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地区建立经济协调发展机制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协调发展论文,机制论文,地区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部地区的“经济结构不合理、资源环境压力加大、经济整体竞争力不强”以及分工协作水平比较低，统一的区域大市场尚未建立起来等问题，的确是本地区经济不能协调发展的根本原因。为此，中部地区只有面向国内外市场扬长避短，调整和优化区域产业结构，提高区域分工协作水平，并且以贸易为手段确立各省的竞争优势和加强合作以实现多赢，才能更快、更好地建立促进中部地区经济协调发展机制。
一、必须高度重视中部地区各省经济不能协调发展的问题
区域是一个地理概念，例如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等。每一个区域又因为历史的原因被划分为若干个行政区。在经济全球化咄咄逼人的大背景下，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机制运行的目标，当然是各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全国经济一体化。由于各个省市经济相比之下存在着差异，因而他们都有着各自不同的经济利益，因此用行政手段促使经济发达省市与经济落后省市之间，乃至于促使同一经济区内的省市之间建立协调发展机制是极其困难的，不仅东部地区过热产业并没有因为东部和中部两个区域各省市领导在一起开了几次会，签订了几份合作协议就大量转移到中部，就连中部各省也不因为中央提出了“中部崛起”战略而在经济上形成了一个具有整体意义的“中部经济”。中部6省在“龙头之争”中各自宣传自己的文化特点，强调本省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如湖北省强调楚文化，河南省强调中原文化，湖南省强调湘文化，江西省强调赣文化，安徽省强调徽文化，山西省强调晋文化。至于6省文化是否有渊源关系，是否基本相似，是否应该视之为一个统一的“中部文化”，谁也不愿意深究。不仅如此，除了湖北省与河南省之外，其他四省似乎不愿意承认自己属于中部地区，竞相投靠相邻的发达省份：山西将自己划为“泛环渤海”区，湖南将自己划为“泛珠三角”区，安徽将自己划为“泛长三角”区，江西则将自己的一半划为“泛长三角”区，而将自己的另一半划为“泛珠三角”区。因此，湖北称自己面临着“东西夹击，南北离异”实不为过。就是在长江三角洲，也没有完全形成区域内部经济协调发展机制，由国家花巨资建设的我国目前最现代化之一的大型港口——宁波北仑港就是为上海的发展准备的，可是上海市却计划在自己的区域内另建一个大型港口，而不顾国家从全国经济一体化原则出发制定的不要搞重复建设的政策。
包括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六省在内的中部地区不能协调发展的原因，除了相互分割的行政体制阻碍着统一、高效的大市场的建立之外，经济方面的原因则有以下几点：其一，历史没有造就、现实没有形成一个具有强大吸引力和凝聚力的区域中心。其二，中部地区6省产业结构既没有达到高度化也没有达到合理化，互补性不强，凝聚力不大。产业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早已告诉我们：产业结构作为以往经济增长的结果和未来经济增长的基础，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2002年以产业结构标准判断尚处在工业化中期和刚刚进入工业化后期的中部地区6省三次产业增加值的构成为18.5∶45.5∶36.0，第一产业比重比全国平均水平的14.5高4个百分点，比处在工业化后期和刚刚进入后工业化时期的长三角和珠三角高5.8和5.6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比重比全国平均水平的51.8低6.3个百分点，也比长三角和珠三角低6.4和4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重虽然比全国平均水平的33.7高2.3个百分点，但是却比长三角和珠三角低6.3和9.1个百分点。由于第一产业与农村过剩人口的比重过大，中部地区6省产业结构迈向高度化的阻力均不小，他们之间的分工协作也难以深入下去。其三，中部地区6省的经济外向度都不高。2002年中部地区6省的出口总额仅占全国总水平的4.3％，远低于长三角的28.4％和珠三角的34.6％，而中部地区6省实际利用外资仅占全国利用外资总额的11.5％，远低于长三角的33.2％和珠三角的27.1％。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贸易已经成为资源优化配置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巨大动力，经济外向度水平比较低显然也会挫伤中部各省对建立自由贸易区的畅通无阻的区内大市场的积极性。
