出生率继续平稳下降，人口出生率仅为18.09‰。特别是原来计划生育工作基础较好的京沪津等10省市人口出生率已低于15‰②。
值得一提的是，“人口负增长”现象正在引起大家的关注。但正如有关研究所提示的③，人口负增长并不仅限于学术界和有关政府部门密切关注的上海市区人口，在我国个别地区也有负增长的苗头，如江苏太仓县等。为了便于分析，本文撇开由于人口迁移造成的人口负增长不谈，只就眼下初露端倪的人口自然负增长而论，当前上海市区人口的负增长正属人口的自然负增长，这大概也是上海人口负增长备受关注的原因吧。1993年上海市区户籍人口的出生率为6.5‰。死亡率为7.28‰，自然增长率为-0.78‰。据预测，这一趋势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④。当然这里有些特殊的原因，如上海在中国是开展计划生育最早的地区，是全国60年代以来持续开展计划生育几乎没有中断的唯一地区，上海的出生率和总和生育率长期以来是全国最低的。1982年上海出生率已降到16.1‰，1989年进一步降至12.5‰，而总和生育率在80年代维持在1.3-1.4的低水平上。这是世界上已知的各国、各地区中的最低水平。
毫无疑问，中国的人口发展显示了新的情势。那么人口低负增长的前景将如何演变？人口增长的新态势将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这里的后果系指中性后果）？在理论上我们能未雨绸缪地作出什么样的解释？特别是，如何认识低生育这一新的人口现象？对于一个深受沉重人口压力之苦的中国来说，低生育的确是政府长久努力的一个政策目标。但由于伴随低生育时代的到来，一系列新的人口问题也开始接踵而至⑤。所以，对“低生育”现象就远非表达一种欣喜的情绪就够了，而是需要高瞻远瞩和居安思危——实践在呼唤科学的理性。
有人认为：目前生育率已经够低了，世纪之交时恐怕要考虑生育政策的调整（哪怕是局部地区）；有人认为：目前的低生育只是表象，由于中国生育率下降机制是强制力主导型的（在农村尤为突出）所以生育率反弹的可能性不能排除，这样，即便从相对数（生育率、增长率）看，人口数量问题也未必已完全解决；也有人认为，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还要受到“低生育率、高增长量”矛盾的困扰，虽然生育水平已较低，但人口形势仍不容乐观，目前每年净增人口在1400万左右，而每年的出生人数（2000多万）还相当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两个国家人口的总和，所以，国务委员兼国家计生委主任彭珮云日前强调要树立人口“绝对数”意识⑥。其它的讨论则围绕低生育引发的后果来展开，从目前大的认识看：一是持续的低生育率所带来的后果既有良性的也有非良性的；二是后果从意义上似乎又可区分为直接的人口学后果和间接的社会经济后果；三是有些后果有普遍性和共同性，有些后果则可能为某些或某个国家所独有，如出生性别比升高问题并非所有国家人口转变的伴生物，但人口老化作为低生育率的必然后果却有着显而易见的普遍性，不独为某些国家或地区所有，而是全球人口转变的必然趋势。
如果说出于怕影响现行人口政策的实施而不提“低生育研究”从某种角度说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不相信好的决策需要科学和民主、不注重理论研究的预警功能、对“持续的低生育率及其社会经济含义”这一崭新话题视而不见，就是应当坚决摒弃的思维和做法了。
中国的计划生育(planned child bearing)不同于国外的家庭计划(Family planning)⑦，中国一个宏观的发展目标，将家庭的生育活动纳入了国家计划和社会管理的网络中。但应当指出，中国人口控制的目标并不是简单地越少生越好，也不是生育率越低越好⑧。生育率下降有它自身的界标，生育率转变也有其自身的规律，从人口再生产规律来看，一时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最终将回复到更替水平，以保证人口能得到自我更替，也就是实现代静止人口⑨。换言之，低生育率最终将导致人口零增长。这是人类唯一的抉择，因为从人类前景来看，人口持续不断增长或不断降低都会使人类自身消亡。
科学的功用之一就是通过超前研究以便未雨绸缪，好的理论必具预见力，而且预见力越强，理论的科学价值越高。有必要指出，认识人口高出生高增长现象比较容易，认识低出生，特别是在还未显露严重后果时的低出生则比较难，需要理性和科学，不然会悔之莫及。现在，是如实地、科学地认识这一问题的时候了。认识低生育率现象及问题，不仅有助于在新情势下抓紧抓好计划生育，而且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和做好人口的综合治理。
二、人口转变论对低生育研究的贡献和局限
在工业革命以前人类上万年的历史中只有高出生、高死亡的实践；工业革命以后，欧洲一些工业国家伴随着生产力发展，死亡率开始下降，其后，人口开始缓慢增加，随之出生率也开始逐步下降。人口转变论确认人类发展前景必然是一种低生育状态，这是对人类认识其自身的巨大贡献。
经典的人口转变论描述了西方工业化国家现代化过程引致人口转变(demographic transition)的历史事实。准确地说，人口转变论是从人口统计的角度观察到了西欧发达工业化国家生命统计指标的转变过程或阶段。如人口学者所熟知的，在西方国家人口的自然演变中，这些国家的死亡率和出生率下降经过了程度不同但十分明确的几个阶段，人口转变论就是对西方人口转变史的一种系统化、理论化的经验概括。后来的事实还表明，这一理论对于认识欠发达国家早期的人口转变也有一定帮助。
