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水不腐 户枢不蠹——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中若干问题讨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户枢不蠹论文,流水不腐论文,若干问题论文,世界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89(2003)05-0002-009
2002年10月底，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在上海复旦大学召开了第12届国际学术研讨会 ，从会议提交的论文[1]和会议讨论来看，学者们普遍关心的是世界华文文学学科的命 名、华文文学史的编撰、史料学、方法论、新移民文学等问题。之所以关心这些问题， 是因为它们牵涉到这门学科研究的合法性、合理性、可持续性。这些问题，有些是学科 中的老生常谈，但一直未得到有效解决；有些是新出现的问题，有待深入讨论。我们不 期望通过几次讨论会、几篇文章就把这些问题一揽子解决，因为这是需要学科环境的改 善、学科自身的发展逐步解决的。但是这些问题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需要我们从不 同的路向去探讨，并透过探讨，逼近这些问题的本相。
一
“世界华文文学”这一名称是1993年在江西庐山召开的第6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 讨会上提出的，它企图用语种来规范、整合世界上所有用华文创作的文学，就像英语文 学、法语文学一样。那么，为什么要提出这样一个概念?是否中国人好大、好全的心理 在作祟呢?这个概念有无科学性、有效性呢?在回答这些疑问之前，我们有必要简单回顾 一下它的背景。
“世界华文文学”最早的前身是“台港文学”。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大陆 一部分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者在思想解放运动的启迪下，发现他们所研究的中国现 当代文学并不完整，因为台湾文学和香港文学是长期的缺席者，无论从中华民族的角度 还是从文学的角度来看，这都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严重缺失。在资料极其困难 的情况下，这些学者以巨大的政治热情和对新的学术生长点发现的喜悦投入到了对台港 文学的研究中。1982年在广州暨南大学召开了首届“台湾香港文学学术讨论会”，预示 着其学术交流步入正常化程序，也表明台港文学作为一种另样的文学形态和模式被纳入 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中。今天来看，当时在强大的国家意识感召下的台港文学研究 的确是开拓了一个崭新的文学研究领域。1986年在深圳召开第3届研讨会时，更名为“ 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不仅是因为当时有海外华人作家、学者的参与 ，更重要的是说明这一学科在空间上的拓展，以及因此而面临的新课题。空间的展开一 方面使华文文学的内容变得丰富起来，容纳了更多的华文文学形态，另一方面也凸现了 这一学科的名称问题，于是，语种文学的概念开始萌芽。“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尽 管迄今为止仍然是对这一学科研究对象的合适名称，但怎么看它都不像一个学科分类。 首先有个国家意识问题，在1997之前，把港澳与海外并列，似乎还勉强，1997、1999年 后，就有点抵牾了，大陆和港澳，虽然两制，但毕竟一国。其次，它过于突出地缘政治 概念，忽视了文学内在的传承性，束缚了有意将大陆文学与这些地区文学做比较研究、 整合研究的可能性。对这个问题比较敏感的是汕头大学的同行们，1985年他们创办了一 份杂志，直接取名《华文文学》，并请秦牧写了发刊词，为“华文文学”释义[2]。在 释义中，秦牧先生很明确地把华文文学与英语文学、西班牙语文学同列，是涵盖中国及 中国以外的所有华文创作，作为语种的华文文学被初步提出。
“世界华文文学”名称的真正确立是1993年在江西庐山召开的第6次研讨会，在这届会 议上还成立了“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筹委会”。表面看来这一命名有点好大喜全的样 子，与它正在从事的研究对象不对称(不研究大陆文学)，但也的确透露了一种信息，即 今后应该把中国大陆文学包括在内的华文文学放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加以考察。这将是一 种多边对话的关系：大陆文学与台港澳文学的对话、中国华文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的对 话、海外各国、各地区之间的华文文学对话、华文文学与其它语种文学的对话。特别是 把华文文学作为一种语种文学来研究，就超越了国别、民族、文化等多重属性，使我们 有可能观察诞生于中国本土的华文文学传统在不同国家、地域、地区的传承和演变。这 不仅给中国文学研究提供了多元审视的角度(一种始源文学传统有多种演变的可能性)， 而且也从根本上确立、丰富、发展了华文文学的世界地位和历史文化内涵。所以，“世 界华文文学”的命名，标志着这一学科趋向成型。
