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中外竞技体育发展的关键因子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因子论文,中外论文,关键论文,竞技论文,体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修回日期：2015-03-29 中图分类号：G81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0560(2015)03-0105-06 竞技体育是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体育竞赛为主要特征，以创造优异运动成绩、夺取比赛优胜为主要目标的社会活动。一国竞技体育成功的主要标志是在奥运会上金牌榜排名进入“前三”，与“国家生命周期”具有一致性，从优先发展到协调发展，竞技体育崛起后基本能维持一定实力水平等[1]。20世纪80年代至今，是我国竞技体育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的30年，从奥运金牌“零”的突破到2004年金牌榜第2，2008年取代西方国家成为奥运金牌霸主，2012年金牌榜第2，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那么，近年来我国竞技体育的崛起，是否也意味着未来竞技体育的发展将产生所谓的“东方模式”或“东方经验”？梁晓龙、杨桦、秦椿林等[2-5]认为，发挥“举国体制”优势是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关键因素。笔者尝试探索与比较影响中外竞技体育发展的关键因子与我国举国体制基本体系来一窥究竟。 目前国际上探索竞技体育成功经验的研究，如西方探索影响竞技体育发展的关键因子的研究，主要包括Oakley and Green[6]、Digel[7]、Green and Houlihan[8]、UK Sport[9]的研究成果。上述研究探索影响竞技体育发展的关键因子，研究范围多以西方国家为主，大部分是西方国家的经验。相对于西方国家而言，提到竞技体育实力的进步与提升，以我国近年来在国际上竞技体育赛事的表现最为明显。因此，我国在竞技体育方面的成功经验，或许可以作为国际上竞技体育发展的借鉴。其中学者梁晓龙等[2-3]提出的举国体制12项基本体系，将我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成功发展的经验归纳出构成“举国体制”的各项基本“体系”。值得一提的是，东西方发展竞技体育存在巨大的文化差异和制度差异，我国竞技体育的成功经验也不仅仅局限于举国体制方面。笔者对影响中外竞技体育发展的关键因子进行比较，旨在抛砖引玉，希望能对我国竞技体育健康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1 国外竞技体育发展关键因子的研究现状 目前国际上探索影响竞技体育发展的关键因子的研究中，以Oakley and Green、Digel、UK Sport、Green and Houlihan的成就较为显著。事实上，这些关键因子在某种程度上是重叠或相近的。现将上述研究提出的影响竞技体育发展的关键因子分述如下： 1.1 Oakley and Green的10项影响竞技体育发展的关键因子 Oakley and Green分析比较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法国、西班牙及英国的竞技体育发展系统，探讨这些国家共同的竞技体育关键因子，并归纳提出10项影响竞技体育发展的关键因子，分别为体育界共同追求卓越的文化气氛、适当的经费、权责分工清晰与有效沟通的系统组织、行政管理组织的精简、统计及追踪选手发展的科技系统、资源有效地集中于重点项目、配合各项运动的综合计划、福利及退役生涯的准备、与国际接轨的完善竞赛计划结构、先进的器材设备。 1.2 Digel的6项影响竞技体育发展的关键因子 Digel分析比较中国、俄罗斯、美国、意大利、法国、德国、英国及澳大利亚的竞技体育发展系统(主要聚焦于田径、游泳及排球项目)，归纳出6项影响竞技体育发展的关键因子，分别为政府的支持与经费补助、经济发展良好与企业赞助、大众传播媒体的影响、通过教育系统来发展体育体系与培养人才、通过军队来发展人才、运动科学的支援服务。 1.3 Green and Houlihan的4项影响竞技体育发展的关键因子 Green and Houlihan通过分析苏联及东德的成功模式，然后依该模式分析与比较田径、游泳及帆船3项运动在澳大利亚、加拿大及英国3国的发展，归纳出4项影响竞技体育发展的关键因子，分别为全职运动员、备战国际赛事为主的比赛分级制度、训练设备设施的发展、提供教练、运动科学及运动医学的服务。 