人口转变论从首次提出到系统阐述已有半个多世纪⑩。据称法国学者兰德里(A.Landry)是试图从理论上阐明西方人口转变过程的始作俑者。1909年，他撰文提出人口转变存在三个阶段，并认为在影响人口转变的经济因素中，决定性的是生产力。其后，汤普森(W.S.Thompson)试图将欧洲人口发展的经历纳入人口转变的理论框架中，并把世界各国按出生率和死亡率水平的快慢导致人口增长率下降、稳定和增长归为三类。1947年，布莱克(Blacker)则把人口演变划分为五个阶段：a.以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为特征的高水平均衡阶段；b.高出生率和高的但在不断下降的死亡率的早期扩展阶段；c.出生率下降，但死亡率下降得更快的后期扩张阶段；d.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相均衡的低水平稳定阶段；e.伴随低死亡率、更低的出生率、死亡数超过出生数的下降阶段。在50年代中期，有关这一理论的系统阐释见于诺特斯坦(Notestein)的论述(1953)。诺特斯坦在研究现代欧洲人口增长时注意到死亡率对现代化力量的反应比生育率更快是不可避免的，据此他区分出三种人口类型或人口演变阶段。诺氏认为，从欧洲国家的人口转变抽象出来的原理对世界各国都普遍适用。1958年，科尔和胡佛(Coale and Hoover)《Population Growth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一书中根据当时已实现了工业化的国家的经验，总结了这些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人口转变。认为人口转变大致经历五个阶段：a.原始静止阶段(Primitive Stationary)。出生率和死亡率在高水平上保持均衡，出生率基本稳定，而死亡率却上下波动。b.前现代阶段(Premodern)。死亡率开始下降，出生率经过一段时间后也略有下降。c.过渡阶段(Transitional)。死亡率持续下降，自然增长率在此阶段达到最大值。d.现代阶段(Modern)。死亡率逐渐下降到较低水平，出生率也缓慢下降，人口增长趋缓。 e.现代静止阶段(Modern Stationary)。死亡率低而稳定，出生率水平与死亡率相当，且不十分稳定。1979年，豪瑟具体地给出了上述五个阶段的数量标志（参见附表2）。
人口转变论因其总的命题和一般性结论的正确性和适用性而受到了普遍推崇、确认和引用。譬如，人口转变理论认为，传统社会的生育率和死亡率都高，现代社会的生育率和死亡率都低，而人口转变存在于两者之间。在充分现代化了的社会，生育率和死亡率将以一种可预期的方式变化。虽然人口转变理论是对19世纪发生在欧洲的人口转变过程的一种描述性解释——它把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变动划分为若干“阶段”，并把人口生命统计指标的演变看作是现代化过程中经济和社会变革的产物；但它在展望发展中国家早期的人口转变时也取得了成功。本世纪40年代，西方学者运用人口转变理论展望世界大部分刚刚开始经历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人口增长前景时曾预测，随着现代化的推进，死亡率率先下降，而生育率在现代化的初始阶段却高居不下。在人口转变的这个阶段，由于两种不均衡的下降在时间上的滞后关系，从而导致一个人口转变增长时期(transitional growth stage)的到来(11)。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国、各地区人口转变实践的多样化以及人类认识的深化，人口转变理论的解释力和预见力开始受到挑战，譬如，人口转变论并不能清晰地告诉我们，对于面临人口增长挑战的许多迟发展型国家和地区来说，该如何理解和信任“发展是最好的避孕”或者“发展才能降低生育率”这一推论？人口转变论只告诉我们现代化是生育率下降的充分条件，却没有告诉我们导致生育率下降所必要的现代化程度——问题恰恰在于，这样的程度是相对的，是难以确定的。中外学者都曾努力探寻过使生育率下降的现代化的临界点（后来，西方学者又尝试着对临界概念加以修正，提出了地区性临界值regoinal thresholds和移动性临界值moving thresholds)。但研究证明，这样的临界值仅考虑经济发展的相对水平是不够的，世界生育率调查和对欧洲生育率变动的研究都表明，生育率变动与经济发展之间不存在简单的相关性。显然，不考虑非经济变量是不妥的，但制度、传统、文化、习俗等变量又是难以量化的。
我们感兴趣的问题主要是，传统的人口转变理论囿于历史的局限，考虑到了“人口转变增长”，却没有也不可能对目下颇为关注的“人口低负增长”问题予以足够的关注，在这方面自然也就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丰富的理论遗产。特别是，如众所周知的，所谓的人口转变实质是人口生命统计指标（或称人口再生产指标，下同）的转变(demographic transition)，而人口性别、年龄的结构问题没有包纳在人口转变的理论框架中。就我们现在已观察到的，在生育率的下降过程中，人口性别结构问题表现在出生性别比的升高、偏高上，甚或也有婚姻性别比的失衡问题；而人口年龄结构问题则突出地表现在人口老龄化以及老年人口高龄化上。换言之，经典的人口转变理论没有研究人口转变和人口问题转型的关系。我们认为，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主题、危机和挑战，人口问题也不例外，这是关于人口问题的基本哲学观。
