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
摘要：在民族融合的历史大背景下，在唐宋时代我国经济文化活跃的特殊时期，唐代兼收并蓄、开放的外交和移民政策为回族先民在汉文化主流城市得以实现族群认同，并且维持民族特色绵延发展创造了宽容的社会大环境。回族这一特殊群体如何发展壮大其民族，聚居区的选址对其发展十分重要，本文以西安最大的回族聚居区—鼓楼回族聚居区为研究对象，主要研究其选址形成的历史原因，解释了为何其会存在于唐皇城的西北隅这一特殊位置。
关键词：西安；鼓楼；回族；聚居区；唐宋；长安
历史时期，西安鼓楼回族聚居区称为回坊，内涵世居回族鲜明的聚居特质，以及远溯唐朝悠久的城市坊里空间制度文化。发展至今，“回坊”依然具有相当广泛的社会认知，是西安历史文化名城极具地域文化特色和少数民族特色的专指地标符号。但凡对西安城市文化有所了解的人们，提到西安回坊都必然指向位于西安内城西北隅的鼓楼回族聚居区。那为什么会选址于此地，基于怎样的历史原因而形成了现在的状况，本文将从历史的角度出发，研究回族的起源和聚居区的选址问题。
本文的研究对象西安鼓楼回族聚居区的界定，主要指位于西安明城区中心的西北部，紧邻钟、鼓楼广场，东起北大街，西到早慈巷，南临西大街，北至红埠街的城市传统住区与传统商业区，地域面积约1.3平方公里，居民总人口约6万余人，其中回族居民约3.5万人，就业方式以饮食业、零售业为主。
一、回族种族的起源
根据各种史料文献和口碑传承的考证，有关西安回族的源释，目前最流行、最接近史实的当推马士年先生提出的“四来源说”。该学说认为，西安回族主要有四大来源[1]：
（一）都城蕃客
隋唐时期，长安不仅是陆上丝绸之路的中心，而且是当时最大的国际都会城市，亚欧各国与唐都长安进行着频繁的商贸、文化和政治交流往来，其中许多外国友人入籍京师，世居长安。由此，唐长安成为了各民族荟萃之地，这些“住唐”侨民包括经商贸易的波斯和阿拉伯商贾、与唐交好的首领或贵族、致力于传播宗教的使者以及精通胡乐歌舞的伎人等等，史上统称“蕃客”，当中相当一部分是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这也是西安回族起源较早、规模最大的族群先民。
（二）什叶派“牙客”
7世纪80年代，在反抗阿拉伯帝国伍麦叶王朝的运动中，一批什叶派穆斯林失败后为躲避政治迫害逃到中国北方，学会了当地语言，以从事中外贸易经纪为生，俗称“牙商”。长安就是当时这些政治难民留居的主要地区之一。
（三）援唐穆斯林官兵
据《旧唐书?肃宗本纪》载，唐至德二年（公元757年），阿拉伯帝国应唐请援，派兵前往中国边境，与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北庭和回鹘等军队汇合共二十余万人，先后收复西京长安和东京洛阳，助唐平定了安史之乱。这一次军事援助，除中方有历史记载外，在阿拉伯国家的历史资料上也有记载。叙利亚大学历史学家卡米勒尔?雅得博士在《中国与阿拉伯之间的历史关系》一文中，不仅叙述了阿拉伯帝国的援唐经过，还提到：“中国皇帝向支持他的穆斯林官兵提出，如果他们愿意，他们可以留住京城，允许他们同中国女子结婚，并于762年敕建清真寺一座”。因长安历经战火，此清真寺虽有记载现已无遗迹可考。但这一记载足以证明援唐穆斯林官兵留居长安，并且规模不小的史实。这些官兵也成为了西安回族早期先民之一。
（四）九姓胡人
唐代以来，属于中亚康、安、曹、石、米、何、石、火寻、戊地等九个小国家的“昭武九姓”胡人先后来唐经商，其中不少在长安久居不归，娶妻生子。公元8、9世纪，九姓胡各国被阿拉伯帝国征服，此后留住长安的九姓胡人逐步皈依伊斯兰教，成为世居长安的穆斯林，是西安回族主要来源之一。
事实上，就西安整体回族渊源而言，唐代四大来源亦不完全，史上有唐之后，西安回族还经历了数次扩充与迁移，对西安回族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与意义。但主要的组成部分就是以上提到的四个部分。
二、西安回坊形成与两宋时期
现西安回坊的雏形大致形成于两宋，而非唐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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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唐代为回族先民的侨居时期，唐时蕃客作为第一代或早期城市新移民，无论族群人口规模还是居住性质都具有明显的不稳定性，易随境外往来通商淡旺季节的转换而产生周期性变动。同时，住唐蕃客族群成分相当多元，由于留居长安的时间相对较短，尚未形成共同的语言、共同的信仰和共同的生活方式，而回坊是伊斯兰文化、回族重商特性和中国古代城市坊里空间制度的有机结合，显然，唐代回坊雏形形成的民族基础条件不够成熟。因此，即便为数不少的波斯邸、胡店、胡寺及蕃坊在唐长安城出现，也仅能说明唐代具有一定规模的回族先民居住，而并不代表回坊雏形的形成。