1.4 UK Sport的9项影响竞技体育发展的关键因子 UK Sport研究提出9项影响竞技体育发展的关键因子，该9项关键因子是通过研究竞技体育政策的相关文献的搜集归纳出来的，包括经费的支援、运动的参与率、科学研究、人才选择与发展系统、运动时及退役后的支持、政策发展的综合办法、教练的提供与发展、国际赛事活动的竞争、训练设施设备，并以该9项关键因子来分析比较英国、加拿大、意大利、挪威、荷兰、比利时这些西方国家的体育体系、竞技体育政策、竞技体育趋势及国际比赛的表现等。 1.5 西方竞技体育发展的关键因子研究成果评析 前述有关西方影响竞技体育发展关键因子的研究，大部分是通过文献分析及访谈所获得的西方国家的经验。其中Oakley and Green、Digel、UK Sport所提出的影响竞技体育发展的关键因子包含的方面较广，皆包含国家竞技体育的发展背景、制度及具体措施各方面。而Green and Houlihan提出的竞技体育发展关键因子仅包含国家背景及具体措施的方面，且所提出的4项竞技体育发展关键因子聚焦范围相较其他研究狭隘。再尝试从Oakley and Green、Digel、UK Sport提出的竞技体育发展关键因子研究来比较，Oakley and Green所提出的竞技体育发展关键因子虽然相较于Digel及UK Sport提出的竞技体育发展关键因子定义较为广泛及具有弹性，但也因为如此而容易有定义重叠、模糊或是不够明确清楚的问题。例如Oakley and Green提出的竞技体育发展关键因子中，有关体育界共同追求卓越文化气氛就比较抽象。而Digel提出的竞技体育发展关键因子，该研究范围仅聚焦于田径、游泳及排球项目，研究范围则太过于狭隘。此外，Digel提出以军事力量来协助竞技体育发展，以现今国际社会的背景或许有待斟酌。而UK Sport所使用9项竞技体育发展关键因子不但面向较广，包含发展背景、制度及具体措施等方面，且所提出的9项竞技体育发展关键因子内容相较于其他研究也比较明确和具体(表1)。此外，UK Sport成员又于2009及2010年在国际上较具知名度的期刊持续发表前述UK Sport 9项竞技体育发展关键因子的相关研究，如Sport Management Review或是Journal of Sport Management等期刊，更尝试提出一种混合质性及量化的研究方法，是目前国际上较为成熟的竞技体育发展策略研究成果。
2 我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基本体系 2.1 我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基本内涵 “举国体制”在体育界有多种说法，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据鲍明晓研究表明，“举国体制”大致是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之后，国家体委着手制定奥运战略，一些同志在分析我国优势项目迅速崛起原因时提出来的。当时主要是指由“一条龙”的训练体制、全运会赛制和国家队的长训制三者构成的竞技体育组织与管理方式。这种全国一盘棋的组织管理方式由于类似于“两弹一星”模式，所以被形象化地称为“举国体制”。在这之后，“举国体制”的提法经常被引用，并逐步泛化为对整个体育体制的称谓[11]。李元伟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涵义应该是以奥运会等重大国际赛事取得优异成绩为目标，以政府为主导，以体育系统为主体，以整合、优化体育资源配置为手段，动员、组织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在国家层面上形成目标一致、结构合理、管理有序、效率优先、利益兼顾的竞技体育组织管理体制[12]。梁晓龙认为，我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内涵主要是指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背景等条件下，在我国现有的竞技体育水平基础上，面对竞争日益激烈的国际竞技体育发展形势，国家相对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最大限度地调动国家和社会等各方面办竞技体育的积极性，有效地配置我国竞技体育资源，在竞技体育领域中全国上下形成合力，努力提高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水平和国际竞争综合实力，力争在以奥运会为最高层次的各类国际竞技体育大赛中夺取优异运动成绩，为祖国为人民赢得荣誉[13]。郝勤认为，中国体育的“举国体制”是指为了在较短的时间内使中国竞技体育迅速提高，在国际重大赛事中取得优异成绩，国家实施以政府为主导，以行政手段管理体育事务，以计划手段配置体育资源，形成包括以体委为中心的管理体制、专业运动队为中心的训练体制、全运会为中心的竞赛体制这样一个三位一体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14]。 