语言是人类重要的文化现象，语言本身蕴涵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容，承载着人类的多 重信息。从语种的角度研究华文文学，使我们有可能以世界性的眼光，与英语文学、法 语文学、西班牙语文学等进行比较研究，并与这些文学共构世界多元的文学体系。然而 对文学的研究，仅仅从语种的角度是不够的，我们还应该从其它的视角来考察，譬如说 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出发，就产生了“世界华人文学”这个命名。虽然是一字之变，但 它研究的对象却发生了重要转变。为什么要有这样的转变?这是和世界华人在各地移民 、繁衍的特殊性有关。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王赓武教授对中国的移民形态有过分析，他认为按照时间顺序，中 国移民的形态依次为：华商、华工、华侨、华裔[3]。从华商到华侨，他们大多保留着原属国的国籍，其中有一部分人从实际考量，加入了居住国的国籍，成为华人。他们创 作的文学基本上都在华文文学的范畴之内。问题是在第四种形态，即华裔，他们都是当 地出生的第二、三、四代华人，基本上不会说汉语，或会说不会写，加载在他们身上的 文化形态是杂交式的，即中华文化与居住国文化的混血。他们使用的书写工具都是当地 语言，是非华文的。然而对他们创作的文学进行分析是非常有意义的，它同样是可以看 作中国文学传统在不同语境、语言中所发生的演变，这种演变也许比同一语种之内的演 变更有意思，它所透露的多元文化对话的信息是值得研究中国文学的人深切关注的，因 为它为中华文化传承、传播、裂变提供了多向度的可能性。其次，是一些新移民用居住 国语言创作的文学，是值得重视的文学现象。与用华文创作、面向华人读者的新移民文 学不同，这些作品是面向非华人的，是诉说给当地主流社会听的，因此他们的叙事策略 、构思兴趣与华文创作大相径庭，透露出些许意识形态的玄机和诉求，以及西方话语的 姿态。把这些作品与同步的华文作品做比较分析，是非常有价值的，使我们可以从创作 学的角度讨论当代华人文学的多种可能性、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讨论不同语言读者族群对 当代华人文学的期待、从比较文学的角度讨论多语种的当代华人文学。再次，日据时代 台湾文学中的日语文学，这是一种被殖民者用殖民者的语言书写被殖民者民族生活的文 学(这在殖民地区和国家是常见的文学现象)。面对这样一种母语与书写语言分离的文学 现象，我们显然无法把它们归纳到“华文文学”的范畴。可是在台湾文学史上，这曾是 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学状态，是我们无法回避的。在对它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台湾作 家们用殖民者语言表达台湾生活时，保留了哪些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又丢失了哪些，以 及它们对后来台湾文学产生的影响。对一些重要作家，如杨逵，不研究他的日语创作， 他的文学成绩就无从说起。
由此可见，“世界华人文学”比“世界华文文学”的外延要大，唯一切割掉的是外国 人创作的华文作品，如当代日本汉诗等，这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因为它们除了满足一下 中国人的汉语、汉文化骄傲感外，对研究华文文学没有太大的参考价值。这里，我们第 一次用了“汉语”这个词。从语种学的角度，“世界华文文学”的更确切命名应该是“ 世界汉语文学”。“华文”这个词由“华人”而来，着眼于民族、文化，并囊括了中华 民族的多种语言，它所代表的不是某个单一品种的语言，严格说来，它不能像英语文学 、法语文学那样从语种入手的，只有“汉语文学”是与之相称的。但是从历史、文化、 民族考量，在海外，特别是在东南亚地区，华人都喜欢用“华文”或“华语”来称呼汉 语，这是因为在他们心中始终把自己看作是中华民族的人，始终认同、珍爱着中华文化 。想想看，世界各地华人聚集的地方都取名为“唐人街”，一个“唐”字，透露出华人 内心多么悠长的历史文化情结，而“汉语”是单一的语言，它似乎不能完全表达海外华 人对中华民族的感情。从学科定义的有效性、科学性、广延性上讲，我认为“华人文学 ”、“汉语文学”比“华文文学”更好。但是从约定俗成的角度，“华文文学”是可被 接受的。特别是当下，学科命名的更改，不只是一个学术问题，要牵涉到许多学人力所 不及的事，以权益计，“华文文学”作为学科的命名应该保留。
二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是在荒滩上起步的，特别是1980年代，它基本是在拓荒。这个“荒 ”字，非常形象地说明了它研究资源的状态。中国其它文学领域的研究都是建立在大量 已获得的资源上，古代文学不用说，即使是当代文学，也一直在给研究者们不断提供新 的资源。一般说来，先有某种充分的文学生态，再产生对这一生态的研究，是常规。可 是，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破了这个常规。不是说没有这个生态，而是说研究者们对这个生 态区基本上是在所知甚少的情况下进入的，颇有点摸着石子过河的味道，这是犯兵家大 忌的。生活中人们常说：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研究也是一样，手中无粮(资料)，心中 自然就缺少底气。这样一种研究状态，就会使人对你的研究产生诸多疑问：你的研究有 多少科学性?你为什么要这么匆忙地研究它?你的资料积累能否支撑起理论的建立?华文 文学有多少经典能够构架一部文学史的叙述?
