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女子留学的途径及留学专业领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途径论文,民国时期论文,女子论文,领域论文,专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9.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698(2003)01-0059-06
中国的女子留学教育发轫于清朝末期，当时尽管有不少的女性留学欧洲及美国、日本等国，但其留学程度、规模、留学专业领域还是较低、较小且浅而不深，而民国以后，女性留学在此基础上得到了一定的发展，这也与民国时期女性基础教育、女性高等教育的发展，以及整个留学制度、政策的规范化有关。综观近代民国时期的女性留学，从各种资料来看，都呈现了一定发展的趋势。本文限于篇幅，仅对民国时期的女子留学的途径及其留学专业领域作一探讨。
一、女子留学途径
亦如清末时期一样，女性留学的途径仍然分为官费公派、自费出国、庚款留学三种。
（一）自费留学
自费留学出现较早。民国初期，对自费留学尚未有任何规定，自费生也尚不能接受任何政府补贴，许多自费生除了家庭的供助、勤工俭学外，只能依靠国外学校的奖学金来完成学业。即便如此，自费留学的人数也多于公费留学的人数。为了加强和规范对国外自费留学生的管理，1933年，国民政府颁布《国外留学规程》，专门对自费留学生做出了管理规定：成绩优秀者，在其国外留学获得证书、学历等被认定后，可以享受各本省市的奖学金补助[1](P667)，这对促进留学和吸引留学生回国有着积极的作用。并且，1946年4月，民国政府教育部又公布了《自费留学考试章程》，对自费生的出国留学与成绩有了较严格的要求。这也说明此时我国整体留学水平与质量较之清末都得到了提高，政府的管理水平也相应的有所提高。
就自费留学的规模人数来说，在民国初年，由于中等女性教育与高等女性教育的不发达，出国留学的人数并不很多，主要的也不过是教会学校所联系赴英美等国自费留学的女留学生。如1914年，华南女子文理学院的15名毕业生，就只有1名女性出国留学；[2](P345-346)而1915年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55名女性毕业生中，出国留学的已达9人之多[2](P345-345)，留学人数的百分比占总毕业人数的18.18%。又据统计，1916年，有案可稽的自费女留学生总数为86名，其中广东15名，江苏14名，江西、四川各13名，浙江11名，湖南6名，广西、贵州各3名，福建、陕西各2名，山东、河南、湖北、奉天各1名。[3](P113)只是她们的留学国别不详。而同年各省官费派往日本留学的总人数为43人[3](P113)，自费留学者的女性人数比官费女子留学人数多出一倍。这也说明女性自费留学在民国初年的规模、人数高出了官费留学，是我国女性留学的主要形式。当然，除了教会大学女性毕业生的留学水平比较高外，其他的自费留学者的水平可能就参差不齐。如留法勤工俭学的女性就是如此。1919年，向警予等6名湖南女子从上海启程前往法国留学，一时被誉为壮举，可惜这些女性中的多数人文化程度均不很高，留学层次受到了限制。
自民国初年到1949年，女性自费留学一直处在缓慢发展之中，人数时多时少。以留美女生来说，虽然我们不能清楚地分辨其公私费的性质，但从其总数的变化也很能说明问题。如1918年留美女生为26人，1919年20人，1920年26人，1921年40人，1922年49人，1923年32人，1925年37人，1926年42人。[4](P373)虽有发展、但增加不明显。而民国20年度（1931年）全部的女性留学生都是自费，共有59人[5](P66)，其留学国别以美国最多，为23人，其次是法国（18人），再次为日本（12人），其他德国3人，英国2人，菲律宾1人。
在抗战期间，由于国民党政府经费紧张而限制官费留学，人数减少，自费留学也受战争的影响，人数有所下降，但自费留学人数仍然要高出官费的人数。例如，1938年实行留学限制后，据官方统计，1938年出国留学者为92人，1939年为65人，1940年度为86人，1941年为57人，1945年仅8人[6](P38)，这些都是官费留学生人数，其中女性当不会多。但同期据梅贻琦、程其保的《百年来中国留美学生调查录》，我们得知同年份的留美学生人数分别为：1938年为235人，其中女性为64人；1939年为158人，女性为48人；1940年为206人，其中女性为55人；1941为220人，女性为64人；1945年为543人，女性为53人。[4](P373)当时整个欧洲局势不稳，1940年前后又进入战争状态，中国留学生遂极少去欧洲留学，而1937年10月以后，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几乎全部返回。所以在抗战期间，中国的留学生大多去了美国，虽然我们上引的留学生人数要少于整个留学人数，但仅就此已很能说明问题。从上引数字不难看出，同期随着官费留学生人数的锐减，女性自费留学生占了主要地位，成为这一时期留学的主要形式和途径。仅1938年留美女性达64人，只比同期官费留学生92人少28人，可见其中自费女生的人数不在少数。