人口转变论的提出对认识低生育是人类的发展的必然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未能进一步深入认识诸如人口老龄化、发展中国家史无前例的人口增长和低生育下人类可能面临的新问题等。这是因为学科本身的局限和时代的局限。
其一，人口转变论创立者所处的时代是二十世纪初，正是人口统计学崛起和发展的时期，它以一门独立于统计学和其它社会科学的姿态出现，没有任何学科能取代它，因而使其能作为一门学科跻身于科学之林，它也自觉或不自觉地“孤芳自赏”，只满足于数据的实证描述，这是二十世纪新学科的综合研究开展不够蓬勃的时代烙印。
其二，欧洲国家人口出生率、死亡率转变是缓慢的，因而年龄结构演变也是缓慢的，人口老龄化是悄悄出现的。其实早在1801年，法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已和我国今天差不多（达到8.7%），在1851年已超过10%；瑞典在1860年已超过8%(12)，但未有出现明显的后果。那时认识不到人口老龄化问题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迟至1956年才出现第一本人口老龄化著作，这表明人类的认识有一个过程。
其三，在人口转变论先驱者所处的时代，世界人口统计残缺不全，他们都是根据零散材料来推断的，所以过去提不出可靠的实证。至于目前认识世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人口转变中的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实证资料，是直到20世纪七十年代才由联合国估计出来的，而且是前期粗后期细（参见附表3）。在60年代以前人口转变论者主要集中于人口生命统计的实证研究上，没有来得及对低生育现象进行多学科研究也是可以理解的。低生育现象客观上要求人口转变论研究的继续和深入。
三、低生育研究是人口转变论的继续和深入
人口转变论似乎提示了一个“真理”：伴随着现代人口转变的实现和完成，人口问题将逐步得到解决。然而，一旦我们突破人口转变的狭隘视野，就不难发现，这是一种亟需更新的人口问题观。譬如，以中国为例，在人口转变理论规范下的“人口转变增长时期”，人口问题的焦点体现在人口数量的增长和人口规模的膨胀上；而在低生育时代到来之时，人口素质（如优生优育优教）、人口结构（不仅包括性别年龄结构，也包括人口地区分部结构）问题开始相对突出起来。伴随着生育率的下降和转变，人口问题的焦点开始从高生育率带来的挑战转向人口老龄化及其它和低生育率有关的问题。世纪之交的中国正处在这样的人口问题转型期。换言之，现代人口转变的实现和完成，譬如现代静止人口目标或人口零增长目标的实现，并不表明现代人口问题就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这里我们将“人口问题”大致界定如下：主要由于人口变量的变化而引致的人口系统运行的失衡以及人口系统和非人口系统（社会、经济、环境大系统）在互动中的矛盾冲突。显而易见，存在着两类人口问题，一是人口统计变量所引致的原生人口问题，二是人口的诸多变化所引致的社会经济后果，亦可称次生人口问题。当然，在大多数情形下，原生问题和次生问题是互相交织的。
就中国而言，低生育率目标的不断逼近和实现至少表明我们在人口控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为平抑第三次人口出生高峰和缓解未来的人口压力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如上所述，少生并不是一切，我们不能陶醉于现代人口转变在一个又一个地区的次第实现，我们还需要早日考虑低生育率带来的新问题和新挑战。为此我们必须保持足够清醒的头脑。或许可以说，在传统人口转变理论的预见力捉襟见肘的时候，恰恰是“持续的低生育率及其社会经济含义”的研究在国内国外兴起一契机(13)。
迟至本世纪80年代初，西方学术界似乎一直没有对“持续的低生育率及其社会经济后果”的研究予以足够的关注。这不是没有原因的。我们知道，欧洲的人口转变是一个自发的平稳的也是缓慢的过程，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转变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大概用了一个世纪甚至更多的时间。由于人口出生、死亡的变化极缓慢，所以当时欧人对悄然出现的人口老化没有感觉。本世纪30年代才出现老年学，二战以后才兴起人口老化的研究，1956年，联合国人口司才出版了《人口老龄化及其社会经济含义》(The Aging of Populationand Its Economic Social Implications)一书。西方学者认为，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本系统研究人口老龄化的研究报告。所幸的是，现在人类开始关注现代人口转变实现和完成之后的种种情势，开始有意识地将生育转变、人口结构变化、人口老化、劳力短缺、家庭规模和结构演变等问题联系起来，开始走出人口统计学狭隘的圈子，从多学科的角度展望后人口转变阶段(the Post-tranistion phase)。
