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播分离——电视台运行机制大转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运行机制论文,电视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电视人也要下岗了？！
“听说了吗，电视台的人也要下岗了！”“听说以后电视节目要让私人做了！”
“制播分离”这个十分中性化的专业名词，最近在媒体圈中激起了一波波涟漪，话题甚至扩展到百姓之中——一直是手捧金饭碗，充当代言人的电视人也要面临下岗的危机了吗？这是为什么呢？难道电视台这个“金窝”像那些经营不善的国营大中型企业一样，资金匮乏了吗？
这里有必要先澄清一下“制播分离”的概念。电视节目的“制播分离”是相对“制播合一”而言的，顾名思义，它是指电视节目的制作机构和播出机构的分离，二是各司其职，在市场规律下，共同有效地完成电视节目的生产和播出程序。对电视台而言，其任务将单纯化了，除新闻节目和一些非盈利性节目外，不再承担制作节目的任务，而是本着市场经济的原则，到节目市场中去选购优秀电视节目播出、评估。在这种形势下，电视台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人员结构和管理模式确实已经滞后。
在制播分离探索中先行一步的湖南经济电视台台长欧阳常林就对电视台以往的人员结构有着许多看法：“我国电视媒体大都是从计划经济脱胎而来的，节目自产自销。这样，电视台除了有一大批做新闻的人员外，还要‘养’各种各样的人员，比如专门制作创优评奖节目的人员，拍专题纪录片和电视剧的人员，还有专门筹办电视晚会的大批人员。这些人一年甚至几年就搞那么几个节目或办那么一台晚会，但也还得养着。在这种旧的管理体制中，没有市场压力，自己不承担风险，造成了电视台机构臃肿，运转不畅，各个节目组人浮于事，效率低下，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也难以发挥。电视台包袱越背越重，节目质量越来越次。也难怪有业内人士惊呼——‘国企的今日就是媒体的明天’！”
欧阳常林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随着中国电视事业的迅猛发展，电视频道已迅速增加到了3600个左右，而且随着各地电视台纷纷上星或联网，台与台之间已进入“战国时代”，以前那种电视台“皇帝的女儿不愁嫁”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如果还是紧捧“铁饭碗”，紧抱原有的管理模式不放，这些电视台或频道不久就会发现，自己面临的是严峻的生存危机。
作为电视业“龙头老大”的中央电视台也加入制播分离这一变革之中，现在其文艺中心、体育中心等正在加紧进行分离前的筹备工作。难道中央电视台也会面临危机吗？对此，中央电视台影视部主任汪国辉表示：“作为电视台，是以宣传为中心就是以播出为中心的。台内的工作方针和计划都是围绕宣传播出而制定的。但在制播合一的体制下，尽管电视台也强调以宣传为中心，但在实际工作中，电视台大量的工作都是放在制作管理上。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台内自己固定的节目制作人员，即通常说的正式工，台里都给他们安排活干，他们拍出来的东西，不管质量高低，都得播出。在这些过程中，如出现问题，尤其是节目之外的人事矛盾，领导要花大量的精力去协调处理。制播分离后，情况就不一样了。电视台只要根据需求到市场去选购节目，就能完成播出任务，不需要再花精力去考虑繁琐复杂的制作人员管理工作。所以，制播分离的体制，能使电视台真正将工作重点落到播出方面。”
“国家喉舌”私语化？
制播分离之后，会不会出现另一个问题：“国家喉舌”成为私人话语基地？
“不会，对有些节目如新闻类节目、导视节目还将长期实行制播合一体制。”汪国辉说。制播分离并非一分到底，只有那些服务性质较强的社教类、知识类、娱乐类、生活服务类节目制作环节将与播出环节“离婚”，而政策性较强的新闻节目、专题节目的制作环节和播出环节则依然将“白头偕老”。
而在那些“离婚”类节目的选择中，电视台的监督和管理功能并没有减弱。
以最近刚刚“旧貌换新颜”令人眼前一亮的北京电视台生活频道为例，这个颇获首都市民好评的有线频道实行制播分离较早，许多栏目都是集合社会力量合办的。在合作开初，他们就总结出“三个不变”、“两个共同”、“一个为主”原则。“三个不变”就是生活频道的宗旨不变、节目终审权不变、广告审核权在电视台广告部不变；“两个共同”就是共同策划，共同制作；“一个为主”就是以我（电视台）为主。