这其实也一直是悬挂在华文文学研究者头上的一把剑，研究者们个个心知肚明，20多 年来为这个问题没少费口舌、少掉头发。然而这个问题至今仍然是问题，这不能不说是 华文文学研究者们的一大心病。其它学科领域的研究者们也许会百思不得其解，怎么会 这样呢?因为他们难以设想华文文学的研究者经常是在做无米之炊。可是反过来，华文 文学的研究者也有权问一句：为什么不会这样呢?是的，资源管道的堵塞，责任不在他 们，不是他们不想拥有，而是无法拥有。
众所周知，1980年代之前，中国大陆与境外处于长期隔绝之中，两岸四地、中国和海 外基本上没有文学管道，自然也就谈不上资料的积累。改革开放后，虽然经济互动较快 ，可是双方的敌意并未消除，特别是文学属意识形态领域，非常敏感，管道依旧不能畅 通。这是其一。其二，尽管有了一些管道，但大陆由于经济和其他原因，图书馆无财力 购买境外的文学图书，使得我们今天要在图书馆觅得一本境外的文学读本，可能比自费 去新、马、泰的旅游还要困难。那研究者的资料从何而来?基本靠送。这造成一个极为 吊诡的现象：个人的资料收藏大于图书馆。这大概是其它学科领域不可想象的。一定没 有一个古代文学研究者或现代文学研究者敢说他的个人收藏超过了国家图书馆或现代文 学馆，可华文文学研究领域就有人敢拍着胸脯这样说。
别人送资料，目的当然是希望研究他(她)，而且是说好话的研究，没有人会千里迢迢 送资料来找挨骂的。接受资料的人，首先把这种友情赠送看作是解困济贫的善举，为了 保持补给不断，自然也就好话说尽。所以早期的华文文学研究是很遭人诟病的，它其实 就像一个刚刚学说话的孩子，能说就不错了，要他有多深刻的批判力，是勉为其难的。 审父意识是要到10几岁才有的，这是生命的自然规律。有意思的是，华文文学研究也蛮 符合这个生命的自然规律。客观来讲，恰恰是早期的这个幼稚过程，为我们启开了华文 文学研究的大门，使我们有机会接触到了境外的作家和作品，能够窥视到境外的一些文 学现象，尽管这是一个极不完整的平台。我们应该以一种宽容、谅解的心态对待早期这 些与其说是研究、不如说是捧场的文章，在当时双方都高度戒备、充满敌意的氛围中， 没有客套，哪来后来的文学交流?没有这些相敬如宾，世界华文文学也就不可能成为一 门学科，这是一个双赢的游戏。
不仅如此，大陆的华文文学研究还促进了台港澳和海外当地的华文文学研究，这也是 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譬如香港文学的研究，起步是在大陆。以前大陆学界一直不大瞧 得起香港文学，认为这是一块文学沙漠之地，港人虽然心中不服，却也底气不足，默认 了。是大陆的华文文学学界首先为“文学沙漠”这四个字打抱不平，通过介绍、讨论会 、论文等形式逐渐纠正了大陆学人的一些偏见。也许是矫枉过正的原因吧，大陆一些太 过肉麻的溢美、一些存有意识形态的偏见、一些资料的严重缺失，反过来又引起了部分 香港学人的不满，决定依靠天时地利，自己来研究香港文学。这本是两地文学互动的经 典例子，但遗憾的是，两地的部分学人似乎有些意气之争，至今不能联手共同研究。其 实两地各有长短，完全可通过优势互补，达成对香港文学的全面研究。香港学人的优势 在于资料收集之便利、详尽，以及对香港文学的亲身体验；大陆学人的优势在于有内地 现当代文学的背景，以及与香港文学保持一定的审视距离，可以更客观地考察香港文学 。我们期待着这一天。
虽然资源严重缺失，但并未阻止大陆学人对编撰各类华文文学史的兴趣，目前我见到 的就有各类《台湾文学史》、《香港文学史》、《海外华文文学史》等十几种[4]，而 目前市面上流通的远不止这些。对上述这些文学史，我们不做一一评价，我们也充分肯 定它们对华文文学学科建设所起到的推动作用，我们唯一的疑问是这些宏大的文学史叙 述是否建立在充分的史料基础上?是否都具备了每个修史者独到的眼光和胆识?一部文学 史，一要具备比较完整的史料，二要具备史家之眼光，三要具备史家之胆识。完整的史 料说明你的资源是充分的，少有缺失(或尽可能的少有)，如此才能支撑历史叙述的可靠 性；史家之眼光要求你能从纷乱的文学现象中寻找出历史的真相；史家之胆识要求你不 讳不瞒不溢美，说出真理。我们不要求每一部文学史都是历史的权威解释，但我们要求 是尽可能的符合历史。我比较赞赏刘登翰先生主编的《澳门文学概观》，这不只是因为 它是两地学者合作的成果，更主要的是它用了带有描述性质的“概观”这个词，我觉得 这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当我们对一种文学现象的了解尚未达到充分条件的时候，也许 不应该匆忙地进入文学史的构架。