从目前的认识看，实现人口零增长的现代静止人口是人口增长的全球性趋势和归宿。但发达工业化国家和迟发展型国家所走过的路是不同的。西方发达国家达到人口零增长与生育率达到更替水平以下几乎同时出现。而迟发展型国家则不同，从低生育率到人口零增长还有一段时间，有关研究曾经指出，这段时间中国大致需要半个世纪，印度和西亚、非洲等则要100年左右甚至更长的时间。这就造成各国人口转变增长的巨大差异，在发展中国家中，人口转变快的，死亡率从转变之初到达到人口零增长，人口规模膨胀到3倍左右，我国属于此类，大多膨胀到5倍左右，多的在6倍以上，非洲、西亚和南亚有的国家可能是这种后果。另一方面，这段时间同时为未来的政策选择提供了机会，国内有学者乐观地认为：为了不使我国生育率下降带来过于严重的人口老化问题，在今后生育率下降趋势中，通过完善计划生育政策又是可以对之加以调整的(14)。我们并不否认人类对自身的生育行为有着巨大的调节能力，特别在受中国文化影响的东方社会的制度和文化背景下这种能力表现得尤为突出，但也应当指出，最优的生育率的调节是超前有序的调节，当低生育率的不利影响（当然同时也存在着许多有利的影响）充分显现时再行调节往往已经太晚。而且，人类的生育行为也并不完全可控，生育在客观上存在着不可控性，特别是以“少生晚生优生甚至不生”为特征的现代生育文化一旦形成，它将对人们的生育意愿及其生育行为产生强烈的影响，而且也会形成一种惯性，譬如在西方，一些国家和地区担忧于持续的低生育率所产生的种种不良后果，试图采取鼓励生育的政策(pronatalist policy)来刺激生育率的回升，但大多数家庭在“要汽车还是要孩子”或者“要享受还是要孩子”的选择中，不少人选择了汽车和享受，西方人那种少育甚至不育的观念和行为在现代生育文化的理论框架中得到了很好的诠释。当然，个别国家防患于未然也有多多少少取得成效的例子。例如，法国是生育率下降最先、人口老化最早的西方国家，由于比欧洲其它国家更重视低生育率问题，长期以来采取防止生育率下降的社会经济措施，收到初步效果，近年来生育率在欧洲已不是最低的了。
如何看待中国目前的低生育率现象？我们认为，现在已到给出清醒判断的时候了。
首先，如前所述，根据目前中国的生育水平，可以断言，中国已进入符合国际规范的低生育率国家的行列。只是，对90年代初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的真实水平的共识还没有达成，国外学者认为在1.9左右，国内学者认为在2.1-2.3左右(15)。众所周知，80年代前中期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是在波动中有所下降，90年代初有进一步的下降。但近年来人口的变化和社会经济变化都很快，而且互相交织在一起。所以，90年代初生育率的下降是扑朔迷离的，目前，人口学家还很难分离出各种因素（如计划生育工作、社会经济发展等）发挥作用的不同程序。但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在现代人口转变的后期，“发展”的力量正变得重要。
其次，中国生育率的下降是迅速的，速度在世界是罕见的，可以与日本相提并论。但中国低生育率的实现有一定的特殊性，这与迥异于西方的东方人口转变模式有关。中国的人口转变是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条件下依靠大力开展计划生育实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继经典的欧洲模式，又出现了以日本、新加坡、南朝鲜等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化国家模式”或称“东亚模式”。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一个自然的平缓的人口转变过程，后者则在现代化过程中加入了人口控制的干预，这就是家庭生育计划项目的广泛开展。这样，如果在理论上我们将人口转变模式区分为自发型转变和诱导性转变这两种，那么中国无疑属于后者(16)。在生育率下降过程中，计划生育的作用在于引导和加速人口转变，但人口政策的实施成效以社会经济发展为前提，并受社会经济发展条件的制约。中国人口转变要趋于完成，一方面要防止在市场经济的初始成长阶段生育率出现反弹，另一方面则要积极争取现代化之于人口转变的有利影响，应当指出，中国的生育率是典型的控制生育率(controlled fertility)而不是自然生育率(natural fertility)(17)，所以生育率出现反弹的可能性是客观存在的，目前中国所达到的低生育水平还不够稳定。