我国对外开放的步伐的确迈得很大很快，我国的进出口贸易额已经名列世界第三位，同时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实际利用外资最多的国家，这是需要四处寻找投资增值机会的外资高度关注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并择机进入需求越来越旺盛的中国市场的必然结果。然而我国各区域对内开放的步伐却迟迟跟不上来。许多地方政府至今仍在搞地方保护主义，即使经济比较发达、观念比较先进的天津人竟然也加入到贸易保护主义行列，对进入天津的外地车辆征收“进津费”。但是贸易保护主义的矛头只针对国内企业，他们欢迎外资并购他们管辖的国有企业，却阻挠外地的国有企业与之强强联合。国内跨地区的国有企业甚至包括民营企业，要实现并购没有相关地方政府的支持谈何容易。近几年中国汽车产业出现了一起又一起外资并购案，却未出现一起国内大型企业之间的强强联合案。外资在中国办事可以畅通无阻，中国人在中国办事却困难重重，岂非咄咄怪事！这样的局面必须改观，必须加大改革力度，让国内外企业与个人投资者在各个区域内都同样拥有“国民待遇”。各省市为了各自的利益各敲各的锣，各打各的鼓，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全国经济一体化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中部地区如果不能迅速建立协调发展机制，重复建设、资源浪费、效率低下的面貌将继续存在；如果不能凝聚在一起，共谋发展大计，必将错过中部崛起的最后机会。
二、建立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机制只能以贸易为纽带和动力
我国传统的区域经济发展的思路是以点带面，以中心带周围，没有中心的示范作用、领导作用和凝聚力，某块经济区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珠三角、长三角与环渤海经济区的区内分工协作与统一大市场都是依托区内无可争辩的中心建立起来的。由于广州是地处珠江三角洲的广东省省会而且自古以来就是广东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因此在这样一个人们都认可的中心的带动下，珠江三角洲经济在改革开放以后获得了飞速的发展；长江三角洲也因为有一个自近代以来在全中国一直都是经济实力最强的特大城市上海为中心，因而也能够在以浦东为龙头的长江经济带开放以后获得长足的发展；同样有着勃勃生机的环渤海经济区的北京与天津两个特大城市，虽然互不承认对方是本地区的经济中心，但是由于这两个城市地缘基本接壤，产业结构又有较大的互补性，他们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因而在实际生活中，人们都承认它们共同组成了本地区的经济中心。
中部地区与市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东北地区、西部地区一样一直没有形成一个经济中心，任何自封的中心或者由中央出面采取行政措施任命的中心过去没有、将来也是不可能实现的，中部地区各省皆自封为中心，其结果必然是使中部作为整体概念的消失。因此中部崛起不能靠传统的发展战略思想的指导，而应该有创新的战略眼光：在没有公认的区域中心的基础上形成和加速发展一体化的区域经济。其实，区域中心当初是区域中心市场区域是块状概念，不宜人为地建立区域中心。比较成功的区域经济组织东盟以及欧盟，至今没有将来也不会有以哪个国家或者哪个城市为其中心，东盟以及欧盟成员国不去争“中心”的名义而是尽情地享受自由贸易区的实惠；湖北省有人率先根据自己的地理优势提出“以湖北(或武汉)为中心的中部崛起”，至今没有将来也不会得到哪个省市的认同。因为中心只是一个点的小部分区域，不能够代表区域整体利益，如果让非中心的大部分区域感受到自己仅是做陪衬而已，那么就不会产生凝聚力和向心力，而只会产生离心力。因此，布局分散的中部地区不搞经济中心而将区域内部各个中心城市以共同的市场利益为纽带，连成一个没有贸易壁垒的以分工合作为基础的城市经济圈，以线带面也能带动区域块状经济的发展。本文为中部崛起战略提出的指导思想就是：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不能靠政府的行政力量，要靠建立自由贸易区似的区内统一大市场，以贸易为纽带和动力提高区内分工协作水平，优化区内产业结构，形成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机制。