文学史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为后来人寻找并确立经典作家与作品，同时文学史 又是靠这些经典作家和作品来帮助它叙述历史。在20多年的华文文学研究中，学者们做了大量的工作，为我们搜寻出了不少经典作家和作品，并得到公认，譬如说白先勇、於 梨华、陈映真、余光中、刘以鬯、西西等等。然而要逼近历史的真相，还有不少工作要 做，需要依靠学者的发掘、考证、编选。这方面，香港中文大学的卢玮銮教授和她的同 事做了许多努力，她和郑树森、黄继持教授主编的“香港文化研究丛书”[5]，为我们 整理出了香港1940年代到1960年代的许多作品，当然这决不是一锤定音的选本，但却是 重要的文学积累。她还带领研究生在中文大学图书馆建立香港文学网络资料库，唯一遗 憾的是这个资料库还未对外开放，我们无法通过互联网去查找。此外，香港的陶然、梅 子先生也编选了许多香港文学的重要选本[6]，这些重要的文学积累将会极大地帮助我 们逼近香港文学的真相。我们不期望某个选家的选本是权威的，我们反倒希望有不同的 选家，不同的选本，然后透过这些选本的集体积淀，终究会筛选出大家公认的经典。这 将是一个长期的积淀工作，需要学者们的共同努力。陈思和教授从2001年起主持《21世 纪中国文学大系》[7]，每年一套，其中包括了台港澳地区，就是在做这样的积累工作 。
那么华文文学史的编撰究竟有无必要?又有何价值?我认为尽管有一些文学史值得商榷 ，但大体说来，它们毕竟做了拓荒的工作，给初入门的读者提供了一个导读(虽然会存 在一定程度的误导)。第一步总是非常艰难的，是需要勇气的，无论多么不成熟，至少 也给后来者提供了一个上升的平台。白少帆、刘登翰等人的台湾文学史早在十几年前就 已出现，而那个时候的大陆学界对台湾文学可以说所知甚少，所以他们的工作决不是可 有可无的，我们今天能够对其中的某些著作进行批评，也正是借了他们的著作入门的， 所以这些著作自有其历史的价值。特别是10年后的今天，在大陆还未有一部台湾文学史 能够超越刘登翰等当年编撰的，这虽有客观原因，却也说明了他们工作的价值。
问题是目前有不少华文文学史的编撰是属于空手套白狼式的，既无史料的收集，又无 研究的积累，凭借大陆出版的极为有限的台港文学作品，再大量借用他人的研究成果， 拼凑而成所谓的文学史。这种恶劣的学术风气当然不只是存在于华文文学研究中，但在 这个领域表现得比较突出。因为在古代文学或现当代文学领域，抄袭别人，很容易被发 现，但在华文文学领域却不易被发现，原因是大陆学界目前对这个领域还不是很了解。 我曾有幸见过一部《台港文学史》，它来自西部某个边远省份。无须看内容，只要看地 区和作者名字，就可对这部所谓的学术著作怀疑。这不是武断，而是这个学科的特殊性 决定的。我们只需简单地询问其资料来源，就可否定它的存在。此外，由于资讯、交流 的不畅通，出现了不该有的张冠李戴、以讹传讹的常识性错误，把男作家误认为是女作 家，把香港作家当作是台湾作家等等[8]。