“不管与谁合作，合办节目必须与频道的整体宗旨相统一。”北京电视台生活频道主任丁百之说：“我们的频道负责人、制片人、编导必须亲自参与合办节目的策划、定位和制作，根据‘以我为主’、‘分利不分权’的原则，牢牢把握终审权和播出权，在关键环节上电视台‘说了算’。要本着对党和观众负责的精神，坚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而且要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杂牌军”挤兑“正规军”？
随着制播分离的鼓点声越敲越大，最为兴奋的就数那些民间电视节目制作公司了。这些“杂牌军”在日趋完善的电视市场中风扬跳脱，大展身手，摆开阵势，公然向电视台的“正规军”叫板！
在制播分离实行较早的电视剧领域，数年内全国就出现了电视剧制作公司上千家。但各电视台对于有着品牌性质的电视栏目的制作权却一直不愿拱手出让，但在最近一两年来，各台因为看到能以极低的成本甚至仅以提供一个广告时段便换到收视率较高的电视节目的播出权，所以纷纷加入购买“杂牌军”节目的大军。因此，一些民间电视节目制作机构便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中，有几个由“杂牌军”制作的栏目脱颖而出，在很短的时间内便覆盖了全国，在一些电视台实现了每周甚至每日播出。《中国娱乐报道》是其中最为抢眼的一个。
出品《中国娱乐报道》的北京光线电视策划研究中心成立于1999年，主要成员均是来自北京电视台和中央电视台名牌栏目的资深电视人。其灵魂人物王长田曾是北京电视台名牌栏目《北京特快》的策划人和制片人。
1999年7月1日，《中国娱乐报道》首播，初期只有30家电视台播出，频次亦只有每周1～3期。但由于它瞄准电视空白点，定位准确，风格时尚，捕捉热点及时，马上吸引了一大批年轻电视观众，收视率直线上升。不到半年，播出台便达50多家，全国平均收视率达10%以上，在天津地区和“卧虎藏龙”的湖南地区，尽管该节目不在主频道播出，但收视率却高达20%以上。即便在有众多优秀节目荟萃之地——北京，《中国娱乐报道》的收视率亦列栏目整体收视率第二（均据AC·尼尔森数据），“挤兑”得众多电视台自己制作的综合娱乐报道节目没有招架之功。新千年伊始，《中国娱乐报道》的播出台增加到60家，他们并未满足，以"P III"的速度继续“攻城掠地”，仅仅又过了10来天，《中国娱乐报道》就已在全国80家电视台实现了每日播出，收视观众达3.15亿以上，成为名副其实的娱乐界的“新闻联播”。与此同时，众多的知名企业纷纷要求在节目中插播自己的广告或购买冠名权，一周之内境有11家企业要求签约。光线电视策划中心乘胜追击，《中国娱乐报道》的姊妹篇《中国网络报道》也已出炉……
现在，《中国娱乐报道》有20多组一线记者每日奔波于全国，十多人的策划编辑班子日夜高效运作，已在全国建立了30个以上的记者站，常年联系的中国（含港台）文化娱乐界名人达数千人。进入良性循环的《中国娱乐报道》也“牛气冲天”：他们为迎接澳门回归录制合唱《怀抱》时，果然在一天之内请来百名歌星；而《中国网络报道》召开一个订片会，也在几天之内召集来数十家电视台的主管领导——一个民间独立制作公司有这样的效率和能力，令人不禁为之惊叹。
《中国娱乐报道》是民间电视制作公司的一艘旗舰，它的成功印证了“策划为王”、“营销为王”、“内容为王”的电视新观念，给了号称“正规军”的电视台节目制作部门当头棒吓——为什么全国有2000多家电视台，3600多个频道，每日需要播出大量节目，电视台自制的节目却少有走入市场并且获得成功的？缺少策划营销观念是主要原因。电视台制作节目的通常方式是事先不进行市场调研，不研究广告客源，先将节目做出来，然后拿着节目样带，一家家地去推销，卖不出去还可以自家消化，播出了事。这种靠面子、关系的填鸭式营销方式只会引起恶性循环，对于单个节目来说，结果是节目卖价不高，广告代理不多，市场回报不厚，对于整个电视节目市场，就可能带坏整体的风气。
电视台节目制作公司“断奶”难？
相对于独立电视制作公司的欣欣向荣，众多电视台自办的节目制作公司却仍在犹豫和徘徊。这些电视节目公司多数带有承包性质，真正与电视台脱钩走入市场的并不多，而成功地进行市场化运作的更是寥寥无几。对于他们来说，如果脱离了电视台，便失去了许多优势。比如公司制作节目，要承担各种各样的费税，而电视台制作节目则可以享受许多减免优惠政策。又如在电视剧生产领域，国家实行的是制作许可证和发行许可证制度，电视台投资拍摄电视剧，由于是“自家人”，不仅在报批上有许多便利条件，而且其生产的合法性可以得到保证，而走入社会的节目制作公司则没有这种优势。在实行制播分离后，如何让这些节目制作公司“断奶”，使其制作的节目既能满足台里播出的需要，又能在全国市场获得丰厚的回报，这是许多电视台管理者将要面临的问题。这一方面要呼吁国家出台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为“断奶”的节目制作公司创造一个更为成熟的生存空间，另一方面也需要管理者建立科学的管理模式，更大限度地调动工作人员的积极性。