笔者综合上述研究结果对于我国举国体制内涵的描述，认为我国举国体制基本内涵为在竞技体育的发展过程中，为达到国际体育比赛尤其是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优异成绩，由政府主导、指挥及配置资源，且经过长期实践与改善而形成的一种竞技体育发展制度。具体来说，举国体制的基本内涵，是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国情的基础上，以我国竞技体育的水平为基础，集中现有的人力、财力及物力等资源，并有效配置与运用相关资源，来达到提升运动水平，力争在以奥林匹克运动会为主的国际赛事上优异的表现。 2.2 梁晓龙等提出的12项竞技体育举国体制基本体系 梁晓龙等认为中国发展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是与中国社会发展到现阶段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相适应的，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竞技体育发展方式，已形成了一整套制度体系。就我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内部基本构成的基本内容而言，它是在国家全面统筹下，主要由如下几个相互联系的部分组成：1)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体育行政部门，是国家机构的有机组成部分，是贯彻和落实党和国家的体育方针政策，实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核心和支柱，起到领导、规划、组织、管理、协调全国竞技体育工作，有效配置全国竞技体育资源的重要作用。2)在国家和地方体育行政部门领导下的各级竞技体育的专业训练系统和业余训练网络系统，其中的龙头和中坚力量是国家队和各省区市竞技体育运动专业队，这是我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中，提高竞技运动技术水平的生力军，是实现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目标和奥运战略的先锋队和突击队。3)以全运会、城运会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各级各类国内竞技体育竞赛系统，这是协调和调动各级政府办竞技体育积极性有效手段和政策杠杆，也是竞技体育的特有魅力所在。四是各级政府稳定的财政预算和投入，是我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经费来源的主渠道[15]。具体地，梁晓龙等将举国体制分为12项举国体制基本体系，分别为组织领导体系、运动训练体系、后备人才培养体系、运动员文化知识教育体系、运动训练基地体系、运动竞赛体制、科技和信息服务系统、反兴奋剂系统、对外联络体系、激励奖励体系、经费保障体系、运动员保障体系[2-3]。 3 我国举国体制基本体系与西方影响竞技体育发展关键的因子的比较 分别比较UK Sport与梁晓龙等提出的“关键因子”与“基本体系”的内涵，从研究者自行整理的梁晓龙等我国举国体制基本体系与UK Sport西方影响竞技体育发展的关键因子比较(表2)来审视如下： 1)UK Sport的经费支援与梁晓龙等的经费保障体系都有政府对竞技体育所提供财政或预算上的支持。 2)UK Sport的科学研究与梁晓龙等的科技和信息服务系统都将科学运用在竞技体育的措施上，然而梁晓龙等的科技和信息服务系统不仅有科技服务系统，更涵盖国际竞技体育情报的服务。 3)UK Sport的人才选择与发展系统涵盖后备人才的发掘与筛选及其未来运动生涯发展的规划，与梁晓龙等所论述的我国举国体制中运动员文化知识教育体系、运动训练体系相比较，都有对竞技体育人才发展相关的制度设计。 4)UK Sport所谈体育的参与率中有关提升体育人口比例，与梁晓龙等所谈我国举国体制基本体系的后备人才培养体系，都是提升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方式。 5)UK Sport所提的运动时及退役后的支持，与梁晓龙等的运动员保障体系，都是针对运动员的生涯发展提供相对的支持与保障。 6)UK Sport所提的国际赛事活动的竞争，为竞赛制度的完善设计、参与国内外比赛的机会等，与梁晓龙等的运动竞赛体制，为一系列国内外竞赛系统，都是针对竞技体育赛制所提出的规划与设计。 7)UK Sport的训练设施设备与梁晓龙等的运动训练基地体系都是对运动设备与设施的关注。 8)UK Sport提出政策发展的综合办法，为目标明确一致性的政策及良好的组织分工，与梁晓龙等的我国举国体制基本体系的组织领导体系，为落实配合举国体制的各项方针、政策和措施的各类型的体育行政组织系统，都提到明确体育政策及体育行政组织上的规划与分工。 