因此当务之急是建立有效的华文文学资料库，让资料公开、共享，是促进华文文学研 究更上层楼的最佳途径。因为对大陆学者来说，面对资讯不足、管道不畅、经费有限， 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借助互联网，以达到资源共享。1999年在泉州华侨大学召开的第10届 世界华文文学会议，笔者就提出应该在大陆建立华文文学网络资料库，得到了当时学会 筹委会领导的首肯。2001年在福建武夷山召开的华文文学中青年学者论坛上，汕头大学 《华文文学》主编吴奕锜表示要在汕大建立华文文学网站。2002年5月，世界华文 文学学会成立，饶芃子会长提出分别在广州、汕头、福建成立香港文学、海 外华文文学、台湾文学资料中心。在海峡对岸，世新大学已经成立了世界华文文学资料 中心，2001年，世新大学中文系主任王琼玲博士来复旦大学介绍了他们资料中心的情况 。佛光大学中文系在陈信元主任的主持下，也在积极从事这方面的工作。这些资料平台 的搭建，将会大大提升华文文学研究的学术性，形成健康的学术研究氛围，推动优秀学 术著作的出现。
三
史料构成了华文文学史编撰的第一大障碍，诗学构成了华文文学研究的第二大障碍， 用什么样的理论来建构华文文学史一直是研究者们探讨的问题。我曾阅读过两本《20世 纪中国文学史》[9]，他们都有意识地把台港澳地区的文学纳入到中国文学的框架内， 比起以往遗漏了这些地区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来，说明他们国家意识加强了，但是问题 也就随之而来。因为简单的国家理念无法替代复杂的文学研究，当不能把完整的国家意 识与丰富的文学现象有机的结合起来，就会出现似是而非的游离。我们发现，这两本文 学史中的台港澳部分都另立一章，基本上和大陆文学不发生关系，特别是1949年之后的 文学。我们不否认两岸四地的政治形态、意识形态存在着严重的差别，但在文化、文学 形态上是可以把它们放在一起做整合、比较的研究和分析，只有这样的研究才能真正体 现出统一的国家意识。否则，同床异梦，貌似结合，神却游离，对文学史的叙述，并无 多大价值。按此章法，我们同样可以要求另立北京文学、上海文学、广州文学等章节， 因为虽然它们的政治形态、意识形态是一致的，但它们的文学形态却是有差别的。我无 意苛求这两本已经做出学术努力的著作，对它们来说，是“老革命碰到了新问题”，力 所不逮。这个新问题，就是方法论，即通过怎样的方法把两岸四地的文学整合在一起。
在华文文学史的编撰中，我们发现多数文学史的叙事方式基本上是一个模式，即以时 间和体裁为纵横交叉，以思潮和作家为集中透视，辅之于作品。介绍思潮，又大致按自 然史的规律，从发生到消失；介绍作家，按生平简历，取舍繁简；讲解作品，ABCD，蜻 蜓点水。这当然不失为一种文学史的方法，它追求的是宏大的叙事结构，希望能够建构 一地区、一国或多国的华文文学的总貌。问题是时代背景、思潮起伏、作家生平不是见 智见仁的事，是相对客观的，留给史家的独特发现和描述是有限的。因此，当大家都追 求这种宏大叙事的时候，想要不雷同，都是困难的。这也就是为什么鲜有让人耳目一新 、深受启发的华文文学史的原因所在。即使一些专题史的研究，譬如小说史、散文史、 诗歌史的研究，仍然摆脱不了这样的规范。我们很少探讨世界华文文学自身的内在系统 ，忽略了文学自足的美学传承和演变。其实一部文学史应该是由文本串联起来的，通过 对文本深刻而详尽的解读，就会诞生文学史家独特的发现。哈姆雷特只有一个，但却有 一千个不同的读者眼中的哈姆雷特；同样，华文文学的文本也许就那么些，但每个研究 者如果都能潜心研读具体的文本，有自己的独特感受和发现(包括隐藏在文本中的历史 、政治、文化、经济、种族、身份等信息)，由这样的文本串起的文学史一定会让人赏 心悦目，多多益善。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至今还令人爱不释手，是很可以给我们文学 史家以启示的，虽然它是一部文学批评的著作。我们一定要走出这样的迷思：惟有宏大 的，才是权威的；我是宏大的，所以我就是权威。