再次，注意到生育率转变的城乡差别、地区差别是重要的。自大力推行计划生育以来，城乡二元化生育格局始终是个客观存在，从70年代到90年代，全国各地区生育率差异的基本格局也没有根本改变，一直到80年代后期，在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生育二孩的现象十分普遍，在“老少边穷”地区多孩生育也不稀见。在90年代以前总和生育率接近了，但我们要关注全国平均水平的“低生育率”现象背后的城乡差别、地区差别。农村生育率转变以及高生育率地区的生育率转变任务都还较艰巨，这是因为：在目前条件下，生育率下降已逼近自身的极限，要期待生育率有进一步下降有待于人口控制机制的重构和有利于生育率下降的社会经济环境的营造，而这，当然不是一蹴可就的事。由上可见，中国的生育率转变不稳定、不彻底、也不同步。有的地区已初步完成，有的地区却刚刚开始，特别在农村地区，这种转变若靠自发的力量将是迟缓的。这样，我们可以获得一个结论，这就是：尽管中国已经进入了低生育率国家的行列，但生育率转变的任务远未完成，中国在90年代继至下个世纪初叶还面临着推促生育率实现二次转变、三次转变（持续地低于更替水平并最终回复到更替水平）的艰巨使命。这样的使命转化为工作上的努力其实又是双重的：一方面要巩固现有成绩，另一方面则要再创佳绩(18)。
最后，我们想反复强调的一点是，低生育时代的到来，现代人口转变的实现决不意味着人口问题得到了根本解决。这里我们也找到了“少生决不是一切”的题中应有之义。在人口转变的每一阶段，都有相应的人口问题主题。这一认识恐怕是人口转变论的初创者们始料不及的。对“人口问题”的认识不断加深的时候，其实正是人口转变论更新和发展之机。目前，中国面对的“低生育率、高增长量”的矛盾其实是不少经历过“人口转变增长时期”的迟发展型国家共有的困惑。这里的“高增长”是一种人口转变增长，而这样的增长其实又有两种：其一，高出生率、低死亡率的反差所导致的直接的转变增长(transitional growth)；其二，是指间接的转变增长，或者说是指转变增长的惯性—— 在转变差时期出生的大量人口在低生育率时代成长为育龄人口，由于规模巨大，所以尽管生育率相对低，总的或者净的增长量依旧惊人。我们不妨称之为惯性增长(the momentum of Population growth)。如前所述，在中国，人口的过剩问题还远未解决，问题还在于，过剩人口问题因为每年巨大的人口增量而正变得严峻。譬如，广为国人所知的是，下个世纪上半叶，中国面临着总人口激增、老年人口激增、劳动适龄人口激增这三大高峰。在这个意义上，或许可以说，现代人口转变的实现与其说标志着人口问题的解决，倒不如说伴随着人口问题的转型——譬如，从增长型为主的人口问题转向了结构为主的人口问题。
如此看来，通过对低生育率现象和问题的探讨，提示人口转变和人口问题转型的关联机制，恐怕是今后值得努力的一个学术方向，这同样也是在新情势下重新认识人口转变理论继而补充和发展之的题中应有之义。
四、关于“低生育后果”值得讨论的若干问题
首先要说明，这里所说的“低生育后果”在原意上是中性的，可以分良性和非良性两种。低生育率给中国的良性后果已有学者详细讨论过(19)。简单说来，在本质上就是缓解了人口增长的压力，为社会经济的现代化创造了相对良好的人口环境和人口条件。低生育率的实现不仅是中国长期努力的一个人口目标，而且是现代人口转变的一个必然。对这种“必然”我们需要保持清醒的判断和辩证的态度。
如前所述，人口生命统计指标的转变伴随着人口问题的转变。如果这一命题成立，那么，随着生育率的持续下降至接近或者低于更替水平，新人口问题的出现就带有某种历史的必然性。
那么，作为低生育率直接的负面后果出现的新人口问题能包括哪一些呢？我们认为，对此要作出准确判断为时尚早。这是因为：(1)低生育率的后果是广泛的、交叉的，如果说直接后果是人口学意义的，那么间接后果则包纳了丰富的社会经济含义，在更多的时候，两者又是紧密相连的。(2)因为人口转变模式、道路的不同和国情、区情的差异，低生育率的后果在发达工业化国家和迟发展型国家之间一定会有不太一致的表现。譬如，与低生育率紧密相关的一代独生子女问题，就为中国所独有，而“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也主要发生在属于东亚文化圈的几个国家和地区。如中国、韩国、日本，也许还有南亚一些国家，目前西方尚未出现。(3)进一步地，低生育率的后果既有一般性的、也有特殊性的。一般性后果有人口老化，老年人口高龄化，劳动力老化以及青壮年劳力相对短缺等；特殊性后果有出生性别比偏高以及独生子女问题等。
根据发达国家和我国的实际，我们认为，伴随持续的低生育而来的如下问题是值得关注的：(1)低生育与人口增长的稳定问题，(2)人口老龄化及其老年人口问题，(3)劳动力短缺问题，(4)独生子女问题，(5)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
(1)低生育与人口增长的稳定问题。
低生育通常以达到更替水平为基准，用人口统计的术语更准确地说是净再生产率为1，为使用方便，考虑到我国的死亡率，常常把总和生育率2.1-2.2作为更替水平。按我国1993年总和生育率为2计算，考虑到我国出生性别比较高和妇女存活率等因素，我国净再生产率已低于1的更替水平，人口内在（真正）自然增长率全国平均已是-0.01左右的负增长(20)，这是任何战略决策都必须考虑的。在目前所有发展中国家由于经过一个时期的转变中增长，因此达到更替水平后，人口不会随即停止增长（或说达到零增长），至于达到更替水平后经历多久才能达到人口零增长是一个必须研究的问题，是快速式还是中速式缓慢来实现，这涉及人口增长惯性的强度和达到人口零增长时的期望值。实质上是一个考虑到需要和可能提出的人口目标和保证目标实现的生育率下降速度。而且要考虑达到人口零增长后，采取稳定人口规模还是压缩或缓慢增长也必须提前决策，避免到时“急刹车”或“加速度”，这项研究发达国家是不十分重视的，因为它们达到更替水平时也基本上是人口接近零增长。人口增长的“惯性”（Cmomentum或inertia）是不可忽视的。中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已下降到较低水平，但由于育龄妇女人口数仍十分惊人，所以目前每年的出生人口规模还十分庞大。尽管生育率还在下降（今后的生育率下降不会像过去的那么快），但总人口特别是育龄妇女人数却居高不下。1990年中国15-49岁育龄妇女在全部人口中的比例在27%以上，到2000年仍将保持在这一水平。