抗战胜利后，由于自费留学较前得到了发展，为此，民国政府于1946年4月颁布《自费留学考试章程》，对其进行严格管理，并给予相应的奖学金补助以及相当好的优惠汇率结算，这就更促进了当时的自费留学。
（二）退赔庚款留学
退赔庚款留学始自清末的1909年。民国前，共招收三批学生赴美，并挑选了一批十一二岁的幼童共12人赴美读中学。为了加强庚款留学事务，1909年8月，经清政府的外务部、学部奏准，由内务府将皇室赐园——清华园拨给具体负责庚款留美的“游美学务处”，作为培训留美学生之用的游美肄业馆的馆址，后又改为清华学堂。民国成立后，又改名为清华学校，作为庚款留美预备学校。从1914年开始，每隔一年招收一次女生，女生名额定为10名（见表1）。
表1 庚款留美学生统计表
年度 1914
1915
1916
1917
1918 1919 1920 1921 1922
性别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女
人数 86 9 39 - 45 10 42 - 73 9 67 - 79 - 58 10 89 -
资料来源：俞庆棠：《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女子教育》，李又宁、张玉法：《中国妇女史论文集》第369页。
据表1，知清华学校从1914年至1922年共招收了4批女生38人。又据常道直《留美学生状况与今后之留学政策》一文，1923年清华还招收了5名女生，加上前4批，其总数为43人。而其中先后数次停招。一般的，庚款留美生对招收的学生资格要求也比较严格。其对女留学生的规定为：“体质健全，品行端淑，天足且未订婚，年龄在二十三岁之内，”“国学至少有中学毕业程度，英文及科学能力直入美国大学校肄业者为合格。”[7](P82)可见在当时女性中等、高等教育尚不很发展的条件下，其录取资格与条件是比较苛刻的，在招收中又坚持宁缺勿滥的原则，其中有两届都未录满10人。但清华派遣的学生留学费用与补贴较其他公费出国生更为优厚，仅此一项，就对女生非常有吸引力，更何况男女录取、发放津贴补助标准相同。据载，当时清华发给留学生治装费250元，而赴美的旅费、手续费都由清华直接支付、学生在美入学后，每月还由监督处发给80元美金，作为膳宿生活费用，而学杂费、医药费、实验费也由监督处支付，并且还可临时申请其他补助。[8](P260)而当时北洋政府的留美公费标准是，治装费200元，出国川资500元，每月学费80元，回国川资250元，其他则不予支付。[7](P649)显然，清华庚款留美与之相比就很有优势。在当时物价低廉的情况下，留学生除了交学杂费、生活费以外，都还有不少的余留。清华留美女生最后一届招生为1923年，此后，当不再招生。1929年后，虽仍设置公费留美名额，但考生面向全国公开招收。民国时期除了清华招收庚款留美女生外，其他像比利时、苏联、英国等也都退还了一部分庚款，用来招收中国留学生。如英国于1922年的年底，正式致函中国外交部，决定将英国部分庚款余额退还，用于中英两国“互有利益”的事业。但直到1933年8月，中英庚款董事会才举办第一次留英公费生考试，只录取了9人；[9](P385)到1937年共进行了五届考试，第五届录取了卢嘉锡等25人赴英国深造。[9](P388)这五届庚款留英学生中，也当有少数女生，只是具体数字不详。
尽管如此，庚款留学作为女性官费留学的一个形式与途径，不仅对整个中国的留学，也对女子留学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三）由外交部、教育部等及各省市负责选派的官费留学
近代时期最早官费留学女性，有案可稽者为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选派的三名赴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留学的女生，这是女子官费留学的最早记录。