我国经济一体化面临的现实问题是加快相对落后区域的经济发展。由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础是市场一体化，商品市场一体化必然带动资本市场一体化，必然是通过资本和商品的加快流动促进资源和资本的优化配置，从而实现贸易双方的同步发展。因此只能以贸易为纽带和动力建立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机制。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贸易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越来越大，2004年6月，联合国贸发会议通过的《圣保罗共识》强调发展中国家应该以贸易促发展。扩大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发展中国家的资源优势才能更多地转化为产品优势并实现其价值，从而提高整个国家的竞争力，实现加快发展。古典经济学家很早就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各个国家之间，只需要存在技术的相对差异，就会导致产品的生产成本和价格的相对差异，从而使各国在不同的产品上有比较优势。因此所有国家都可以参与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这是因为该国同其他国家相比肯定存在有相对优势的产品。
对于国内各区域来说，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绝对优势，那就是共同处在拥有13亿人口的令世界各国垂涎的大市场中，都不可忽视国内区域之间和区内各省之间的贸易往来对各个区域经济增长的巨大拉动作用。因此发展国内外贸易和提高对国内外贸易的依存度是落后区域顺应经济全球化浪潮，加快区域经济发展的突破口。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各区域就能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大资源，解决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与国内分工，相对落后地区的企业就能扬长避短并且与国内外企业优势互补，共同发展。马克思指出：“对外贸易的扩大，虽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幼年时期是这种生产方式的基础，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中，由于这种生产方式的内在必然性，由于这种生产方式要求不断扩大市场，它已成为这种生产方式本身的产物”。当今世界各国无论社会制度有什么不同，无一例外地都在致力于发展市场经济，因此对外贸易也已经成为或者即将成为比较落后的国家和地区的生产方式；落后国家和地区的当务之急，是以提高对贸易的依存度为加快区域经济发展的突破口。一个地区对贸易的依存度越高，这个地区各种资源的利用效率就越高，社会经济就越进步。我国的上海、深圳等发达地区仅外贸依存度就已经超过了60.5％。浙江省也是依靠对外贸易的强劲拉动，才迅速成为我国的经济大省和经济强省的。但是中部6省的外贸依存度皆比较低，而中部6省的外贸依存度的平均水平不足粤沪浙苏平均水平的1/10。
三、几点对策性建议
1.“泛区域”概念不科学，不要随意扩大或缩小区域范围。中国加入东盟自由贸易区，使该自由贸易区由10国扩大到11国，因而被称为“10+1”，谁也没有称之为“泛东盟”，因为“泛”有“由中心向外围发展”的意思。中国不是东盟的外围，11个国家是紧密合作的平等关系。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和长江三角洲经济区也都可以与周边省份搞“1+1”和“3+1”关系，而不宜搞什么“泛珠三角”和“泛长三角”。试问：湖南省与珠江不沾边，称其为“泛珠三角”有意义吗！何况某一“三角”不断地向外围一波波地发展，整个中国将统一到一个“泛三角”之中了，这样的情况果真发生了，本来只在广东一省范围的“珠三角”现在竟然从北“泛”到了四川，从东“泛”到了福建，从西“泛”到了云南，已经“泛”到了9个省，而且加上了香港和澳门。试问：如此下去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还能够相对独立地进行下去吗？中央为中部地区制定的相对独立的发展战略应该成为中部地区6省凝聚在一起协调发展的共同目标和动力，不要因某一区域“泛”滥而让中央统一制定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变成一纸空文。