在华文文学的研究中，碰到的第三个障碍就是如何处理中国文学(含台港澳)与海外华 文文学的关系，也就是所谓的“中国中心论”和“多元中心论”。这个问题最早是由新 加坡国立大学的王润华先生提出的，他在1991年广东中山召开的第5届会议上发表了《 从中国文学传统到海外本土文学传统——论世界华文文学的形成》[10]，提出了世界华 文文学的多元中心说，他认为不能把海外华文文学看做是边缘文学或中国文学的支流， 甚至认为现在每年优秀的华文小说、诗歌是出现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作家的笔下，而 不是在中国(含台湾)。他的观点自是引起了持中国中心说的部分中国学者和作家的反对 。这场争论表面上似乎被后来的“世界华文文学”这个命名所平息，但苦于一直没有找 到一个能够解决问题的诗学理论，所以矛盾只是暂时被掩盖了。2002年初，汕头大学的 吴奕锜等4位中青年学者发表了《华文文学是一种独立自足的存在》[11]，结果引 起轩然大波。我认为这场争论仍然是1991年争论的后续，当然问题被尖锐化了。《存在 》提出的一些问题，譬如说关于语种问题，关于民族主义问题，这些都是有待探讨、商 榷的。有学理的争论，有观点的交锋，有方法论的切磋，才能把是非研究透彻，这对世 界华文文学的发展有益无害。如果抛弃学理，最终受害的还是世界华文文学这一学科。 如何解决中国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大陆文学与台港澳文学的关系，如何处理海外华人 作家民族身份、政治身份、文化身份、国家身份之间的复杂关联，如何探究华文文学系 统内部的传播、衍生、演变的错综构造，这都需要我们借助于科学有效的研究方法来加 以解决。杨匡汉主编的《扬子江与阿里山的对话》[12]是较早的尝试对两岸文学做比较 研究的，它力图重构一个新的秩序，来研究两岸文学，这在当时是一个有学理深度的诗 学突破。饶芃子教授多次提出用比较研究、文化研究、身份研究等方法从总 体上认识、把握华文文学的多样性和丰富性[13]，这是非常富有启发性的，也有待于研 究者在工作中去摸索、实践、完善这些理论，使它们能够真正符合华文文学的诗学期待 。
在文学研究领域中，很少有学科像华文文学这样有那么多的新生长点，这是因为它首 先是一门新兴学科，其次它的空间广阔，再次它是个进行时态。20多年来，从台港文学 研究到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再到华人文学研究，华文文学的研究场域不断发生转换，空 间一再扩大。其实这不仅是简单的空间拓展，背后蕴涵着对相关问题研究的深入。譬如 说研究台湾文学，必然会牵涉到旅美的台湾作家，这就牵连出对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 而对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中又会勾连到一些华人的非汉语创作，这就产生了华人文学的 研究。新生长点多，研究兴趣的转移也就快，其优势是能够不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 其劣势是对原来的问题往往研究不深，浅尝则止。大陆的华文文学研究乐于宏大叙事的 建构，对个案、专题的研究仍然不够充分，这就造成了宏大叙事的空洞化。这是我们研 究方法上的一个很大误区，以为宏观研究是雕龙，个案研究是雕虫，孰不知，没有充分 必要的个案研究和专题研究，其宏观研究一定会存有致命的要害。就说台湾文学研究吧 ，这个场域于许多研究者来说都不陌生，但除了个别的如白先勇、陈映真、余光中等外 ，对其他许多重要作家的研究应该说是不充分的，对日据时代文学、现代派文学、乡土 文学、后现代派文学等的专题研究也未充分展开[14]，也就是说当我们对许多具体的文 学现象还是雾里看花时，就很难真正从总体上把握台湾文学的人文精神、内在特质、来 龙去脉。香港文学研究也有这样的问题，像刘以鬯、西西等一些重要作家，像“绿背文 学”等一些重要的文学现象，都未给予充分的讨论和研究。这固然存在着客观上的资源 不足、资讯不畅的原因，但也的确和我们研究者心态浮噪、急于宏大建树的研究方法有 关。在华文文学研究走过20多个年头的今天，当我们还无力把研究空间进一步拓展到太 空领域的时候，我们能否改变一下研究策略，做一些具体而微的细致工作呢?