进入民国以后，官费女子留学也得到北洋政府的重视，其留学费用与男子一视同仁，虽然当时国内女性教育水平有限，北洋政府还是比较重视女子留学。官费女性留学生由外交部、教育部和各省市选送，在民国初年，人数非常有限，如有案可查的1916年，各省市共派遣官费女留学生43名。其中福建9名、山东、江西、湖南、云南各4名，浙江、广东各3名，直隶、陕西、四川、江苏、吉林各2名，湖北、安徽各1名。[3](P113)其留学国别有美国、苏联、日本、欧洲等国。
在1920年前后，官费留学人数非常有限（除了庚款留学女生外）。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官费女留学生在法国的仅有10人[10](P143)，而1919年春到1920年8月止，到法国留学的官私费男女青年共有1200人，其中女性只有21人[10](P86)，官费女生人数之少也就可想而知。
留苏官费女性在十月革命前还有一些，十月革命后，由于北洋政府极端仇视苏维埃政权，公费留苏全部停止。但从1925年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后，派出官费学生到苏联中山大学学习，这也可算是中国国民党派出公费留学生。其中女性不乏其人。
20世纪30年代在抗战未爆发前，官费女性留学仍在发展，人数也在增加。但与私费留学相比，官费仍占劣势。如1937年留德总人数增至700人，其中公费占20%，自费占80%。[11](P334)其中女性官费留学生之少也就在情理之中。据有的学者估计，20世纪30年代留欧女子总数当在2000人以上，留日女子总数当在6000人以上，总计留欧、留日、留美女生人数，当超过万人。[9](P261)此估计是否准确，不敢断言，但剔去多数的自费留学女性，官费留学女性也不会有多少。到抗战时期，由于限制留学办法的颁布，加之官费留学专业多与军事国防有关，女性自然很少被公费派出。如上所论，抗战时期，整个国家的公费生派出数目不多，其中留学官费女性更是”凤毛麟角了。
抗战结束后到1949年这一时期，由于资料阙如，我们无法对这一时期的官费女性留学做出准确的论述，但其总趋势当与留美热潮一致。由于当时国民党将大量外汇用于购买美国先进武器，全力内战，因而，用于留学上的外汇很是拮据。其官费留学经费也就捉襟见肘，自然影响官费留学，官费留学的人数当不很多，因而，解放前夕，自费女性留学是当时的女性留学主要形式与途径。
综上所述，当时的女性留学途径就分为自费、官费、庚款留学，还有一种半自费的形式，只是材料所限，未能加以说明。但从整个民国时期留学发展趋势来看，除了战争影响因素之外，一直呈现增长趋势。以留学美国为例就能说明问题（见表2）：
表2 1912年至1949年部分年度留美男女学生统计表
入学年份
男
女
性别未详总数
能辨性别女生占能辨
性别的百分比
1912 69
4
679
735.5
1926 266 42 33
341 308
13.64
1937 157 38 24
219 195
19.49
1939 104 48 6158 152
31.58
1941 138 64 18
220 202
31.68
1946 422 164 62
648 586
28.00
1947 780 340 74
1194 1120 30.45
1948 846 320 108 1274 1166 27.44
1949 672 297 47
1015 969
30.65
资料来源：梅贻琦、程其保《百年来中国留美学生调查录(1854-1953)》《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下）第372-374页。
从表2可知，1912年，女性留美学生为4人，只占能辨性别学生总数的5.5%，到1926年留美女生总数为42人，占能辨性别总数的13.6%，而到1937年，虽受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留美女性人数有所下降，但仍占能辨性别学生总数的19.49%，而抗战时期的1939年度与1941年度则留美女生的人数分别占能辨性别留学生总数的31.58%与31.68%，抗战结束后，1946年为28%，1949年为30.65%，一直保持在30%左右，1949与民国元年相比，增加25.15个百分点，与1926年相比，也增加了17.05个百分点，而与1937年相比，则增加了11.16个百分点。这些增长都表明了女性留学从民国初年，经过国内数年的政治动荡，日本侵略等内灾外患而艰难增长的事实。这只是纯粹从数字上显示了留学的人数规模方面的指标。虽然，这些增长与解放后、甚至改革开放后20多年来的女性留学相比，微不足道，但却是中华民族女性教育史上不可不写的一页。