其二，就现今西安鼓楼回族聚居区的区位而言，其与钟鼓楼为邻，南依西大街，北近莲湖路，东、西分别以北大街和早慈巷为界。将此区位与历史相对照，基本属于唐长安皇城范围。然而，唐长安皇城是封建王朝政治统治的中枢所在地，官署衙廨林立，作为外来移民聚居地的回坊显然不可能在唐代便于皇城内出现。
三、西安鼓楼回族聚居区两宋时期形成的条件又有哪些呢？
（一）空间条件的形成
西安回坊雏形的形成与唐末昭宗迁都洛阳有较大关联，且建于迁都洛阳后的长安皇城废墟之上。
史上，自安史之乱以后长安屡遭战乱，几经破坏和恢复。直至昭宗天祐元年（904年），强藩朱温掌控兵权，强迫唐昭宗迁都洛阳，同时“毁长安宫室百司及民间庐舍，取其材，浮渭沿河而下，长安自此遂丘墟矣”[2]。随后，朱温移佑国军于长安，佑国军节度使韩建即将宫城的南墙作为皇城的北城墙，并与皇城原东西城墙相连接，在长安原皇城及部分宫城旧址之上，改建了一座四面城墙高筑、与原长安城相比范围大大缩小的城池[3]。北宋建立之后，迁都后凋零荒芜的皇城内逐渐有居民入住，居住环境得以恢复。西安早期回族也于此前后不断迁入皇城，并聚集于北城墙以南范围居住生活。由此，皇城作为国都统治中心的地位失落和长安城的整体缩建，为回坊雏形的形成创造了难得的空间条件。
（二）回民人口的形成
唐代末年，长安城曾经历迁都、毁城、缩建的重大变故。这一次变故中，大部分长安居民被迫按户籍整体迁洛，当时留居长安的回族先民亦大量外迁，人口锐减。直至北宋时期，伴随长安经济贸易的复苏，以及长安城作为西北军事指挥中心的地位提升，长安城内人口得到较大恢复。北宋末年，长安人口已经赶上唐朝开元、天宝年间的水平。据马士年先生分析考证，这一时期沿河西走廊东渐传播伊斯兰教和进行经济贸易的穆斯林与唐代留居的穆斯林后裔逐步汇集融合，大致于北宋晚期至南宋初期形成西安回族，而其聚居的区域，就是韩建新城的西北隅，与今西安回坊范围基本一致[2]。
综上所述，宋代长安早期回族定居于京兆府城（宋长安城的称谓）西北隅主要有以下原因：首先，依行就市是早期回族聚居选址的重要原则。从五代韩建新城至宋代京兆府城，长安城内西北隅一直是秦川驿和北市所在地。一方面，北市为早期西安回族进行经济贸易提供了良好的市肆条件，对族群聚居形成了强大的吸引力。另一方面，秦川驿为西来穆斯林国家的商品物流和人流流通提供了相当大的便利与保障，对外来穆斯林的迁入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第二，北宋时期，京兆府城中部为政治中心、东部是文化中心，城中部和东南部所设建制较多对于尚处雏形阶段的早期西安回族而言，其城市移民和新生少数民族性质十分突出，显然不适于选择在城市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区域选址定居。而建置较少的西北隅无论文化氛围还是空间环境，都与早期西安回族及其聚居区萌芽所需条件相符合，宋代回坊雏形产生于此不足为奇。
第三，虽然因长安几经焚城目前遗迹已无处可考，关于西安城内清真寺兴建之始学术界颇有争议，但是，明刘序曾于《重修清净寺记》中载：“清净寺，尔西域教率其徒祝延之所也。西域教自唐入中国，厥徒奉之亟诚亟慎。乃至赵宋时，建清修寺于陕西鼓楼西北隅。”[76]有学者考证，这一记述当与史实相合[77]，说明宋时即有清真寺建于城西北隅。同时，这也为宋代西安早期回族聚居于城西北隅提供了一个明证。
由此可见，经历唐末的大规模迁离和宋代的重新迁入，早期西安回族在长安城依然选址城西、依市聚族而居，并且一直沿袭至今。期间，经历了一系列的事件变迁，发展到现在，就形成了现在的西安回坊—鼓楼回族聚居区。构成西安城市文化生态中独具特色的传统，在西安古城整体空间格局中占据相当重要的地理和历史地位。
参考文献：
[1]马士年.西安地区的回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安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西安文史资料》第12辑《西安回族史料专辑》
[2]刘昫修.旧唐书卷二十?昭宗纪[M].北京：中华书局
[3]朱士光主编.《古都西安?西安的历史变迁与发展》西安出版社
[4]黄嘉颖 西安鼓楼回族聚居区结构形态变迁研究 华南理工大学博士论文2006
论文作者:王琼
论文发表刊物:《北方建筑》2016年11月第33期
论文发表时间:2017/1/11
标签：回族论文; 西安论文; 长安论文; 鼓楼论文; 皇城论文; 穆斯林论文; 唐代论文; 《北方建筑》2016年11月第33期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