9)UK Sport提出有关教练的提供与发展，也被包含在梁晓龙等提出的运动训练体系之中，且举国体制运动训练体制除了教练，体育相关人员的部分也列入其中。 综上，可以发现梁晓龙等提出的12项举国体制基本体系，其内涵与UK Sport所提出的9项竞技体育发展关键因子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或重叠的部分。除此之外，举国体系不但涵盖前述西方竞技体育发展关键因子，更包括西方经验所没有提到的几个方面，例如对外联络体系，为泛指国际体育业务与交流的机构；反兴奋剂体系，为反禁药制度的设计；以及激励奖励体系，为对于竞赛成绩有功人员奖励。其中对外联络体系的设置可以促进选手、教练及裁判的交流，让从事竞技体育的相关人员从经验交流中获得进步与成长；反兴奋剂体系更可以通过对药物的筛检，事先预防可能在国际上重大赛事获得奖牌的选手在赛后被检测出药物反应；而奖励体系则让选手在精神与物质上获得鼓励。
4 结束语 从西方国家发展竞技体育的关键因子及我国举国体制基本体系相关文献中发现，世界各国竞技体育的发展有其重叠与相似性，各国竞技体育策略也存在着一种相似、趋同性。在西方国家影响竞技体育发展的关键因子研究中，目前以UK Sport团队的研究较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青睐，而在我国则以梁晓龙等归纳与整理出的举国体制基本体系更具代表性。两者所提出的基本体系与关键因子从其内涵来审视均为竞技体育发展的成功经验。我国举国体制“基本体系”与西方竞技体育发展的“关键因子”，两者在内涵上有某种程度上的相似与重叠。北京奥运会我国取得51枚奥运金牌，排名世界第1。或许有人会批评说动员国家资源发展竞技体育，无法真实地反映整个国家的国民体育素质。然而构成我国举国体制的12项基本体系，不仅蕴含西方先进国家竞技体育发展的关键因子，即所谓的竞技体育发展“西方经验”。从我国竞技体育近年来在国际上的表现来看，其更有可能取代西方成为世界竞技体育新霸主的趋势。原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在2008年中国国家体育局长会议中更表示，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我国体育的举国体制[16]。因此未来我国举国体制或许可能成为世界各国发展竞技体育时不能忽视的参考对象。 实践证明，各国发展自己的竞技体育都有自己的特殊性。竞技体育源自19世纪的西方世界，鸦片战争后，我国被动接受这一文化形式，在这一文化交流过程中，我们并没有按照西方的方式发展竞技体育。我们根据自己的国情，采取“举国体制”的方式发展竞技体育，这才导致我国竞技体育在短短几十年快速赶上并超越绝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竞技体育全球化的结果是“和而不同”。现代竞技体育相互借鉴、融合的趋势较为明显。美国是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可这几年美国也在学习我国的经验，西方一些国家借鉴我国举国体制的做法，如日本启动的“黄金计划”，澳大利亚的“人才发掘计划”，英国也加大政府扶持力度，并在北京奥运会、伦敦奥运会取得很好的效果。然而，西方竞技体育发展关键因子和我国举国体制基本体系两者的内涵与意义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似的。随着我国在国际赛事中成绩明显提升，未来在国际竞技体育上是否会产生所谓的竞技体育“东方模式”或“东方经验”，成为世界各国推广竞技体育仿效的对象，是值得关注的议题。 当然，世界竞技体坛格局的改变不是偶然的，必有其形成与发展的客观规律，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利的因素。合理开发、利用及配置竞技体育人力、财力、物力、信息、科技、体制等资源是各国竞技体育保持持续发展的重要成功经验，而社会经济发展条件的限制及竞技体育内部管理体制、运行机制不善、竞技体育融资体系发育不全等是制约奥运会失利国家竞技体育发展的重要因素[17]。经过8届奥运会的洗礼，我国竞技体育在“以奥运会为最高目标，缩短战线、突出重点、集中优势”“不管什么项目只要能拿牌升旗就要上”的奥运战略目标实现的同时，也付出了竞技项目发展不平衡、运动员伤病缠身和文化教育缺失等代价[18]。因此，奥运战略中拿什么金牌和如何拿金牌是竞技体育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迈向世界体育强国的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模式的转型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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