2.建立以中心城市圈为基础的多层次城市圈网络，构建中部地区的统一大市场。中部地区虽然布局分散，没有凝聚点，但是如果以6大省会城市为核心圈并且结合以省会城市为中心的省内城市圈组成多层次城市圈网络，同样能够构建中部地区的统一大市场和协调中部地区的分工协作。影响到长沙、郑州的武汉城市圈经过十多年的建设已经初步形成了协调发展机制，如果能够使其扩大为上述多层次城市圈，中部崛起则大有希望。其实中部地区从地理上看也不是一盘散沙，由黄金水道长江和铁道大干线京广线构成的大“十字”早已经把6省联系成为一个整体，而且正是这个大“十字”把中国的东、南、西、北部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凸显中部崛起的重大战略意义。因此有人把中部崛起战略的目标和中心任务确定为建立大“十字”区域经济网络，笔者十分赞同这样的战略思想。
3.加大区内开放力度，加强区内分工协作。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一个地区发展空间的大小，取决于这个地区开放的程度和水平。开放包括对内与对外两个方面。中部要崛起，东北要振兴，西部要实现大开发，他们都必须在更大范围、更多领域、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国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但是各级政府皆不惜血本赴海外招商引资，争相给予外商各种优惠政策，但却忽视了去发达省份并且用同样的优惠政策吸引内资。由于多头对外而且多头之间又不能团结一致，因而提高了引资成本，牺牲了更多国内资源。因此中西部外向度比较低的地区首先要积极开展与“长三角”、“珠三角”等发达地区的经济技术合作，利用和引进他们的资金、技术、人才及先进管理经验，推进本地区产业升级。根据梯度发展理论，东部成熟产业的企业必然会陆续地向中部地区转移，但是这样的现象并没有发生，就是因为中部地区引进内资没有引进外资那样高的积极性，中部地区之间也没有相互引资的积极性，再加上吸引外资的竞争力不强，因此中部崛起一直受到缺乏资金的困扰。其次要积极开展相互之间的合作，实现优势互补。东北和中部要鼓励优势企业以资本运营带动产品运营的方式向西部地区开拓发展空间，引导过剩劳动力到西部地区就业，提高各自产品在西部市场的占有份额。
4.密切各省之间的经济联系，必须坚持互利共赢原则。只有实现互利共赢才能使区域之间的分工合作关系得到长期保持和发展。实现互利共赢：一是要反对地方保护主义，消除贸易壁垒，以贸易为纽带和动力建立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机制，对外来商品和投资真正做到“你赚钱，我发展”；二是要建立全国联网互动的各区域企业产权交易市场，以产品运营带动资本运营，以资本运营促进产品运营，发展区域金融业，提高区域之间贸易的档次和规模，最终建立自由贸易区似的区内统一大市场。只有以不断发展的贸易纽带连接的各个主体才可能有互利共赢的合作关系。
5.建立区域利益协调机制，促进全国经济一体化。由于各个区域有各自独立的经济利益，他们在发展进程中必然存在争抢在市场上属于热门的工业项目，从而造成重复建设、浪费资源问题。但是国家的最高利益是实现全国经济一体化，因而要求区域之间有密切的分工与合作，让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真正实现互利共赢。例如我们这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不能不发展农业，不能不重视粮食安全问题。中部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发达地区和粮食主产地，因而中央要求中部地区在加快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同时加快发展农业和加大粮食生产，中部地区就应该服从国家整体利益，不要盲目地争抢工业项目，更不要为了上新项目而占用大片耕地。即使干农业的利润薄也不能够见异思迁。“无农不稳”，发达地区能够持续发展得益于中部等地区发展农业的支持；“无工不富”，中部等地区因为发展农业而放慢了工业的发展，影响到致富的速度。因此，为了调动各个区域的积极性，实现全国经济一体化，中央制定的减免中部等地区的农业税和转移支付之类的政策应该加大力度，给中部地区牺牲的利益以足够的补偿。只有依靠中央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手段才能建立区域利益协调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