湖南经济电视台在这方面有着成功经验。从1998年起，他们除相继拍摄了电视剧《还珠格格》第一、二部和《青春出动》，获得较好的市场回报外，其电视栏目《幸运》、《真情》成功发行到全国20多个省市。今年3月，他们又与湖北、江西、福建、江苏等省联手推出《星际大联盟》。6月14日，更将大型电视转播车开到了北京，将《真情》和另一档综艺节目放在北京来制作。目前，湖南经济电视台华夏影视制作中心和节目中心已从5月1日起正式从台里分离出来，《真情》、《故事酒吧》、《星际大联盟》等几大栏目和70多名节目制作和管理人员全面走向了市场。
他们的“秘诀”是什么呢？
欧阳常林开门授招：“我们对走入市场的栏目，台里一刀切，所有人员的工资、奖金、福利待遇台里一概不管；但另一方面，我们允许有一个过渡期，在过渡期内的具体运作方式是：台里聘任节目中心主任作为节目总制片人，统管所有栏目，要求他对节目质量、节目导向和资金使用负全权责任；对栏目人员的管理，我们采取台长授权签约的方式，台长授权节目中心主任，与所有的栏目制片人签订聘任合同，明确双方责权利；对栏目而言，台里先垫付一定的资金保证运转，然后从广告和营销利润中抵扣。当节目已经逐步进入市场，产生了一定的利润回报后，台里将对栏目逐步实行股份制改造，将节目中心过渡到股份制企业，台里控股51%，对外融资20%，栏目主创人员及其它可控制栏目利润（如营销）人员参股29%，年底按股分红。”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分配制度是否科学关系到每一个节目生产者的积极性，最终会影响制播分离是否能进行下去。湖南经济电视台对“断奶”的节目中心并非撒手不管，而是制定了新的分配制度。“我们实行的是三次分配制，就是按劳分配、按效益分配和按股分配相结合的方式。首先是按劳分配，节目主创人员、一般工作人员可以获得月薪加收视率奖，行政人员可以获得月薪加岗位津贴和优质服务管理奖，共用的技术人员可以获得月薪加计件效益工资；第二次分配是按效益分配，台里以季度为单位对栏目实行独立核算，扣除直接的和间接的成本后，栏目盈利部分允许作为栏目效益发放季度奖金；第三次是按股分配，台里对栏目实行股份制的运作方式，年底按股分红（其中节目生产的一般工作人员、共用技术人员及部分管理人员不参与第二次和第三次分配）。”湖南经济电视台这种综合分配方式既体现了按劳分配原则，又体现了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原则，最大限度地调动了节目生产人员的积极性。
制播分离，请走好！
制播分离是电视业体制改革的大势所趋，不可逆转，“分”还是“不分”已经不是一个问题，关键是要看怎么分？“快分”还是“慢分”？这将是近期中国电视业面临的一大课题。
制播合一的电视节目经营体制，从各电视台创建之始一直延续到现在，至今绝大部分的电视台、电视频道仍在实行这种体制。转变体制，需要整体扭转许多电视从业人员至今还抱着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电视生产管理的旧观念。认为电视台是黄金码头，认为反正是台里的正式职工，不管干的好坏，都有饭吃，而且还能吃香的喝辣的。“电视传媒在改革方面，不算走在前面的。”原中央电视台文艺中心主任、现任中视演艺中心主任的邹友开如此评价说。
内因之外，还有外因。市场运作上不规范，也给制播分离的实施增加了难度。欧阳常林举例说：“比如电视台为弥补自办节目的不足，主要通过全国省级台、有线台和城市台三大协作体进行系统内的交换，这种节目发行具有垄断性质，并不是完全按照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原则进行交换的。甚至一些民间节目公司在发行节目时，受到电视台的集体压价和排挤。缺乏公平的竞争环境，造成节目制作与发行的脱节。比如，电视剧的制作，曾经也有过几次投拍热，市场上也崛起了诸如中天传播、广东巨星影业等成功的节目制作公司，但大多数节目制作公司阵容不强，加之拍摄和发行都没有严格按市场化运作，结果是亏多盈少，甚至血本无归。”与此相反，一些由电视台加盟支撑而拍摄的电视剧，尽管也亏本赔钱，但因为下有“托塔李天王”，制作者依然腰杆很硬。这种错位如不加以重视和改变，将使得电视剧制作上的制播分离举步维艰。
直播分离是大动作，道路曲折而漫长。国家政策上的支持，宏观调控的完善，都将是此项改革走向成功的关键。我们无法在一篇文章里尽述方方面面，只能祝福中国电视业在这一改革关键时期——走稳！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