(2)人口老龄化及其老年人口问题
人口老化是现代人口转变的必然产物，但低生育率到一定时候才会带来人口老化。人口老化与低生育率并不同步。低生育率所带来的后果很多，但核心问题是人口老化及其老年人口问题。关于低生育率和人口老化关系的研究是重要的，但目前才刚刚开始(21)。
我们认为，人口老化有一个内涵问题或者说结构问题，真正重要的是老龄人口高龄化问题(22)。高龄老人因为生物学规律的作用必然地要求较多的保障和服务，此其一。其二，老龄社会是一个更需要道德的社会，我们不仅要关注物质上的老有所养，而且要重视“精神赡养”问题——这不仅是老年人的一种需求，老年人生活质量的一种保障，也是一个健康的老龄社会的普遍的社会责任和道德要求。其三，伴随持续的低生育率和迅速的人口老化，老年人的健康问题和就业问题将日渐突出。一方面，健康的人口老化将成为21世纪人类共同的追求，“健康”将成为解决老年人口问题首要的和基本的前提；另一方面，人口老化在一定程度上将导致一场深刻的人力资源危机，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将成为未来人力资源开发的一个重点，老年人的续就业和再就业问题必将提上各级政府的议事日程。换言之，人口老化是一种共同的人口发展趋势，问题只在于，在人类智慧和能力所及的范围内，我们应该也是能够追求的是健康的老龄化，也是生产性的老龄化，这将是将人口老化的负面影响减少到最低程度的基本战略。
(3)劳动力短缺问题
从欧洲人口转变看，伴随低生育率时代的到来，“劳力短缺”(Shortage of labour force)问题似乎是带有普遍性的。进入20世纪80年代，属于“人口转变东亚模式”的日本，以及中国的港台地区开始受“劳力短缺”的困扰。当然，劳力短缺问题是复杂的。在理论上，劳力短缺产生的原因大致有：高速的经济增长产生了对劳力的大量需求，持续的低生育率所导致的劳动力的相对短缺甚至绝对短缺，劳动力地区分布失衡，余缺不当，或者也可能因为劳动力素质上的供求缺口而导致劳动力的结构性短缺。在中国，情形似乎较为复杂。虽然在某些发达地区（如苏南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也出现了“劳力短缺”现象，但在总体上，中国还深受过剩人口压力之苦。
在生育率下降过程中，中国也同时面临着劳动力的就业难题。在可预见的将来，劳动力数量上供大于求而质量上供不应求是中国需要着力解决的一对难题，今后10年，中国城乡需要安排的劳动力总量为2.8亿人，其中城镇6800万人，农村2.1亿人(23)。从整体上看，中国适应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高素质劳动力仍然十分短缺。但应当看到，目前我们面临的劳动力就业高峰与低生育率现象的出现只是一种伴生现象，其间没有必然的因果性。从人口学角度看，就业高峰的到来是过去的出生高峰、生育高峰周期性复制的影响，是人口年龄结构演变的惯性所致。
不过，伴随持续的低生育率，到一定时候出现人口学意义上的劳力短缺的确是低生育率的一般性后果。这一点在许多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已成为严峻的现实问题。在亚太地区，初露端倪的劳动力老化有可能进一步演化成劳动力的相对短缺，据联合国预测，2000-2020年，亚太地区15-39岁年龄组年增长率仅0.4%，总人口为0.90%，而40-64岁年龄组将达到2.5%。中国也显示出同样的情势，中国40岁及以上的劳动力人口比例在1980年为28%，估计到2000年相当于33%，到2020年达到47%(24)。然而，作为低生育率的一般性后果之一，同样性质的劳力短缺问题，其严重程度和解决办法却可能迥异。譬如，中国的情形就较为特殊和复杂，虽然劳动力老化势在必然且确已初露端倪，但劳动力的总体剩余毕竟是主要矛盾，况且，在可预见的将来，人口学意义上的劳力短缺（供给缩减型）不会像发达国家那么严重。特别要指出的一个国情是，中国所短缺的不是一般的人力资源（指普遍劳动力），而是特殊的人力资源（指人才）(25)。这样表现在对策设计上，我们认为，中国不能像发达工业化国家那样通过刺激出生的政策来缓解劳力短缺症，而可以：(1)通过人口的流动、迁移来均衡地区间的人力配置；(2)重视老年人力资源（特别是其中的人才资源）的开发利用。
有一点应当引起大家的重视，这就是，在低生育率目标得以实现的国家和地区，一个主要的政策问题是劳动力的再培训问题，以适应竞争的需要。对现代经济增长来说，高科技和发达的教育是必需的。劳动力素质问题开始紧迫地提上议事日程。在中国，劳动力素质问题由来已久，积重难返，但并非低生育率所带来；只是，低生育率目标的实现开始使劳动力素质问题更加突出，因此人口学意义上的劳力短缺需要通过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亦即“质量替代数量”的战略）来加以弥补。我国的苏南地区在现代人口转变实现之时，人口工作的重点就已顺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转到主要提高人口素质方面来，如优生优育，如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等等。