四
移民文学是近年来华文文学研究领域的一大热点，它是伴随着大量的留学生和移民而 出现的一种文学现象。
中华民族的历史从移民史的角度看，也是一部人口不断流动、迁徙、移民的历史，特 别是19世纪以来，迁徙到海外的华人越来越多。在这之前的好几个世纪，华人已开始移 居东南亚，但是随着19世纪工业文明在西方的兴起，华人开始向发达国家移居，这应该是中国最早的与世界接轨。早期移民的谋生方式以经商和苦工为主，后来被称之为“华 商”和“华工”。起初他们都是以“侨居”的形式游走于他乡，并未打算落户异国，因 为对中国人来说，只有故乡才是灵魂的栖息地。可是故土遥远，回乡艰难，所以海外华 人就以“唐人街”的形式弥补他们的乡思乡愁，“唐人街”是海外华人在异国“心建的 故乡”。在20世纪中叶前，对许多华侨来说，国家身份、民族身份、文化身份不存在困 惑，他们就是中国人。为了保证这种族群身份和文化身份的有效性，许多东南亚国家的 华侨在当地都建有不少的华文学校。20世纪中叶后，由于中国政权格局发生变化，不少 华侨于国家身份上发生重大转变，纷纷放弃中国国籍，归化居住国，成为华人，但是在 民族身份和文化身份上，虽然有微妙而敏感的情况出现，基本取向仍然是中华民族的。 这在东南亚的华文文学中表现得比较突出，老一辈华人作家的创作题材以乡愁为主，新 生代的华人作家则关注逐渐被边缘化的民族历史和文化，他们的创作都是在努力保存民 族的族群记忆和文化传承。即使是美华文学，作家们也在努力探索华人移民的历史，特 别是华商和华工为实现“淘金梦”所付出的艰苦，一些作家着意彰显华侨文化，华侨文 学，以此在美国主流文学之外，强调其作为少数民族的民族身份和文化身份，这在黄运 基等人的《美国华侨文艺丛书》[15]中有充分的表达。
在欧、美、日等地区，不仅有华商、华工形态，还有留学生形态。早期的留学生如鲁 迅、胡适、巴金等大多是以一种“过客”的心态在居住国生活，几乎不存在身份焦虑的 问题(国家、民族、文化、历史等身份)，唯一的是在政治身份上他们的价值取向主要是 西方社会民主、自由、人权、科学等概念，他们到国外是去借火种的，他们的文学创作 仍然属中国新文学的范畴，像郁达夫、郭沫若、冰心、巴金等人在海外的文学创作，无 疑是中国新文学重要的组成部分。即使是向恺然的《留东外史》[16]这样的谴责小说， 活画了众多留日学生吃喝嫖赌的丑态，也是因为留学于他们来说，仅是一次“过场”。 到了上个世纪中期，由台港地区学生组成的海外留学热潮，情况稍有不同。他们大多自 觉地由“留学生”变成了“学留人”，即海外华人，这不仅意味着他们国家身份上发生 变化，种族身份上出现了微妙的情况(统计一下有多少华人女作家嫁给外族男人就可得 出结论)，甚至文化身份上也出现了尴尬的两难境地，在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明 之间，他们摇摆不定，产生了某种程度的焦虑。这种种族身份的微妙和文化身份的焦虑 ，使他们基本上处于“边缘人”的状态：在西方人面前不满于西方世界对中国文化的无 知或误解，在中国人面前不满于中国和世界的诸种脱轨，结果他们两个世界都进入不了 ，只能游走于边缘地带。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作家有白先勇、於梨华、聂华苓、丛甦、欧阳子、赵淑侠等人。
新移民是指1980年代后留学国外的中国留学生和移民，其中以大陆居多。这一次留学 与移民风潮和以前有所不同，于台湾留学生来说，主要是1960年代后出生的新生代族 ，较少前辈的悲情意识，在他们未成人之前，“中华民国”已在联合国失去了合法性， 造成他们与生俱来的国家身份的可疑，所以他们比较注重个人的专业价值和商业活动， 较少文化身份的焦虑，以及因此带来的文学诉求；于大陆留学生来说，则把出国视为集 体的“胜利大逃亡”，内含意识形态、经济诉求、专业提升等多种因素。由于人数众多 (约有四五十万)，是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造成短时间内集中爆发东西方文明的激烈 冲撞，特别是他们年龄结构、社会背景、文化素养、出国目的的差异很大，所以在国家 身份、民族身份、文化身份等事关每个人的价值取向问题上，一时间乱象迭生，错综复 杂，各有诉求，由此引发了新移民文学的诞生。