二、女子留学专业领域
之所以要探讨这一问题，是因为通过研究女子留学专业领域扩大与加深，也可以从这个侧面反映民国时期女性留学的发展变化趋势。虽然这方面的资料不很翔实，也未必能完全说明问题，却也很有必要加以叙述。
在民国初年，一般的自费留学没有专业学科的限制，所选所学专业均由女性自己作主，但以文科居多，如1921年留法勤工俭学的18名女性所学专业即是如此。
这些女子中，除了一名肄业于北京协和女子大学以外，其她的多是女子中学、师范毕业。其学习专业为教育者4人，教育美术4人，文学1人，音乐1人，教育音乐1人，体操音乐1人，美术1人，哲学1人，史地1人，医学1人，理化1人，生理1人，教育生物1人，其中文科14人，自然科学、应用科学者仅4人。[9](P201)可见，学习文科的女生占了整个留学女生的近80%。不仅仅是留学法国的女性是轻理重文，当时留学其他国家的女性所选所学专业也都有这种倾向。赴美留学的女性所选专业虽较留法留欧的学生稍深一些，如在清华选送官费女生留学须知中，就明文规定女生所选专业学科为教育、幼稚园专科、体育、家政、医科、博物、物理、化学，基本上文、理科专业各半，但从1921年所选送的11名官费女生的所选专业学科看，仍以文科为主（见表3）。
表3 1921年考取清华庚款留学女性情况统计表
林子勋：《中国留学教育史》(1847-1975)第270-273页。
在11名考取庚款生中，除了2名所选专业不明外，其他9名中，有5名女生选取了教育、新闻，有4名女生选取了科学、医、农专业。但从1924年留美的108名女生所学专业来看，文科仍占多数，学习文学、哲学、新闻、音乐、政经等文科专业的学生有33人，学习教育与体育的学生有15人，学习医药看护、牙科的有17人，其中学习教育人数不明，另有专科不明的36人。[9](P149)学习文科的女性显然占了所明专业的一半以上。而36名专业不明的女性可能正在国外中学或大学一二年级学习，尚未选择专业。另有一个倾向就是女性选择医科的人数增加，这一变化说明女性涉及领域已经向比较广泛性方面发展。
又从民国二十年（1931年）获取准给留学证书的男女青年所学专业情况来看，也很能说明问题（见表4）。
表4 1931年获取留学证书者所学专业情况统计表
理
医工文 法 教育农
商 未祥 各科总数
女总 女 总 女 总 女 总 女 总 女 总 女 总 女总 女 总 女 总
数数数数 数 数 数
数数 数
4 47 16 75 1 115 39 117 15 220 15 27 1 38
31 6 43 97 728
《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丙编“教育概括”第1114页。
当年在美学生总数为728人，留学女性总数97人，所选文、法、教育专业者为69人，所选自然科学、应用科学者为22人，文科明显多于理科，而学农的女性只有1人，学工的女性也仅有1人。其所选专业趋势非常明显。这种情况一直到解放前夕仍然没有多大的变化。据统计，1946年，女子留学也仍然以文科居多，文科占60%，理科占40%。[12](P271)但与1931年相比，文科下降了11.1个百分点，这就说明，有11.1%的女性已经转向了自然科学、应用科学等专业领域，表明女性所学专业领域有所拓宽。如吴贻芳在美国学习生物学，邹仪新在日本学习天文学，等等。
不仅女性留学专业领域拓宽，其所学专业也已涉足于精深领域，与清末民初的女性所学专业相比，已非同日而语；而且就其留学层次来说，也有相当数量的女性硕士、博士获得者。这方面，虽然我们没有确切的统计资料，但并非凤毛磷角，仅就笔者在一些资料中所能见到的留学女性硕士、博士便有二三十名之多。[9](P376-396)
如冯沅君1932年赴法国学习文学，后获博士学位，1935年回国后任河北女子师院、武汉大学、东北大学的教授。袁昌英在英国获硕士学位后，1923年回国任教于北京女子高师。杨荫榆1918年由教育部资举赴美留学，获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她如劳君展也为法国巴黎大学的硕士获得者，罗玉君为留法博士，赵梦莛为留美硕士[13](P61-63)，等等。这些女性硕士、博士学位获得者回国后大都从事科学研究、文化教育事业，许多人成为了著名科学家、著名教授，如陈衡哲、林徽因、谢冰心、苏雪林、袁昌英、张汇兰、雷洁琼、劳君展、魏璧、方令儒等人即是她们中的佼佼者与典型代表。她们为中国人民的科学事业、文化教育事业贡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收稿日期：2002-1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