由上可以引申出一个结论，倘若低生育率目标的实现不能同时伴随经济的起飞，那么伴随持续的低生育率而来的新人口问题就可能得不到较好解决。因为如前所述，从产生原因看，新人口问题或多或少，直接或间接地与生育率下降有关；但从解决办法看，生育率的调整恐非上策，我们只能倚重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再分布运动以及城乡的深化改革。
(4)独生子女问题
就中国而言，伴随低生育率而来的新人口问题至少还包括有目共睹的独生子女问题。因篇幅所限，这里只能大略言之。独生子女问题是个复杂的社会学问题，所谓“独生子女问题”，从现象上看，就是中国的独生子女被宠坏了，有相当一部分独生子女在社会化过程中成了生活的失败者甚至社会的反叛者。这样，狭义地说，所谓独生子女问题是指相当一部分独生子女存在着明显的个性品质问题，如自私，任性脆弱，表现为行为问题：一是外部性问题，如攻击行为，犯罪行为案；二是内部性问题，如退缩行为，强迫行为，分裂样或抑郁、焦虑样行为等。也就是独生子女素质发展出现偏差的问题，或者直截了当地说，就是独生子女的教育失当问题。但广义地看，独生子女问题至少还应包括：(1)部分独生子女家庭存在的代际冲突，严重者父子、母子间形同陌路，心灵难以沟通形成难以逾越的“代沟”。(2)独生子女父母今后的养老问题，“四·二·一”家庭结构问题目前更多的只是一种理论的推测，但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问题在将来是客观存在的，而且养老问题不仅体现在物质供养上（我们应当注意到中国许多家庭亲子间的代际取予是不平衡的，甚至是颠倒的、逆向的这一事实），也体现在精神赡养上。(3)独生子女自身的婚姻家庭问题，这一方面很少被人们关注，但我们可以断言，相当数量的“问题儿童”一旦长大成人而又“秉性难移”，那么他们自身的婚姻家庭质量因其自身的局限而将很难保证，甚至因此损及社会质量（社会的秩序，社会的风尚）也未可知，等等。凡此种种，都值得在理论上进行探讨并在实践中作出努力。但应指出一点，独生子女社会问题虽已露头但并不具有必然性，也不能全归诸于“独生”，而是可以通过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防患于未然的。
(5)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
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出生性别比升高、偏高引起了国内外人士广泛的高度的关注。学术界对这一问题也有了许多深入的讨论和卓越的分析。本文限于篇幅，兹不赘述，仅想指出一点，我国出生性别比升高、偏高问题与生育率下降有着紧密的也是必然的联系，而不只是一种共生现象。伴随持续的低生育率，这一问题恐怕仍将存在下去，对此我们应予继续关注。
五、结语
发展总是有代价的，问题只是如何使代价最小。人口发展、人口现代化也一样。我们探讨低生育的诸多后果，正是为了更好地实现现代人口转变，更好地推进人口现代化，从而为21世纪中国社会经济的现代化创造出尽可能有利的人口环境和人口条件。当然，诚如前述，低生育的后果中也包括了许多有利的方面，譬如，低生育可能有助于保障妇婴健康、提高民族素质、提高妇女的地位和作用，低生育也可能成为人口流迁、人口城市化的一个动力。
总之，低生育研究是必要的，也是适逢其时的。低生育率时代到来之机正是“泛人口问题”揭开序幕之时，在这样的时代，人口学者是应当而且可以有所作为的。
附表1.分地区看中国生育率转变历程：1987-1992有关指标年份 低于生育更替水平的省市区名称 低于更替水平的地区总
人口占全国当年总人口
比例(%) 1987
京、津、辽、吉、黑、沪、江
浙（共8省市区）
21.43 1989
京、津、内蒙、辽、吉、黑、
沪、江、浙、川、（共10省市区） 32.85 1992
京、津、内蒙、辽、吉、黑、沪、
江、浙、鲁、川、冀、晋、皖、
闽、赣、湘、鄂、豫、陕、甘（
81.62
共21省市区）
注释：(1)1987年和1989年的比例根据《中国人口数据表·1990》、《中国人口数据表·1993》以及《中国统计年鉴·1988》和《中国统计年鉴·1990》有关数据计算。
(2)1992年比例根据孙怀阳、胡英《我国人口增长速度减缓的原因分析》（《人口研究》1993年第6期，8：12）及《中国人口数据表·1993》有关数据整理而得。
附表2.寇尔人口转变阶段的划分及量化标准
原始静止
前现代
过渡 现代
现代静止
阶段
阶段
阶段
阶段
阶段出生率(%)
50.0
43.7
45.7
20.4
12.9死亡率(%)
50.0
33.7
15.7
10.4
12.9自然增长率(% 0.0
1.0
3.0
1.0
0.0
资料来源：P.M.Hauser,World Population and Developnent N.Y.1979,p6.
附表3.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人口转变的比较：1750-1990(%)
资料来源：《Determinants and Consequences of World Population trend》,UN,1973,9.10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1988》,UN.1989.