同样是新移民文学，在不同国家和地区，表现形态是大不一样的。在日本，首先它是 一个单一民族的国家，不欢迎外来移民，对外国人的归化有严格控制；其次，它虽然创 造了属于自己和民族的神教文化，并从明治时代后从政治到文化都有脱亚入欧的形迹， 但它的文化基本上仍属汉文化圈；再次是近代以来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华民族造成的严重 伤害。这些原因使得在日留学生一般较少国家、民族和文化等身份的焦虑，因为历史和 现实环境时刻都在提醒他们是中国人，他们想产生这样的焦虑都难。中国留学生来日本 大多以经济利益和专业利益为主，是抱着“淘金梦”而非“日本梦”来日本的，因此日 本的新移民文学主要集中在生活层面上，诸如“打工文学”、“跨国爱情文学”等，即 使反映在深层次的精神面上，往往也只是民族、文化的冲撞、磨合、谅解，而非各种身 份认同的问题。在美国，首先它是一个移民国家，能够包容不同肤色、不同种族、不同 国家的人，尽管白种人仍然占据着主流地位；其次它的科学文化在世界上处于强势地位 ，是一种强势话语，接受美国科学教育和文化价值观念为许多处于弱势话语地位的国家 青年所趋之若骛；再次近代以来中美两国虽有不快，但美国早先极富战略眼光地打理“ 庚子赔款”，的确在中国知识界培养了一种“亲美”情绪。譬如说中国许多地方都有“ 欧美同学会”，却没有“日本同学会”，就很能说明问题。因此，留学美国，不仅有“ 淘金梦”，还有“美国梦”。“美国梦”就使得美国的新移民文学变得极为复杂，这里 面有国家身份、民族身份、文化身份、意识形态、人生价值、经济利益等因素纠集在一 起，是可以作为一个大专题进行研究的。我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同样是欧美澳的新移 民文学，用英语写作和用汉语写作，它们的叙事策略是大相径庭的。用英语写作，是为 了满足英语世界的读者对中国的期待，而这种期待由于其自身的传统(早期传教士对中 国的介绍)所形成的萨义德所谓的“东方主义”，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影响、乃至同化华 人的英语写作，结果可能会造成华人用英语描述的中国常常是西人心中预设的“中国” 。同理，用汉语写作，是为了满足中文读者对西方世界的期待，其对西方世界的诠释， 可能内含着中国人心中预设要求的强大暗示。因为这些复杂因素，就要求我们非常小心 地处理新移民文学，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作家的作品做抽丝剥茧的分析，否则就 会失之一毫，差之千里。
对海外移民来说，只要是用汉语写作，就是一次精神上的回乡。旅居加拿大的华人女 作家张翎说：“他们在写作的过程里虽然身居异国，却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漫长的回归故 里的精神旅途。每一个在海外写作的人，多多少少都在经历这样的回归故里的旅途。” [17]然而在回归故乡的精神旅途中，作家们对待故乡的态度不尽相同。对老一辈作家来 说，故乡常常是美学意义上的，他们乐于营造自己想象中的故乡，而非现实的故乡，久 而久之，他们被自己的营造所迷惑，陷入原乡的迷思中，这就是为什么大陆读者在阅读 这些作品的时候，会产生不真实感，乃至给予拒绝。而新一代移民在回乡途中，事先已 把故乡作为一个“异己”的存在，是“他者”，因此他们笔下的中国难免不是“东方主 义”的，从而陷入西方话语的迷思中，这也会让大陆读者产生一定程度的民族主义的抵 触情绪，乃至给予拒绝。一个诡异的情况出现了：难道海外华人文学中的“中国”形象 都是值得怀疑的吗?难道他们每次的回乡都是可疑的精神之旅吗?在海外华人文学研究中 ，这时常引起人们的争议。其实这是一个互动问题，即创作者和接受者双方是如何阅读 中国的。由于每一个人的身份和背景各自不同，当他们在阅读“中国”时，自然会产生 丰富的歧义。我们无法规范一本权威的“中国”读本，让作者和读者都按照这个读本去 创作、阅读，这将窒息华文文学的发展。歧义的丰富性，以及对这些歧义的条分缕析， 恰是华文文学研究的意义所在。海外的华文作家借助写作而“回乡”，那么读者和研究 者则透过他们的“回乡”，获得了一次对本土、对世界、对人类的再思考机会，这种良 性互动，使我们能够在全球化的语境中更全面、深刻地体察中国、华人和中华文化在世 界中的意义。
古人以采诗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我们今天研究华文文学也是为了了解中华文 明在世界各地流布、变异、演进的情况，并扩大我们的研究视野，学会以世界多元文明 为参考值，推动华文文学在各国、各地区的发展。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这是中华文明 长存之秘诀，也是全球华人谋生之道，更是华文文学生存之根基。
收稿日期：2003-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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