注释：
①关于“低生育率”的界定标准可参考联合国的一种划分。联合国在1990年曾发表《World population Monitoring 1989》，提出了生育率转变的四个阶段说，即转变前阶段(Pre-transitiondl stage)，TFR＞6.5；前期转变阶段(Early transitiond stage),6.5＞TFR＞4.5；后期转变阶段(Advanced transitional stage),4.5＞TFR＞2.5；转变后阶段或低生育率阶段(Low fertility stage),TFR＜2.5。感谢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陈卫在文献资料上提供的帮助，并可参见陈卫：《中国生育率转变与人口老化》一文的有关论述（《人口研究》1993年第5期，14：20）。穆光宗在《中国生育率下降及其后果研究大纲》（《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4年第3期）一文中曾尝试将生育率下降划分为三个阶段或三个区间：(1)从高生育率到低生育率(2.5＜TFR＜6.0)；(2)从低生育率到更替水平(2.1＜TFR＜2.5)；(3)低于更替水平(TFR＜2.1)。
②可参见《人民日报》1994年3月21日第四版。
③张善余《近年我国一些地区人口负增长现象初析》《人口与经济》1993年第6期，3:9。
④参见《如何看待上海人口负增长现象》，《文汇报》1994年4月17日第三版。
⑤中国生育率下降后果及其对策研究组曾在“第六次全国人口科学讨论会”（北京，1994年1月）上提交4篇系列研究报告，引起与会学者关注。a.《中国生育率下降及其后果研究大纲》（穆光宗）：b.《对中国生育率下降过程中的人口老化与老年人口问题的认识》（乔晓春）；c.《中国生育率下降及其宏观经济后果研究》（张志刚）；d.《中国生育率下降及其后果研究：以上海为个案》（朱国宏）。
⑥据新华社北京1994年3月24日电，彭pēi云在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第二届理事会上的讲话。
⑦关于中国的计划生育和国外的家庭计划的异同，可参见查瑞传教授的有关论述，《计划生育和保障人权》，《人口研究》1993年第5期。
⑧详细讨论可参见顾宝昌、穆光宗《重新认识中国人口问题》，《人口研究》1994年第5期。
⑨参见陈卫《中国生育率转变与人口老化》，《人口研究》1993年第5期。
⑩UN.(1973),Determinants and Consequences of World PopulationTrend ,58：63。亦可参见顾宝昌编《社会人口学的视野》，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122：158。
(11)参见顾宝昌编《社会人口学的视野》一书中收录的发表于70年代的有关人口转变的两篇给人启迪的重要文献。
(12)参见索维《人口通论》下册，《人口老化》一章，商务印书馆1983年中译本。
(13)参见顾宝昌《生育率下降后果的研究方兴未艾》，《人口》1992年第1期；朱国宏《生育率变动的社会经济后果》、《社会科学战线》1992年第1期：顾宝昌、彭希哲《伴随生育率下降的人口态势》《人口学刊》，1993年第1期，等等。英文文献可见koren Institute for Health andclSocial Affairs (KIHASA,1992),Impact of Fertility Decline onPopulation Policies and Programme Strategies.K.Davis、M.Rernstam.Ricardo canpbell Editors(1986),Below Replacement Fertility inIndustrial Societies:Causes:Consequences,Policies,《Population andDevelopment Review》,A Suplement to Vol.12.
(14)参见陈卫《中国生育率转变与人口老化》，《人口研究》1993年第5期。
(15)路磊：《近年来中国生育率变化的成因分析》（待发表论文），1994年。
(16)参见〔美〕田心源《生育率的诱催转变——论中国人口规划和社会经济改变的影响》，《科技导报》1986年第1期；邬沧萍《中国生育率下降的理论解释》，《人口研究》1986年第1期；宋瑞来《试论自发性与诱导性人口转变》，《中国人口科学》1991年第2期，等等
(17)可参见注128页。但本文的定义稍有不同，本文的定义是：自然生育率表示育龄妇女的生育行为不受节制生育的意愿及措施的影响，而控制生育率则表示某人口的生育率受到育龄人口节制生育的意愿及行为（由控制）或者社会人口控制的要求和约束的（外控制）的影响或干预。
(18)参见穆光宗《中国生育率下降及其后果研究大纲》，《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4年第3期。
(19)朱国宏：《生育率变动的社会经济后果》，《社会科学战线》1992年第1期
(20)人口内在（真正）自然增长率(intransic or true rate of naturalincrease)，系指出人口按此水平发展下去将要达到的人口自然增长率。
(21)参见陈卫《中国生育率转变与人口老化》，《人口研究》1993年第5期。
(22)参见穆光宗《人口老化和人口自然逆淘汰》，《中国生育率下降过程中的新人口问题及其对策》学术讨论会论文，北戴河，1994年7月。
(23)参见劳动部部长李伯勇的讲话，1993年11月4日《中华工商时报》。
(24)N.(ESCAP),1987,Implications of Changing Age Structure forCurrent and Future Developmont Planning,Population Reseaech Leads No.25.
(25)参见穆光宗《从资源角度看中国人口的优势和劣势》，《人口与经济》199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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